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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王阳明心学格局的形成 作者：李承贵（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来源：《河北学刊》2020年第6期 摘 要：阳明心学格局的形成是多种元素聚合之果，这些元素至少包括接引弟子、刻印语录、修葺书院、处理事务、协调分歧、抵御毁谤、心灵陪伴、分化一方等。此八种元素各以其特殊功能为阳明心学输送有益血液，成为阳明心学成长的基础；而且，它们相互贯通、相互支援，从而构成以阳明心学为核心，对内可以激活自身、对外可以抵御威胁的学术共同体。这提示我们，作为人文理念的阳明心学乃是由具有社会科学属性的元素综合、转化、升华而来。由此，我们不仅能把握阳明心学格局形成的真实脉络，而且能获得分析和评论阳明心学之形成的可靠数据，从而确立对阳明心学的理性认知。 关键词：王阳明心学； 格局； 形成； 所谓“王阳明心学格局”，是指王阳明去世前所形成的心学格局，其时段为1522—1528年。这是因为：第一，以绍兴为中心辐射全国的心学思潮业已形成；第二，阳明心学的核心概念基本确立，心学思想体系完成；第三，讲学活动盛况空前，弟子众多且分化各地。那么，这种格局究竟是怎样形成的？其原因与脉络如何？表现出怎样的特点？以往虽有许多智慧的探讨，但似乎未能提供令人满意的答案。本文拟由接引弟子、刻印语录、修葺书院、处理事务、协调分歧、抵御毁谤、心灵陪伴、分化一方等八个方面展开深入考察，以为探寻阳明心学格局形成的原因、脉络及特点提供新的论述。 一、接引弟子以建设队伍 阳明心学格局形成的基本条件之一，就在于拥有学术队伍，而心学的队伍建设和壮大得益于学生为王阳明广接弟子；而且，王阳明的学生自己也招收弟子，从而使阳明心学的队伍在王阳明生前就呈现出蔚为壮观之气象。 黄绾（1480—1551）虽入门较晚，然为王阳明接引弟子不遗余力。其接引的著名弟子有梁仲用、顾惟贤、王元正、应良、汪景颜、林以吉、郑继之、施存宜、壻高洵等。1512年，黄绾回天台，梁仲用等三人忧心学无所依，黄绾便向三人推荐王阳明：“阳明先生在矣，子日亲之，其终染乎？……况先生尚留数月，二三子勉以亲之，毋徒戚戚。”[1]（P147）安慰三人只要天天亲近王阳明，必学有所成，没有必要悲观失望。他介绍郑继之入门：“近至越，会阳明，其学大进。所论格致之说，明白的实，于道方有下手，真圣学秘传也。坐问每论执事资禀难得，阳明喜动于色，甚有衣钵相托之意，执事可一来否？天地间此担甚重，非执事无足当之者。诚不宜自弃。”[1]（P344）黄绾盛赞王阳明的学问，而且透露王阳明有意让郑氏继承衣钵，这不能不令郑氏心弛神往。他肯定壻高洵拜师于王阳明的意愿，并乐意牵线：“欲往阳明先生门下受业，此意甚好，已备道之。”[1]（P349）薛侃（1486—1545）作为较早入门的学生，为王阳明接引弟子亦尽其所能。他先后引介杨仕鸣、杨仕德、余士斋、林文及乃兄薛俊等家人拜师于王阳明。杨毅斋兄弟因受薛侃影响而远赴赣州拜师：“遇中离，闻阳明先生之教，遂赴赣州，数月有省。”[2]（P251）他游说兄长薛俊等亲人拜师于王阳明：“时宗朱《传》，弟侃事阳明夫子于南畿，登第归省，因闻其说，叹曰：‘昔闻昆斋先生之论，亦有然者。此乃见人心至同，圣学在是矣。’遂率其弟侨、子宗铠而师之。”[2]（P253）他劝余士斋拜师于王阳明：“正德戊寅，应贡北上，遇中离于南监，中离曰：‘吾人之学必有印证，方能统会宗元。……有阳明先生在，如欲进见，请为先容。’乃入见，先生闻其笃行，待以殊礼，坐有倾而别。”[2]（P255）薛侃为王阳明接引弟子的同时，自己也广招弟子———“讲学中离山。日与士友讲习不辍。四省同志闻风远来，各自架屋以居，会文孝德，兴发益多。”[2]（P523）由此为阳明心学培养了第二代传人。 邹守益（1491—1562）也为壮大心学队伍作出了重要贡献。邹德涵说：“先是，邑中数十辈走越中受学王公。王公时有军旅之冗，谓之曰：‘而党归!而邑自有师也。’于是邑中数十辈遵王公命，求绍介，愿受学府君。”[3]（P1362）邹守益家乡数十人千里赴越求学于王阳明，然王阳明劝这些人回江西拜师于邹守益。邹守益任职广德时招收了大批弟子，所谓“予之官广德也，四方之士不鄙弃予，相从于务内之学”[4]（P38）。比如，有王子祥来学：“壁山卢君养正，司教宁国，介吾友王天民，遣其子祥以来学。”[4]（P38）有程元静来学：“程元静，名清；郑景明，名烛。自徽来学于广德，与之语益恶至中之学，欣然若有得也。”[4]（P42）有葛子开来学：“葛子开自扬州来学，请问良知之教。”[4]（P43）而以徽籍求学者居多：“徽之同志切磋者，若鲍氏、程氏、潘氏、胡氏、戴氏、谢氏、李氏、吴氏、方氏、洪氏、余氏、王氏，皆预闻后稷氏之术也。”[4]（P70）无疑，这些学者理所当然地成为王阳明的再传弟子，使阳明心学在广德地区后继有人。作为王阳明归乡后的早期入室弟子，钱德洪（1496—1574）与王畿（1498—1583）也为王阳明接引弟子作出了突出贡献。未成为“教授师”之前，钱德洪已为王阳明接引了众多弟子。《王阳明年谱》云：“德洪昔闻先生讲学江右，久思及门，乡中故老犹执先生往迹为疑，洪独潜伺动支，深信之，乃排众议，请亲命，率二侄大经、应扬及郑寅、俞大本，因王正心通贽请见。明日，夏淳、范引年、吴仁、柴凤、孙应奎、诸阳、徐珊、管州、谷钟秀、黄文涣、周于德、杨珂等凡七十四人。”[5]（P1416）钱德洪率众亲友70余人拜王阳明为师。在绍兴侍讲期间，钱德洪、王畿深得王阳明的信任，被委任为助教。何桥远说：“守仁在越七年，德洪自归省外，无日不侍左右。……士及守仁之门者，守仁使德洪先引导之，俟志定有入，方与请见。”[6]（P396）钱德洪除了归省之外，天天侍奉在王阳明左右，为求学者作引导。赵锦说：“从者日益众，四方学者踵至，阳明不能卒遍，且不欲骤与语，则属先生与绪山辈先为导迪，而先生和厚近人，随机启发，事多乐从。就其所兴起，亦视绪山诸君子为独多。”[7]（P828）由于“和厚近人，随机启发”之特质，王畿比钱德洪等引介的弟子为数更多。可见，钱、王二人直接参与了王阳明招收弟子之事。王艮（1481—1540）也为壮大心学队伍作出了独特贡献。他曾介绍父亲、侄子等亲人拜王阳明为师：“嘉靖四年乙酉……春正月，往会稽。先生奉守庵公如会稽，并诸子侄以从。”[8]（P1655）他还以“教授师”身份为王阳明接引弟子：“嘉靖三年正月，子补生。往会稽，请筑书院，以居四方学者。文成每令先生传谕焉。”[8]（P1567）而拜王艮为师者，亦络绎不绝。1526年，“泰州林春、王栋、张淳、李珠、陈芑数十人来学”[9]（P72）。1527年，“扬州王俊、本州宗部、朱、朱恕、殷三聘来学”[9]（P72）。1528年，“时广信永丰俞文德入山习静，作书招之。俞得书，即出山受学”[9]（P72）。事实上，王阳明去世之前，泰州学派的学术队伍已然成形，并成为阳明心学的一支生力军。 值得注意的是，王阳明十分重视心学队伍建设，这从他给陆原静的信中可得到反映：“近得施聘之书，意向卓然出于流辈。往年尝窃异其人，今果与俗不同也。闲中曾相往复否？大事今冬能举得，便可无他绊系，如聘之者，不妨时时一会。穷居独处，无朋友相砥切，最是一大患也。贵乡有韦友名商臣者，闻其用工笃实，尤为难得，亦曾一相讲否？”[10]（P241）信中提到施聘之、韦商臣二人，王阳明的评价分别是“卓然出于流辈”、“用工笃实，尤为难得”，要求陆原静与二人交往并引见。