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学》研究现状及未来研究旨向 作者：申淑华（渤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来源：《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9年06期 时间：孔子二五七零年岁次己亥六月十六日丙辰 耶稣2019年7月18日 摘要 《大学》自宋儒尊信表彰以来，解说纷纭，莫衷一是。学界对《大学》研究的分歧主要围绕作者、成书年代、版本、篇名含义等问题展开。目前学界对《大学》的研究呈现两种态势：一是围绕某一个或某几个人物或某个历史时期对《大学》展开的研究；二是将对《大学》的研究置于四书学之中，缺乏像对《论语》《孟子》那样所进行的学术史的梳理。未来《大学》研究旨向有三：经典互释、同词异义、解在史中。 中西方哲学发展形态不同，西方哲学以提出、解决问题的方式进行；而中国哲学的发展则是通过确立、解释经典的方式来实现的。在中国哲学经典诠释体系中，《大学》是不可忽视的一篇，它与《礼记》脱离独立成篇，与《论语》《孟子》并列升格为经，乃至后学围绕它展开的争论，都与汉唐以后学术史的发展密切相关，换而言之，《大学》是研究中国哲学史的一端，避开它，中国哲学则有所不见。 目前学界关于《大学》的研究方兴未艾，为了便于学者厘清与《大学》研究相关的诸问题，本文拟从研究现状、研究特点及未来研究旨向三个方面展开论述。 一、《大学》研究现状 《大学》自宋儒尊信表彰以来，解说纷纭，莫衷一是。学界对《大学》的研究分歧主要围绕作者、成书年代、版本、篇名含义等问题展开。 关于《大学》的作者及成书年代。关于《大学》的作者，李纪祥(台)梳理出四种说法。一是朱子分经传，认为经为孔子所述，曾子所作；传为曾子所述，门弟子所作。二是杨简主张《大学》非圣人之书。三是王柏、丰坊主张为子思所作。四是宋昰主张为刘歆所作。除这四种说法外，还有七种：一是班固“七十子后学”说；二是二程孔氏之遗言、遗书说；三是陈元德的戴圣所作说；四是郭沫若的孟子后学乐正氏之儒的典籍说；五是冯友兰的荀况派所作说，刘又铭(台)赞同此说；六是卫挺生主张为周文王所作；七是赵泽厚(台)认为是董仲舒所作。 此外，需要补充说明三点：一是关于《大学》的作者，在朱子之前，二程已提及；二是主张《大学》为子思所作，尚有黎立武、葛寅亮；三是主张《大学》非圣人之书，除了杨简，还有陈确(乾初)。 与对《大学》作者考证密切相关的另一问题是对《大学》成书年代的考证。关于《大学》的成书年代，李纪祥指出，梁启超、黄建中、胡适认为在孟、荀之前；徐复观以为在秦代；林政华主张成于战国晚期；武义内雄(日)认为作于汉武帝时期，傅武光从之；成中英认为作于孟子之后，劳贞一、陈盘、胡止归均从之。他们一致的观点是《大学》的作者属于性善一系。 需要补充的是，关于《大学》成书年代还有两种观点：一是冯友兰认为在秦汉之际，且属于荀学一系；二是罗华文认为在孔曾之后、孟荀之前的战国前期，即公元前五世纪左右。 关于《大学》的改本研究。在《大学》研究史上，二程最先对《大学》进行改动。程颢有《明道先生改正大学》，程颐有《伊川先生改正大学》。二程只对《大学》进行移文，程颐有改字。朱熹则对《大学》进行分经传、移文、改字、补阙，引起后学纷争不断。关于《大学》版本，刘斯源著《大学古今本通考》，辑录了汉以来至明代对《大学》的研究，并基于理学视域进行评价。朱彝尊《经义考》收录了汉代至清代学者对《礼记》或《大学》的研究，有二百四十之多。 此外，赵泽厚的《大学研究》主要罗列了二程至张履祥等十八人对《大学》的改本，且是粗略概说。李纪祥的《两宋以来大学改本之研究》以郑注、孔疏为参照，收录宋代九家、元代两家、明代十八家、清代十家、民国三家、韩国一家、日本三家之改本，并对诸版本的演变过程及学理根据进行了揭示，其收罗广泛，考证周详，为《大学》改本研究不可多得之作。刘勇的《变动不居的经典》主要对明代的《大学》改本进行了研究。岑溢成、叶国良亦分别撰文，对《大学》的改本问题及林之奇的《大学》改本进行了研究。此外，廖亦昌、许俊雅、程元敏、王大千等人分别对《大学》古本进行了研究。 关于《大学》的篇名含义。申淑华在《素位之学——陈乾初哲学思想研究》中，对《大学》篇名或“大学”一词的解释进行了梳理，概括为四种：一是杜佑的《通典》称“大学”为上庠，即“大学”是学校；二是郑玄的《三礼目录》认为“大学”是为政之学，孔颖达因此认为“《大学》之篇，论学成之事，能治其国”，周予同亦据此认为“大学”是研究治术教育的机关；三是朱子的《大学章句》提出的“大学”是教人之法；四是“大学”是大人之学，关于大人有两种解释，分别是朱子从年龄、王阳明从道德境界层面的界定。 