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义、君德与治道* ——宋代《论语》经筵讲义研究 作者：王琦 来源：作者授权 儒家网 发布 原载于 《孔子研究》2020年第6期 摘要：《论语》从仁宗时便已成为宋朝诸帝经筵必学的经典，尤其是在高宗、理宗朝被反复进讲。《论语》中蕴含的为学明道、正心修身、孝悌爱亲、仁政德治、节用爱人、学为圣人等思想，是经筵官们借助经义诠释引导帝王以“学”明“道”成“德”致“治”的经典依据与价值源泉，为君臣在为政治国理念与思想意识等方面形成共识提供了契机，呈现了学术与政治的互动。其经义诠释具有义理发挥，出之己意，规谏君王；形式自由，议论说理，明白晓畅；引经据典，博采故事，关切现实等特点，对宋代经学向义理之学转型，以及《论语》的官学化、社会化与普及化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论语》 经筵讲义 经义 君德 治道 作者：王琦，女，1976年生，湖南邵阳人，哲学博士，长沙理工大学教授，湖南汨罗屈子书院执行院长。研究方向为儒家哲学。长沙410114 宋代建国后，为重建“治道”，全面推行文治政策，“上之为人君者，无不典学；下之为人臣者，自宰相以至令录，无不擢科，海内文士彬彬辈出焉。”[①]宋朝对文人士大夫的重用，极大激发了他们“以天下为己任”的政治主体意识与责任意识，积极参与国家与地方事务的治理。而人君躬亲“典学”，又促进了经筵制度的完善与帝学的兴盛，[②]一种与帝王教育相适应的新经学体例——经筵讲义应运而生并广泛运用于经筵讲学之中，为士大夫借助经史义理的诠释影响帝王与政治提供了契机。[③]《论语》作为记录“圣人之格言，为君之要道”的经典，[④]是经筵官们经筵讲学、教化帝王最重要的思想资源之一，[⑤]其在宋代经筵进讲情况如何？《论语》中哪些思想资源为经筵官们所关注？在经义诠释之中是否寄寓了某种思想观念与价值理想？经筵讲义的特点是什么？本文力图通过对宋代《论语》经筵讲义进讲过程的全面梳理，探讨经筵讲学的内容与经义诠释的特点，进而探析经义、君德与治道之间的内在联系，展现学术与政治之间的互动。 一、《论语》在经筵的进讲 《论语》在汉文帝时便有博士传授，汉昭帝、汉宣帝、汉明帝都曾学习过《论语》，但总体而言，从汉至唐，《论语》并未成为帝王教育的必备典籍，留下的史籍记录也不多。[⑥]真正将《论语》作为帝王教育教材并开展全面学习的是宋代。真宗早在做太子时便已多次学习《论语》，他曾经回忆道：“朕在东宫讲《尚书》凡七遍，《论语》《孝经》亦皆数四。”[⑦]邢昺曾“在东宫及内庭侍讲，说《孝经》《礼记》者二，《论语》十”。[⑧]这表明，早在太宗时《论语》至少已成为皇太子教育的重要教材。乾兴元年（1022），仁宗登基，开经筵，召冯元、孙奭讲《论语》。[⑨]天圣二年（1024），仁宗幸国子监，令马龟符讲《论语》。[⑩]天圣四年（1026），皇太后命经筵官录《论语》等有利于“资孝养、补政治”等要言以备“帝览”。[11]庆历七年（1047）从三月至九月，杨安国等为仁宗讲《论语》多篇。[12]可见，在仁宗时《论语》已成为经筵讲读的重要典籍。嘉祐八年（1063），英宗即位，始御迩英阁，召吕公著讲《论语》，并延续到至治平元年（1064）。[13]元丰八年（1085）哲宗初即位，“御迩英阁，讲《论语》”，至“元祐二年（1087）九月十五日讲《论语》终篇，赐宴东宫，”[14]共用去了两年多的时间。其间程颐入侍经筵讲《论语》，范纯仁、傅尧俞、黄履、孙觉、范祖禹等也曾为哲宗讲《论语》。[15]杨时在宋徽宗、宋钦宗时，进讲《论语》多章。[16]由此可知，从仁宗之后，《论语》已成为经筵必学经典，并为历代诸帝所遵守与传承。 宋室南渡，政权稍稍稳定之际，高宗即于建炎二年（1128）开经筵，召“侍讲王宾讲《论语》首篇”。[17]绍兴元年（1131），除程俱为中书舍人兼侍讲，进讲《论语》《孟子》。[18]绍兴五年（1135）召“孙近、唐怿仍讲《论语》《孟子》。”[19]绍兴七年（1137），高宗召尹焞为崇政殿说书，“首解《论语》以进，继解《孟子》”，可惜“甫及终篇而卒”。[20]绍兴九年（1139）七月，“讲《论语》终篇。”[21]绍兴十三年（1143），高宗亲写《论语》之书，“刊石于国子监，仍颁墨本赐诸路州学”，[22]体现了对《论语》浓厚的兴趣。绍兴三十年（1160），王十鹏为建王（孝宗）府小学教授，为皇子皇孙讲授《论语》。[23]可见，在高宗时《论语》不仅在经筵被反复进讲多次，而且成为了全体皇室成员的必读典籍。孝宗淳熙七年（1180），陈龟年以“伴读皇孙《孝经》《论语》终篇，迁秩。”[24]庆元元年（1195），袁说友权户部尚书兼侍讲，[25]为宁宗讲《论语》。[26]理宗绍定四年（1231）三月，“以经筵进讲《论语》终篇，召辅臣听讲”，并赐宴。[27]端平元年（1234），侍讲徐侨奏请理宗：“《论语》一书，先圣格言，乞以《鲁经》为名，升为早讲，”[28]被采纳。淳祐四年（1244）“经筵进讲《论语》终篇”，依例赐宴，“进讲读、侍立官一秩。”