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龚鹏程先生在《南方人物周刊》专访中的几个问题 作者：吴贤若（浙江绍兴人，新民书院教师、儒仁堂中医，浙江儒学会成员。） 来源：作者授权 儒家网 发布 时间：孔子二五六五年岁次十二月廿六日辛酉 耶稣2015年2月14日 龚先生比我早生32年，按照“年长以倍则父事之”的道理，我自然是晚辈了。何况龚先生的一些著作、文章，我是早有拜读，对先生的博通，是深有感受。言及于此的目的，只是想说明笔者是在了解龚先生的学术背景下完成的。因此这里，晚辈就不惴浅陋，冒昧的提出自己对前辈文中的一些看法，惶恐之至。 一：龚：“现在人动不动就说要对古人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却没衡量衡量自己是什么玩意。你跟孔子的距离是火星跟地球的距离呀，开什么玩笑，人家讲什么你都听不懂，还精华糟粕呢！学问的事，是唯佛能知佛、唯菩萨能知菩萨的，和别人不是一个境界，人家讲话你就连听都听不懂。” 愚案： 龚先生的这段酣畅淋漓的“骂词”，说得令人十分痛快。荀子曰：“今学曾未如肬赘，则具然欲为人师。”傅孟真先生在《大公报》提到六经之难读，说“有声音、文字、训诂学训练的人是深知‘多闻阙疑’，‘不知为不知’之重要性的。”胡适先生进一步阐述：“今日提倡读经的人们，梦里也没有想到五经至今还只是一半懂得一半不懂得的东西。这也难怪，毛公、郑玄以下，说《诗》的人谁肯说《诗》三百篇有一半不可懂？王弼、韩康伯以下，说《易》的人谁肯说《周易》有一大半不可懂？郑玄、马融、王肃以下，说《书》的人谁肯说《尚书》有一半不可懂？”（胡适《我们今日还不配读经》）王静安说：“《诗》《书》为人人诵习之书，然于六艺中最难读。以弟之愚暗，于《书》所不能解者殆十之五；于《诗》，亦十之一二。此非独弟所不能解也，汉魏以来诸大师未尝不强为之说，然其说终不可通。以是知先儒亦不能解也。”（王国维《观堂集林》卷一） 既然六经是如此难读，而今人读古人书，居然如“改小学生的作业一样，这个地方叉叉，这个地方还可以”，难怪龚先生义愤填膺，执杖痛骂呢。但文中提到“唯佛能知佛、唯菩萨能知菩萨”，一定要同一境界，才可理解的话，则恐怕也不合圣人宗旨。《中庸》：“君子之道，费而隐。夫妇之愚，可以与知焉；及其至也，虽圣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妇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虽圣人亦有所不能焉。”又曰：“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及其至也，察乎天地。”又曰：“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夫子曰：“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观无量寿经》：“以观佛身故，亦见佛心。诸佛心者，大慈悲是。”佛之大慈悲，近似于夫子说的仁。既然仁不远人，而人又同具佛心，则不外乎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意思了。至于道，本在日用之间，故而夫妇之愚可知，但及其至，则圣人亦有所不能。既然圣人亦有所不能，可见就没有“绝对”一说了，那又何来“唯佛能知佛、唯菩萨能知菩萨”呢？ 龚先生酷爱武侠，自然熟悉华山论剑，那是第一流对战第一流。但所谓华山论剑，充其量，不过匹夫之勇，一群莽夫而已。至于古人之训，则有“愚者千虑，必有一得”，足见在今天，我们唯恐社会人士不关注国学，又如何能自视甚高，拒人门外呢？譬如龚先生是第一等学者，而我只是厕位末流，但如何能说我的意见，无裨一二呢？ 二：龚：“民间之所以会有国学热，主要是出于文化自救。” 愚案： 我们所说的“热”，到底是指哪方面的热呢？是经典诵读之热呢？还是道德自新之热？是孔子学院遍布世界之热呢？还是读经私塾充斥街巷之热？或者说如果我们尝试罗列各种“热”的现象，那么龚先生“文化自救”的观点，显然是肤浅的很。我认为国学之所以会热，主要是源自于社会和家庭的教育问题。如果“主要是出于文化自救”，而能引起国学热的话，那么说明国民的文化基础是相当好的，才具备了“文艺复兴”的根基。