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爱国】民国时期《大公报》纪念朱子诞生八百年
民国时期《大公报》纪念朱子诞生八百年
作者：乐爱国
来源：作者惠赐《儒家邮报》
时间：孔子2564年暨耶稣2013年11月11日
民国时期，朱子学的地位是很高的；不仅有一直流行畅销的儿童读物《朱子》（参见《朱子文化》2012年第6期《民国时期的两部儿童读物：〈朱子〉》），而且朱子学的研究也为人所瞩目。1930年，正值朱子诞辰800周年之际，当时著名的《大公报》所辟《文学副刊》以“朱晦翁诞生八百年纪念”为题，连续5期刊载朱子学研究的长篇学术论文4篇：吴其昌的《朱子之根本精神——即物穷理》，贺麟的《朱熹与黑格尔太极说之比较观》，张荫麟（笔名：素痴）的《关于朱熹太极说之讨论》，吴其昌的《朱子治学方法考》。
吴其昌（1904-1944），字子馨，浙江海宁人。16岁考入无锡国学专修馆，从唐文治学习宋代理学，与王蘧常（1900-1989）、唐兰（1901-1979）合称“国专三杰”；1925年考入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从王国维治甲骨文、金文，从梁启超治学术文化史、宋史。1928年起，先后任教于南开大学、清华大学、武汉大学，曾任武汉大学历史系主任。著作主要有《殷墟书契解诂》、《金文世族谱》、《金文历朔疏证》、《梁启超传》等；有关朱子学和宋代哲学的研究论文有：19岁时在《学衡》上发表的长篇学术论文《朱子传经史略》，1927年在《国学论丛》上发表的《朱子著述考（佚书考）》，1930年在《大公报?文学副刊》上发表的《朱子之根本精神——即物穷理》和《朱子治学方法考》以及1941年在《国立武汉大学文哲季刊》上发表的《宋代哲学史料丛考》。
贺麟（1902-1992），字自昭，四川金堂人。18岁考入北京清华学堂；1926年赴美国留学，先后获学士学位、硕士学位；1930年赴德国柏林大学专攻德国古典哲学；1931年回国，任教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解放后，任教于北京大学，后调至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哲学研究所。著作主要有《近代唯心论简释》、《文化与人生》、《当代中国哲学》、《黑格尔哲学讲演集》等；有关朱子学和宋代儒学的研究论文有：《朱熹与黑格尔太极说之比较观》（1930年《大公报?文学副刊》）、《宋儒的思想方法》（1936年《东方杂志》）、《与张荫麟先生辩太极说之转变》（1938年《新动向》）、《宋儒的评价》（1944年《思想与时代》）。
张荫麟（1905-1942），广东东莞人。18岁考入北京清华学堂；1929年赴美国学习哲学，后又学习社会学；1933年获博士学位回国，应清华大学之聘，任历史、哲学两系专任讲师，并兼北京大学历史、哲学课；1940年初，转到浙江大学任教。著作主要有《中国史纲》。张荫麟对朱子学也颇有兴趣，除1930年在《大公报?文学副刊》上发表《关于朱熹太极说之讨论》，1935年发表《评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卷》（《清华学报》），就朱熹的太极说以及朱陆异同与冯友兰展开讨论；1938年又发表《宋儒太极说之转变》（《新动向》）。
吴其昌的《朱子之根本精神——即物穷理》开宗明义便指出：“‘即物穷理’、‘致知格物’为朱子伟大精神之表现。”接着，讨论了朱子格物致知所蕴含科学精神的思想渊源，以及朱子《大学章句》“格物致知补传”所包含的科学方法和态度，包括：其一“格物须先从实体着手”；其二“今日格一件，明日格一件，一件不漏”；其三“格物须用澈底之态度以求真知”。该文还特别例举了朱子通过“即物穷理”研究天地结构以及其它各种自然现象而作出的“推想”，并且进一步认为，朱子“实有‘实验’精神”，他的推想“由实验而得”。吴其昌还认为，朱子的有些推想，虽然不合于理，但是“其所据以证验之方式，则近于理”，而且，这是“中国稚弱的原始的科学思想之种子”。该文最后指出：“朱子之客观实验态度实筚路蓝缕指示一曙光曦微之道路，不幸南宋所谓‘理学家’者，无一具晦翁（朱子）之头脑，相率而误入歧途，复归于清谈。……故‘格物’之说，痛斥于明人，‘辟伪’之论，深恶于清儒，使此曙光曦微之道路，及朱子身殁而复塞，历宋元明清，外表阳尊朱子，奉之如在天上，而朱子之学则早已及身灭绝无噍类矣，此吾民族之深悲奇耻也。使当时能循此道路，改进之，发挥光大之，则此八百年中，当有无数十倍、百倍、千倍朱子其人者诞生，则中国科学之发达，又安知必不如欧洲哉！”