此外，关于《大学》的篇名含义还有第五种，即黎立武提出的《大学》为大成之学。黎立武受《礼记·学记》的影响，据《学记》所描述的古代教学阶段界定《大学》为高级阶段的大成之学。 二、《大学》研究特点 尽管《大学》的研究仅仅围绕《大学》文本等相关问题展开，但总体来看，呈现以下三方面特点。 断代研究。有学者注意到《大学》与学术史发展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比如《大学》与清代学术之关联。涂耀威、周国林的《清代〈大学〉研究的新趋向》就指出清代《大学》研究有三个新趋向：一是重考据学方法；二是《大学》研究的经学化；三是《大学》研究的经世化。该文指出清代《大学》研究仍然存在大量“述朱”“述王”之作，从学术史角度而言，清人《大学》说仍是承宋明儒而来。该文仅就清代《大学》研究的特征进行揭示，并没有深入到解释层面。此外，陈群《明清之际〈大学〉诠释研究》主要对明清之际的《大学》深入到解释层面进行研究。 个案研究。学界对《大学》的研究多与人物研究结合在一起。前文提及，朱子改动《大学》，引起后学纷争。对于朱改《大学》的批判，以王阳明为最。由此，学界对于朱熹、王阳明的《大学》注解研究最为集中。赵泽厚就指出，朱子注解与《大学》原意颇多不合，已非古之原貌。唐君毅(香港)、陈荣捷(美)、冯达文、陈来、张学智、朱汉民、林政华、曾春海(台)等皆对朱子《大学》思想进行了研究；钱穆(香港)、戴君仁(台)、蔡仁厚(台)、陈来、张学智等都对阳明《大学》思想进行了研究。其次是对真德秀、丘浚、王艮、刘宗周、陈确、毛奇龄、王夫之、颜元等的研究。钟文荣对真德秀的《大学衍义》的成书时间、构成、版本等问题进行了梳理，陈永正的博士论文《从〈大学衍义补〉试析丘浚思想》指出丘浚思想总渊源是以《大学》《大学衍义》为中心的。蒙文通、钱穆、余英时、詹海云、申淑华等对陈乾初《大学》思想进行了研究，詹海云著有《陈乾初大学辨研究》。陈来、张学智、陈代湘、蔡家和(台)等皆对王船山《大学》思想进行了研究。 置于四书学中。“四书”得以形成，主要归功于程朱。《宋史》称程颢、程颐表彰《大学》与《中庸》，将其与《论语》《孟子》并行。二程于《大学》的最大贡献是将其提高到与《论语》《孟子》同等的高度，并且在整个儒学或道学架构体系中，给《大学》界定地位，即初学入德之门。朱子首次将《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置于一处，称为“四书”，并为其倾尽半生心血作注。此后，《大学》成为“四书”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目前学界来看，《大学》研究的最大特色是被置于“四书学”研究之中，比如费乐仁对毛奇龄的四书学进行了研究。陆建猷对宋代四书学进行了研究，他阐释了宋代四书学产生的历史动因及文化层的意义。肖永明主要对张载、二程、王安石、朱熹等的“四书”进行了研究，并着重揭示了“四书”与其思想的关系。周春健主要对元代以陈栎、胡炳文、倪士毅为代表的新安学派的四书学展开了研究。许家星围绕朱子四书学展开相关研究，他认为朱子四书学的形成分为启蒙、准备、形成、成熟和完善五阶段。张天杰从清初的“由王返朱”思潮出发，对吕留良、陆陇其的“四书”思想进行研究。闫春主要从古籍整理的角度对《四库全书》收录的明代“四书”著作及明清时期《四书大全》的传播特点进行了研究。在现实层面，武汉大学的郭齐勇一直在积极倡导把“四书”纳入通识教育，并作为核心课程。 综上所述，目前学界对《大学》的研究主要表现为两种态势：一是围绕某一个或某几个人物或某个历史时期对《大学》展开的研究；二是将对《大学》的研究置于四书学之中。 三、《大学》未来研究旨向 《大学》全文仅1753个字[1]。不过，自郑玄、孔颖达后，对《礼记》《大学》作注解者代不乏人。总体来看，目前研究存在的问题是，对《大学》作为经典的学术史梳理不足，缺乏像对《论语》《孟子》那样的学术史的梳理。未来的《大学》研究旨向有三。 经典互释。中国哲学的经典以解释的方式存在，但不同时期，作为经典的著作并不尽相同，中国哲学特别是宋明理学及以后一个明显的学理特点是，以一个或几个经典典籍作为理论背景来解释其他典籍，我们称其为经典互释。《大学》研究势必要在经典互释论域下进行客观梳理工作。