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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学术出版不平等 作者：查德 . 维尔蒙、安德鲁 . 派普尔 译者：吴万伟 来源：作者授权儒家网发表，本文的修改删节稿曾发表在《复旦教育论坛》2018年第2期 时间：孔子二五六九年岁次戊戌五月十六日壬辰 耶稣2018年6月29日 【译者按：本文的英文版最初发表在人文学科著名期刊《批评性探索》2017年7月21日，10月2日刚刚发表数据更新后的修改版。作者是美国弗吉尼亚大学德语系副教授查德·维尔蒙和加拿大麦基尔大学语言、文学、文学系教授安德鲁·派普尔。该文重点考察了学术出版的不平等问题，早期现代大学的学术赞助人体系和文化和社会资本体系在当今研究型大学中依然存在，学界声望和知识分配依然集中在少数名牌大学圈子内。 有意思的是，就在译者刚刚完成此文的翻译时，看到《美国高等教育记事》2017年10月12日和17日接连发表两篇文章“学界的声望问题”和“大学不是技术”对此文进行批判。前文的作者是密歇根大学博士候选人马克西米连 • 阿尔瓦雷茨（Maximillian Alvarez），后文的作者是哈佛大学博士后研究员列恩 • 古金（Len Gutkin）和威斯理安大学英语客座副教授萨姆 • 法伦（Sam Fallon）。在阿尔瓦雷茨看来，两位作者虽然强调了需要慎重考虑大学和学术出版作为技术运行的蓄意方式，却没有涉及它们究竟是在为谁运行的根本问题。他们认为学术出版已经令“认识不平等”的情况越发恶化，而“消除赞助人体系和文化资本”在学术知识生产的消极影响的所有尝试都已经失败。但这位评论者不以为然，他觉得为一小撮名牌大学提供“认定知识标准”的垄断权并非现有学术体系令人遗憾的副作用---这恰恰是该体系在当今形式下应该做的事。如派普尔和维尔蒙指出的那样对该体系进行微弱的调整，如将数字工具纳入其中根本就行不通。这位评论者认为，应该把变革的希望寄托在学界外面的反叛者如开放性出版社（OA）如开放性人文出版社（Open Humanities Press）和刺点书（punctum books）。因为学术出版的标准和规范旨在强化我们的技术路径式的机会主义欲望，即成为个人学术领地的领主。如果不同的出版实践能够让更多学者相互奖励（或感受到奖励），渴望进行和实际进行不同方式的学术研究，这可能产生更强大的刺激，促使资深学者和学界新秀在学术研究中更多引用或者（只引用）开放性出版物，或指定开放性出版物作为课堂阅读材料或要求开放性出版物作成专业论文标准。一旦学界集体开始寻求其他的、更公平的方式做学术研究和传播学术成果，他们就会渴望更多的公平。 “大学不是技术”则认为，维尔蒙和派普尔的要点不仅仅是在论文发表方面名牌大学享受的名望不平等分配问题---而是它们对知识产生的破坏性影响，但作者拒绝谈论增大机构多样性怎样来纠正这些不足。纠正偏见和改善工作都必然涉及到价值判断，但数字不能告诉我们什么解释更重要，学者并不能从算法中获得线索。算法不仅不能把我们从困境中拯救出来，相反可能被管理者滥用，作为课题评价规范逼迫研究生和青年研究者将其科研局限在新算法的限制和欲望的框架之内。他们不像该文作者派普尔和维尔蒙那样乐观，人们并没有准备好将自己的批判性想象力外包给机器人。 这些学者关心的学术出版问题在中国也不同程度地存在，学界中人对此话题自然非常感兴趣，相信该文能够带给读者不少的启发。】 摘要：在大学内外的知识创造和传播过程中，学术出版的重要作用毋庸置疑。作者以四大著名人文期刊过去45年发表的5500篇论文为依据，试图揭示大学的名望和赞助人体系如何塑造思想空间，阐明这些影响是需要遵守的规范还是要解决的问题。研究结果表明，人文出版体系中存在显著的权力不平等关系，从前的学术赞助人体系和文化、社会资本体系在现代大学依然存在。论文还简要描述了出版实践与现代研究型大学演化史的关系。现在到了重新设计学术影响力评估方法的时候，以体现多样性和新颖性，为学术交流创造更大空间。 关键词：出版模式、学术不平等、机构关系、性别、名望、知识权威 2007年，英国负责为大学分配科研资助的政府机构“高等教育基金会”公布了评估和比较高等教育机构质量的国家体系---科学研究卓越框架（REF）。该项目旨在评估英国高等教育机构的科研质量，为此制订了“科学研究卓越指标”以此作为分配科研基金资助的依据，出台可持续发展的研究框架，并推动“平等和多样化。”1 最后，科学研究卓越框架研究和量化考核了从2007年到2013年英国154所大学进行的研究成果，并在2014年公布了研究结果。该基金会说，此项研究包括了191,150项“研究成果”--期刊论文、书籍和研讨会论文集。 虽然美国和加拿大的大学还没有被纳入这样的全国性实践中，但很多高校已经开始进行自我评估了。若干名牌大学已经使用学术分析公司（Academic Analytics）的数据，这是美国和国外385所大学的博士点和院系的数据库。学术分析公司最初提供有关学术出版的数据：书籍、论文和引用情况。该公司声称“客观的数据”支持大学的“战略决策制订过程。”2 对于政治上的左派和右派批评家而言，当今大学愈演愈烈的数据驱动下的本质在许多人看来越发类似于庞大的官僚机构，一个消除掉个性和特别性，更加偏爱可量化的和普遍性的东西的极端理性化体系。3 这样的评估制度在很大程度上被视为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早在一百年前就描述过的怯魅的现代性的被推迟的圆满实现。就像其他现代机构和系统一样，大学现在使用技术手段控制“一切可计算的东西”，因而正如韦伯所写，确保在原则上没有任何东西是“神秘的或无法计算的”。4就当今大学的评估而言，个别学者和机构的相对价值和权威将直接与其“研究成果”挂钩。出版成果则是能够被用来计算和对比的具体物品。尤其是在像课题基金和私人资助等可量化的其他标志并不怎么显著的人文学科和人文性社会科学领域，它们已经成为学界价值的终极标志。 科学研究卓越框架和学术分析公司，正如后者在其宣传资料中坚持的那样，“扎根于学术界”。他们承认现代大学的权威和地位与出版成果密切联系在一起。声望、地位、名气、合法性和权威都不仅与话语的写作和表达有关而且与它们在管理下的传播渠道内发表和出版有关。学术生活的很少方面像当今出版这样规范---无论是数量上的期待（教授职称等于一本书加若干论文）还是形式特征（在本文中作者将论述）。按照这种逻辑，可以说出版物就是学界社会资本和机构合法性的最显眼的货币。 在此意义上，科学研究卓越框架和学术分析公司是模仿大学自身评估体系的某些更加引人注目的新尝试。通过简单地衡量出版物的多寡作为不受大学实践和规范限制的独立对象，这种分析练习能够部分描述学术卓越程度，这恰恰是他们宣称的研究目标。很多学者曾经严厉谴责新自由主义大学违背了大学和学术研究的历史和规范，如今有学者对这些量化研究做出类似的谴责，但是这种排斥量化研究不仅违背了历史事实，而且在道德上也有谋取自我利益的嫌疑。学者，尤其是人文学者对他们参与其中的学术出版体系的了解少得令人吃惊。对该体系的无知只能确保这些模式持续发挥作用，而真相一旦被揭露出来将会令很多人感到担忧。一方面，有论者主张简单地消除对出版著作的量化研究，另一方面，有人认为应该将出版标准简单化和具体化为绝对的价值标准。本文希望希望引领讨论进入中间道路。 本文试图通过对当今人文学科出版模式的量化分析，并对出版实践和现代研究型大学的出版实践之间的历史关系进行概念性描述来纠正这种赤字。