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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子的名言“慎终追远”，现在可以在许多殡仪馆和墓园中看到。但随着这句名言的过度流行，它就像很多口水化的成语一样，其真实含义反而越来越遭到遮蔽。 严格说来，“慎终”和“追远”是两个概念，慎终是针对丧礼而言的，强调的是对死者尊严的维护；“追远”是针对祭礼而言的，强调的是对远祖的纪念与缅怀。《礼记·昏义》有言：“夫礼，始于冠，本于婚，重于丧祭，尊于朝聘，和于乡射。”丧、祭二礼，是八礼当中最重的礼，因为它们使人从切身的性命出发，建立历史感，这正是曾子认为慎终追远能够使“民德归厚”的原因。文明之所以成为文明，就是因为生物性的生命被赋予意义，通过历史来传承。中国古人所看重的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都依赖于历史的绵延。但人类建构的历史之所以对每个人的性命有意义，是因为它不只是烦琐的纪年、陈旧的史书和遥远的故事，而是与“我”生命的来处和最终归宿，与“我”的身心性命息息相关。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正是丧祭之礼起到了为历史不断赋予生命与灵魂的作用。丧礼之慎终，是历史的具体开展，因为历史是由一个个具体的人组成的，正是对每个人养生送死、盖棺论定的严肃认真，慎终之人才能够在哀戚爱敬中，将其至亲送进历史；祭礼之追远，则是在与天地祖先的深度对话之时，将历史拉回现实，不断重温我与历史之间的纽带勾连。中国传统文明重视历史，不仅体现在二十四史当中，而且落实在每家每户的宗祠丘墟、谱牒姓氏之上，更深入每个个体的忠孝节义、修身齐家当中。每个普普通通的人都在创造和组成历史，历史感对每个人都是切身的。在比较理想的情况下，正史是对这些切身历史的总结与提升；而当正史不足以全面承载的时候，我们不仅有大量的野史和私人著作来补充，更重要的是，每个认真行过丧祭之礼的人，本身都承载着历史。体现在慎终追远当中的历史感，是丰富而立体的。 慎终追远负载如此重要的意义，当代殡葬模式是否能够承担？过于简单、内容空乏的丧祭之礼实难配得上“慎终”的名号；几乎被大多数生者忽略的商业性墓园，又怎样做到“追远”？如果不能自觉地完成历史的建构，并在历史中主动地传承与前瞻，慎终追远就会完全沦为一个空洞的商业口号，和人们的生活丧失关联。 因而，在当今讨论慎终追远，从小处说来，是为了调整当前时代的丧礼与祭礼；从大处说来，是要为现代人重塑切身历史感。前一个问题，反映的是后一个问题的困境。当前之所以感受不到“民德归厚”，正是因为缺乏充满敬意的切身历史感。 面对社会文化严重失调的情况，宋代哲学家张载说：“管摄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风俗，使人不忘本，须是明谱系世族与立宗子法。宗法不立，则人不知统系来处。古人亦鲜有不知来处者，宗子法废，后世尚谱牒，犹有遗风。谱牒又废，人家不知来处，无百年之家，骨肉无统，虽至亲，恩亦薄。”（《经学理窟·宗法》）北宋之时，中国社会因为经过晚唐五代的长期战乱，传统家族、宗法遭到巨大冲击，宋代有识之士所深深忧虑的，正是人们生活中的“切身历史感”。在张载看来，没有宗法、谱牒等方式建立这种历史感，人们不知道自己祖先是谁；没有宗族的管束，亲情凉薄，社会人心浮躁，是当时最大的时代问题。因而，宋代理学家一方面通过新的宗法、祠堂、义田、乡约等方式培养这种历史感，另一方面则通过理学的学术努力，为人们的修身齐家提供一套有力的学术资源。 但今人读张载这段话，恐怕很少能引起共鸣。人们往往不能穿过时空、回到历史现场理解等级森严、充满陋习的宗法制度，怎么会起到厚风俗的作用。