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大儒朱熹的自然研究 作者：乐爱国 来源：大众日报 时间：2014年6月4日 儒家重视伦理道德，这是众所周知的。但一直有人认为，儒家重视伦理道德，因此不关心自然。这就有点荒唐了。重视伦理道德，就一定不关心自然吗？这里没有必然的联系。事实上，包括孔孟在内的不少儒家都重视并研究自然。在中国历史上，对自然做过深入研究，并有所创建，且对中国古代科技发展起了积极作用的儒家，非宋代大儒朱熹莫属。 不少人知道朱熹，是因为他提出“存天理、灭人欲”，以为他压制百姓的欲望。其实，他是要求帝王存儒家仁义礼智信之“天理”，以克制自己过分的“私欲”。也有人从历史学家范文澜在民国时期于延安所著《中国通史简编》中了解到，朱熹曾经“娶尼姑二人作宠妾”，其实，这是朱熹晚年遭到政治迫害而受到的诬陷，否则又如何解释他去世之后，被宋朝廷尊为“朱文公”，并列入孔庙从祀，所编的《四书章句集注》成为官方科举考试的教科书，并因而有了影响中国社会700多年的“四书”。 事实上，朱熹是中国历史上自孔子以来，在儒学与科学上均有造诣，并且能够站在天地自然与人类社会统一的高度引领中国文化走向的最有成就的学者。现代学者钱穆说：“在中国历史上，前古有孔子，近古有朱子，此两人，皆在中国学术思想史及中国文化史上发出莫大声光，留下莫大影响。旷观全史，恐无第三人堪与伦比。”孔子集前古学术思想之大成，开创儒学；朱熹集孔子以下学术思想之大成，使儒学重获新生机，发挥新精神，乃至流传至今。同时，朱熹在科学上也多有造诣，中国科学史家胡道静甚至称朱熹是“我国历史上一位有相当成就的自然科学家”。 一、自然研究的历程 朱熹自十五、六岁开始系统研究《大学》，到四十五、六岁时明白《大学》所讲的“格物”意在“即物穷理”，包括研究天地自然万物在内。朱熹四十八岁时完成《论语集注》、《孟子集注》，六十岁时完成《大学章句》、《中庸章句》，并且将《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合并起来，称之为“四书”，从而建构了以《大学》的“格物”为起点，以《中庸》的“诚”为最高境界的理学体系。与此同时，他还从未停止过对于天地自然的研究。 朱熹五、六岁时就对天地之外是何物提出疑问，甚至“思量得几乎成病”；八岁画八卦，对天地万物的构成发生兴趣，而且在他创建理学体系的过程中，始终伴随着对于自然界事物的不断研究和思考。 四十一岁时，朱熹曾要求弟子在夏至日测量日影，以确定“地中”。四十五岁时，他深入研究著名科学家沈括的《梦溪笔谈》，并运用其中的天文学思想解释日、月食问题，后来又运用其中的思想讨论日月运行轨道等问题。他还曾要求弟子编撰《星经》，编校《步天歌》。五十八岁时，朱熹研究著名天文学家苏颂的《新仪象法要》，六十岁时，他有了用于观测天象的浑仪，并且通过观测，讨论了北极星的高度变化。 朱熹在晚年的最后十年里，把更多的时间都花在了对自然的思索和研究上。他曾向弟子讲述日、月食产生的原因以及月亮的盈亏变化过程，讲述大地表面地形的高低变化，并且讨论日月五星的旋转方向问题以及潮汐与月亮运行之间的关系问题。他还亲手用胶泥制作了地图，撰写《北辰辨》和《九江彭蠡辨》两篇科学论文。除此之外，他晚年编撰的《楚辞集注》、《仪礼经传通解》以及对《尚书》中《尧典》的注释，都包含了他对于天文、地理的研究成果。直到去世的前一年，七十岁的朱熹还与弟子就《尚书》中《尧典》所涉及的天文问题展开深入讨论。 显然，对于自然界事物的兴趣、思考以及研究，是朱熹学术生涯中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方面是对《大学》“格物”的创造性的诠释，建构起完整而系统的理学体系，另一方面是对自然界事物的不断研究，二者互相交融、互相促进，从而使朱熹成为自孔子以来能够在儒学与科学上均有造诣的重要学者。 二、科学思想的创新 朱熹是历史上有着重要创建的大儒，同时在科学上也做出了重要贡献，尤其在天文学方面颇为突出，其天文学思想主要包含三个方面：第一，以“气”为起点的宇宙演化思想；第二，地以“气”的运转不息而悬空于宇宙之中的宇宙结构思想；第三，天有九重的思想。 朱熹认为，在天地未形成之前，有一个由“气”构成的混沌状态，除了气之外，未有它物；然后，气分化为阴阳，阴阳之气相互作用而有天地以及日月星辰。这就是以“气”为起点的宇宙演化思想。对于朱熹的这一科学思想，中国科学史家们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认为朱熹是用力学的方式解释天地的形成，与西方近代的星云说相似。 中国古代的宇宙结构学说，以汉代张衡的浑天说最为流行，所谓“天如鸡子，地如鸡中黄”，大地“载水而行”，问题是，当天球绕地运行而至地下时，天上的日月星辰如何从水中通过？ 朱熹对浑天说作了进一步的改造。