[29]此外，徐元杰、袁甫、刘克庄均曾为理宗讲《论语》。[30]可见理宗朝《论语》讲习之盛。咸淳五年（1269），方逢辰任兼侍读，为度宗进读《论语》。[31]终宋一朝，《论语》都是帝王必学经典，尤其以仁宗、高宗、理宗朝最为典型。宋代诸帝研读时间之长、次数之多大大超越了前代诸朝，无疑《论语》对宋代帝王的道德修养、政治生活与学术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 二、致君尧舜：《论语》经筵讲义诠释的理想追求 虽然《论语》在经筵屡次被进讲，但通过对《四库全书》《全宋文》等史籍的检索与整理，仅有吕公著、杨时、程俱、王十鹏、袁甫、刘克庄、徐元杰、袁说友、方逢辰等留有《论语》经筵讲义之作，主要为《学而》《为政》《述而》《阳货》《微子》《子张》《八佾》《雍也》《颜渊》《子罕》等篇章经文的义理阐发，其中除吕公著、王十鹏的“学而时习之”章，杨时、刘克庄的“巧言令色”章，袁说友、程俱、方逢辰“贤哉回也”章等所进讲的篇章相同外，其余皆不同，经义诠释也各有偏重，但这并不妨碍经筵官们在其中寄寓某种相似或相同的思想理念与价值理想。由于宋朝“国初人便已崇礼义，尊经术，欲复二帝三代，已自胜如唐人”，[32]通过“创通”经义，取法尧舜，回向三代之治已经成为宋人的一种普遍意识。因此，士大夫们在君主集权制度下，认为要实现“必期致世如三代之隆而后已”的政治理想，[33]最有效的方式莫过于从权力的源头出发，为帝国培养德位相称并符合儒家理想的圣王。因而如何通过经筵讲学与经义阐释，引导帝王学为尧舜，成就君德帝业成为了经筵官们的重大责任与教育理想。因此，在经筵讲学中，经筵官们均以致君尧舜为旨归，围绕君主之“学”“德”“治”等主题展开经义阐发与诠释。 （一）为政必先为学 范祖禹认为帝王“今日之学与不学，系天下他日之治乱。”[34]帝王作为国家最高权力的掌控者，其品德修养、学识涵养与思想观念决定了天下之兴衰治乱。帝王为政治国当先明晰帝王之“学”与“政”的关系及其特点。 1.帝王之“学”与“政”。鉴于帝王特殊的身份，帝王之“学”自然有其不同的要求与特点。吕公著在解《论语》首章“学而时习之”时便特别强调：“然则人君之学，当观自古圣贤之君，如尧舜禹汤文武之所用心，以求治天下国家之要道。非若博士诸生治章句，解训诂而已。”[35]与书生之学以分章析句为重点不同，帝王之学当以尧舜为法，力求治国平天下之要道。同时“学与政非二物，顾所学者如何尔？学帝王仁义之术，则为徳政；学霸者刑名之术，则为刑政。”[36]“学”与“政”关系密切，是以仁义德治之道引导帝王，还是以管商刑名之术教育人君，将直接决定国家的政治走向与治国方略，牵涉到王道与霸道之别，故帝王之“学”不可不慎。此外，“古之学者为己，非止乎为己也。学既足乎己，行其所学，斯可以为人。故先之以学，次之以为政。”[37]帝王为政必先为学，学不仅是为提升其道德修养，更应是心怀天下，学以行之，成己成人，惠泽百姓。 2.学以明理去蔽。“自古圣主临政，愿治身致太平未有一事不由于学”[38]，然“学”当从何而入？王十鹏曰：“昔孔子以天纵之圣，讲道洙泗之间，群天下英才而教育之，盖三千人。弟子记其善言善行，谓之《论语》，垂诸后世，与六经并传”，该书乃“造道入徳之门户，穷理尽性之本原”，凡欲修身、事亲、事君、治天下国家者，均“不可不知是书”[39]。徐元杰说：“求道莫切于求心，求心莫切于求仁”，《论语》中蕴涵着“圣人心法之传”以及“帝王相传为学切要处”，故程颐以《论语》经筵进讲，力求“仿先儒之言，发明求心之旨，以助圣学端本行仁之万一，庶几正心以正朝廷，使百官万民四方远近，莫不一于正，人皆有士君子之行，不徒以言语视《论语》”[40]。《论语》对帝王修身立德理政具有重要的意义，为学为政当从《论语》而入。刘克庄解《论语》“六言六蔽”经义曰：“夫曰仁、曰知、曰言、曰直、曰勇、曰刚皆美德，上而人君、下而士君子之所当好，然不学以明其理，则各有所蔽，学所以去其蔽也。”[41]无论是帝王还是普通士人，《论语》都具备学以明理去蔽的普适性意义，在不同的社会阶层均可发挥其维系世道人心与社会秩序的作用。所以《四库全书总目》说：“故《论语》始于言学，终于尧舜禹汤武之政，尊美屏恶之训”。[42]《论语》中深刻的思想内涵与价值理念，是经筵官们引导帝王“学”以明“理”成“德”致“治”的经典依据与价值源泉，为帝王学为圣王提供了为学路径与榜样。 （二）君德成就之要 程颐曰：“天下治乱系宰相，君德成就责经筵”。[43]欲成就君德当始于正心修身而推之家国天下。 1.正心修身。为引导帝王修身立德，经筵官们十分重视《论语》中“心”“性”思想资源的挖掘。如王十鹏言学《论语》“当自正心诚意始”，“正其身而天下自归”。[44]徐元杰说：“《鲁论》言出心字只有三处，然句句字字无往而非求心”，“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以求心为帝王“为学最切要处。”[45]并运用理、心、性等理学思想阐发“政者正也”的经义，指出心为身之北辰，当“正一心以为万化之原”，“为上者可不兢兢而存省之哉！”[46]以正心为修身理政的根本。