量化研究基于四大著名人文期刊的数据，这套新的经过手工审核校对的数据包括了过去45年出版的5500篇论文。我们认为，本研究揭示的出版模式只有在被置于学界和大学出版的更长宗谱家系背景下才能说得通。专门化的学术期刊未必是基本的学界货币或权威标志。当今的学术出版规范在构成大学历史的学术和机构实践中拥有漫长和复杂的宗谱。从历史上看，从18世纪到21世纪的大学改革者都在鼓吹将出版作为对权力和赞助人体系过于集中的矫正措施。他们更多强调出版应该是更为透明和客观的衡量标准，一直被认为是打破任人唯亲和关系网的解毒剂。但是，正如本文将证明的那样，现有数据显示出版模式基本上再生产了学术出版体系内部显著的权力不平等。学术赞助人体系以及文化和社会资本赞助人体系似乎不仅维持下来而且以不同的形式在现代官僚型大学繁荣发展。5正如本文数据所显示的那样，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在招聘和出版模式上拥有压倒性的影响力，学术出版似乎更少是民主的观点市场而更多是受到严格控制的赞助人体系和文化资本网络。正如以科研成果为中心的晋升比我们预料的更为古老一样，以赞助人体系为基础的晋升远比我们愿意承认的程度要顽固和持久得多。 本文标志着研究学术出版在塑造大学内外的知识创造和交流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的一个更大项目的开始。我们特别感兴趣的是大学机构的声望和赞助人体系如何塑造了思想空间，这种影响是被看作需要捍卫的规范还是需要解决的问题。我们只是在本文中开始提出的更大问题是，在学界声望如此不平等分配的体系中，知识不平等的影响如何？我们作为学界中人如何培养更具思想多样化的学术交流空间？ 知识的书面性 无论大学内外的学者当然都写作。从十五世纪（欧洲文艺复兴的初期）的意大利到伊拉斯谟（Erasmus）及其16世纪北欧同代人都源源不断地写出了数量稳定的书信、百科全书、争论、专著和随笔。甚至在17世纪的图宾根大学，这个据说是早期现代大学的口头文化的堡垒也很好地混合了写作和出版文化。6甚至大学传统中最具口头文化色彩的辩论也有书面写作的元素。7克里斯蒂·豪根（Kristine Haugen）详细描述，在1602年，研究语文学的马丁·克鲁索斯（Martin Crucius）描述了年轻的奥地利学生“送给他论述伦理学的辩论文章‘论人在这个世界的幸福’”，作为该年轻人第二天参加的口头辩论的准备。8同样，克鲁索斯这样的教授会发表数不清的演讲，至少克鲁索斯在公开演讲之前会勤奋地撰写演讲稿。9早期现代大学的口头文化也是书面文字的文化之一。 文艺复兴和近代初期见证了出版的教科书、评论和概略摘要的繁荣发展，它们在教授、学生和各样的学者之间传播。10 在17世纪末期和18世纪初期的德国，大学教授出版和编辑各种各样的文本，包括词汇表和参考书目。在《博学者的吹牛》（TheCharlatanry of the Learned 1715)中，德国莱比锡大学教授和编辑约翰·伯克哈特·门肯（Johann Burkhard Mencken）甚至嘲笑同行学者是思想骗子，他们出版了太多“没有任何意义”的书籍，包装出学问渊博的虚假形象。11到了18世纪已经常常听见有人对出版作品的数量和质量成反比感到担忧的声音。12 但是，与当今大学不同，出版著作不是大学职位或职称晋升的首要道路。至少是在18世纪末之前，德国大学在授予教授职位时会考虑众多方面的能力（请参阅《个人学术魅力与现代研究型大学的根源》（William Clark, Academic Charisma and the Origins of theModern Research University (Chicago, 2006)，以下简称AC）。潜在教授上课时的口才流利程度、演讲能力或者家族纽带等都是合理的资格认定标准。13正如最近学者已经描述的那样，早期现代大学是“家族大学”。14多个世纪以来，大学的教授和教师岗位常常是父子相传的（或传给女婿），其学术遗传常常延续好几代人。 比赤裸裸的任人唯亲和家族世袭更常见的是家族纽带和个人关系的复杂网络，院系的主任往往得益于此。就像皇家法院或者同业公会基尔特等早期现代机构一样，大学常常与豪门大户密切相关，他们往往与国王、亲王和政府高官等关系密切，在职位任命和晋升方面利用权力施加影响。吉森（Gießen）、马尔堡（Marburg）和图宾根的大学在19世纪时仍然受到这种家族关系网的影响。 这种赞助人体系和世袭遗产帮助支持了早期现代大学的学术领袖游戏。教授通常都会寻求登上教师等级体系的顶端：从艺术学院或哲学学院的院长转而成为地位更高、名气更大、油水更足的院系如医学院、法学院或神学院的院长。在一定程度上，院长或教授是遗产继承或家族关系问题，类似于以基尔特为基础的资格授权[Zunftberechtigung]。15 早期现代大学主要是本地师生的联合体，它有严格按照社会等级体系和封建结构实施的自身传统、规范和做法。16学术知识的权威和合法性不仅体现在游走在个别大学之间的学科共同体上，而且体现在个人和当地对特定学院联合体的知识之上。 当早期现代大学教授的确出版著作时，他们并不发表专业论文和书籍。在整个18世纪，大学领袖鼓励教授们出版能够得到广泛阅读的文献---布道文章、百科全书、辩论和读者广泛的通俗文学作品。但是，在从18世纪到19世纪的这个阶段，尤其是在普鲁士，出现了从“家族大学”向“业绩大学”的缓慢转变，前者围绕本地关系网组织起来，大学作为联合体，后者则围绕作为独立个人的生产性和专门化学者组织起来。他们发表“研究成果”，这种成果不仅展示或者组织知识以显示学问渊博，而是通过把从前的研究纳入一个永不停止的知识生产过程而创造知识。17 这种转变的观点和结构是在18世纪初期在哥廷根大学最初表达出来，并得到部分实施，到了19世纪初期在柏林大学得到进一步完善。哥廷根大学创建于1734年，是第一批在招聘或晋升教授时，特别和系统地强调写作和出版上的大学。但是，正如哲学系主任约翰·米凯利斯（Johann D. Michaelis）所说，哥廷根大学鼓励老师们不仅出版“焦点集中”的专业著作而且撰写面向更广泛读者的作品。名气（和广泛的承认）被认为比学界的声望（专业领域内的认可）更重要（请参阅AC）。 哥廷根大学将学术生产和学术晋升结合起来是该大学更普遍的学术重商主义体系的关键因素。18哥廷根的创始校长是政府部长格劳赫冯·明希豪森（Gerlauch von Münchhausen），他执掌这所大学将近40年。明希豪森不是学者是官员。他认为大学就像矿山或森林，是需要培养和利用的经济资源，要为国家的经济利益服务。哥廷根大学政策研究（德国政治经济学的早期形式）教授约翰·加斯蒂（Johann Justi）说，大学是最伟大的“学术共和国的商业中心。”19 印刷出版物是大学的主要商业产品之一。在呈给路德维希·黑森达姆亲王（Ludwig of Hessen-Darmstadt）的改革建议书中，部长和法学家弗雷德里希·卡尔·冯·莫斯尔（Friedrich Carl von Moser）称赞哥廷根大学模式是“学术工厂”。20他劝告路德维希亲王，教授应该“将焦点集中在写作和个人科研的卓越发展上，这样大学才能继续维持在公众心中的新鲜感，让人看到大学里聘用的都是头脑聪明、工作勤奋的人。”随着国家对大学的经济利益越来越感兴趣，并赋予大学更多的经济责任，他们越来越坚持要求体现大学价值的更明显证据。“公众”要求更准确、更具体和看得见的手段来对大学教授的活动和大学对公共利益的贡献问责，而这些主要被理解为对投资的经济回报。