这就是说，王阳明非常用心于招揽优秀人才，所以他对黄绾、薛侃接引弟子的工作均给予充分肯定和赞扬。王阳明对黄绾说：“闻接引同志孜孜不怠，甚善甚善!”[10]（P222）他在给薛侃的信中说：“书来，谓仕鸣、海崖大进此学，近得数友皆有根力，处久当能发挥。幸甚!闻之喜而不寐也。”[10]（P222）概言之，王阳明心学的队伍之所以能够建立并持续壮大，与其学生接引弟子的努力是分不开的。作为一种学术思潮，阳明心学存活的第一基础是学术队伍，没有这个主体基础，阳明心学格局形同于空中楼阁。而这个主体基础又必须具备三个条件：一是数量，须有一定规模；二是质量，须有文化之人，无学识者不足以成为阳明心学的主体；三是同志，须信奉阳明心学，不信奉者自然不可能成为阳明心学的主体。无疑，王阳明的首批学生所接引的弟子绝大多数具备上述三个条件，由此为阳明心学的学术队伍建设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二、刊刻语录以警发同志 王阳明对“立文字”并不在意，故当邹守益请示刻印其文稿时，他回答：“不可。吾党学问，幸得头脑，须鞭辟近里，务求实得，一切繁文靡好。传之恐眩人耳目，不录可也。”[11]（P231）但显然，若不是其弟子对王阳明讲学的内容予以记录，后人无从知晓其思想，更无所谓阳明心学。所以，阳明心学格局的形成与其弟子刊刻其语录有着密切关联。 王阳明的代表作《传习录》，即由其学生记录、刊刻才得以保存下来。据文献显示，记录王阳明讲学内容的始作俑者是其弟子徐爱。徐爱说：“爱朝夕炙门下，但见先生之道，即之若易，而仰之愈高；见之若粗，而探之愈精；就之若近，而造之愈益无穷。十余年来，竟未能窥其藩篱。世之君子，或与先生仅交一面，或犹未闻其馨欬，或先怀忽易愤激之心，而遽欲于立谈之间，传闻之说，臆断悬度。如之何其可得也？从游之士，闻先生之教，往往得一而遗二。见其牝牡骊黄，而弃其所谓千里者。故爱备录平日之所闻，私以示夫同志，相与考正之。庶无负先生之教云。”[10]（P1）这段话道出了记录王阳明语录的原因：一是感叹王阳明学问的高明，如失传太可惜；二是消除存疑者对王阳明学问似是而非的理解；三是让求学者能够全面、准确地了解王阳明学问之内容。当然还有一个实际的好处，就是可将王阳明语录携带于身边，随时阅读，以起到警醒催发之效。徐爱说：“今备录先生之语，固非先生之所欲，使吾侪常在先生之门，亦何事于此，惟或有时而去侧，同门之友又皆离群索居。当是之时，仪刑既远而规切无闻，如爱之驽劣，非得先生之言时时对越警发之，其不摧堕废者几希矣。”[5]（P1738）查《传习录》，徐爱所记王阳明语录共14条，根据陈荣捷的考证，徐爱所录已散失若干条[12]（《概说》，P3）。另一门生陆原静也为记载王阳明语录作出了贡献。王阳明说：“原静虽在忧苦中，其学问功夫所谓‘颠沛必于是’者，不言可知矣，奚必论说讲究而后可以为学乎？南元善曾将原静后来论学数条刊入《后录》中，初心甚不欲渠如此，近日朋辈见之，却因此多有省悟。始知古人相与辩论穷诘，亦不独要自己明白，直欲共明此学于天下耳。盖此数条，同志中肯用功者，亦时有疑及之。然非原静，则亦莫肯如此披豁吐露；就欲如此披豁吐露，亦不能如此曲折详尽。故此原静一问，其有益于同志，良不浅浅也。自后但有可相启发者，不惜时寄及之，幸甚幸甚!”[10]（P240—241）王阳明发现诸友因陆原静所录而受启发、切磋讨论并共同提高，十分开心，所以用“幸甚幸甚”表达对陆原静记录的肯定。黄宗羲也认同陆原静记录的价值：“《传习录》自曰仁发端，其次即为先生所记。朋友见之，因此多有省悟，盖数条皆切问，非先生莫肯如此吐露，就吐露亦莫能如此曲折详尽也。故阳明谓：‘曰仁殁，吾道益孤，致望原静者不浅。’”[13]（P336）看来，陆原静所录的确产生了积极影响，使对“立文字”不感兴趣的王阳明也改变了态度。正是因为有了徐爱、陆原静的发端，才有了此后对王阳明语录的持续刊刻。 记载王阳明语录发生转折性变化，是在王阳明主政南赣时期，当时侍讲的王阳明门生薛侃，收集到徐爱所录及其序、跋、引言，又收集到陆澄所录，加上他自己所录35条，刻于赣州。《王阳明年谱》云：“八月，门人薛侃刻《传习录》。侃得徐爱所遗《传习录》一卷，序二篇，与陆澄各录一卷，刻于虔。”[5]（P1358）薛侃说：“先生之言始录自赣，曰《传习录》，记其答问语也。”[2]（P208）其中提到《传习录》的刻录是自薛侃开始的，而其所刻内容为王阳明与学生的答问。由于徐爱、陆原静所记王阳明语录并未刻录，不利于保存和传播，因而薛侃的刻录是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南大吉（1487—1540）所刻“文录”，正是在薛侃所录的基础上完成的。1518—1524年的六年间，王阳明讲学、书信增加了许多新内容，而南大吉也收集了一些新的语录。因此，将王阳明所有语录重新整理、刻录乃客观形势使然。此外，由于原来所录“行者不易挟，远者不易得”，因而南大吉希望做成携带便捷的小本子。他说：“是录也，门弟子录阳明先生问答之辞、讨论之书，而刻以示诸天下者也。”[14]（P63）而更为内在的原因，是南大吉对阳明心学的痴迷、信奉———于其文“朝观而夕玩，口诵而心求”，于良知说“自信之笃”，认为《传习录》所阐发的“道”通天地、贯古今、和人心。南大吉说：“某也从游宫墙之下，其于是《录》也，朝观而夕玩，口诵而心求，盖亦自信之笃。而窃见夫所谓道者，置之而塞乎天地，溥之而横乎四海，施诸后世而无朝夕，人心之所同然者也。”[14]（P63）正是基于这些原因，南大吉才“命逢吉弟校续而重刻之，以传诸天下”[14]（P63）。《王阳明年谱》云：“十月，门人南大吉续刻《传习录》。《传习录》薛侃首刻于虔，凡三卷。至是年，大吉取先生论学书，复增五卷，续刻于越。”[5]（P1427）《传习录》为阳明心学之精华，南大吉将其刻录成小册子，便于携带，便于阅读，便于流传，也有利于求学者迅速掌握阳明心学要旨，从而极大地推动了阳明心学的传播。邹守益刻所录《阳明文稿》，被称“广德版”。《王阳明年谱》云：“守益录先生文字请刻。先生自标年月，命德洪类次，且遗书曰：‘所录以年月为次，不复分别体类，盖专以讲学明道为事，不在文辞体制间也。’明日，德洪掇拾所遗请刻，先生曰：‘此便非孔子删述《六经》手段。三代之教不明，盖因后世学者繁文盛而实意衰，故所学忘其本耳。比如孔子删《诗》，若以其辞，岂止三百篇；惟其一以明道为志，故所取止此。例《六经》皆然。若以爱惜文辞，便非孔子垂范后世之心矣。’德洪曰：‘先生文字，虽一时应酬不同，亦莫不本于性情；况学者传诵日久，恐后为好事者搀拾，反失今日裁定之意矣。’先生许刻附录一卷，以遣守益，凡四册。”[5]（P1440）拗不过邹守益的热忱，“顽固”的王阳明才许诺刻录，但给予指示：第一，他亲自对所有文章、书信标明年月；第二，去粗取精，照例《六经》，删去枝叶末节文字；第三，不追求文彩，唯以讲明圣人之道为事。由于具备了这三个要素，这成为南大吉之后又一重要刻录。连王阳明看到后也倍感欣慰：“先生读《文录》，谓学者曰：‘此编以年月为次，使后世学者，知吾所学前后进诣不同。’”[6]（P184）无疑，邹守益的刻录，由于在内容和形式上均有新的变化，因而对阳明心学的传承、传播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阳明心学的传承需要载体，语录的刊刻是当时最有效的载体，而且这个载体在刻录实践中被不断优化：小巧化以方便携带，数量化以促进普及，真实化以助益研究。因此，王阳明语录的刻录对于阳明心学的传承、传播以及警醒启发同志都产生了重要的作用。黄绾曾高度肯定刻录王阳明语录的意义：“刻梓以行，庶传之四方，垂之来世，使有志之士知所用心，则先生之学之道为不亡矣。”