方逢辰曰：“才禀于气而性原于理”，“夫为学之道，内明五常之理，外尽五伦之事，变气质于有生之初，绝物欲于有知之后，必资师友之讲明，方册之诵习，然后能开其心术”，认为只有洞悉“人伦日用之道”，做“诚笃切实之功”，方可“明物察伦，治心修身”，“消磨其物欲，变化其气质，而为圣贤君子之归。”[47]指出帝王为学重心在于体认伦理纲常，摈弃物欲，笃实力行，变化气质，学为圣人君子。 2.孝悌爱亲。在以宗法血缘关系为中心的家国同构社会中，孝悌被认为是“百行之先”，对维护国家治理与伦常秩序意义重大。王十鹏指出“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事兄弟，故顺可移于长。扩而充之，至于格上下，通神明，准四海，未有不本于此者。”自古尧舜之“道”与“功”不过是“以孝弟扩而充之”的“理一而已”。反之，不孝悌者“在家则为贼子，在国则为乱臣”，“亦理之必然也。”[48]孝悌是家族和睦、社会和谐、国家稳定的基石。徐元杰进讲《论语》经义九则，就选用了“孟懿子问孝”“孟武伯问孝”“子游问孝”“子夏问孝”四章，指出“欲求尽孝者，要必合四章而并观，反吾身而密察圣人之所以告四子者，斯能备其道于一身，否则或亏其一，皆不得谓之孝矣。”[49]孝亲之道不仅包括以礼事亲、敬以爱之、色愉容婉，还应为亲自爱其身，才可谓真正的“尽孝”。杨时则通过讲“慎终追远”章劝诫人君当以舜为法，终身慕父母，以诚敬养生送死。[50]足见孝悌在儒家思想中的重要地位。 3.仁爱天下。“仁”在《论语》中既是一种德目，又是众德之总名，还是一种高尚的道德境界。培养仁爱之君是经筵官们的理想追求。方逢辰、程俱、杨时、袁甫、徐元杰等十分注重在经义讲说中以“仁”引导君王。方逢辰曰：“人之本心，天理具足”，人人均有“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的“圣贤之镃基”，但却“弃之如敝屣”而不知珍惜与护持，从而导致“见物不见道”，未能学而乐道至圣。[51]程俱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人君德业未成的原因并非是“不能”，而是“不为”。[52]而之所以会产生“事至于不欲为”的根源，袁说友认为是由于“志弗坚”，[53]缺乏坚强的意志而导致的结果。又杨时以舜为例，提出人君当志于道，像古之圣人一样“以天下为心”，其“食而饱，必思天下之有未饱者；居而安，必思天下之有未安者”，以苍生为念，仁爱天下万民[54]。袁甫“从天地一体的角度”对“克己复礼为仁”章、“仲弓问仁”章进行了诠释，指出“己与天地万物本无隔也”，礼本“周流贯通乎天地万物之间”而“无不周徧”，但因“人惟认八尺之躯为己”，故“与天地万物始隔矣”，因而需要通过“克己复礼”，才能实现“洞然大公”。仁礼本是一源，“礼在是，仁即在是矣”，只有去己、去私、去欲，“通人己为一”，学会换位思考，方可做到“人即己也，己即人也”，视民如己，则“天下归仁焉”。[55] （三）治国理政之道 如果说在宋代士大夫的观念中君德养成是儒家王道理想实现的前提条件，那么，王朝的施政理念与措施则是重建“三代之治”的重要保障。因而需以仁爱之心行仁爱之政，以德治天下，德礼并用、君臣正位、亲贤远佞、节用爱人。 1．为政以德，德主刑辅。《论语》中“为政以德”，“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等章节，是经筵官们经常选取用来阐发为政理想，引导君王以德治国的重要思想资源。如王十鹏说“为政以徳，是帝王仁义之学也。非修徳于为政之时，行所学于为政之时耳。正其身，而天下自归，故譬之北辰。北辰尝居其所，而众星咸拱。人君以徳为政，无为而治，而天下共尊。古之人有行之者，尧、舜、禹、汤、文、武是也。”[56]以德治天下，不仅劳少功多，成效显著，而且是尧舜等圣王所遵循的治国方略。徐元杰将此视为“执要御详之机括也”，并引程颐之言曰：“为政以徳，然后无为”，人主常以“道心”驾驭“人心”，“自有以致天下心悦而诚服之。”[57]从为治为政之大本与功效的角度而言，政刑为为治之具，德礼为为治之本。“人主之治天下”，如以政刑“使民有惧心”，不若“使民有愧心”，“驱之而后从，不若化之而不忍犯”，[58]以德礼化民从善。袁甫以“良心善性，人人固有，导之以仁义，齐之以礼乐，自可使之迁善远罪，”认为不可随意以刑杀人，如“以生道杀民，虽死不怨”等思想，[59]体现了儒家以仁政德治为核心的王道理想。 2.举贤授能，亲贤远佞。《中庸》曰：“为政在人”，“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60]人才之进退直接关系到国家政权与社会治理体系的正常运行，因而关于君子小人之辨、如何举贤用贤成为经筵官们讲学时最为重要的话题。刘克庄经筵讲《论语》共16章，就有12章涉及到小人“色厉内荏”“乡愿”“巧言令色”等表现与危害，以及微子、箕子、比干、周公等贤才的进退出入，并将贤人隐逸视为“礼乐散亡”、国家衰弱的标志。