教授在本大学里拥有的价值和权威根源于他与本地同事和有影响家族之间的联系。但是，这些同僚社团式价值并不容易转变为“公共”价值和权威。教授必须善于出产科研成果。 从前的哥廷根大学学生弗雷德里希·玻尔（Friedrich Böll）曾经将其母校比作国王拥有的工厂：“你，校长先生是工厂厂长；大学老师是工人，在此学习的年轻人及其父母是客户；大学里讲授的科学是货物。你的国王是科学工厂的主人和所有者。”（引自AC, pp. 379–80）。“学术货物”理想是作为学术货币在大学内外传播的印刷出版物。出版物推动了大学地位的普遍提高，它们也让哥廷根能够辨认出或评价来自竞争者院校的教授---偷猎挖掘冉冉升起的学界明星有着悠久的历史。哥廷根帮助形成了以学科为基础的学术出版物作为现代研究型大学关键特征的规范体系和做法。那是部分旨在管理赞助人体系和家族遗产，并用普遍性成果取代人际关系的一种规范体系。 知识的可见性 在转向出版模式作为衡量学术卓越标准的更广泛转向背后是若干认识论和伦理学假设。首先，新大学模式的支持者认定书面材料尤其是出版物的价值比口头交流或者其他更少广泛性的公共媒介更高。在其研究型大学历史的权威著作中，威廉·克拉克（William Clark）描述了现代研究型大学的诞生如何帮助确立了学者们长期以来被认定为现代机构和知识的关键特征：“视觉材料和清晰可辨的材料处于凌驾于口头和听力材料的支配地位”（AC, p. 402）。21特别是在现代研究型大学内，看得见的、更具公共能见度和可理解性的知识形式拥有越来越大的权威性，逐渐确立“作者和读者高于演讲者和听众的地位，以及学界的‘我’作为有魅力的个人打败学术界社团的、学院的、集体形象的胜利。”（AC, p. 402）22 虽然早期现代大学主要看重大学里的合作和成员身份，但现代研究型大学逐渐更看重超越当地大学的更广泛认可。合法性和权威越来越多地逐渐与出版物挂钩，这些东西更容易看得见，更少受到如家族纽带或者赞助人体系等缺乏现代权威和价值的形式的影响（ 参阅AC, p. 377）。说到著作出版，学者研究的价值对所有人都是看得见的，因而受到更多公众的制约，推理更严谨，更加符合理性标准。而且，出版物能够被问责，而有个人魅力的授课和演讲往往难以评价和比较。正如西蒙·沙弗（Simon Shaffer）和斯蒂文·夏品（Steve Shapin）在另外一个场合所说，文本成为“普遍认为可靠的虚拟证人。”23 印刷出来的著作的权威性在于其更自由传播能力，不受本地或特定群体的气质习性限制。 其次，最初提出以研究为基础的学者规范的知识分子和官僚越来越多地认识到，出版著作是独特的、单一作者的产品和所有物。出版物反映了学者的学术能力、勤奋程度和个人天赋等。个人依靠出版著作树立公共形象的这些转变当然不仅限于现代研究型大学。多个世纪以来，很多学者都是通过出版著作精心塑造其充满个人魅力的公共形象的，比如早期现代人文主义者伊拉斯谟。24但是，从哥廷根大学开始，1810年柏林大学创立后继续实施，大学的学者都开始采用和适应这些宣传模式，使其成为大学的规范做法。 作为教育部长，普鲁士贵族威廉·冯·洪堡特（Wilhelmvon Humboldt）不是第一个下达出版律令的官僚。但是，他是尝试将其制度化并将其变成大学规范的第一人。利用他在哥廷根母校的机构性成功经验，洪堡特帮助通过一体化措施将招聘程序和管理机构制度化。他建立了教师委员会来改变传统的招聘做法，通过观察候选人在特定学术领域（Wissenschaft）的出版著作来辨别出已经在特定学科确立地位的学者。他试图抛弃从前那些做法，如依靠家族关系纽带享受特权或者其他地方性和商业性的考量。 在文化部的年度报告中，洪堡特骄傲地向普鲁士国王宣布，来自哈雷（Halle）的著名语文学家沃尔夫（F. A. Wolf）已经获得新大学的职位，“因为他的语文学渊博学问无人能及。”25他的报告说，类似的能人将从神学、法学和医学里寻找。在后来的报告中，洪堡特显然将院系性和商业性美德---“高效的教学、多才多艺、社会和思想界的认可、家族纽带”---置于更严格的以科研为中心的美德之下。柏林大学是在招聘实践中强调不仅“博学和口才流利”而且强调潜在的老师对特定学科领域的贡献（出版著作）的首批大学之一。 德国大学首次起草了这些规范，并在18世纪和19世纪将这些做法制度化，欧洲和美国的大学在19世纪和20世纪逐渐采用和修改了这些出版模式。当美国改革家丹尼尔·科伊特·吉尔曼（Daniel Coit Gilman）1876年在新成立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组建教师团队成员时，他特别强调了潜在候选人在“科学界和文学界的知名度”。26 在霍普金斯大学的最初几十年中，其53位老师中的几乎每个人都在德国留学，其中13人在德国获得博士学位。查尔斯·艾略特（Charles Eliot (1869-1909）在当哈佛校长期间逐渐采用了类似模式，期待老师们不仅作为本大学的成员而且作为国际学者共同体的具体学科的成员出版著作。27 在19世纪的德国和美国，已经出现了作为论文和出版体系的研究型大学。从柏林的洪堡特到巴尔的摩的吉尔曼（Gilman）等鼓吹者都将其与印刷出版的关系作为客观性的首要源头，因而也是校内外名望的标志。 在很多方面，研究型大学已经成为消费型的现代官僚机构。其机构性合法性和权威建立在已出版的知识的普遍“可计算性”之上。28 其官僚型权威帮助放松了对从前赞助人体系和家族关系结构的控制。韦伯在笼统地描述现代官僚机构的权威和合法性结构时说，其运行操作“根本不考虑个人。”学术出版恰好完美地与这样的体制吻合。它们提供了能够在大学内部和大学之间传播的“客观的”、可计算的和非个人性的合法性形式。 今天的科学研究卓越框架的练习不仅是新自由主义现代大学的重新发明。它还是长期以来作为现代研究型大学特征的机构规范和实践做法的高潮。正如当代某些批评家做的那样，将新自由主义置于劫持大学及其本来没有利益纠葛的价值观的框架之下就是掩盖学术投资的漫长历史，这些价值观本来是应该强加在大学身上的。29 出版模式和学术不平等 正如我们将显示的那样，本文对过去半个世纪顶尖人文期刊出版模式的研究并不很好地吻合现代研究型大学作为充分一体化机构的形象。虽然口口声声要将管理结构和官僚组织理性化，但现代研究型大学也是赞助人体系和家族纽带等模式和做法根深蒂固的地方，是文化资本传播受到严格控制之地。本来旨在矫正这些不平衡的媒介---出版本身似乎同样维持从前的不平等基本不变。 若干最近的研究已经显示大学招聘的人员很大程度上集中在少数拥有博士点的大学。最近的一项针对历史学院、商学院、计算机学院等将近19,000名终身教授或者进入终身教授系列的职位数据研究发现，这些学院的教师招聘“遵循共同的、严格的等级体系结构”，反映了“深刻的社会不平等。”30只占25%的大学培养了所有终身教授的71%到86%。在顶尖的10所大学培养的教授比第二批10所大学多1.6到3倍。针对美国政治科学的另外一项研究发现，顶尖五个博士点占据了研究所所有学者的20%；31另外一项研究发现，8所大学的毕业生被招聘为所有终身教授职位的一半。32这些研究已经表明，机构名气的作用和少数大学在学界招聘中占据的支配地位。本研究考虑的是大学的名望和某种形式的文化资本是否在新教师被聘任之后继续发挥作用以及如何发挥作用。在论文发表中，单位归属关系是否有一种可辨认的模式？学者的单位归属关系是否能够表明他或她在出版著作上的成功？ 1983–2015.