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是文学史上的著名人物,关于其诗文的研究也很多,本文主要讲陶渊明的内修与自得。 为己之学 南朝文学家萧统说:“夫自衒自媒者,士女之丑行;不忮不求者,明达之用心。”(《陶渊明集序》)陶渊明“不忮不求”,他不是一个“自衒自媒”之人。他回归田园、躬耕南亩,他喝酒弄琴、为诗为文,不是故作清高、做给别人看的,更没有博取功名的目的,无非只是为了内心的自足和愉悦。“常著文章自娱,颇示己志。忘怀得失,以此自终。”(《五柳先生传》,逯钦立校注《陶渊明集》,以下同)“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杂诗》其五)这是陶渊明的自画像,涉及“人己之辨”的问题。 “人己之辨”出自《论语·宪问篇》:“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什么叫“为己”“为人”呢?何晏《集解》:“孔曰:‘为己,履而行之;为人,徒能言之。’”杨伯峻译注曰:“古代学者的目的在修养自己的学问道德,现代学者的目的却在装饰自己,给别人看。”(《论语译注》)源于先秦诸子的“人己之辨”对后世文士们的人生取向影响很大,对后世文学的价值取向更是有深远影响。人处天地之间,为什么需要文学呢?作为一个有品格、有境界、有担当的文人,为诗作文就不仅仅是为了功名利禄,而是有更高远的目标,或为提升个人道德境界,或为安顿个己心灵,或为探索天地之理,或为人间正义而呐喊,或为开万世太平而奋斗。可以说,古代的“人己之辨”有效提升了文人的人格境界和精神品格。 孔子认为,道德修养关键在于自己实践,而不是别人的评价。他说:“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论语·颜渊篇》)从这个意义来说,“修己”关键是“修德”,而“修德”的关键是“修心”。陶渊明的“修己”,体现在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之中,他把百姓的日常生活艺术化了。无论是起居劳作、吟诗弹琴,还是喝酒游玩,他讲究的都是自得之趣,闲在自然,自足自乐。 “衡门之下,有琴有书,载弹载咏,爰得我娱。岂无他好,乐是幽居,朝为灌园,夕偃蓬庐。”(《答庞参军》)虽是“衡门”“蓬庐”,却“有琴有书”,时时弹琴读书,虽是“幽居”,却身心娱乐。萧统说:“渊明不解音律,而蓄无弦琴一张,每酒适,辄抚琴以寄其意。”(《陶渊明传》)也就是说,陶渊明弹琴,属于“乱弹琴”,到了酒喝得差不多的时候,他也顾不得什么音律节奏了,只是抒情达意而已。“富贵非吾愿”,他最大的愿望是不“以心为形役”,向往“委心任去留”的人生境界。“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归园田居》)陶渊明把百姓的寻常生活过得富有诗情画意,从而成为魏晋风流的代表。他的人生是对世俗生活的超越,是艺术化的人生。“不以躬耕为耻,自不以仕进为荣矣!”(张潮等《曹陶谢三家诗·陶集》卷三) 陶渊明的家乡在庐山脚下,有山有水,闲暇时他会到附近的山水游玩。“春服既成,景物斯和。偶景独游,欣慨交心。”(《时运》)这情境有孔子向往的“浴乎沂,风乎舞雩”的山水之乐,不过孔子是和众人一起游乐,陶渊明则更强调“自乐”,更多的是精神上的自得其乐。“岂忘游心目。”(《赠羊长史》)游心游目,纵目赏心,重点还是在游心。 陶渊明诗文,多用“自”字,这是他讲究“为己”“内修”的最好说明。如“自乐”“自足”“自安”“自娱”等,说明他非常重视自我身心的自由和满足。“傲然自足。”(《劝农》)“孰是都不营,而以求自安。”(《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既醉之后,辄题数句自娱。”(《饮酒二十首》序)“怡然自乐。”(《桃花源记》)萧统《陶渊明传》评其“任真自得”,颇为中的。何谓“自得”?这个词出自《孟子·离娄下》:“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则居之安;居之安,则资之深;资之深,则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朱熹注云:“自然而得之于己也。”清代章学诚说得好,自得“如饮食甘旨,衣服轻暖,衣且食之领受,各自知之,而难以告人。”(《文史通义·文理》)“自得”就是自然而得,自己而得,不是外在强加的,自己所得之趣之妙,往往无法与外人道。对于陶渊明的人生选择,也许当时人会觉得并不明智,他的田园生活很辛苦,但是他自己“自足”“自安”“自娱”。此中之真谛,只有陶渊明自己才能领悟得到。正所谓“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这就是陶渊明的自得。