这种思维方式，距离我们太遥远了。不能够理解张载所看重的“厚”，更不能理解曾子强调的“厚”，空将一句“慎终追远”写在墓园中，又能有多大意义？ 显然，这样的问题在当下依然存在；我们需要达到的目的也和张载乃至曾子相像，就是通过培养切身历史感，使人们的情感“厚”起来，但已经不可能通过宋代的方法完成了。今天已不适合恢复沿用古时的宗法制度以达到民德归厚的效果。而当下过于简单空洞的丧祭仪式会一步步推动人情更加浇薄。一方面，这只是世情的反映，并不是根本原因；另一方面，对殡葬基本理念的适当调整，仍然会在一定程度上阻碍这一趋势。参加过农村丧礼的朋友都会了解，一个普通的丧事，大部分村民都会自觉参加，热闹的助丧吊唁场景，是村中非常重大的仪式，丧礼将平常不怎么走动的亲属聚集起来，使大家有机会追溯共同的祖先，纪念久远的故事。人们所经历的，正是切身的历史感。但在城市的丧事上，家中僻处一室的灵堂接受不了几个吊唁者，匆忙如走过场的遗体告别仪式，能够达到百人已是极尽哀荣，甚至死者生前的亲朋故旧，也想不起要去，更不要说参加下葬仪式。大家仍然生活在一如既往的日常生活当中，没有觉得这是足以改变生活节奏的一个节点。到了清明、中元时节，记得起的会想想去世的亲人，也有很多人特别是远在外地的亲人，觉得没有必要长途跋涉去上坟。祖先的事情，父辈的故事，哪怕是几十年前的历史，很多人都认为与自己无关。 在这样的情况下，使殡葬仪式稍稍改变一下，不要那么粗糙简单和不近人情，使丧祭之礼更充实一些、严肃一点，让人们对与自己有关的历史培养起一点敬意，思考一下自己生命的由来与定位，并通过各种社会组织、社会团体，更好地整合现实社会，无疑是有益的。清明节被定为法定节假日，就已经带来了社会风气的变化。但正如宋代士大夫深刻认识到，仅仅靠宗法制度已经不足以收摄天下人心，还必须有一个能帮助人们正心修身的哲学体系，而现在的状况又与宋代不同，殡葬仪式的扭转也仅仅可以略微缓解部分浇薄的人心而已。使人们严肃对待亲人的死亡已经难能可贵，让人们自觉尊重乃至传承父祖的事业更属奢望，教人们在丧祭之礼中培养起切身历史感和历史责任更是难上加难。 现代社会是一种与古代全然不同的社会，古代社会的一些风俗和制度可能还会有些保留，但我们必须清醒地意识到，想完全依赖古人曾用过的方式来解决全部问题，是绝对不可能的。现代社会是人类文明极度发达的时代，既然极度发达，历史感本来应该是非常强的。现在大多数中国人受过教育，不仅了解我们的五千年历史，而且对世界历史也有基本的了解，更有海量的资讯了解当代历史，完全不需要通过自身的追溯来了解历史。通过丧祭之礼来培养慎终追远的历史感，很可能被一些人嗤之以鼻。然而，现代人这种过度膨胀的历史感，主要是抽象的历史感，而不是切身的历史感。我们都知道我们处在世界历史的哪个阶段，会使用一种理论化的语言来描述我们的历史定位，甚至能在一定程度上预知未来历史的大致走向，不担心我们被抛在历史之外。但是，这些人人都知道、都读过的知识，我为什么要对它产生敬意？我为什么一定要进入历史？还不如从历史中退隐，享受我自己速朽的快乐更好。这种虚无感与相对主义，使历史成为尼采所批判的那种完全掏空了价值的历史研究，又怎能成为负载三不朽的汗青史册？慎终追远更实质的困境，正在于此。 面对如此深刻的困境，我们唯一能够依赖的，或许还是每个人的性命常识。农村居民总希望殡葬仪式更近人情一些，城市居民总希望丧祭之礼更多一些仪式感，这些都是“慎终追远”理想尚未完全被抛弃的体现。但更进一步，对丧祭之礼的重视，能否使人们更认真地将孝当作一个严肃的问题，将自身与父、祖的亲情关联变为一种活生生的历史感，使之在自己的日常生活与工作事业中起到更大一点的作用，从而为原子化的现实生活注入一点温暖的灵魂，使自己所在的文明与历史变得更有意义，恐怕会是我们需要更深入思考才可能解决的问题了。 （作者：吴飞，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