他认为，宇宙中充满着气，而地只是宇宙之气中的一物，气的不断旋转，使得天不会塌下来，地不会陷下去。对此，中国科学史家们认为，朱熹的这一见解，克服了以往浑天说所谓地‘载水而浮’的严重缺欠，把浑天说的传统理论提高到新的水平。 在朱熹的宇宙结构中，天体是分层次分布的，计有九重。第九重为天壳，第八重为恒星，其下依次是土星、木星、火星、太阳、金星和水星、月亮。这实际上表明日月五星有其各自不同的运行轨道，且各运行轨道有大小之别，可见，朱熹的宇宙结构已经接近于西方早期天文学的地球中心说。 除了天文学，朱熹在地学方面也有所创建，其地学思想主要有两个方面：第一，大地是在水的作用下形成的；第二，大地表面具有升降变化。 关于大地的形成，西方地质学曾在十八世纪有水成说与火成说两派观点。但是，在此之前，朱熹早就根据群山呈现波浪之状，推断大地是在水的作用下通过沉积而形成的。对此，中国科学史家们认为，朱熹的这些看法，是对客观事实的粗略观察与思辩性推理的产物，虽然在今天看来，是十分幼稚的见解，但这是以一种自然力的作用去解释自然现象的大胆尝试，而且同我们现今关于沉积岩生成的认识有某些共同之处。 朱熹对于自然的观察非常细致。他曾观察到高山的岩石中有螺蚌壳，于是推断大地表面曾有过“下者变而为高”的过程。对此，英国著名科学史家李约瑟予以充分肯定,并且还说：“朱熹当时就已经认识到，自从生物的甲壳被埋入海底软泥当中的那一天以来，海底已经逐渐升起而变为高山了。但是直到三世纪以后，亦即一直到达·芬奇的时代，欧洲人还仍然认为，在亚平宁山脉发现甲壳的事实是说明海洋曾一度达到这个水平线。”显然，在李约瑟看来，朱熹的推断更接近于现代地质学。 三、朱熹的自然研究、对“格物”的解释与“科学” 与朱熹对自然的研究密切相关，他对于儒学的研究，最重要的创建在于把《大学》的“格物”解释为“即物穷理”，包括对于天地自然万物的研究。因此，朱熹强调研究自然。他说：“大而天地阴阳，细而昆虫草木，皆当理会。”在朱熹看来，天地自然万物皆有“理”，“格物”就是要研究天地自然万物，从而把握其中的道理，并进一步明白天下万物之理来自一个共同的“理”，这就是儒家仁义礼智信之“天理”。 正是由于朱熹对于“格物”的这一解释，后来不少科学家打着“格物”的旗号研究自然科学。数学家研究“数理”，历法家研究“历理”，医学家研究“医理”，李时珍认为，研究药物“实吾儒格物之学”。同时，还出现了以“格物”为标题的科技著作，明清时期，甚至一些以西方科学为内容的科技著作，也以“格物”为标题。于是，明代科学家徐光启明确提出的“格物穷理之学”的概念，以指称西方科学。后来，西方科学又多被指称为“格致学”，直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科学”这一概念终于在中国出现，实现了从朱熹把“格物”解释为“即物穷理”到“科学”概念的过渡。 二十世纪初的那场新文化运动，提倡民主与科学，所谓“德先生”与“赛先生”，并展开对于传统儒学，包括对于朱熹的批判。尽管如此，朱熹对于自然的研究，以及他对于“格物”的解说，依然受到极大的推崇。作为民国时期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胡适从科学的角度认为，朱熹对于“格物”的解说的确含有科学的基础，并且指出：“朱子确是有了科学的目标、范围、方法。”他甚至认为，朱熹提出的“即物穷理”是中国人最重要的科学遗产之一。 事实上，在儒学的发展史上，像朱熹那样研究过天地自然的儒家学者不在少数。孔子希望弟子通过学习《诗》“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而且，孔子要弟子学习“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其中的“数”实际上包括了古代的数学知识。重要的是，孔子整理的古代典籍中包含了丰富的自然知识，其中有我国现存最早的具有丰富物候知识的著作——《夏小正》。孔子的弟子曾子还曾经与学生讨论过天圆地方的宇宙结构问题。孟子讲“不违农时”，要求“数罟不入洿池”、“斧斤以时入山林”，显然，他了解发展农业所需的自然知识。汉代儒家确立的儒家经典“五经”中包含了大量的自然知识，并成为中国古代科学家获取专业知识的重要来源；而且，汉代儒家普遍对天文历法感兴趣，并有所研究，李约瑟甚至说：“天文和历法一直是‘正统’的儒家之学。”宋代儒家，从宋初范仲淹、欧阳修，到北宋王安石、司马光、苏轼、周敦颐、邵雍、张载、二程，再到南宋朱熹、陆九渊、吕祖谦，大都对自然知识感兴趣，或有所研究。明清之际的儒家学者顾炎武、黄宗羲、方以智、王夫之等，也都十分重视对于自然的研究。由此可见，儒家不仅有重视伦理道德的传统，而且实际上有一个研究天地自然的传统，这正是需要我们通过深入研究而重新建构并予以大力弘扬的儒家传统。 (责任编辑：admi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