要开始回答这些问题，我们调查了四家顶尖的人文期刊---《批评性探索》（CriticalInquiry）、《新文学史》（New Literary History）、《美国现代语言学协会会刊》（PMLA）和《代表》（Representations）45年（1969-2015）以上的出版数据。我们的数据来自主要从服务研究的JSTOR全文数据库（JSTOR Data），它们提供四大期刊有关作者、书名和出版日期的元数据，我们接着手工添加，包括了直到2015年的出版数据。33为了本次研究的目的，我们提出了论文的定义，即有六页以上的文件，这是要区分信件或书评。我们接着手工标记了博士点学校的作者-文章配对，论文发表时的单位所属关系和作者性别。 总而言之，数据中代表的总共有3373个作者，5259篇论文和331博士授予单位，703个作者单位。《美国现代语言学协会会刊》在我们的数据中占论文的三分之一；《批判性探索》、《新文学史》各占四分之一稍多，《代表》占将近14%。《美国现代语言学协会会刊》是最古老的刊物，创建于1884年。但是，我们将数据限制在1970-2015年。其他刊物的数据从第一期开始直到现在：《新文学史》1969-2015年，《批判性探索》1974-2015年、《代表》1983-2015年。 机构关系 正如图1和图2所示，出版数据中代表的博士授予单位存在强烈的不平等分配。顶尖的20%院校占据了文章的86%，而顶尖的10所博士授予单位代表我们数据中所有机构的不足3%，却占据了所有发表文章的一半以上（51.3%）。正如我们在表1中看到的那样，拥有耶鲁、哈佛、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哥伦比亚大学、芝加哥大学、康奈尔大学、斯坦福大学、普林斯顿大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和牛津大学博士学位的作者撰写了5259篇论文中的2729篇。  表1. 该表显示在特定博士授予单位接受训练或者文章发表时在该单位任职的作者发表文章的数量。 从耶鲁和哈佛两所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的作者占据了所有文章的五分之一（20.1%）。在这两所大学接受训练的作者在除《代表》之外所有刊物中都占据最高两位，拥有伯克利博士的学者占729篇文章的98篇，虽然哈佛和耶鲁的作者分别有86和75篇位居第二和第三位。如果我们将单位集中程度比作收入不平等来对待，将看到基尼系数是81.5。在此背景下，美国收入不平等的基尼系数也不过是45而已。  图1特定院校获得博士学位的作者发表的文章数（左）或者发表文章时在此任职的文章数（右）。Y轴代表了每所大学发表的文章数。数据只显示最前面的200所大学。 考虑到过去25年的出版数据，从1990年到现在并没有显著改变这个结果。计算从1990到2015年的数据，总共有2385个作者，3444篇论文279个博士授予单位和593个作者单位。这次，耶鲁和哈佛占据了所有文章的不足五分之一，或者17%。这阶段的基尼系数事实上升高到81.7。 文章发表时的作者所属单位出现稍微不同的特征（图表1-2）。虽然顶尖的20%院校仍然占据所有文章的80%以下（79.9%），顶尖的10所院校现在只占文章的29.9%（对比博士授予单位的50%以上）。工作单位机的分配因此不像作者的博士授予单位的分配那么不平等，但仍然表现出显著的不平等。这里我们再次发现基尼系数高达74.3。  图表2. 洛伦兹曲线显示发表的所有文章的博士授予单位和作者单位的分布函数。这里我们看到25%的院校如何生产了所有文章的84-89%。 我们也测量了特定年份每个期刊的机构异质性（图3）。就本文的目的而言，我们定义的异质性是作者的所属单位的总数除以特定年份的文章数。比如，分值1意味着一个刊物在特定年份发表了22篇文章，这些作者代表22个不同单位。分值更高说明单位差异性程度更高，而分值更低意味着机构同质性更高。在本质上，这非常类似于词汇丰富性的类符/型符比（type-tokenratio，对应于词汇数量的更多词汇类别代表了更多样或更丰富的词汇量）。我们计算机构异质性的目的是确认期刊发表文章的作者拥有类似所属单位的程度，无论是出版时（作者工作单位）还是授予作者博士学位的单位。34  图3. 该图表代表了数据中四大期刊各自的博士单位和作者单位的异质性数值区间。分值越高代表以年度为基础的机构多样性越大。箱线图中间的黑色线代表每家刊物的中位数。 为了说明这些期刊的不同规模，我们从每家期刊选取了100篇文章的1000个随机样本，计算平均的异质性分值。按照这种测量法，《美国现代语言学协会会刊》拥有作者单位的平均异质性分值最高，达73%，意味着该刊上发表的文章大约四分之一是来自同样单位的作者。《新文学史》紧随其后排名第二，是69.6%，《批判性探索》和《代表》非常类似，都在54%左右。方差分析显示，我们看到两种独特亚群在起作用（F3,3996 = 2530, p < 2e-16）。 但是，如果我们看作者的博士单位异质性分值，就会发现他们作为群体显著降低，就期刊整体来说，作者单位异质性的平均值是62.8%，而博士单位异质性的平均值则是43.8%。这说明在我们选取的四大期刊所挑选的随机文章样本中，所发表文章的一半以上都是在同样的博士授予单位接受训练的作者所写。 当我们观看一段时间的数据（图4），如果我们从所有四家期刊都共同存在的第一年即1983年开始分析，我们虽然看到一段时间内有相当程度的波动，但并没有发现在此阶段内，作者单位异质性或者博士单位异质性的显著线性增加或减少。35 相反，异质性升高或者降低的模式可能更符合实际情况，如此所示。使用不同的测量方式如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HHI，一种测量产业集中度的综合指数--译注）显示，自1983年以来有稍微的改善，但是，如果我们只考虑后1990阶段的话，这个情况就消失了。用我们的测量方法测量后1990阶段显示，作者单位异质性稍稍下降（博士单位异质性没有下降），这说明这四家期刊的单位代表问题或许就我们的范畴之一而言可能越来越严重。但是，因为单个期刊或单个期刊规模可能影响这些发现，最安全的结论是在过去25年中，博士单位和作者单位过分集中的问题并没有改善。我们看不到有说服力的证据说明机构多样性在过去一段时间有任何改善。  图4. 使用累积性年度数据计算出从1983到2015年的异质性分值。我们用了二次方模型来预测趋势线。 注意到我们看到的至少某些影响是其他研究报告揭示的招聘扭曲的结果也很重要。因为少数博士授予单位培养了这么超大比例的毕业生获得工作，在说到发表论文的时候看到类似的情况不是没有道理的。不过，对于我们研究的名牌刊物来说，在发表论文时，特别偏爱少数单位要比在招聘时的偏爱程度更高。请回顾一项研究，25%的单位培养了所有终身教授的71%到86%。但是，在我们的研究中，我们发现25%的单位占据了所有发表文章的89%。另外一项就业研究显示，5家单位占据了所有出版物的20%。如果我们用基尼系数的术语观察，就业研究报告的基尼系数是62到76，而我们发现的作者单位和博士单位的不平等基尼系数分别达到74和81。 我们还探讨了研究生院的规模是否对出版数量产生影响的问题。这里我们的确看到了研究生院规模---以文学领域每年产生的毕业论文数量计算出来---与出版数量的相关关系。自1990年以来的数据，研究生院规模和发表文章数量的相关系数是0.541，这是根据两个或多个随机变量之间的统计学关系测算出来。换句话说，我们看到的一半影响归功于很多名牌大学的研究生院规模很大。