诗之美妙,贵有自得之趣。 “独祗修以自勤,岂三省之或废。”(《感士不遇赋》)“祗修”“三省”是中国文人为己之学的久远传统,陶渊明的内修与自得正是这一传统在西晋时期的绚丽绽放。陶渊明的“修己”也没有什么豪言壮语,他只是通过朴素自然的言说,就把内心超越的体悟表达出来了,“豪华落尽见真淳”(《论诗绝句三十首》),这样的语言、这样的内心最真切、最动人。 拙的智慧 陶渊明《归园田居》:“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守拙与适俗形成鲜明的对比,世俗之人讲究的是所谓处世之道,智巧钻营、人情练达。但中国自古以来还有另一种处世方式,即守拙,看起来似乎是傻傻的、笨笨的,但大巧若拙,“守拙”其实是人生大智慧。 老子云:“大巧若拙。”(《道德经》四十五)王弼注云:“大巧因自然以成器,不造为异端,故若拙也。”(《老子道德经注》)“人多伎巧,奇物滋生。”(《道德经》五十七章)王弼注:“民多智慧,则巧伪生;巧伪生,则邪事起。”(《老子道德经注》)“常德乃足,复归于朴。”(《道德经》二十八章)王弼注云:“朴,真也。”(《老子道德经注》)朴拙之人自然而为,不为物累,自然得道。王弼注云:“抱朴无为,不以物累其真,不以欲害其神,则物自宾而道自得也。”(《老子道德经注》) 我们知道,王弼是魏晋玄学的代表人物,身处其中的陶渊明也受到这一文化思潮的浸染。苏东坡曾列出陶渊明三首谈玄理的诗,分别是“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饮酒》其五)“啸傲东轩下,聊复得此生。”(《饮酒》其七)“客养千金躯,临化消其宝。”(《饮酒》其十一)明代都穆在此基础上又增加了6首,并且指出:“渊明盖真有得于道者,非常人能蹈其轨辙也。”(《南濠诗话》)这则诗话说明,前人已有人认识到陶渊明深受玄学思想影响,其中也包括我们这里所说的“守拙”思想。 陶渊明选择“谬会以取拙”态度,以应付令他厌恶的纷繁人事。“人皆尽获宜,拙生失其方。”(《杂诗》其八)陶渊明的“拙”,针对的是荣利滋生的贪婪和荒诞,权势隐藏的愚弄和残忍,机巧相伴的虚伪和狡诈。这不是消极,而是智慧。“宁固穷以济意,不委屈而累己。”“诚谬会以取拙,且欣然而归止。”(《感士不遇赋》)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在当时世人眼中,他是不明智的,但在陶渊明自己看来则是“欣然”“取拙”,因为不想委曲求全,违背自己的内心去做事,舍去的是如云烟的功名富贵,成就的却是完满人格和千载身后名。陶渊明的人生选择是发自内心的,自然真诚。陶渊明自己就说:“抱朴含真。”(《劝农》)朱熹说:“晋宋间人物,虽曰尚清高,然个个要官职,这边一面清谈,那边一面招权纳货。渊明却真个能不要,此其所以高于晋宋人也。”(《朱子语类》卷三十四)元代刘履评陶渊明也说其“适性保真”(《选诗补注》卷五)。陶渊明的“拙”,实在是一种人生的大智慧。 这种“守拙”的智慧渗透到中国文化的骨髓之中了。苏州有中国四大名园之一“拙政园”,光从园名就可知,园林的主人是深得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要义的。远离纷扰世界,退避尘氛,在完全属于自己的世界里,悠然自在地种花植草、赏画听琴、曲廊信步,也是一种人生境界。 野者,美也 在中国传统礼俗文化中,“野”往往被视为粗俗无礼,为君子所不齿。孔子曰:“文胜质则史,质胜文则野,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篇》)“野”即鲁莽无礼,为君子所不齿。然而在中国文学的观念中,“野”却经常被视为对规矩束缚的反抗和挣脱。久在世俗礼仪之中的士大夫们体会到的是“复得返自然”的感觉,体会到的是山花野草、田园村寨的野情野趣,体会到的是人性的本真和生命力的充盈。他们从中看到了人之本性、文之自然和美之本色。 “野”是人类原始阶段真实的生活场所和自然本性,作为一种童年记忆和诗性遗存,它恒久地保留在人类的思想基因当中,是人类心灵的故乡。回到“野”的状态,就是回到心灵的故乡,回到心灵安顿之所。维柯说:“世间事物都不会离开它们的自然本性而安定或长存下去。”在朴野的山水之中,躁动的心灵自然安定下来。陶渊明就是这一生命体验的典型:“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既归田园之后,“乃瞻衡宇,载欣载奔。僮仆欢迎,稚子候门。三径就荒,松菊犹存。携幼入室,有酒盈樽。引壶觞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颜。倚南窗以寄傲,审容膝之易安。园日涉以成趣,门虽设而常关。策扶老以流憩,时矫首而遐观。