[5]（P1755—1756）而东正纯的评价：“大吉建首善书院，刻《传习录》，大徇同志。文成之学盛于天下，大吉之功居多矣。”[12]（P128）殆无溢美。 三、修葺书院以搭建平台 兴于唐、盛于宋的书院，既是讲学之场所，亦为交流之平台，对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传播、发展和演变产生过深远影响。阳明心学之传播，可谓得益于书院的支持，而书院的建造完全是王阳明学生努力之结果。 1522—1528年，正是阳明心学鼎盛时期，求学者纷至沓来，聚集于绍兴。钱德洪说：“环先生之室而居，如天妃、光相、能仁诸僧舍，每一室常合食者数十人，夜无卧所，更番就席，歌声彻昏旦。南镇、禹穴、阳明洞诸山、远近古刹，徙足所到，无非同志游寓之地。先生每临席，诸生前后左右环坐而听，常不下数百人。送往迎来，月无虚日，至有在侍更岁，不能追记其姓字者。”[6]（P186）这段描述传递了两个不对称信息：一是阳明心学繁荣兴旺；二是房舍严重短缺。因而刻不容缓者是扩增房舍和讲学场所。南大吉看在眼里，急在心头。王阳明说：“越城旧有稽山书院，在卧龙西冈，荒废久矣。郡守渭南南君大吉既敷政于民，则慨然悼末学之支离，将进之以圣贤之道。于是使山阴令吴君瀛拓书院而一新之，又为‘尊经’之阁于其后。”[10]（P285）南大吉雷厉风行，因陋就简，在稽山书院旧址上进行维修、扩增，旋即完成。稽山书院重修扩建后，成为王阳明讲学布道的重要场所，也成为求学者聚集的中心，阳明心学的影响迅速扩大，吸引了无数学子。《王阳明年谱》云：“于是辟稽山书院，聚八邑彦士，身率讲习以督之。于是萧谬、杨汝荣、杨绍芳等来自湖广，杨仕鸣、薛宗铠、黄梦星等来自广东，王艮、孟源、周冲等来自直隶，何秦、黄弘纲等来自南赣，刘邦采、刘文敏等来自安福，魏良政、魏良器等来自新建，曾忭来自泰和。宫刹卑隘，至不能容。盖环坐而听者三百余人。先生临之，只发《大学》万物同体之旨，使人各求本性，致极良知以至于至善，功夫有得，则因方设教，故人人悦其易从。”[5]（P1423—1424）而从中国古代书院史的角度看，稽山书院对阳明心学格局的形成也产生了深远影响：“从正德十六年九月到嘉靖六年九月，王阳明在余姚专事书院教育整整六年。这是他晚年广授门徒、创立学派和发展学说的创立时期，其间他将‘知行合一’说发展到‘致良知’说的新水平，建立了一套具有独立的哲学范畴和独立的教育范畴的新儒家学说，这就是阳明学。”[15]（P687） 1522年，王艮来到绍兴悼念王阳明的父亲，惊讶地发现四方学者日聚绍兴，即便用上道院僧房也无法容纳，便思量建造书院以调度之。“时阳明公以外艰家居，四方学者日聚其门，道院僧房至不能容。于是先生为构书院，调度馆谷以居，而鼓舞开导多委曲其间，然犹以未能遍及天下。”[9]（P70）王艮心急如焚，为书院的建造四处张罗，所谓“同门王艮、何秦等乃谋建楼居斋舍于至大寺左，以居来学”[5]（P1472）。自1522年始，经过王艮的不懈努力，终于1525年落成，是为阳明书院。《王阳明年谱》云：“十月，立阳明书院于越城。门人为之也。书院在越城西郭门内光相桥之东。”[5]（P1432）阳明书院位于绍兴府城北至大寺左，由王阳明门人王艮等建造。无疑，阳明书院的建造，不仅缓解了求学者的住宿难题，而且增加了讲学问道、切磋交流的场所。王阳明即便远在广西，仍然关心书院的运行状况：“绍兴书院中间同志，不审近来意向如何？德洪、汝中既任其责，当能振作接引，有所兴起。会讲之约但得不废，其间纵有一二懈弛，亦可因此夹持，不致遂有倾倒。”[10]（P249）他对书院的维修更是慷慨解囊：“书院规制，近闻颇加修葺，是亦可喜。寄去银二十两，稍助工费。墙垣之未坚完及一应合整备者，酌量为之。”[10]（P250）可见，王艮所建书院实际上已成为阳明心学在绍兴的又一重要活动中心，并深得王阳明的重视和嘉许。 邹守益也在其任职之地积极建造书院，以传播阳明心学。邹守益说：“嘉靖丙戌秋七月，新作复初书院成。”[4]（P315）其建造复初书院的目的是“易恶至中，复天爵之初”，以疗治当世顽疾，而且不会为“十金之产、一命之位”所动摇。兴建复初书院之事很快为王阳明所知，他迅速予以称赞和指示：“书院新成，欲为诸生择师，此诚盛德之事。但刘伯光以家事促归，魏师伊乃兄适有官务，仓卒往视；何廷仁近亦归省，惟黄正之尚留彼。意以登坛说法，非吾谦之身自任之不可。”[10]（P226）书院以传播阳明心学为要务，所以需要请学者主讲，王阳明认为邹守益就是最合适的人选。王阳明对该书院院规给予了充分肯定：“书院记文，整严精确，皆是直写胸中意见，一洗近儒影响雕饰之习，不徒作矣。”[10]（P228）王阳明高足钱德洪、王畿、王艮等先后来书院主持讲席———“邹守益守广德州，筑复初书院以讲学，德洪与王畿、王艮前后来主讲席。”[16]（P430）因此，复初书院的建造，无疑为传播阳明心学提供了重要场所，特别是对于强化阳明心学在皖南地区的影响发挥了巨大作用。耿定向说：“撤淫祠，建复初书院，延同门王心斋艮暨诸贤讲学兴礼，风动邻郡。宁、徽、池、太间，志学风至今冠江左，先生启之也。”[3]（P1383） 不难看出，书院的建造使阳明心学有了固定的讲学、传播场所，求学者可以自由地切磋、自主地安排讲会、结交朋友和同志，还可以借宿于书院，从而极大地推动了阳明心学的传播与发展。事实上，除绍兴外，王阳明的学生在其他地区亦纷纷建造书院，应典在永康、薛侃在潮汕、王艮在泰州、邹守益在吉安、南大吉在关中等都建有书院，成为传播和发展阳明心学的重要根据地。 四、分担事务以消除内顾 这里的事务包括公务和家务。担任公职的王阳明，在公务忙不开时需要有人协助处理；作为家庭成员的王阳明，若无暇照顾家务时亦需要有人协助料理。可以说，正是众弟子为王阳明分担了公务、家务，使得他能够从繁忙的公务、家务中腾出时间专注于学问。 在主政南赣时期，王阳明公务特别繁忙，当时为他分担公务、家务最多的是薛侃。1517年，王阳明在写给薛侃的信中就提及让他处理公务、家务受累之事：“即日已抵龙南，明日入巢，四路兵皆已如期并进，贼有必破之势。……若诸贤扫荡心腹之寇，以收廓清平定之功，此诚大丈夫不世之伟绩。数日来谅已得必胜之策，捷奏有期矣。……廨中事以累尚谦，想不厌烦琐。小儿正宪，犹望时赐督责。”[10]（P188）此时的王阳明正忙于扫荡贼寇，但仍牵挂公务、家务，故有“廨中事以累尚谦，想不厌烦琐”之问。而在1518年的两封信中，他都提及感谢诸公为其分担公务、家务之事：“小儿劳诸公勤勤开诲，多感多感!昔人谓教小儿有四益。验之果何如耶？正之闻已到，何因复归？区区久顿于外，徒劳诸友往返，念之极切悬悬。今后但有至者，须诸君为我尽意吐露，纵彼不久留，亦无负其来可也。”[10]（P191）所谓“诸公”，当指薛侃等弟子。信中不仅提及小儿教育之事，而且提及接待来访学友之事，并提出了建议，也对薛侃等表示了感谢。他稍后又敦促薛侃用心教育其小儿：“小儿劳开教，驽骀之质，无复望其千里，但得帖然于皂枥之间，斯已矣。门户勤早晚，得无亦厌琐屑否？”[10]（P192）可见，薛侃及其他弟子分担了王阳明主政南赣时期的公务、家务。 邹守益则在王阳明平定叛乱的过程中提供了重要帮助。朱宸濠叛乱伊始，邹守益便赶赴军中：“十四年六月，命勘福建叛军。行至丰城而宁王宸濠反，知县顾佖以告。守仁急趋吉安，与伍文定征调兵食，治器械舟楫，传檄暴宸濠罪，俾守令各率吏士勤王。都御史王懋中，编修邹守益，副使罗循、罗钦德……咸赴守仁军。”[17]（P5162）而在王阳明与众人商讨是否应平叛时，邹守益给予了坚定的支持。王畿说：“夫宸濠逆谋已成，内外协应，虐焰之炽，熏灼上下，人皆谓其大事已定，无复敢撄其锋者。