比如，有很多更大的研究生院并没有显著的高水平著作出版；在名牌期刊上发表文章最多的十大高校中的六所并不在研究生院最大的十所高校之中。仅仅拥有更大的博士点并不能保证在名牌期刊上发表更多文章。总体上看，本次研究显示权力和名望的集中在我们从招聘到发表文章的移动中变得愈发严重。换句话说，我们看到的部分影响不是整体是归功于名牌大学也拥有更大研究生院，但这个影响的大约三分之一能够单独靠研究生院的规模来解释。比如，有很多研究生院规模很大，但在发表论文上并没有显著的高水平；在名牌期刊上发表最多文章的十大高校中有七所并不在研究生院规模最大的十所高校之列。仅仅拥有更大的博士点并不能保证在名牌期刊上发表更多文章。总体上看，本次研究显示权力和名望的集中在我们从招聘到发表文章的移动中变得愈发严重。 性别 所有四家期刊都有主要发表男性投稿者文章的历史（图表5）。家族关系和名望持续维持相互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在2004年之前，比如《代表》和《美国现代语言学协会会刊》 都有两年时间发表的女作者文章比男作者多。（《美国现代语言学协会会刊》 有四年时间，发表男女作者的文章是一半对一半。）《批判性探索》和《新文学史》都只有一年，女性作者至少占据所发表文章的一半以上。  图5. 我们的数据中四大期刊每年发表的女性作者文章的比例。在1991年，《代表》成为第一家女性作者超过一半的刊物。 2004年标志着某种转折点，至少对《代表》和《美国现代语言学协会会刊》 是如此。自从2004年，《代表》有四年，至少一半作者是女性，而《美国现代语言学协会会刊》 发生了更显著的变化，12年中有9年显示至少一半以上作者是女性。自2000年以来，《美国现代语言学协会会刊》 的女作者比例的总体平均值是50.9%，令人印象深刻，而四本刊物的总体平均值只有38%。 为了检验更多数量的期刊是否讲述了当今人文出版中性别代表的不同故事，我们收集了过去五年里另外16家期刊作者性别的数据。这包括了另外2828篇文章。表2提供了期刊标题显示的研究领域。总体上，我们看到在过去5年里所有期刊女性作者的文章平均值是42.4%，我们补充的16家期刊的平均值是43.2%，也就是说，比我们最初的四本期刊的平均值（38%）高出5.2个百分点。  表2. 在20家文科期刊中，2010-2015年女作者发表文章的比例。此阶段的总体平均值是42%。 我们的数据显示，学术期刊的性别平等在逐渐朝着平分秋色的方向发展，虽然在不同领域中还不是普遍的趋势，这个过程也还没有接近完成。但是，至少在旗舰期刊（《美国现代语言学协会会刊》）和作为补充数据的若干其他期刊中，已经实现了真正的男女平等。这说明，首先学术出版比其他公共领域如书评等在对女性更包容方面，进步更快。正如“维达”（VIDA一个致力于揭示当代文学文化中性别模式的志愿者组织---译注）的计算所显示，虽然某些书评已经朝向男女更加平等的方向迈进，但是很多还没有。36 在2015年，英国和美国最重要的十大书评平台上的女性作者总体平均值是32.5%，远远落后于我们在学术期刊上看到的数据。 但是，另一方面，这些变化的趋势暗示，虽然我们在学术出版中已经在男女平等上有了改善，我们还没有能够通过学术出版对学界名望的机构性过分集中产生任何影响。女权主义学者的共同努力已经对历史上围绕学术出版的性别不平等方面取得进步。但是，或许因为缺乏意识或者某些更不容易解释的理由，我们的专业领域并没有处理学术出版中思想资本的压倒性的等级森严机构性问题。 名望、出版和认识论权威 我们的研究显示，少数名牌大学的霸权持续存在，且远远超过从研究生院毕业后找到终身教授系列工作的招聘领域。少数名牌大学的影响力和权力还延伸到学术出版领域---因而到了更加直接的知识创造和传播领域。如果少数名牌大学毕业生占据影响力颇高的出版著作的过高比例，顺理成章的是，其著作将在领域中施加更大影响（虽然我们很清楚出版和影响力之间的复杂关系，两者未必是同义词）。教育培训的声望持续延伸到学术出版声望，正如哈佛和耶鲁等名校的情况，它们不仅在塑造高等教育上拥有难以匹敌的经济手段，而且对什么被作为知识也产生特大号的影响力。 研究大学教师招聘模式的学者已经得出非常尖锐的结论。克劳塞特（Clauset）及其合作者在其研究中得出结论，该模式“对观点的自由交流产生深远影响。研究兴趣、合作网络、学界规范常常是在读博士期间形成的。因此，出身于名牌大学的教授岗位的高度集中和名牌大学紧密的相互联系能够通过博士生配置对整个学科的研究议程、研究共同体和院系常态等产生实质性影响力。”37 通过将学界招聘纳入思想平等的框架内，克劳塞特及相关研究的作者提出了既引人入胜又令人困惑和担忧的问题：认识论平等看起来是什么样子？它应该成为值得追求的目标吗？ 对于当今学界的很多人来说，认识论不平等---本文的数据初步显示的过高比例的机构代表性---肯定比经济不平等更加令人觉得讨厌和不受欢迎。我们朝着所谓的知识经济方向迈进越多，两者的联系就越发密切。知识是一种关键的资本形式。它能够让权力固定下来。但是，某些人可能认为，名牌大学不过是通过过滤知识而实现其文化作用。我们对学术不平等的反思型厌恶暴露我们所任职的大学本质的虚伪性。在此意义上，大学或许被认为类似于机构型的搜索引擎；他们生产知识生产者，因此，他们的认识论影响力或许是非民主的，帮助组织和整理了知识。如果平等对待所有链接，谷歌就将没有任何用途。按照这种思维路线，知识集中在名牌大学内未必是系统失败的标志；它甚至可能是系统健康的标志，文化资本和赞助人体系的权力旨在将小麦和糠秕区分开来。 但是，我们怎么能够确定这种想象的认识论质量不在某种程度上被产生该东西的影响力和赞助人体系污染呢？哈佛、耶鲁和其他名牌大学当然培养出才华洋溢、水平高深的学者。（本文作者也算名校毕业生，分别毕业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哥伦比亚大学大学，我们对同学和培养我们的老师的聪明、智慧和才华都极其珍视和尊重）但是，从可观察到的等级体系来看，如果假定名牌大学在过滤知识方面比所有其他大学都要好得多，未免过于天真幼稚。本文的假设此刻还没有被证实，但我们更大课题的真正担忧是这些程度的影响力和控制权对更广泛的学术共同体交流将产生破坏性影响。 法国著名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曾经写到，在评价质量、价值和功德时，“学术生活的所有阶段总会受到在机构性等级体系中占据地位的知识的污染。”38本文的发现说明，有关质量和卓越的声明---持续维持学术机构之间严重的不平等---不一定如价值中立的捍卫者竭力让我们相信的那样价值中立。 我们的数据和其他类似研究清楚说明的是，名牌大学继续成为定义现代学术知识的实践、技巧、美德和价值的核心。无论是通过学术劳工（人员）或者观点（出版物）的形式，这些机构都在传播这些内容，从集中的核心像更广泛的边缘不断撒播。仍然不清楚的是，该系统与观点的质量和多样性以及质量和多样性可能被想象出来的交叉方式的关系究竟如何。 对人文学科的很多人来说，恰恰是首先体现在诸如科学研究卓越框架和谷歌学者等运算机制的韦伯式理性化过程促成了当今体系的种种弊端。他们认为仅仅强调人文研究实践和研究对象的“不可计算性”或者不可言喻性本质就能维持思想探索的健康一直到未来。39 但是，我们在本文中竭力刻画的学术出版历史却告诉我们完全不同的故事：从管理上说，求助于类似科学研究卓越框架这样可测量性练习根本不是什么新鲜玩意儿，而是颠覆舒服安坐的赞助人体系和拆解机构性偏袒和文化资本等种种控制形式的长期企图的组成部分。