贺麟的《朱熹与黑格尔太极说之比较观》旨在比较朱熹的“太极”与黑格尔“绝对理念”的异同。在该文中，贺麟提出了朱子“太极”的三种不同含义：第一，“朱子的太极就是他‘进学在致知’所得到的理，也就是他格物穷理，豁然贯通所悟到的理。这个太极就是‘道理之极至’，就是‘总天地万物之理’，也就是‘两仪四象八卦之理，具于三者之先（即transcendent之意）而蕴于三者之内（即immanent之意）’的理。这个理就是朱子形上学的本体（宋儒称为道体），就是最高范畴。”第二，“朱子的太极又是“涵养须用敬”所得来的一种内心境界。朱子前说释太极为理，大都用来解释周子的太极图说，建立他的宇宙观，而此说认太极为涵养而得之内心境界，则目的在作对人处事的安心立命之所。”第三，“朱子于其诗歌中不知不觉地把他的太极具体化作一种神仙境。……此处的太极，既非统天地万物之理的抽象太极，亦非同张南轩所超然会着的太极，因为那是得仁见道的滢洁的心境，决不会‘茫茫’；而乃是一种被他具体化了的太极，被他用诗人的想象活用，而他可以飞进飞出的太极。这种太极乃是一种想象中的仙家境界或蓬莱宫阙。”贺麟的《朱熹与黑格尔太极说之比较观》不仅分别出朱子“太极”的三种不同含义，而且，将朱子“太极”与黑格尔的“绝对理念”作了深入的比较。贺麟后来说：“我的第一篇论述黑格尔的文章是《朱熹与黑格尔太极说之比较观》，在一九三〇年《大公报》文学副刊第一四九期上发表。我是想从对勘比较朱熹的太极和黑格尔的绝对理念的异同，来阐发两家的学说。这篇文章表现了我的一个研究方向或特点，就是要走中西哲学比较参证、融会贯通的道路，在文中我强调了‘太极’（Absolute亦可译绝对）是古今中外客观唯心论哲学家最基本的范畴，有的哲学家强调太极是心，有的则强调太极是理，而我认为朱熹、黑格尔却是强调“心与理一”，而且他们认为，要达到心与理一的最高境界，非要经过千辛万苦、长途跋涉、辩证发展的过程才能完成。”
张荫麟的《关于朱熹太极说之讨论》就贺麟提出的朱子的第一种太极说与第二种太极说的相互关系，展开进一步讨论，并认为二者是统一的，指出：“这具仁义礼智四端的性，不独是人心的太极，并且是一切物的太极，是‘总天地万物之理’。个人能复性，能使性得充分的实现（Full realization），便使个人的目的与宇宙的目的合一，便‘上下与天地同流’。这便是朱子安身的地方，这便是朱子的宗教。”
吴其昌的《朱子治学方法考》以《朱子语类》为依据，分别从治经态度和治经方法两个方面入手进行概述。就朱子的治经态度而言，吴其昌概括为七个方面：其一曰“求真”，“求真云者，当虚心以探求一事之真相，丝毫不可掺入自己之主观概念也”；其二曰“求实”，“求实云者，就其本体以还其本来实义，不容有一切虚伪情感之存在也”；其三曰“求疑”，“求疑云者，即今人所谓‘怀疑’也”；其四曰“阙疑”，“怀疑是大胆破坏，阙疑是小心建设也”；其五曰“专一”；其六曰“循序”；其七曰“不求速效”；其八曰“鉴别真伪”。就朱子的治经方法而言，吴其昌依照治学的步骤，概括为先后五个方面：第一，“求博学无方”，“此为治学最低限度之基础”；第二，“求精密工具”，包括：（1）先求“识字”，（2）次求“详明音读”，（3）次求“详明训故”，（4）次求“校勘异文”；第三，“求巩固证据”，即“求坚定明确之证据”，又略分数项：（1）“自证”及“互证”，（2）“旁证”及“广证”，（3）“物证”及“事证”。第四，“求会通异同”，“有证据者，……不厌其多，以求巩固，亦有无证据之可求者，则必须比类属辞，错综纬互，始可以见其会通”。第五，“求明了当时风俗人情”，即“求当时之社会背景也”，此为方法上最后之一步，亦为比较更深刻之一步。此外，吴其昌《朱子治学方法考》非常重视朱子对于古籍文献的“鉴别真伪”，并对朱子所辨伪书以及辨伪书的语录作了详细的列表整理。
从当时朱子学的研究状况看，这4篇论文不仅对朱子太极说以及格物说，包括治学方法，作了专题阐述，而且，吴其昌的《朱子之根本精神——即物穷理》把朱子格物说与中国科学史结合起来，贺麟的《朱熹与黑格尔太极说之比较观》运用了中西比较的方法，因而在研究方法上也有所创新。即使从当今的朱子学研究看，这4篇论文也仍有一定的学术价值。重要的是，在一份流行的大报上，为纪念朱子诞辰而开设专题，连载长篇学术论文，这在民国时期能够做到，今天能做到吗？由此亦可见得，朱子的地位，在“打倒孔家店”背景下的民国时期确实比时兴“国学热”的今天还要高，这不禁令人惭愧！
（本文系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百年朱子学研究精华集成”（12JZD007）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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