师之回舟吉安，倡义起兵也，人皆以为愚，或疑其诈。时邹谦之在军中，见人情汹汹，入请于师。师正色曰：‘此义无所逃于天地之间。使天下尽从宁王，我一人决亦如此做，人人有个良知，岂无一人相应而起者？若夫成败利钝，非所计也。’”[5]（P1774）邹守益支持王阳明“天地大义”之举，敬佩其不计得失的气概。为了增强军力，王阳明命邹守益组织家族子弟加入军营，邹守益无丝毫懈怠———“宸濠反，先生闻变，率昆季群从趋吉郡，从义起兵。王公喜曰：‘君臣师友，义在此举矣!’”[3]（P1383）邹守益也与王阳明商讨对策，为其分忧：“先生在吉安，守益趋见曰：‘闻濠诱叶芳兵夹攻吉安。’先生曰：‘芳必不叛。诸贼旧以茅为屋，叛则焚之。我过其巢，许其伐巨木创屋万余。今其党各千余，不肯焚矣。’益曰：‘彼从濠，望封拜，可以寻常计乎？’先生默然良久曰：‘天下尽反，我辈固当如此做。’益惕然，一时胸中利害如洗。次早复见曰：‘昨夜思之，濠若遣逮老父奈何？已遣报之，急避他所。’”[5]（P1393—1394）可见，在王阳明平息叛乱的战斗中，邹守益提供了及时且重要的帮助。这或许是聂豹有如此评价的原因：“先生起兵勤王，公响应倡义，周旋军旅，赞画居多。”[18]（P519）阳明心学格局的形成，平定朱宸濠叛乱是一个标志性事件（1）1，而邹守益在此事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回到绍兴的王阳明，虽然基本上没有公务处理，但由于声名显赫而需迎来送往，又因学识著闻而要指导生徒，自然无暇顾及家务，而刚入门的钱德洪、王畿正好成为王阳明的得力助手。王阳明说：“家事赖廷豹纠正，而德洪、汝中又相与薰陶切劘于其间，吾可以无内顾矣。”[10]（P249）虽然家务由管家魏廷豹主持，但钱德洪、王畿也熏陶、切磋相正于其中，使得王阳明可以不为家务而分心。而钱、王二人所照管的家务主要是负责对晚辈的教育。王阳明说：“九、十弟与正宪辈，不审早晚能来亲近否？或彼自勉，望且诱掖接引之。谅与人为善之心，当不俟多喋也。魏廷豹决能不负所托，儿辈或不能率教，亦望相与夹持之。”[10]（P249）王阳明叮嘱钱德洪、王畿，一定要协助魏廷豹将家务管理好，特别是对儿辈的教育，决不能有半点儿放松。王阳明还要求他们对小弟守俭、守文及儿子正宪严加管教，因为不严厉成不了才。王阳明说：“守俭、守文二弟，近承夹持启迪，想亦渐有所进。正宪尤极懒惰，若不痛加针砭，其病未易能去。父子兄弟之间，情既迫切，责善反难，其任乃在师友之间。想平日骨肉道义之爱，当不俟于多嘱也。”[10]（P250）王阳明为什么如此仰仗钱、王二人呢？因为他认为，亲情之间容易产生激动情绪，从而影响教育效果。在《岭南寄正宪男》中，王阳明再次叮嘱钱德洪、王畿不要辜负他的重托，要将家中诸事调理好：“家中凡百皆只依我戒谕而行。魏廷豹、钱德洪、王汝中当不负所托，汝宜亲近敬信，如就芝兰可也。”[19]（P1086—1087）意谓只要这些年纪小的弟弟和儿子能够亲近钱、王二人，就能得到良好的教育。可见，钱德洪、王畿除了做“教授师”之外，还是家务总管，特别是在教育晚辈方面，成为王阳明的左膀右臂。这些信是在1527年9月王阳明离开绍兴后写的，但其内容清晰地透露，即便王阳明在绍兴时，亦是钱、王二人帮助料理家务的。因此，钱、王二人不仅为壮大心学队伍作出了重要贡献，其在后勤保障上亦功不可没。 总之，薛侃、邹守益、钱德洪、王畿等在不同时期为王阳明分担了公务和家务，使他不为公务、家务所纠缠而能够专注于心学的思考和建构。对此，王阳明心存感激，所谓“小儿劳诸公勤开诲，多感多感”，所谓“德洪、汝中又相与薰陶切劘于其间，吾可以无内顾矣”。因此，如果说阳明心学格局的形成与其不为公务、家务分心存在密切关联的话，那么，其弟子在分担公务、家务方面的付出颇值得重视。 五、协调分歧以清除障碍 相关文献显示，阳明心学自创立之初便遭到异议和攻击。比如，“是年（1505年）先生门人始进。学者溺于词章记诵，不复知有身心之学。先生首倡言之，使人先立必为圣人之志。闻者渐觉兴起，有愿执贽及门者。至是专志授徒讲学。然师友之道久废，咸目以为立异好名”[5]（P1352）。所谓“咸目以为立异好名”，即质疑王阳明“身心之学”。再如，“留都时偶因饶舌，遂至多口，攻之者环四面。取朱子晚年悔悟之说，集为定论，聊借以解纷耳”[10]（P194）。所谓“攻之者环四面”，即指留都时“四面环敌”。那么，面对质疑和攻讦，王阳明及其弟子是如何应对的呢？ 魏校（1483—1543）是攻讦王阳明的典型代表之一，由于其官居高位，门徒众多，故黄绾对其格外留心。黄绾找到魏校的好友邵思抑，希望他能从中调和。黄绾说：“闻魏君子才学行绝出，仆极倾仰，但与阳明时有门户之驰，浅陋念此，不堪忧怅，惟恨无由一讯其故。然求吾道于此时，真所谓不绝如线。海内有志如吾徒，能有几人？只此几人而又分裂如此，不肯合并切磋、深求至当，往往自高自止，转向讥刺如世俗。斯道一脉，岂不自吾徒坏也？阳明素知其心如白日，决无此事。魏君虽未接，尝得之李逊菴，及见其数书，虚己平恕，可知亦必无此。……吾兄明烛几微，身居其间，何不居理一言，以使共学。吾兄之贤何如也!”[1]（P333—334）黄绾告诉邵思抑，他佩服魏校的才学与品行，但对魏校攻讦王阳明十分忧心，因为真正用心于圣学的区区几人还闹分裂，当会破坏圣学道脉；王阳明心如白日，决无门户之心，魏校从学于李逊菴，李氏虚己平恕，亦应无门户之见。而邵兄身居其中而洞察秋毫，所以您能否劝说魏校停止攻击王阳明以共进圣人之学呢？令人遗憾的是，邵思抑毫无反应。这样，黄绾不得不求助于他人。黄绾说：“近者京师朋友书来，颇论学术同异，乃以王伯安、魏子才为是非，是伯安者则以子才为谬，是子才者则以伯安为非。若是异物，不可以同。子才，旧于公处，其人可知。伯安，馆不敢阿所好，其学虽云高明而实笃实，每以去心疚、变气质为本，精密不杂，殊非世俗谤议所言者，但未有试而人或未信。……子才素讲于公，学问根本宜无不同，盖皆朋友用功未力，好起争端，添驾为疑，以致有此，诚可慨也。”[1]（P334）这次黄绾找到了魏校的老师李逊庵，并告知听说京师学界支持王阳明者反对魏子才、支持魏子才者反对王阳明，搞得水火不容；不过魏子才问学于您，其学问根底应与您一样，而王阳明的学问高明笃实，以变化气质为本，与您的主张并无差别；因而他们二人的争端可能缘于彼此用功不够、相互了解不多。那么，您能否出面调解这种无谓的争端呢？尤为遗憾的是，李逊庵对此也无动于衷。尤其令黄绾尴尬的是，非但没有达到和解的目的，反而有同门王道追随魏校而去。王道曾告知黄绾“各尊所闻，各行所知”，这让黄绾心急如焚：“不知何以有此，即欲修书请问，度或无益，姑止未敢。”[1]（P335）他苦口婆心地劝王道不要自立门户：“今若不求其至、不究其是，妄立门户以为异，自矝功能以夸耀，各相离合以为党，圣人之学决不如此，吾人又可以此谓之学哉？”[1]（P336）可惜的是，王道不仅毫无反应，反而与王阳明渐行渐远。不过，对于黄绾的良苦用心，王阳明是心存感激的。他说：“世衰俗降，友朋中虽平日最所爱敬者，亦多改头换面，持两端之说，以希俗取容，意思殊为衰飒可悯。若吾兄真可谓信道之笃而执德之弘矣，何幸何幸!”[10]（P170）黄绾的协调虽以失败而告终，但无疑起到了维护阳明心学的作用。 王阳明与湛甘泉是道友，且私人关系密切，然在学问上显然存在罅隙。阳明心学之首脑是“致良知”，而湛甘泉的根本理念是“随处体认天理”。王阳明始终认为，“随处体认天理”与圣学隔着一层。两位先生的差异，让众弟子亦生尴尬。但王阳明的学生大多从中调和。薛侃说：“先生与阳明尊师，其学同，其心一，其为教虽各就所见撝发，不害其为同也。况体贴天理，扩充良知，均出前贤，不可谓周静不如程敬，孟义不及孔仁也。