求助于计算出版著作数量是本着透明和思想开放性的精神实施的。从原则上看，某些人文学者绝对抗拒这种传统的冲动只会阻碍矫正长期模式的尝试。到现在为止，求助于不可计算性恰恰变成了高度有效的手段来维持等级体系和权力、名望和赞助人---各种文化资本越来越集中的趋势。 与此同时，我们对所收集的人文学科过去半个世纪学术出版的数据的解释是，显示过去和现代的尝试统统失败了---之前通过印刷品和现在通过数字印刷体系来颠覆赞助人体系和文化资本影响力的尝试全都失败。权力和名望越来越多地集中在少数精英圈子的趋势仍然持续进行，虽然可能采取不同的形式，从最初的近代文人圈子到家族大学到当今学术界。求助于克劳塞特等人的观点“自由”交流---拆除来自系统的过滤---忽略了学术出版系统总是在内部编码各种偏见和选择的清晰方式。知识的传播从来都不是自由的，总要受到机构、技术、传统和规范的制约。“观点的自由交流”要求媒体---事物、概念、技术、实践、机构---干预和卷入。无论是早期现代大学的赞助人体系还是德国研究型大学的官僚体系或者当今大学的混合体系，任何传播和交流体系都不可能免于斡旋和调解过程。 怎么办？ 我们认为，答案既不是返回到不可计算的理想也不是相信自由知识的威力。使用新的数字技术和方法更好地理解学术机构并不一定能够让人成为“新自由主义”大学的帮凶或恶化“数字人文的‘有钱人’和主流人文学科的‘没钱人’的不平等。”40 如果用得聪明些，这些技术和方法能够帮助揭示这种贫富差距悬殊是多么长久存在，多么持续不断和难以追踪。本文认为，我们需要做的不是量化更少而是更多，不是更少斡旋干预而是不同种类的斡旋干预。仅仅要求思想的多样性并假定它会带来好处是不够的。我们需要新方式来衡量、滋养、评价和最终设想思想多样性。我们需要探索、发现和培养思想差异性的替代系统。我们需要并不单纯复制现有过分集中的赞助人体系的新传播平台，正如我们需要更少依靠集中度和数量而更多看内容和差异性的新出版和影响力系统指标。 洪堡特和其他大学改革者认为，印刷出版物是破解困扰19世纪新旧交替时德国大学赞助人体系的良方。今天，我们手头拥有了新工具能够允许我们开发出衡量学术成果重要性的替代性方法，而不仅仅是计算论文数量或引用数量等影响因子。在内容分析和文化分析领域已经做出的巨大进步让我们能够重新设计计算影响力的方法，以便纳入多样性和新颖性而不仅仅是权力和名望。现在到了使用这些东西的时候。虽然这显然是未来的重大研究挑战，我们至少能够开始仔细查看继续围绕在人文学科教师聘任和学术出版上存在的机构性不平等问题，以及帮助造成这种局面的历史根源。历史一再证明，改革的第一步总是承认我们存在的问题。 原文注释： 我们感谢加拿大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的项目资助。我们也感谢艾斯特·维纳洛夫（Esther Vinarov）、绍沙纳·施瓦布（Shoshana Schwebel）和安妮·马纳舍（Anne Manasché）等人的工作，他们负责数据的收集和准备。本项目的所有数据和语码可以参阅：https://doi.org/10.6084/m9.figshare.4558072.v3 [1] See Higher Education Funding Council,“Research Excellence Framework” (2014), www.ref.ac.uk [2] See, Academic Analytics: Benchmarkingfor Academic Excellence, www.academicanalytics.com [3] See, for example, Wendy Brown, Undoingthe Demos: Neoliberalism’s Stealth Revolution (New York,2015). [4] Max Weber, “Wissenschaft als Beruf,” inMax Weber, Schriften zur Wissenschaftslehre (Stuttgart,1991), p. 250. [5] 结论部分我们将更充分地讨论这些术语。有关学术界文化资本的标准讨论，请参阅： Pierre Bourdieu, Homo Academicus Stanford,Calif., 1990). [6] 有关中世纪和早期现代大学的口头演讲问题，请参阅：Walter Ong, “Agonistic Structures in Academia: Past toPresent,” Daedalus 103 (Fall 1974): 227–38, and WilliamClark, Academic Charisma and the Origins of the Modern ResearchUniversity (Chicago, 2006), esp. 68-92; 以下简称AC. 有关口头实践持续存在直到19世纪的情况，请参阅：Sean Franzel, Connected by the Ear: The Media, Pedagogy,and Politics of the Romantic Lecture (Evanston, Ill., 2013). [7] 有关辩论及其多样的媒体形式，请参阅：Alex J. Novikoff, The Medieval Culture of Disputation:Pedagogy, Practice, and Performance (Philadelphia, 2013), pp.133–71. [8] Kristine Haugen, “Academic Charisma andthe Old Regime,” review of Academic Charisma and the Origins of theModern Research University byWilliam Clark, Historyof Universities 22, no. 1 (2007): 210. [9] See ibid. [10] See Charles B. Schmitt, “The Rise ofthe Philosophical Textbook,” i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Renaissance Philosophy, ed. Schmitt and Quentin Skinner (NewYork, 1988), pp. 792–804, and Scholarly Knowledge: Textbooks in EarlyModern Europe, ed. Emidio Campi et al. (Geneva, 2008). 