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风】宪政是个“化”的过程
 | 姚中秋
作者简介：姚中秋，笔名秋风，男，西历1966年生，陕西人士。现任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曾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高研院教授、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教授。著有《华夏治理秩序史》卷一、卷二《重新发现儒家》《国史纲目》《儒家宪政主义传统》《嵌入文明：中国自由主义之省思》《为儒家鼓与呼》《论语大义浅说》《尧舜之道：中国文明的诞生》《孝经大义》等，译有《哈耶克传》等，主持编译《奥地利学派译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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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政是个“化”的过程
作者：秋风
来源：FT中文网
时间：2013年10月29日
中国是否应该推动宪政转型？本来，这不应该是个需要讨论的问题，因为，过去三十多年来，中国就在宪政化。
难道不是吗？容我举出几个例证：
二十世纪中期，农民被剥夺了自由迁徙的权利。八十年代中期开始，农民可以离开家乡，到城镇打工。接受过很好教育的青年人也可以在城市之间自由流动，寻找满意的职业，尽管户籍制度仍给他们带来很多麻烦。
八十年代初，伴随着土地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的确立，人民公社解散，政府推动村民自治。九十年代以来，在社会生活各领域中，也涌现并活跃着大量非政府组织，在政府之外从事文化、教育、慈善、公益活动。
文革一结束，众多深受文革之害的党政高级干部皆强烈要求建立法制。2004年，国务院颁布《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明确提出“全面推进依法行政，经过十年左右坚持不懈的努力，基本实现建设法治政府的目标”。法治就是宪政的基础；执政党和政府也反复提出，建立和完善民主制度，民主当然是宪政的基础。
今天，在中国人大、政协会议上，虽然不乏只举手不发言的奇葩，但毕竟已有不少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不断发出与政府不同的声音，表达公众的意见。
2004年修改宪法，第十三条修改为“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宪法第三十三条增加一款作为第三款：“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这是国家对国民的一个自我约束的承诺，是宪政的重要基石。
今天的媒体，从传统媒体到网络媒体，都可以讨论民主、法治，可以维权，可以批评领导人，这在四十年前是不可想象的。FT中文网的存在本身，就是宪政化的象征。没有最基本的言论表达空间，怎么可能有这样的媒体声音？
在上述现象中，我们可以看到自治、民主、法治、权力的分立，它们共同构成宪政。当然，这几个领域的制度都不完善，但你不能说中国没有宪政。
或许可以引入一个概念：宪政性，用以刻画制度宪政化的程度。一种制度的宪政性可以用从零到一百的刻度来标记。在当代中国，有些领域的宪政性已到60%，有的领域只有40%，或者更低。但不容否认，各个领域已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宪政的安排。由最初的没有到现在的有一些，这就是宪政化。
也就是说，中国已经在宪政化之路上走了三十多年。我们经常用“改革”这个词来形容中国之体制变革。略加考察即可发现，改革就是宪政化。改革前的制度，完全没有宪政性。经过三十年改革，也许具有了50%的宪政性，中国部分地建立了具有一定宪政性的制度。正因为此，才有三十年的繁荣。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如果没有70%的自由迁徙权，怎么可能有东南沿海的“世界工厂”？
从这个角度看，前一阵关于宪政的争论，甚无谓也。
公然反对宪政的人，无视中国已在宪政化进程中的事实，闭着眼睛指点江山。问题是，执政党本身就内嵌于这个宪政化过程中。很多宪政化措施是中共提出的，并且经由它的决策，变成政策、法律，乃至宪法。中共过去三十多年执政的正当性，也来自于宪政化所带动的经济增长。
最为重要的是，中国国民、尤其是中产阶级对宪政化过程将会持续的预期。国家秩序之稳定主要依靠国民的希望，尤其是居于主导地位的阶层的希望。中国过去三十年社会结构最大的变化在于中产阶级异军突起，成为主导阶层。他们因为宪政化过程而崛起：企业家群体受惠于私有产权承认与保护制度，白领群体受惠于自由迁徙制度。他们的生活方式也由言论表达自由、法治等等制度所塑造。虽然这些制度不完善，但他们还算满意。更重要的事，他们相信，制度在渐进地变革。他们总还有希望。
现在，个别官方媒体高调地反对宪政，也就让中产阶层的希望迅速幻灭。他们陷入严重的焦虑不安之中。这就是大半年来，中产阶层的普遍心态。当主流社会心态如此，秩序的根基也就十分脆弱了。
不过，在反对这种愚蠢而危险的政治宣传时，也有些人把宪政神化，而从另外一个方向堵塞了宪政化之路。依据这种宪政理念，仿佛宪政可以一夜之间如神迹般地降临，普照人间所有角落，人间因此将旧貌换新颜。在他们的心目中，宪政不是全，就是无。不是一百分，就是零分。今日中国的宪政性不到一百分，所以就是零分。中国要建立宪政制度，必须全盘从头开始。此种激进主义深植于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心灵中。这样的激进主义者懒得思考如何在现实中推动宪政化，而是呼唤和等待神迹的降临。
这是两种异曲而同工的激进主义，其共同特点是孔子所说的“固”，意识形态支配其心灵，而无视现实。中国人始终是要追求有尊严的生活的，所以，宪政化在中国是大势所趋。另一方面，宪政只能是一个在现实生活中展开的“化”的过程。这个时代的治国者和知识分子之明智必体现为，明乎宪政化之大势，顺势而为。若能如此，则中国幸甚。任何方向上的激进，都会酿成大祸。
这个时刻的中国，需要社会各群体、尤其是精英群体有一个共识：果断地抛弃各种意识形态，保持宪政化过程之连续性，务实地追求低调的理想。如此，中国才有可能兼容各方利益，以较低成本完成宪政化过程。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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