[61]吕公著解“有朋自远方来”时，从士人之朋引申至天子当以贤为朋，不仅应“致当世之贤者”以燕见劝讲，而且应访贤举才、广搜遗佚，使得“怀道抱德之士，皆不远千里而至”。[62]杨时指出：“盖君子小人之用舍，治乱之所由分也”，人君欲安民当以“知人为先”，[63]警戒“谗人之言常巧矣，故能变乱是非之实，中伤善类，以蔽惑人主之听”。[64]袁说友提出人君当不拘于一格选拔人才，其才“或小或大而皆适于用,用之各得其地,则小用而小,大用而大,随其分量以成就其功用。”因材施用，量才授官，这既是尧舜用人之准则，也是“人主用人之要道也。”并称“尧、舜之知人，则以巧言令色为必畏；夫子之论道，则以巧言令色为不仁”，“恶直丑正为衰世之风，去佞嫉邪为治世之事”，劝诫人君亲贤臣远小人。[65]袁甫、徐元杰、程俱等均有类似的言论。 3.君臣正位，以礼相待。为维护国家政治生态与社会秩序的稳定，孔子特别强调“正名”，要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各正其位，各尽其职。[66]对此，方逢辰进一步引申道：“彝伦者，人道之大纲，政事之根本也。第彝伦之在人，内而至尊者无出乎父子，外而至大者无出乎君臣。苟在家，父焉而能尽父之慈，子焉而能尽子之孝，则必有以正伦理，笃恩义，小大咸得其宜，而家道齐矣。在国君焉而能尽君之道，臣焉而能尽臣之忠，则必有以正朝廷，平庶务，上下咸得其所，而国体治矣。然则为政之本，又岂有出于君臣父子之外者哉？”[67]将君臣之分与为君为臣之道上升到人道大纲与为政根本的高度。程俱借“贤哉回也”经义的阐发，指出其心目中理想的君臣相处之道是：臣以“道”事君而非“有自衒自鬻图利于其君之心”，君待臣以“礼”而“不可以爵禄宠利”拘之。[68]吕公著指出如果人君不见知于下者，“则反身修德，而不以蕴怒加之”，[69]换位思考，将心比心，令人信服。从中可见，儒家之忠君并非无条件地愚忠愚孝，而是强调彼此对等，相互尊重，以礼相待。 4.施政本“理”，节用爱人。在现实的政治运行中，应该遵循什么样的为政原则呢？袁说友曰：“古之圣人，所以上而临人，内以修已，外以应物，以理为本，以本为用，不敢轻用以悖理，不敢忘理以废本。”[70]无论是治理国家，还是应事接物都要“循理而行”，凡“不合于道者”，皆是“不由于正理”的原因造成的。[71]那么，又如何衡量施政是否合“理”顺“道”呢？程俱给出了答案，那就是“施之当而已”。如“孔子与公西赤之粟寡而不为吝，与原宪之粟多而不为汰。”[72]济贫不继富，损有余而补不足。杨时认为治国无论是“钦事而信为先”，还是“爱人必先节用”，亦或是“理财”，均需一本于“制度”：“其取之有道，用之有节，而各当于义”，“岁终制国用，则量入而为出”，“春析夏因，秋夷冬隩，各以其时”，这才是真正的“爱人之道”。[73]所谓人君之为人谋，应该是“为之正经界而授之田，制里庐而与之居，植桑麻于墙下，畜鸡彘于其间，使之衣帛食肉、养生送死而无憾”。反之，“若夫征求无艺，擅天下之利而有之，以为己私，坐视民之流亡冻馁而莫之恤，非为人谋而忠也”。[74]从中可见，儒家士大夫对国计民谟的关切，以及对君王的殷切期望。 三、《论语》经筵讲义的诠释特点 相对汉唐章句训诂之学，宋代经筵讲官们不再拘泥经文之“原意”与字词句的注释，而是更注重经典中修己治人之道的“义理”阐发，力图借助经典诠释的“主导权”与经义的创造性诠释，阐发自己对时代社会问题的思索与政治理想追求，以此致君尧舜，道济天下。[75]所以南宋卫泾说：“自昔帝王莫不以学为本。然学有小大，分章析句，牵制文义，此书生之学也；究圣贤之用心，明古今之大致，识安危治乱之体，察善恶消长之机，斯为帝王之大学。”[76]帝王之学的这种“究圣贤之用心”以明古今治乱的要求，使得经筵讲学具有发挥义理，出之己意，规谏君王；形式自由，议论说理，明白晓畅；引经据典，博采故事，关切现实等特点。 1.发挥义理，出之己意，规谏君王。每位经筵官因学术旨趣、性格特征、人生际遇等不同，其解经时所选取的经文不尽相同，即使是同样的经文，其诠释也是各具特色，带有浓郁的个人主观色彩，融汇了生平学术思想与社会政治观念，具有有为而发，义理阐释，出之己意，规谏君王的特点。如同样是对“贤哉回也”章的阐释，袁说友通过颜回之乐在“道”与常人之乐在“欲”不同，引申至“则尧舜所忧所乐者，盖在于诛乱以求贤，得贤以致治”，[77]劝谏在上位者不当以位为忧乐，而应以得贤为忧乐。程俱重在阐发人君观贤举才待臣之道，指出像颜回这种“以道自任”，不为贫贱富贵所移的圣贤君子，方可“任天下之重”，人君对其可以“礼致”而不可以富贵利禄诱之并有骄士之心。[78]方逢辰重在阐发孔子、颜回、尧舜之所以圣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其“处人情所大不能堪处”，仍能扩充天理所赋于人之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见道而不见物”，不像大多数众人“见物而不见道”，以富贵声色为乐，从而引导人君以兢兢护持“圣贤之镃基”为乐，学为圣人。[79] 2.形式自由，议论说理，明白晓畅。