有关参考著作的泛滥，请参阅：Ann Blair, TooMuch to Know: Managing Scholarly Information before the Modern Age (NewHaven, Conn., 2010). [11] Johann Burkhard Mencken, TheCharlatanry of the Learned, trans. Francis E. Litz (New York,1937), p. 49. [12] 有关印刷品泛滥及其对广泛的知识产生的破坏性影响的担忧，请参阅拙著Chad Wellmon, Organizing Enlightenment: InformationOverload and the Invention of the Modern Research University (Baltimore, 2015). [13] See Clark, AcademicCharisma and the Origins of the Research University; and R.Steven Turner, “Prussian Universities and the Concept of Research,” InternationalesArchiv für Sozial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Literatur 5 (1980):68-93 and “University Reformers and Professional Scholarship in Germany,1760-1806,” in Europe, Scotland, and the United States from the Sixteenth tothe Twentiethth Century, vol.2 of University in Society, ed. Lawrence Stone(Princeton, N.J., 1974), pp. 495–531. [14] See, in particular, Peter Moraw, GesammelteBeiträge zur deutschen und europäischen Universitätsgeschichte (Leiden, 2008), pp. 3–54. [15] 案例研究，请参阅：Peter Moraw, Kleine Geschichte der Universität Gießen1607-1982 (Gießen,1982), pp. 42–54. See also Marita Baumgarten, Professoren und Universitätenim 19. Jahrhundert: Zur Sozialgeschichte deutscher Geistes- undNaturwissenschaftler (Göttingen,1997), p. 21. [16] See Moraw, “Vom Lebensweg des deutschenProfessors,”Mitteilungen der DFG 4 (1988): 1-12. [17] See Wellmon, OrganizingEnlightenment, pp. 220–27. [18] See Andrew Wakefield, TheDisordered Police State: German Cameralism as Science and Practice (Chicago,2009), pp. 49–80. [19] Johann Heinrich Gottlob von Justi, “DieBeschaffenheit und Verfassung der Republik der Gelehrten,” Scherzhafteund Satyrische Schriften, 2vols. (Berlin, 1760), 2:341–74, 359. [20] Quoted in Barbara Dölemeyer, “DieUniversität als gelehrte Manufactur in Reformideen des aufgeklärtenAbsolutismus in Hessen-Darmstadt und Hessen-Kassel,” Reich,Regionen, und Europa in Mittelalter und Neuzeit (Berlin, 2000), p. 365. [21] See also Steven Shapin and SimonSchaffer, Leviathan and the Air-Pump: Hobbes, Boyle, and the ExperimentalLife (Princeton,N.J., 2011), pp. 23–79, and Martin Jay, Downcast Eyes: The Denigrationof Vision in Twentieth-Century French Thought (Berkeley, 1994), pp. 21–148. [22] 但是，口头的魔鬼仍然存在于机器中。演讲在18世纪末期和整个19世纪的越来越多和越来越复杂的角色，请参阅：Franzel, The Romantic Lecture as Literary,Scholarly, and Political Form around 1800 (Ithaca, N.Y.,2008). [23] Shapin and Schaffer, Leviathanand the Air-Pump, p.60. [24] See Lisa Jardine, Erasmus,Man of Letters s: The Construction of Charisma in Print (Princeton,N.J., 1993). [25] Wilhelm von Humboldt, “Bericht derSektion des Kultus und Unterrichts an den König,” (1809), WilhelmHumbolts Gesammelte Schriften, ed. Bruno Gebhardt, 17 vols.(Berlin, 1968), 10:180, 182, 187. [26] See John C. French, AHistory of the University Founded by Johns Hopkins (Baltimore, 1946), pp. 33–39. [27] See Robert McCaughey, StandColumbia: A History of Columbia University in the City of New York, 1754-2004 (New York, 2003), p.145. [28] Weber, Wirtschaft und Gesellschaft,2 vols. (Tübingen, 1976), 1:128-29. [29] See, for example, Daniel Allington,Sarah Brouillette, and David Golumbia, “The LA Neoliberal Tools (and Archives):A Political History of Digital Humanities,” Los Angeles Review of Books,1 May 2016, lareviewofbooks.org/article/neoliberal-tools-archives-political-history-digital-humanities/ [30] Aaron Clauset, Samuel Arbesman, andDaniel