向至浙，闻自南雍来者传有抑扬之语，侃谓非先生意也。先生、阳明一体者也，痒疴切己，休戚相关。其学是欤，自胥取益；非欤，虚心往复，必归极则而后已。昔人粗心浮气，徒致参商，千载弗满，曾谓二先生亦有然哉？”[2]（P272）薛侃告知湛若水：您与阳明先生“学”同“心”一，只是在为学方法上有些微差别；体贴天理、扩充良知，非您二位所发明，皆属先贤之说，不能说周敦颐的静不如程颐的敬，也不能说孟子的义不如孔子的仁，名异而实同；往年在浙江听说来自您身边的学生有贬抑阳明之语，这肯定不是您本人的意思；您与阳明先生乃是一体，对的地方，相互取益，不对的地方，相互包容，让时间决定是非；历史上的人心浮躁，好起争端，无休止地相互攻击，难道您二位先生会认同？那么，薛侃的调和取得了怎样的效果呢？湛若水晚年写的一篇“记”隐含了对薛侃的回应。湛若水说：“吾为此惧，往往为之明辨以闲阳明之道，岂得已哉？闲阳明之道以闲孔、孟、周公、文、武、禹、汤、尧、舜之大道，岂得已哉？而弟子或疑而訾焉。譬之若考有友，诫其友之弟子曰：‘毋敝尔考室庐，毋亏尔考典籍，毋荡尔考田里。’谓之不忠于其考而訾之，可乎？”[2]（P450）这段话表明，湛若水欣赏薛侃忠于王阳明的品质，更赞赏薛侃劝师友、弟子忠于乃师的行为。这说明，早年薛侃写给湛若水的《奉甘泉先生》，湛若水一直记在心里。如此看来，薛侃这番协调，在湛若水心中掀起过一阵波澜，从而对协调王阳明与湛若水的关系起到了黏合作用。王阳明多次在给邹守益的信中批评“随处体认天理”，认为湛若水有自立门户之嫌。王阳明说：“今良知之说，已将学问头脑说得十分下落，只是各去胜心，务在共明此学，随人分限，以此循循善诱之，自当各有所至。若只要自立门户，外假卫道之名，而内行求胜之实，不顾正学之因此而益荒，人心之因此而愈惑，党同伐异，覆短争长，而惟以成其自私自利之谋，仁者之心有所不忍也!甘泉之意，未必由此，因事感触，辄漫及之。”[10]（P230—231）不过，邹守益似乎没有因为老师的影响而批评湛若水，反而常称赞湛若水的学问，认为两位先生并无差异，更无矛盾。他说：“正德初，湛甘泉公居翰林，王阳明先师居吏部，首倡圣贤之绪，四方同志始而疑，继而翁然宗之。……先师以致良知为宗旨，而公以体认天理为教，语若异而脉络同。及门之士，间有辩诘，是泥骊黄牝壮，而略其千里之真也。天理而非良知，何以为明命？良知而非天理，何以为帝则？知明命、帝则之一，而不眩于繁词，不鹜于多岐，可以研学脉矣。”[4]（P425）邹守益认为，良知与天理不仅毫无冲突，而且是相辅相存、相得益彰的。应该说，王阳明的弟子在处理王、湛二者关系上表现出极高的智商，他们并未站在王阳明的立场批评、攻讦湛若水，而是从共振圣人之学的高度立论，指出天理、良知皆是圣人之学的核心，即便二位先生偶有不同，亦可取长补短、相互显发。这不仅完全消弭了王、湛二人之间的一丝紧张，而且升温了二者的情感。 对于学术研究而言，学术分歧应是一种积极性元素，但如果学术分歧变成打压对方，排斥异己，那么这种学术分歧是应该得到调适的。阳明心学自产生那一刻起便遭到歧视和攻讦，被视为异端。好在王阳明的学生没有袖手旁观，而是致力于对分歧的协调：强调了解彼此，尊重对方，以消除误解；主张彼此宽容，不以己为高，以消除门户之见；明确共同目标，求同存异，以消除猜忌之心。王阳明学生的努力虽未完全清除阳明心学在传播和发展道路上的障碍，但无疑为维护、拓展阳明心学的生存空间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六、抵御毁谤以守护阵地 由于学问风靡江南、事功盖世绝伦，王阳明引起了某些官员的忌妒，他们尽其所能抹黑、诋毁王阳明。王阳明曾与众弟子言及此事：“邹守益、薛侃、黄宗明、马明衡、王艮等侍，因言谤议日炽。先生曰：‘诸君且言其故。’有言先生势位隆盛，是以忌嫉谤；有言先生学日明，为宋儒争异同，则以学术谤；有言天下从游者众，与其进不保其往，又以身谤。先生曰：‘三言者诚皆有之，特吾自知诸君论未及耳。’”[5]（P1420—1421）众人分析的原因虽各异，然遭受毁谤是事实。值得欣慰的是，对于攻讦与毁谤，众弟子并未袖手旁观，而是挺身而出，为王阳明主持公道。 王阳明平叛成功之后，黄绾立即提醒他注意小人的攻讦，保护好自己。黄绾说：“闻隆勋绝世，位宠不卜可知。《乾》之上九曰：‘亢龙有悔。’此不独人君之象，凡为臣子，处功名位望之极，理亦如此。况危疑之际，事势可忧，不但亢龙而已。昔孔明谓刘琦曰：‘申生在内而危，重耳在外而安。’今奸欺盈朝，欲为宗社深虑而事权在人，惟在外可以终济明哲。煌煌君子，其留意焉。”[1]（P340）他以“亢龙有悔”提醒王阳明谨慎为人，并引“申生在内而危，重耳在外而安”的典故劝说王阳明远离是非之地。王阳明对此感激不尽：“知人心之不可测，良用慨叹。山鬼伎俩有穷，老僧一空无际，以是自处而已。”[11]（P200）回复黄绾自己会注意，但小人非要暗施毒箭，亦只好听便罢了。王阳明平叛成功，得力于智勇双全的将帅，得益于赴汤蹈火的士兵，王阳明理应为将帅、士兵们请功，却遭到奸臣的恶意阻扰。此时，又是黄绾挺身而出，仗义执言：“王守仁中忌者，虽封伯，不给诰卷岁禄；诸有功若知府邢珣、徐琏、陈槐，御史伍希儒、谢源，多以考察黜。馆讼之于朝，且请召守仁辅政。守仁得给赐如制，珣等亦叙录。”[17]（P5219）王阳明虽然被封伯爵，但因遭忌妒、阻挠，根本没有得到应有的册封岁禄；其他有功人士如邢珣、徐琏、陈槐、伍希儒、谢源等则以考察名义而遭罢免。经由黄绾反复上疏，最终王阳明得到赏赐，而邢珣等也论功录用。不仅论功行赏艰难，甚至有人诬陷王阳明行贿，依然是黄绾为之辩白：“《大典》成，诸人皆进秩，能迁独不与，大恨。嘱罢闲主事翁洪草奏，诬王守仁贿席书得召用，词连绾及璁。绾疏辨，且乞引避。帝优旨留之，而下能迁法司，遣之戌，洪亦编原籍为民。”[17]（P5219—5220）《明伦大典》书成，参与者都晋升为詹事府詹事，而锦衣卫佥事聂能迁未得到晋升。聂能迁恼羞成怒，嘱咐被罢主事翁洪上奏，诬陷王阳明被召用是因为贿赂了席书，其中言语牵连黄绾与张璁。黄绾抗辩，并乞求避嫌引退。不过，明世宗颁发优待之诏命，留用黄绾，罢免聂能迁入三法司，贬至戍所，翁洪则被贬为庶民。如果没有黄绾的抗辩，怎能为王阳明昭雪，又怎能痛击奸臣？ 礼科给事中章侨污蔑阳明心学为异端邪说，提请严禁：“‘三代以下，论正学莫如朱熹。近有聪明才智足以号召天下者，倡异学之说，而士之好高务名者靡然宗之。大率取陆九渊之简便，惮朱熹为支离，及为文辞，务宗艰险。乞行天下，痛为禁革。’时河南道御史梁世骠亦以为言。礼部覆议，以二臣之言深切时弊，有补风教。上曰：‘然。祖宗表章《六经》，颁降敕谕，正欲崇正学，迪正道，端士习，育真才，以成正大光明之业。百余年间，人材浑厚，文体纯雅。近年士习多诡异，文辞务艰险，所伤治化不浅。自今教人取士，一依程朱之言，不许妄为叛道不经之书，私自传刻，以误正学。’”（《明世宗实录》卷十九）阳明心学被诋毁为异端邪说，不仅通过了礼部的复议，更得到皇帝的认可，并遭到严禁：“都察院仍榜谕天下：敢有踵袭邪说，果于非圣者，重治不饶。”（《明世宗实录》卷九十八）圣旨将阳明心学定性为“放言自肆，诋毁先儒；用诈任情，坏人心术”，而且由最高监察机关都察院颁布禁令。就是在这种刀光剑影的情势中，黄绾仍然奋力陈情，为王阳明辩护。李一瀚说：“时王公守仁江右功成，忌者议夺，公力疏辩之得明。”[1]（P728）更为重要的是，黄绾还对阳明心学进行了概括：“一曰‘致良知’，实本诸先贤之言也。……二曰‘亲民’，亦本诸先圣先贤之言也。……三曰知行合一，亦本诸先圣先贤之言也。”[1]（P626—627）他还对这三个部分与孔孟之学的传承关系展开论证，从而在道统上确立了阳明心学的圣人之学性质。