关于经筵讲学方式，徐鹿卿曰：“人主之学与经生学士异，执经入侍者，必有发明正理，开启上心”。[80]宋高宗曰：“儒臣讲读，若其说不明，则如梦中语耳，何以启迪朕意？”[81]这就意味着经筵讲学必须采取灵活多样的形式与通俗易懂的语言，将经典中的义理清晰地阐发出来，以达到启迪君心，成就君德圣治的目的。因此经筵讲义的体例不拘一格，形式自由。或先列经文原文，再以“臣以谓”“臣观”“臣闻”等按语阐发经义，如程俱、袁说友等；或先列经文原文，不下按语，直接另起一段，阐发义理，如王十鹏、袁甫、方逢辰；或采取“巧言令色章”等形式概括经文，再进行义理阐发，如吕公著、杨时；或融经文与诠释为一体直接进行阐发，如徐元杰。经义阐发篇幅长短不一，完全服务于论说主旨的需要，并以议论说理等方式层层推进，明白晓畅。如杨时在阐发“吾日三省吾身章”时，先阐明常人“三省”之表现，再联系人君修身治国之实际，阐发人君之“三省”在于使百姓安居乐业，亲亲友贤，尊德进贤。[82]可谓由远及近，逻辑清晰，说理透彻。又如袁甫阐发“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经义时，先对什么是“文”进行了解释，接着话锋一转：“既曰文，而又曰仁，同乎？异乎？”对“文”与“仁”的关系进行了追问与解答，指出“文者其所著见，而仁者其根本，名异而实同也。会之以文，盖所以辅吾之仁也。”而“为仁专在乎反己”，只有“用力在已而又得良辅，则切磋琢磨之益日增”，不应“雕虫篆刻、破碎经旨”以为“文”，进而指出“君不仁而在高位”所带来的危害，警醒人主当以“修明师友讲习之学”为急务。[83]可谓循循善诱，步步推进，逻辑谨严，语言流畅，通俗易懂。 3.引经据典，博采故事，关切现实。为避免空洞的理论说教，增强经筵讲学的生动性与趣味性，经筵官们还会采取引经据典、穿插故事等方式，阐发经义，关切时政，启发君主。纵观宋代《论语》经筵讲义，其所引之经典涉及了《尚书》《诗经》《礼记》《周官》《周易》《左传》《孝经》《大学》《中庸》《孟子》《论语》等“四书五经”，且其经义阐发引用“四书”逐渐增多：如杨时、刘克庄、程俱、徐元杰引用《中庸》，方逢辰引《大学》；杨时、王十鹏、袁说友、袁甫、程俱引《孟子》；杨时、袁说友、袁甫、程俱、徐元杰、方逢辰引《论语》等，既有以它经证《论语》经义，也有引《论语》自证，呈现出融会贯通“四书”经旨义理的倾向，透露了宋代理学的兴起与新经典体系逐渐形成的学术动向。同时，在经义诠释中，经筵官们往往借历史人物或故事为人君提供行为规范与治国借鉴。如刘克庄释“六言六蔽”时，运用历史故事分别从“君”与“士”两个对比角度阐发“不学以明其理”而造成的各种弊病：“臣谓‘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以士言之，宰我所问入井求仁之类是也；以君言之，徐偃王以仁失国是也。‘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以士言之，惠施、公孙龙之徒是也；以君言之，周穆王知足以知车卫马足之所至而不足以知《祈招》之诗是也”等等[84]。袁说友为说明“小人儒”的危害，列举了“小则如汉张禹、孔光之徒，大则为唐许敬宗、柳璨之辈”等故事，以警醒“君天下者，其于用人之际，庸可忽诸？”[85]用人当明辨君子与小人，等等。无论是引经据典，还是博采故事，亦或是议论说理，诠释的落脚点仍然是现实社会生活与人君修身治国的实际，所以在讲义中，劝诫君王的拳拳之言比比皆是。如“人君所宜取法者，舍舜何以哉？”[86]“此自古圣人之所深戒者也”[87]；“今欲于期月之间，一天下、返旧都、致太平、兴礼乐，是则力不足矣，是挟泰山以超北海之类也，今欲勤听断、明政刑、节财用、慎举措、修军政、纾民力、进贤能，以驯致中兴之功，此则可为之事也，苟不为焉，是则画也，是为长者折枝，而自以为不能之类也。”[88]无不立足于君王之实际，以治道重建与君德养成为目标，具有强烈的现实关照性。 四、结语 关于宋学精神，钱穆认为“厥有两端：一曰革新政令，二曰创通经义。”[89]面对着唐末五代十国末年的政治动乱、世道沦丧，宋代士大夫们力图回到原始儒典，通过对儒家思想资源的重新挖掘与诠释，建构“明体达用”之学，以重振伦理纲常与社会政治秩序。尤其是范仲淹与王安石“得君行道”而发动的庆历新政与熙宁变法，让众多的知识分子们看到了“经术正所以经世务”的重大作用，[90]将“得以学术进说于人主之前，言信则志行”，[91]使天下蒙其利视为儒者的“非常之遇”。而经筵制度的成熟与完善，经筵官讲学时的“从容敷绎，以伸论议”，君臣间叩问治乱本原的“反复问难”与“开沃启导”等，[92]为士大夫以经义影响帝王，陶冶君德，参政议政提供了重要渠道。如果说在哲宗之前，经筵教育更偏重于国家兴衰治乱的经验借鉴与总结，那么程颐入侍经筵所提出的“君德成就责经筵”则是对王安石过于注重以富国强兵之“术”影响神宗而导致与民争利、变法失败的反思，标志着经筵教育重心向“内圣”的转向，将君德视为“外王”功业成就的前提保证。经筵成为士大夫引导帝王以“学”明“道”成“德”致“治”的重要平台，促进了“学术”与“政治”的互动，“创通经义”与“革新政令”的贯通，从而造就了宋代独特的思想学术风貌与士大夫政治。 