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景翳翳以将入,抚孤松而盘桓。”(《归去来兮辞》)描述的是一派恬淡安详闲适的田园生活图景,这也是千百年来农耕文明滋养下中国人的天然生活原样,身处其中,自由安适,生命得到最妥帖安顿。 陶渊明的一方田园可谓“野”性十足:“穷巷”“荆扉”(《归园田居》)“旧居”(《庚子岁五月中》)“柴门”(《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草庐”(《戊申岁六月中遇火》),怪不得有人称陶诗为“田家语”。(钟嵘《诗品》)但在陶渊明看来,这是一方放飞心灵的田园。 这一方田园,远离车马喧嚣和世俗纷争:“野外罕人事,穷巷寡轮鞅。”(《归园田居》)“少年罕人事”(《饮酒》)“人事”就是世俗之人之事,“羲农去我久,举世少复真。”(《饮酒》第二十)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有许多俗人俗事不得不去面对,身心疲惫。回到田园,“无案牍之劳形。”(刘禹锡《陋室铭》)“什么都可以想,什么都可以不想,便觉得是个自由的人。”(朱自清《荷塘月色》)所以,这一方田园是他的心灵安顿之所,精神寄托之家园,所谓“田园日梦想,安得久离析。”(《乙巳岁三月为建威参军使都经钱溪》) 这一方田园,有诗意的环境:“卉木繁荣,和风清穆。”(《劝农》)“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归园田居》)每一片风景都是一种心境,这云、鸟、木、泉,就像有意迎接陶渊明的回归,一下子鲜活生动起来,人与自然万物和谐相处。 这一方田园,人与人之间和谐相处:“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归园田居》)“闻多素心人,乐与数晨夕。”“邻曲时时来,抗言谈在昔。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过门更相呼,有酒斟酌之。”“相思则披衣,言笑无厌时。”(《移居》)素心人,即心地淡泊之人。无任何心机的人在一起谈古论今,品诗论文,有时还可以一起喝点酒,这样的日子让陶渊明乐此不疲、从不生厌。 法国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说:“正如植物有‘野生’和‘园植’两大类一样,思维方式也可分为‘野性的’和‘文明的’两大类。”(《野性的思维》)我们认为,文学创作也可以分为两大类:野性的和文明的,或者说天生的和人工的。陶渊明的诗文就是生长在一方田园上的野花野草,自由生长,天然的芳香沁人心脾。 对陶渊明诗文的历史评价 其实,历史上对于陶渊明的评价有一个变化的过程。陶渊明的作品生前流传不广。之后,萧统编《陶渊明集》。南朝著名的文学理论家刘勰的《文心雕龙》,评价了六世纪以前几乎所有的代表性作家作品,但对陶渊明却只字不提。著名的诗评著作钟嵘《诗品》把陶诗列为“中品”。 从在世时无人关注,稍后也只列为中品,到后来被视为宇宙间第一等好诗。如何理解其中的巨大反差呢? 我们有必要回到“历史现场”,看看当时的文学思潮。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的文学审美观念要求文学言辞要漂亮。唐代以后,山水田园诗盛行,陶诗得到更多关注。宋元时期,人们崇尚质朴自然诗风,就特别推崇陶诗。如苏轼说:“渊明作诗不多,然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自曹、刘、鲍、谢、李、杜诸人,皆莫及也。”(《与苏辙书》)元好问:“一语天然万古新。”(《论诗绝句三十首》)推崇的就是陶诗质朴自然的诗风。 对于陶渊明的文章,萧统就有一段评论:其文章不群,词采精拔;跌荡昭章,独起众类;抑扬爽朗,莫之与京。横素波而傍流,干青云而直上。语时事则指而可想,论怀抱则旷而且真。加以贞志不休,安道苦节,不以躬耕为耻,不以无财为病。自非大贤笃志,与道汙隆,孰能如此乎!余爱嗜其文,不能释手。尚想其德,恨不同时。(《陶渊明集序》)“不群”“独起”“旷”“真”“贞志”“安道”等等词语,这既是陶渊明其文,也是陶渊明其人。陶渊明是在用自己的人生写文章。 清代思想家章学诚说:“君子固穷,枉尺直寻,羞同诡御,非争礼节,盖恐不能全其所自得耳。”(《文史通义·感遇》)陶渊明躬耕南亩,守拙乐道,在一片充满野性的田园中持守心灵的一方净土。他也不介意别人的评价,因为他的诗文是抒写自己的内心,是写给自己看的,在自娱自乐、超然物外中保持一颗完满自得的心。正是这种“自娱”“自得”的心态,历经岁月积淀,最终获评为第一等的好诗文。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