王阳明另一学生陆原静亦对毁谤予以反击。《王阳明年谱》云：“时御史程启充、给事毛玉倡议论劾，以遏正学，承宰辅意也。陆澄时为刑部主事，上疏为六辩以折之。”[5]（P1419）黄绾则迅速予以鼓励和支援：“阳明先生如景星凤凰，夫人能之也，乃为当路所忌，言官承风旨，交论江西军功为冒，又以其学术为伪，异说喧腾，人莫敢论，君独抗章上言，自引为门人而弗辞。人或尤之，曰：‘吾求天下之理安而已，毁誉得丧，吾安能知？’”[1]（P204）黄绾钦佩陆原静置个人安危于不顾的精神，并认为王阳明的人格与学问值得这样的付出。对于黄绾的大义，王阳明视为至亲至爱：“所委文字，以通家之情，重以吾兄道义骨肉之爱，更复何辞？”[11]（P230） 阳明心学不仅被定性为异端邪说，而且被禁止学习和传播，违者依法惩处。如此一来，谁还胆敢提倡阳明心学？谁还胆敢宣称自己是王阳明的信徒？这种人当然有，南大吉就是其中杰出的一位。身为朝廷命官，南大吉不计荣辱、不避利害、不畏生死地支持王阳明、宣传阳明心学，突破禁忌刊刻《传习录》、修建稽山书院。钱德洪说：“元善当时汹汹，乃能以身明斯道，卒至遭奸被斥，油油然惟以此生得闻斯学为庆，而绝有纤芥愤郁不平之气。斯录之刻，人见其有功于同志甚大，而不知其处时之甚艰也。”[10]（P45—46）南大吉最终被撤职，但他不计个人得失、不顾个人安危的义举，极大地鼓舞了同门的士气。无怪乎王阳明称赞其为有道之士：“故凡有道之士……其于富贵、贫贱、得丧、爱憎之相值，若飘风浮霭之往来变化于太虚，而太虚之体，固常廓然其无碍也。元善今日之所造，其殆庶几于是矣乎!”[10]（P235）凌驾于富贵、贫贱、得丧、爱憎之上而至廓然无碍，试问除了南元善还有谁呢？如果说黄绾、陆原静的抗辩是据理力争，那么南大吉的抗辩则是以实际行动宣示自己的立场：守护阳明心学，传播阳明心学。 诚如上述，王阳明心学不仅遭受某些官员的攻讦和毁谤，而且遭到朝廷的严禁和封杀，甚至成为科举考试答题之大忌。但令人动容的是，王阳明的弟子们并没有畏惧，而是奋不顾身，为王阳明及其心学呐喊、伸冤、正名，论证阳明心学的圣人之学性质，肯定阳明心学之价值，为阳明心学的传播与发展创造条件。无疑，这些抗辩对于王阳明而言是莫大的安慰，对阳明心学而言是强大的保护，使阳明心学在承受巨大压力的情况下得以喘息和伸展。 七、陪伴心灵以慰藉精神 王阳明经常慨叹无人能觉悟良知以分享体悟，经常要求其弟子回到自己身边以排遣孤独，经常吐露内心秘密以驱散苦闷……这或许在暗示，王阳明的精神世界并非像他的文治武功那样丰腴刚强，而是需要陪伴和滋养。那么，是谁给予了他精神上的陪伴呢？ 1512年初，黄绾因病回天台，王阳明痛感失去了助手：“谢病去，不忍予别而需予言。夫言之而莫予听，倡之而莫予和，自今失吾助矣!”[10]（P260）对于“所言而无不听，所倡而无不和”的黄绾，王阳明当然会有“失吾助”之叹。1512年7月，王阳明与诸友游览四明、雪窦、千丈崖等地，在兴致正浓之时却感慨道：“其最所歉然，宗贤不同兹行耳!”[10]（P168）黄绾之缺席，是莫大的遗憾!1513年，王阳明给黄绾回信说：“宗贤之思，靡日不切!又得草堂报，益使人神魂飞越，若不能一日留此也，如何如何!”[10]（P170）念着黄绾的文字，心已飞回浙江!不难想象，王阳明如果不是在心灵上对黄绾有着深深的依赖，怎么可能将与黄绾的暂别视为失去助手，将黄绾的缺席视为游览胜地之遗憾？又怎么会念着黄绾的文字心已飞回浙江？不唯如此，黄绾还热诚肯定王阳明的才能、道德与学问。他极力推荐王阳明入朝担任要职：“然在今日，陛下操柄之失，莫此为甚。他日无事则可，万一有事，将谁效用哉？况守仁学原性命，德由忠恕，才优经济，使之事君处物，必能曲尽其诚，尤足以当薰陶，备顾问。以陛下不世出明贤之资，与之浃洽讲明，天下之治，生民之福，岂易言哉!前者言官屡荐，故尚书席书、吴廷举，今侍郎张璁、桂萼皆荐之，曾蒙简用为两广总制。臣谓总制寄止一方，何若用之庙堂，可以赞襄谋议，转移人心，所济天下矣。伏惟陛下念明良遭遇之难，蚤召守仁，令与大学士杨一清共图至治。另推才能，为两广总制。仍敕该部给与守仁应得铁券、禄米。”[1]（P608）他认为，王阳明学问之正、道德之纯、才能之弘使他能成为皇帝的最佳辅佐；而总制两广是大材小用，只有授予朝廷要位，方能施展其才华而有助于国家的强盛。因此，他恳请皇上立即召王阳明入朝，同时尽快补发铁券、禄米予以安抚。此时，阳明心学虽风靡江南，王阳明的事功亦无人能及，但仍一直遭受打压。因此，黄绾的上疏不仅是对王阳明学问、道德和才能的充分认可，更是对其处境不公的强烈抗议。黄绾的情谊，王阳明点滴在心头：“人在仕途，比之退处山林时，其工夫之难十倍，非得良友时时警发砥砺，则其平日之所志向，鲜有不潜移默夺，驰然日就于颓靡者。”[10]（P244）正是得力于黄绾的认同与声援，王阳明才不致“日就于颓靡”。 王阳明被贬贵州之初，举目无亲，身心俱疲，前程渺茫。然而，就在他人生处于低谷之际，席书（1461—1527）出现了。席书不仅在讲学传道上为王阳明提供帮助，而且高度肯定、称赞王阳明的才华和人品，尤其是对王阳明被贬谪充满了同情。席书说：“切惟执事文章气节，海内著闻。……昔韩、柳二公，各以抗疏忤时远谪二广，二广之人感其道化，至今庙食无穷。执事以文名时，以言遭贬，正与二公相类，安知他日贵人之思执事不如广人之思二公乎？”[20]（P497）一个被朝廷贬谪之人，席书却赞其气节为“海内著闻”，将其比作韩愈、柳宗元，是“抗疏忤时远谪”。这需要多大的勇气？对王阳明又是多大的安慰？王阳明离开贵州时，席书恋恋不舍，夸其为盖世之才。席书说：“予观历代文运，必积百余年而后有大儒如董如韩如周程出，当一代之盛。国家百十年，守道不回，如吴康斋、薛河东，清骚自得如陈白沙则有矣!未有妙契濂洛之传，足当太平文运之盛意者，有待于今欤？阳明闻予之说，将能自已其所至欤!予方深惩往昔且恨遘晤之晚。”[20]（P350）他将王阳明视为百年一遇、足以振兴国家文运的大儒。直到晚年，席书仍尽力向朝廷举荐王阳明：“生在臣前者见一人，曰杨一清；生在臣后者见一人，曰王守仁。”[5]（P1427—1428）在席书眼中，当朝只有两个人堪当大任，一位是杨一清，另一位就是王阳明。席书说：“今诸大臣皆中材，无足与计天下事。定乱济时，非守仁不可。”[1]（P5205）可见，席书不仅在王阳明遭遇困境时伸出援手，而且对王阳明被谪表示同情；不仅称赞王阳明的人品和才华，而且举荐他出任朝廷要职。对于如此讲情重义的道友，王阳明怎能不心存感激呢？席书的去世让王阳明伤心不已，因为他丧失了一位贴心的知己和恩人：“某之不肖，屡屡辱公过情之荐，自度终不能有济于时，而徒以为公知人之累，每切私怀惭愧。又忆往年与公论学于贵州，受公之知实深。……闻公之讣，不能奔哭；千里设位，一恸割心。自今以往，进吾不能有益于君国，退将益修吾学，期终不负知己之报而已矣。呜呼痛哉!言有尽而意无穷，呜呼痛哉!”[5]（P1061）所谓“屡屡辱公过情之荐”，所谓“受公之知实深”，所谓“千里设位，一恸割心”，所谓“期终不负知己之报而已”，所谓“言有尽而意无穷”，王阳明将席书对他的洪恩表述得真挚深沉、刻骨铭心，此非席书于心灵之抚慰阳明者乎？ 1518年初，王阳明在《寄薛尚谦》中表达了希望薛侃尽快回到自己身边的愿望：“尚谦既去，仕德又往，欧阳崇一病归，独惟乾留此，精神亦不足。诸友中未有倚靠得者，苦于接济乏人耳。……尚谦更静养几月，若进步欠力，更来火坑中乘凉如何？”[10]（P190）薛侃前脚离开，王阳明后脚就追了上来———“诸友中未有倚靠得者，苦于接济乏人”，吐露孤独之感，要求薛侃“更静养几月，若进步欠力，更来火坑中乘凉如何”？希望薛侃尽早回到自己身边。