《论语》作为承载着儒家修己治人之道的经典，从仁宗时便已成为经筵讲学的必读典籍，终宋一朝，历代诸帝无不研习《论语》，尤其在高宗、理宗朝，《论语》多次被进讲，其间所蕴含的为学明道、正心修身、孝悌爱亲、仁政德治、节用爱人、学为圣人等思想，成为经筵官们用以教导帝王，成就君德，寄寓理想，建构治道的经典依据与价值来源。而经筵讲学的“帝学”性质，又促使经筵官解经时多注重义理阐发，从而形成了以己意释经，规谏君王，形式自由，议论说理，明白晓畅，引经据典，博采故事，关切现实等特点。通过经筵讲学，不仅增强了君主对儒家思想价值的认同与理解，为君臣在为政理念与思想意识上达成共识提供了契机，奠定了君臣共治格局的思想基础，而且促进了儒学向最高层的渗透及官学化；此外，经筵官大多为当世名臣硕儒与学界政界代表人物，为天下人所瞩目，《论语》在经筵的进讲与“义理”解经方式，促进了《论语》的社会化、普及化，推动了北宋经学由章句之学向义理之学的转型，[93]呈现了帝王之“学”“德”“治”之间的互动与贯通。 注释： *本文为作者所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规划项目“宋代《四书》经筵讲义研究”（项目编号：16BZX056）阶段性研究成果。 [①]《宋史》卷四百三十九《文苑传•序》，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2997页。 [②]王琦，朱汉民：《论宋代儒家新帝学的兴起》，载《鹅湖月刊》第45卷第6期。 [③]王琦：《宋代经筵讲义的兴起》，载《中国哲学史》2018年第2期。 [④]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9872页。 [⑤]宋代经筵官主要包括翰林侍讲学士、翰林侍读学士、侍讲、侍读、崇政殿说书、天章阁侍讲等。 [⑥]王琦：《朱熹帝学思想研究》，新北，花木兰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20年，第34-36页。 [⑦]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第1635页。 [⑧]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第1675页。 [⑨]范祖禹：《帝学校释》，陈晔校释，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15年，第89页。 [⑩]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第2366页。 [11]范祖禹：《帝学校释》，第90-91页。 [12]范祖禹：《帝学校释》，第105-112页。 [13]范祖禹：《帝学校释》，第133-135页。 [14]王应麟：《帝学》，见《玉海》卷二十六，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5]吴国武：《程颐入侍经筵考——兼谈朱熹的讲读活动及程朱系谱的形成》，载《人文与价值：朱子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暨朱熹诞辰800周年纪念论文集》，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98-112页。 [16]徽宗时杨时曾为迩英殿说书；钦宗时除杨时为谏议大夫兼侍讲。今《杨时集》《全宋文》存其《论语》经筵讲义九章。其生平事迹可参看《宋史》卷四百二十八《杨时传》，第12738-12743页。 [17]毕沅：《续治通鉴》，北京，中华书局，1957年，第2662页。 [18]程俱生平事迹可见《宋史》卷四百四十五《程俱传》，第13136-13138页。其《北山集•进讲》中存有《孟子》《论语》经筵讲义。 [19]刘时举：《续宋中兴编年资治通鉴》，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81页。 [20]朱彝尊：《经义考》卷二百三十四，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1]刘琳等校点：《宋会要辑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2887页。 [22]刘琳等校点：《宋会要辑稿》，第2747页。 [23]《宋史》卷一百六十二《职官二》，第3825页。王十鹏等生平事迹可参看《宋史》卷三百八十七《王十鹏传》，第11882-11887页。其《梅溪后集》今存《小学讲论语》三则。 [24]刘琳等校点：《宋会要辑稿》，第2734页。 [25]贾超：《南宋诗人袁说友行年考》，载《新国学》2017年第2期。 [26]袁说友《东塘集》卷十一《讲义》即是其为宋宁宗经筵讲《论语》的讲稿。 [27]毕沅：《续资治通鉴》，第4499页。 [28]朱彝尊：《经义考》卷二百十一，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9]毕沅：《续资治通鉴》，第4653页。 [30]徐元杰于淳祐元年(1241)，拜左郎官兼崇政殿说书，其《楳埜集》存有《（论语）经筵讲义》与《进讲日记》。袁甫在理宗亲政后，曾迁起居舍人兼崇政殿说书，其《蒙斋集》存有《（论语）经筵讲义》六章。刘克庄曾任崇政殿说书，于淳祐十一年（1251）为理宗讲《论语》，今存《后村先生大全集》与《全宋文》中。 [31]钟信昌：《宋代<论语>经筵讲义研究》：台北，台北市立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4年，第136-140页。 [32]黎靖德：《朱子语类》，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3085页。 [33]程颢：《上神宗论君道之大在稽古正学》，见赵汝愚编：《宋朝诸臣奏议》卷五，北京大学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校点整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45-46页。 [34]范祖禹：《上哲宗论学本于正心》，见《宋朝诸臣奏议》卷五，第47页。 [35]吕公著：《论语讲义》，见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50册，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265页。 [36]王十鹏：《小学讲论语》，见《梅溪后集》卷二十七，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7]王十鹏：《小学讲论语》，见《梅溪后集》卷二十七，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8]袁说友：《讲义》，见《东塘集》卷十一，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9]王十鹏：《小学讲论语》，见《梅溪后集》卷二十七，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40]徐元杰：《经筵讲义》，见《全宋文》第336册，第291-292页。 [41]刘克庄：《论语讲义》，见《全宋文》卷330册，第125-126页。 [42]四库全书研究所整理：《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三十六，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475页。 [43]程颢、程颐：《二程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540页。 [44]王十鹏：《小学讲论语》，见《梅溪后集》卷二十七，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45]徐元杰：《经筵讲义》，见《全宋文》第336册，第291-292页。 [46]徐元杰：《经筵讲义》，见《全宋文》第336册，第293页。 [47]方逢辰：《讲义》，见《蛟峰文集》卷七，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48]王十鹏：《小学讲论语》，见《梅溪后集》卷二十七，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49]徐元杰：《经筵讲义》，见《全宋文》第336册，第295-296页。 [50]杨时：《论语经筵讲义》，见《全宋文》第124册，第282页。 [51]方逢辰：《讲义》，见《蛟峰文集》卷七，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52]程俱：《进讲》，见《北山集》卷二十九，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53]袁说友：《讲义》，见《东塘集》卷十一，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54]杨时：《论语经筵讲义》，见《全宋文》第124册，第283页。 [55]袁甫：《经筵讲义》，见《蒙斋集》卷一，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56]王十鹏：《小学讲论语》，见《梅溪后集》卷二十七，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57]徐元杰：《经筵讲义》，见《全宋文》第336册，第292-293页。 [58]徐元杰：《经筵讲义》，见《全宋文》第336册，第293-294页。 [59]袁甫：《经筵讲义》，见《蒙斋集》卷一，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60]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29页。 [61]刘克庄：《论语讲义》，见《全宋文》第330册，第126-132页。 [62]吕公著：《论语讲义》，见《全宋文》第50册，第265-266页。 [63]杨时：《论语经筵讲义》，见《全宋文》第124册，第284-285页。 [64]杨时：《论语经筵讲义》，见《全宋文》第124册，第279页。 [65]袁说友：《讲义》，见《东塘集》卷十一，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66]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129页。 [67]方逢辰：《讲义》，见《蛟峰文集》卷七，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68]程俱：《进讲》，见《北山集》卷二十九，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69]吕公著：《论语讲义》，见《全宋文》第50册，第266页。 [70]袁说友：《讲义》，见《东塘集》卷十一，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71]袁说友：《讲义》，见《东塘集》卷十一，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72]程俱：《进讲》，见《北山集》卷二十九，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73]杨时：《论语经筵讲义》，见《全宋文》第124册，第280-281页。 [74]杨时：《论语经筵讲义》，见《全宋文》第124册，第280页。 [75]王琦,朱汉民：《以道学建构帝学——朱熹诠释<大学>的另一种理路》，载《社会科学》2018年第4期。 [76]卫泾：《论圣学劄子》，《后乐集》卷十一，文渊阁四库本。 [77]袁说友：《讲义》，见《东塘集》卷十一，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78]程俱：《进讲》，见《北山集》卷二十九，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79]方逢辰：《讲义》，见《蛟峰文集》卷七，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80]徐鹿卿：《辛酉进讲》，见《清正存稿》卷四，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81]刘琳等校点：《宋会要辑稿》，第2885页。 [82]杨时：《论语经筵讲义》，见《全宋文》第124册，第279-280页。 [83]袁甫：《经筵讲义》，见《蒙斋集》卷一，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84]刘克庄：《论语讲义》，见《全宋文》第330册，第125-126页 [85]袁说友：《讲义》，见《东塘集》卷十一，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86]杨时：《论语经筵讲义》，见《全宋文》第124册，第282页。 [87]袁说友：《讲义》，见《东塘集》卷十一，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88]程俱：《进讲》，见《北山集》卷二十九，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89]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年，第6页。 [90]《宋史》卷三百二十七《王安石传》，第10544页。 [91]程颢、程颐：《二程集》，第540页。 [92]袁说友：《讲义》，见《东塘集》卷十一，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93]王琦：《从章句之学到义理之学——以朱熹<大学章句>与<经筵讲义>为例》，载《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8年第5期。 (责任编辑：admi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