在《大学》解释史上，“五经”和《论语》《孟子》《荀子》等都可以构成其理论背景。比如，郑玄、孔颖达对于《大学》的注疏是在《礼记》的理论背景下进行的；吕大临、黎立武则是基于《中庸》展开解释；王阳明在《孟子》背景下对《大学》进行解释。可以说，以不同的典籍作为背景去解释《大学》，会出现不同的解释结果。所以，对《大学》的研究，一定要掌握解释者背后的典籍依据。 此外，基于经典互释基础上对《大学》的研究，一定要充分注意到解释者个人的理论背景。从解释学的角度看，解读者对于文本的理解，永远受被理解的前结构影响，对于《大学》的解释亦如此。研究者个人的理论背景的不同是影响其解释《大学》不同的深层次原因。对《大学》解释史作一客观梳理，就需要充分解读每位《大学》解释者是在什么样的理论背景下、在何种典籍视域下进行的研究，是沿袭旧说还是提出了个人见解。同时，在《大学》发展史上，诸家的作用、地位如何的问题亦应予以关注，等等。 同词异义。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通过建立各自的概念体系提出不同的思想观点。中国哲学不甚注重概念体系的建立，而是基于权威，在不触及概念的前提下，通过对概念的不同诠释来表达其观点。所谓同词异义，是指中国哲学不同学派甚至于同一学派的不同学者之间，使用的概念虽然相同，但表达的内涵不同。中国哲学的解释恰恰是通过同词异义表现出来的，而不同学者的学术观点也是通过这一点体现出来的。比如同样谈道，儒家的道与道家的不同，圣人概念亦是如此。这一点在《大学》研究中体现得尤为明显。 《大学》的同词异义情况分为两种。一是在对《大学》文本的解释中，针对相关概念，不同解释者提出不同含义，“格物”解就是明显的例证，刘宗周称：“格物之说，古今聚讼有七十二家。”[2]二是《大学》中的明德、亲民、至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本末、慎独等概念越出《大学》文本，构成宋明以后中国哲学的基本范畴，有的学者把《大学》中的相关概念作为构建自身理论体系的表述语，这个时候对《大学》相关概念的解释主要考虑的是其构建理论的需要，而非以《大学》文本为中心。比如，王阳明对《大学》的解释多少体现了这一倾向。这体现了中国哲学解释史“六经注我”“我注六经”交织并在的情况。 当然，同词异义情况的存在也给中国哲学概念外文翻译工作带来了困难，因为对于同样的概念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解释，有的解释甚至南辕北辙，但这并非说同词异义使借助翻译的交流变得不可能，而是说，在翻译过程中，这一现象要引起重视。 解在史中。纵观宋元明清儒学史，其可谓一部《大学》纷争史。对《大学》进行解释史的研究，要紧密结合中国哲学学术史的发展及流变。在这过程中，不同时代的思想特征是影响《大学》解的深层原因。比如，中国学术史分别体现为汉代的天人感应、唐代的佛学、宋明理学和心学、近代的西学东渐等明显的阶段特征，这就决定了郑玄的《大学》解是从天人感应视域下出发的，韩愈、李翱在与佛学论辩中对《大学》进行挖掘，程朱及后学的《大学》解受理学影响，陆王及后学从心学背景下解《大学》，近代西方哲学传入中国后《大学》与科学知识相结合，等等。此外，纵观《大学》解释史，其与佛学传入中国、儒学排击及融会佛老、理学内部纷争、理学到考据学转向、经世致用实学等问题也是息息相关的。 基于上述原因，在《大学》的研究过程中，一定要针对每位研究者，注意做好问题域的区分，即《大学》本身存在的理论问题、《大学》解释的纷争、以《大学》为表现手段而进行的背后学理的论争，在《大学》解释中，这三个层面的问题是杂糅在一起的。不过，在《大学》的诸多解释中，尝试寻找一个固定答案的做法是不现实的。正如黑格尔关于花蕾、花朵、果实的比喻，《大学》正解就体现在史的流变中，而试图寻找《大学》解的定论只能陷入循环论争。所以，《大学》无定解，解在史中。即便如此，我们还是倾向性地认为，以《礼记》为背景来理解《大学》最接近《大学》本旨。 注释 1、朱熹认为经的部分205字，传的部分1546字，合计应该是1751字。两字之差在哪里，有待进一步研究。 2、刘宗周：《刘宗周全集》第一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657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