是年春，薛侃偕兄薛俊、弟薛桥、侄薛铠来赣，聚集于王阳明身边[2]（P509）。王阳明归越后，即便身边有钱德洪、王畿等高足陪侍，也曾动心念让薛侃到绍兴陪侍，但薛侃回复说有钱、王等在身边，他也就放心了：“向虑左右乏人任接引之劳，每怀走侍。今有德洪、汝中、师伊诸友在侧，侃可以缓咎矣。”[2]（P271）显然，王阳明在心灵上对薛侃存在一种“陪伴”需求。南大吉离职后，王阳明回信说：“近得中途寄来书，读之恍然如接颜色。勤勤恳恳，惟以得闻道为喜，急问学为事，恐卒不得为圣人为忧，亹亹千数百言，略无一字及于得丧荣辱之间，此非真有朝闻夕死之志者，未易以涉斯境也。”[10]（P234）这里不仅倾诉了“见字如见人”的思念，而且表达了对南大吉志业、品格的赞许。可见，王阳明与南大吉不仅是情感上的伴侣，更是事业上的同志。在另一函中，王阳明对南大吉的心灵依赖表现得尤为直接和清晰：“贱躯入夏咳作，兼以毒暑大旱，舟楫无所往，日与二三子讲息池傍小阁中。每及贤昆玉，则喟然兴叹而已!……楚国宝又尔忧去，子京诸友亦不能亟相会，一齐众楚。‘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虽然，‘风雨如晦，鸡鸣不已’，‘至诚而不动者，未之有也。’非贤昆玉，畴足以语于斯乎!”[10]（P236）王阳明向南大吉透露了自己的身体状况、身边诸友聚少离多、对世道黑暗不满等极少告诉他人的“秘密”，所谓“非贤昆玉，畴足以语于斯乎”!足见王阳明多么希望有知心者听他的诉说，又多么希望从知心者那里得到同情与理解。 王阳明虽然心灵孤独，但也是有“道福”之人，因为那些虔诚的弟子成为他心灵上的重要陪伴。学生或道友对其遭遇的同情与帮助，对其学问的认同与支持，对其才能的肯定与称许，对其诉说的倾听与分享，无不成为陪伴王阳明心灵的重要元素，使其精神世界趋于丰满而强盛。诚如王阳明所言：“希颜之深潜，守忠之明敏，曰仁之温恭，皆予所不逮。”[10]（P252）因而在某种意义上说，王阳明的精神世界是其自我精神世界与其弟子及道友之精神世界的组合。因此，如果说阳明心学格局的形成离不开其精神世界的完整与健康的话，那么其弟子和道友厥功至伟。 八、分化一方以光大心学 阳明心学格局的形成，既是阐释、传播心学思想的过程，亦是心学支脉的建立过程。王阳明的弟子虽然都有自己的事务，但他们无不以自己的能力与方式，或阐述阳明心学，或传播阳明心学，或组建学术组织，为阳明心学格局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1521年秋，黄绾访王阳明于绍兴，王阳明授以“致良知”之教。稍后，黄绾游学永康，所谓“正德辛巳，予访友人应天彝于永康”[1]（P416）。黄绾自述：“从剡入永康，与石门子游寿岩。……同游林典卿、周凤鸣、应抑之、周德纯罗坐其中，周晋明、周仲器后至，遂与论学，皆欢然有省。……霜风益急，木页尽赤，诸友渐去，应天监、赵孟立、徐之实相继复来、论各有得。山中小生程梓、周玲、孙桐皆奋有志。……石门、舜夫、凤鸣列坐石上，皆喜，呼童携酒共酌，久之不忍去。”[1]（P259—261）这不仅是一次愉快的旅览，更是一次收获丰厚的学术之旅。因为陪同者或是王阳明的学生，或是其再传弟子，他们切磋学问，各有长进。其中，应典是永康地区王学的领军人物：“介黄崇明见王守仁于稽山，授以致良知之学，归而讲学五峰书院。”[21]（P993）黄绾也要求晚辈学习良知学：“夫所谓学者无他，致吾良知、慎其独而已。……天地间只有此学、此理、此道而已。明此则为明善，至此则为至善。今诸子侄同此良知而不知以为学，虚度光阴，将同草木，遂成腐落。……诸子侄其戒之勉之。”[1]（P158）可见，黄绾为阳明心学的传播做了许多实际的工作，为扩大阳明心学在浙中的影响作出了积极贡献。1519年，薛侃回到家乡，便与杨毅斋兄弟共同讲学：“先生居乡，与杨氏兄弟讲学金山之麓。……中离归自虔，始闻精一之旨，毅斋邀处北山精舍，三年乃豁然。”[2]（P516）1524年，他结屋中离山，继续讲学，使潮州学者为之一变：“服阙，结茅中离山，以正学接引，潮士为之一变。”[2]（P522）1525年，他继续讲学于中离山，影响日盛，周边学者闻风而动，纷纷前来拜师问学———“讲学中离山，日与士友讲习不辍。四省同志闻风远来，各自架屋以居，会文考德，兴发益多。”[2]（P523）这表明，自1519年始，阳明心学的种子便被薛侃引入潮州———“（薛侃）师王守仁于赣州，归语兄助教俊。俊大喜，率群子侄宗铠等往学焉。自是王氏学盛行于岭南。”[22]（P5486）目睹亲手播下的心学种子在潮州开花结果，薛侃抑制不住喜悦的心情向老师汇报：“旧岁山斋初就，聚者皆新学之士。又为儿婚草创一居，不免为累。乃今痛自鞭勉，良友多集，为久聚计。又颇见大意如李承、陈琠、李鹏、赖曰道，皆卓然有负荷意。朝夕相磨，歌游于岩谷水石之间，使真意自长，妄意自消，似觉简易。”[2]（P271）这气象不能不令千里之外的王阳明欣喜若狂，他说：“自是其邑之士，若杨氏兄弟与诸后进之来者，源源以十数。海内同志之盛，莫有先于潮阳者，则实君之昆弟之为倡也。其有功于斯道，岂小小哉!”[19]（P1056）信奉心学的同志莫此为甚，潮州已成为海内又一传播良知学的中心。 邹守益拜师于王阳明之后，心潮澎拜，曾这样描述自己的感受：“某之醉梦，二十有九年矣。日颠踣于荆棘泥淖而自以为康庄也。赖先觉者大呼而醒之，将改辙以追来者。而八九同志相与磨砻而夹持之，以图不枉此生。”[4]（P435）因而传播、弘扬阳明心学便成为其重要使命：一是仿照南赣模式推行教化。嘉靖三年，邹守益幸运地成为广德判官，便效仿王阳明在南赣的做法，推行敬祖孝长、整顿赋税、清除邪说、举善惩恶、除暴安良等措施，对坑蒙拐骗、敲诈勒索者予以严厉打击，对直谅刚正者予以奖赏[3]（P869）。二是建造书院传播阳明心学。邹守益说：“嘉靖丙午，某判广德二年矣。日与诸生从事于复初之教。”[4]（P146—147）书院建成后，邀请学者讲学———“谪广德州判官。废淫祠，建复初书院，与学者讲授其间。”[23]（P7269）从而为阳明心学的传播作出了积极贡献。三是成立“惜阴会”以开展学术交流。邹守益说：“吾邑惜阴之会，始于丙戌。”[3]（P734）“惜阴会”作为讲会组织，成为江右交流、传播阳明心学的另一重要途径。王阳明听闻“惜阴会”创立，给予高度评价：“同志之在安成者，闲月为会五日，谓之‘惜阴’，其志笃矣。……知良知之运无一息之或停者则知惜阴矣。知惜阴者则知致其良知矣。……知微之显，可以入德矣。”[10]（P298）王阳明不仅肯定江右门生讲学传道的志向，而且教导他们“知良知无时不在、片刻不息，便知惜阴”，这实际上为“惜阴会”确定了精神方向。可见，邹守益不仅推动了阳明心学在皖南地区的传播与发展，更是江右王学的旗手。王艮拜师后，坚信阳明心学乃千年绝学，必须为世人所知晓———“阳明归越，先生从之。来学者多从先生指授。已而叹曰：‘千载绝学，天启吾师，可使天下有不及闻者乎？’”[13]（P829）他雷厉风行置一蒲轮，直驱北方———“既辞归，制一蒲轮，标其上曰：‘天下一个，万物一体。入山林求会隐逸，过市井启发愚蒙。尊圣道天地弗违，致良知鬼神莫测。欲同天下人为善，无此招摇做不通。知我者，其惟此行乎？罪我者，其惟此行乎？’于是作《鳅鳝赋》。沿途聚讲，直抵京师。”[8]（P1465）他宣讲的是“万物一体”“致良知”，并宣告“欲同天下人为善，无此招摇做不通”。虽然王艮的怪诞行为不被王阳明所认同，却产生了奇效。赵贞吉说：“所至化导人，耸人听观，无虑百千，皆饱义感动。……先生留一月，竟谐众心而返，然先生意终远矣。”[8]（P1484—1485）可见，王艮北上讲学对于扩大阳明心学之影响，无异于强力催化剂。 