B. Larremore, “Systematic Inequality and Hierarchy in Faculty HiringNetworks,” Science Advances, 12 Feb. 2015, advances.sciencemag.org/content/1/1/e1400005 [31] Robert L. Oprisko, “Superpowers: TheAmerican Academic Elite,” Georgetown Policy Review, 3 Dec. 2012, gppreview.com/2012/12/03/superpowers-the-american-academic-elite/ [32] Natalie Masuoka, Bernard Grofman, andScott L. Feld, “The Production and Place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Ph.D.s1902-2000,” PS 40,no. 2 (2007): 361-66. [33] JSTOR数据库选择的只是五页及以上的研究论文。我们手工添加的内容旨在包括论文而不是书评，但是这可能包括诸如批评性回应的更短文章。我们的目标是抓住这些期刊的尽可能广泛的投稿者范围。我们取掉了编辑介绍和采访记。我们也自动去掉了题目中包含“编辑的”、“采访”、“声明”等字眼的文件，这是辨认非论文的过滤方法。 [34] 这里能够使用的另外一个衡量标准是测量产业集中度的综合指数，所谓的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 (HHI)。它主要用来测量特定经济领域是多么开放还是多么单一性。整个市场份额越多地被少数行动者支配，它似乎就越集中。在我们的案例中，一个期刊将被视为一种产业，大学被视为公司。一个期刊被少数公司（大学）支配得越多，它就变得越来越集中和越来越少的异质性。这种测量的价值是它能解释扭曲；我们的测量并不能解释一个机构在一年中比另外一年中发表更多论文的事实。它只是解释机构的总体的文章发表数量。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 (HHI)用更加敏感的方式抓住了这种不平等的分配。但是，这种衡量的问题是它将行动者的集中视为具有内在优点的东西的方式。比如，如果你有10篇论文来自10个大学，这就是说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是0.1（1就等于是绝对垄断）。如果你有5篇论文来自5个大学---对我们来说是文章和机构的平等比的同样场景，或者异质性数值为1---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将升到0.2或者刚才数值的两倍。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与文章数量形成负相关关系，就像异质性数值一样，意味着让发表文章多和内在更大多样性的期刊占优势。总体上，我们的数值显示与每年发表文章的总数的相关性不高。但是，重要的是没有哪个数值能解释整个问题。每个数值抓住了问题的某个方面，却忽略了其他方面。我们非常感谢司各特 • 甘茨（ScottGanz）和约旦• 布洛尔（Jordan Brower）提醒我们注意到这个数值是观察问题的另外一个重要方式。 [35] 使用线性回归模型预测经过一段时间的异质性，我们看到1983-2016这个阶段的作者机构（F1,31 = 0.9531,adjusted R2 = -0.0015, p = 0.337)或者博士机构(F1,31 =0.0077, adjusted R2 = -0.032, p = 0.931)都没有显著的变化。使用二次模型途径计算两种情况下的显著性 (分别为F1,31 = 2.757, adjusted R2 =0.099, p = 0.079 和 F1,31 = 3.782, adjusted R2 =0.1481, p = 0.034),说明我们或许见证了多样性的上升随后是下降。使用模式选择的贝叶斯信息准则(BIC) 显示，二次模型途径稍微更好地吻合(对作者机构和博士机构分别是-76.59and -77.67 和 -102.86 and -106.77).就1990-2016年这个阶段，使用线性回归模型，我们发现作者机构有显著的下降(F1,24 =7.963, adjusted R2 = 0.218, p = 0.009)，但是博士机构则没有显著变化(F1,24 =2.009, adjusted R2 = 0.038, p = 0.169). [36] Amy King, “Three Cheers for Three VIDACounts!” www.vidaweb.org/2014-vida-count/ [37] Clauset, Arbesman, and Larremore,“Systematic Inequality and Hierarchy in Faculty Hiring Networks.” [38] Pierre Bourdieu, “The Specificity ofthe Scientific Field and the Social Conditions of the Progress of Reason,”trans. Richard Nice, Sociology of Science 14, no. 6 (1975): 20. See alsoBourdieu, “The Peculiar History of Scientific Reason,” SociologicalForum 6, no. 1 (1991): 3–26. [39] 对于人文学科的计算化的最广泛的批评之一，请参阅一期特刊：“In the Shadows of the Digital Humanities,” Differences 25,no. 1 (2014). [40] Richard Grusin, “The Dark Side of theDigital Humanities,” Differences 25, no. 1 (2014): 83. 译自：Publication,Power, and Patronage: On Inequality and Academic Publishing Chad Wellmon and Andrew Piper http://criticalinquiry.uchicago.edu/publication_power_and_patronage_on_inequality_and_academic_publishing/ 作者简介： 查德·维尔蒙（Chad Wellmon），弗吉尼亚大学德语副教授，最新著作《有组织的启蒙：信息过载和现代研究型大学的发明》和与人合编《研究型大学的崛起读本》。安德鲁·派普尔（Andrew Piper），麦基尔大学教授和语言文学和文化威廉·道森学者（William Dawson Scholar）。他是数字人文实验室“文本实验室”主任，著有《书在那里：阅读电子版时报》.译者吴万伟，武汉科技大学外语学院教授，翻译研究所所长。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