但事实上，绝大多数国民，其最先接触、认可、弘扬国学，首先是着眼于他的教育功能，其次才是文化认同感。职此之故，我才认为，国学要走进千家万户，就是要通过社会、学校、家庭及一切公共场所的“国学教育”，用教育深入人心，而后文化自救才能实现。换言之，龚先生的“文化自救”论，只是针对你我这样的少部分人，而非大部分人。 三：龚：“有些不值得背诵（如《弟子规》、《昔时贤文》），有些则根本不需要（如《仪礼》、《尔雅》）。《尚书》背它干嘛呢？现在还有人背《史记》、背《资治通鉴》，那不是神经病吗？像《弟子规》，那完全是浪费时间，《论语》里面的一句话懂了就好了。背《弟子规》的时间，远不如去读读《论语》、《孟子》。” 愚案： 龚先生对于背诵与不背诵的标准，未见其专文，不敢下判断。但据上文，似乎本身并不明确，言语之间，太过孟浪。何况背诵与否，也要视对象而定，然上文一概否决，殊不可解。或许龚先生并不熟悉教育学，也缺乏传统私塾、书院的教育实践，故而有隔靴搔痒之嫌。 《三百千千弟》，以及《孝经》、《四书》，本有次第。对于八岁以前儿童，“背《弟子规》的时间，远不如去读读《论语》、《孟子》。”“《论语》里面的一句话懂了就好了”，是十分荒谬的。《三字经》教授博物，如天文、地理、历史、人事等；《百家姓》辨章九族，促进血缘关系，形成社会纽带；《千字文》为识字的课本；《千家诗》是声律的启蒙；《弟子规》是幼儿的行为准则。这些蒙读物，光流传日本的，就不下千种，可见蒙读读物对东南亚国家文化、教育影响之深。而龚先生概曰“不背”，不知何故？ 对于青少年，则蒙读物更该读和背诵。为何？因为青少年学习，也要循循然善诱人。比如背诵有声律的《弟子规》，如曾文正的《爱民歌》、《水师得胜歌》，皆因浅显而深入军心，取得教育的良好成绩。《弟子规》等蒙读物，都是此一原理。至于《仪礼》、《尔雅》、《史记》之类的篇章是否要背？可根据个人的爱好来定，即使背诵也无妨。譬如我们新民书院的一个学生，用了5个月的时间，就背诵了《朱子家训》、《弟子规》、《孝经》、《学庸论语》及《孟子》部分（含复习），其他还背诵了《药性歌括》及诗词古文，同时也完成了文字学、中医、文学、书法、武术、数学、外语、社会实践、农田务农、徒步登山等各科各项目。那么全文背诵《仪礼》，《尚书》，又有何不可呢？ 又：龚先生对于背诵，似乎也并不了解此中真谛。先生说：“很多东西是稍知道了，届时查得到即可。”在先生看来，背诵，似乎只是为了以后写论文当引文用的，所以到时写论文，上网百度一下，查得到即可。但我对此，殊不满意。譬如我本人写些小文章，也喜欢旁征博引，但绝大多数，都靠心中记忆，并不依赖电脑、书籍查阅。而且也只有熟记于心，玩味才会愈深。 四：龚：“古人的书院都是有宗旨的，有大学者去主持，自由讲学，讲什么内容自己定，独立经营，跟社会有互动，面对社会办很多讲学活动。现在书院基本谈不上。所以现在我们有几千家书院都没用，都是打着书院的旗号的。” 愚案： 正如前文所述，龚先生对教育，尤其是书院的传统，似乎只是一知半解。陈青之先生《中国教育史》，孙培青先生《中国教育史》，李才栋先生《中国书院研究》，郭齐家先生《中国古代的学校和书院》，以及岳麓书院一些老师编写的书院专门著作，我都拿来做为参考。书院本身确实有藏书、讲学的传统，而且还有祭祀、出版，甚至成为政治群体。但每个时代，书院是有很大变化的。比如在汉时，称精舍，则是纯粹的私人讲学，至于魏、晋、南北朝，代不乏人。但对于是否一定有大学者主持，则是不必的。北宋早期书院繁荣，也仅是承五代之季，官学荒废，书院成为暂时的读书之所。待北宋政局稳定，书院也逐渐衰弱。南宋书院的复兴，在于朱熹、张栻等人的推动，所谓各书院的宗旨，也基本以《白鹿洞书规》为蓝本，大多数书院，按龚先生的标准，也是“打着书院的旗号的”。何况，龚先生也没有讨论过到底什么才叫“书院”。书院的名称，即使在宋朝时，也不专指藏书讲学的地方。如白鹿洞书院，可称白鹿洞学堂，东佳学堂，可称东佳书院。由此可见，书院、学堂，在宋以来，意义就已经变得非常广阔，并不以龚先生所提到的要求为要求（龚先生显然是把书院狭隘化，高大化了）。书院与学堂的意义变化，可能产生于清末郑观应建议将书院改为学堂的洋务运动先后。因此，龚先生的这个论点，就毫无着落点了。 笔者因限于篇幅和时间，只能先罗缕四个问题。如果龚先生另有赐教，则小子不胜欣喜。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