钱德洪、王畿对阳明心学的传播与发展也作出了特殊贡献。首先是以“教授师”身份传播阳明心学。由于当时求学者太多，王阳明便安排钱德洪、王畿对求学者先“面试”一番。徐阶说：“文成之门来学者日益众，文成不能遍指授，则属公与钱公等高弟子分教之。”[7]（P824）此主要工作是：“使涤其旧见，迎其新机，然后归之师，以要其成。”[6]（P400）所谓“涤其旧见，迎其新机”，即指钱、王二人以阳明心学对求学者作询问和考察，涉及求学者的志向、品质，以及对阳明心学的了解和认同等，合格者才能得到王阳明的指导，所谓“然后归之师，以要其成”。有了这样的准备工作，效果自然非常理想：“诸生每听讲出门，未尝不踊跃称快，以昧入者以明出，以疑入者以悟出，以忧愤愊入者以融释脱落出。”[6]（P186）也就是说，钱、王二人的“教授师”角色实际上是为求学者作“心学”辅导，这当然是实实在在地传授阳明心学。其次是由“四句教”答问对阳明心学的发展。“四句教”即：“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10]（P133）据钱德洪、王畿所述，“四句教”是王阳明在绍兴讲学时常提及的话头。钱、王二人是亲自聆听者，但他们的理解有异。王畿认为，“四句教”不是“究竟话头”，因为参悟了“心体无善无恶”即可省却功夫。他说：“此恐未是究竟话头。若说心体是无善无恶，意亦是无善无恶的意，知亦是无善无恶的知，物亦是无善无恶的物矣。若说意有善恶，毕竟心体还有善恶在。”[10]（P133）钱德洪则认为，“四句教”是根本教法，心体至善，只需去除恶念以复本体。他说：“心体是天命之性，原是无善无恶的。但人有习心，意念上见有善恶在，格、致、诚、正、修，此正是复那性体功夫，若原无善恶，功夫亦不消说矣。”[10]（P133）钱、王二人相持不下，只好请老师来裁判。王阳明说：“二君之见正好相资为用，不可各执一边。我这里接人，原有此二种：利根之人，直从本原上悟入。人心本体原是明莹无滞的，原是个未发之中。利根之人一悟本体，即是功夫，人己内外，一齐俱透了。其次不免有习心在，本体受蔽，故且教在意念上实落为善去恶。功夫熟后，渣滓去得尽时，本体亦明尽了。汝中之见，是我这里接利根人的；德洪之见，是我这里为其次立法的。二君相取为用，则中人上下皆可引入于道。若各执一边，跟前便有失人，便于道体各有未尽。”[10]（P133）也就是说，王畿的理解可就利根之人而言，因为利根之人悟性高，所以致力于心体自修即可；钱德洪的理解可就常人而言，常人的心体也是善的，但常人容易被习气侵袭而使心体被遮蔽，所以需要格、致、诚、正、修等功夫。因此，钱、王二人的理解需相互补充才完备。简言之，钱、王之问至少启示了这些课题：本体透悟后是否需要“四句教”，心体性质与功夫之关系，心体是主体还是实体，心体与教化对象之关系等。而经此一辩，阳明教法更为明确：“已后与朋友讲学，切不可失了我的宗旨。”[10]（P133）因此可以说，“四句教”这一隐含了诸多议题从而在阳明心学中具有重要地位、并实际地影响着阳明心学后期发展的命题，竟然被钱、王二人“说破”，不能不承认他们对阳明心学的后期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这在严滩答问中也有所表现。王畿说：“过江右，东廓、南野、狮泉、洛村、善山、药湖诸同志二三百人候于南浦请益。夫子云：‘军旅匆匆，从何处说起？我此意畜之已久，不欲轻言，以待诸君自悟。今被汝中拈出，亦是天机该发泄时。吾虽出山，德洪、汝中与四方同志相守洞中，究竟此件事。诸君只裹粮往浙，相与聚处，当自有得。’”[7]（P586）王阳明郑重其事地要求江右弟子“只裹粮往浙，相与聚处，当自有得”，这意味着钱、王二人可以代表王阳明而高出其他弟子一截。不过，钱、王二人的贡献与地位，确实得到同门之认可和肯定。薛侃说：“幸我绪山，待师日久；微言奥义，具或指授；其爱同志、忧来学之心，与师一也。”[2]（P280）谓钱德洪不仅领悟了阳明心学之奥义，且在关爱同志、扶植后学方面与王阳明毫无二致。欧阳德说：“尝思譬之行路，吾辈直须稳步行走，作后来人引导。此实切望于兄，而弟不敢不竭力支撑持也。”[24]（P165）此谓后学的领路人非王畿莫属。可见，在心学大本营侍讲的钱德洪、王畿，的确为阳明心学的传播与发展作出了特殊贡献。 总之，王阳明的弟子各尽其能地为阳明心学的传播与发展做了大量工作。他们热情地向亲友传授阳明心学；积极地组建传播阳明心学的组织；智慧地阐释、辨析、充实阳明心学的观念。无疑，正是这种“分化一方”推进了阳明心学格局的最终形成。 基于上述，似可作如下推论：其一，阳明心学格局的形成是多种元素的聚合。既然接引弟子为阳明心学奠定了主体基础，刻印语录为阳明心学提供了传承载体，修葺书院为阳明心学搭建了交流场所，处理事务为王阳明专注思考腾出了时间，协调分歧为阳明心学清扫了路障，抵御毁谤为阳明心学争得了空间，心灵陪伴填补了王阳明精神世界的空缺，分化一方为阳明心学组建了支脉部落，那么可以说，此“八大元素”的聚合成就了阳明心学格局。这意味着，阳明心学的形成既非先天的，亦非单线的，而是社会性、经验性、综合性作品。其二，阳明心学格局的形成是长期历史的积累。如上所述，阳明心学自产生那一刻起，就开始了王阳明与弟子、道友的交流互动，在这种多向、长期、深入的交流互动中，以王阳明为中心而总其成———“尝闻之同门先辈曰：‘南都以前，朋友从游者虽众，未有如在越之盛者。此虽讲学日久，孚信渐博，要亦先生之学日进，感召之机申变无方，亦自有不同也。’”[10]（P134）也就是说，在绍兴时期王阳明的学问已达“从心所欲”之境界，其心学已臻成熟。可见，阳明心学格局是历经了漫长岁月的多向融合而形成的，从而表明阳明心学是王阳明生命历程的浓缩与升华，绝非一蹴而就。其三，阳明心学格局的形成显示阳明心学是一个有机整体。首先，“接引弟子”等八大元素之间是相互贯通的，而且相互支持、彼此成就，成为一种自洽而开放、同时兼具防御外来威胁之任务的学术共同体。比如，接引弟子有助于书院的发展，而建造书院有助于弟子的培养；协调分歧有助于心灵陪伴，而心灵陪伴有助于缓解分歧；抵御毁谤有助于分化一方，而分化一方有助于抵御外在威胁。其次，“接引弟子”等八大元素成为阳明心学智慧与诸弟子心学智慧全方位交流互动的管道，从而使二者从容地发生化学反应后被融入阳明心学体系而成为有机生命体。这个有机生命体的中枢是王阳明的心学理念，因而不能将阳明心学平面化为材料的累积和机械的架构。其四，阳明心学格局的形成为正确理解阳明心学提供了特殊而可靠的参照。上述八大元素无不具有物质化、数字化、感性化等社会科学属性，但阳明心学正是通过这些具有社会科学属性的元素成就自身的。这就是说，一方面，对阳明心学的理解和把握不能脱离这些“形下”元素，只有借助于对这些“形下”元素的把握，才能真正洞察阳明心学形成的脉络与内容，从而走出纯粹观念演绎之窠臼；另一方面，阳明心学既然是由具有社会科学属性的元素聚合而成的，这就说明作为人文理念的阳明心学经历了一个从社会知识到人文理念的升华过程，而这个过程是跌宕起伏、生死叵测而充满人文关怀的，从而凸显了阳明心学的高度人文性，因而不能因为阳明心学的形成离不开这些“形下”元素而将其矮化为日常知识。质言之，阳明心学格局形成的这一特点，为认识与评论阳明心学提供了更宽阔、更真实的历史视域，从而既不神化阳明心学的精神高度，亦不淡化阳明心学的人文厚度，以确立对阳明心学的理性认知和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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