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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与自然科学等领域术语相比，中华思想文化术语有何特殊性？ 黄友义：中华思想文明博大精深，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基础。了解任何国家，都需要从其历史形成入手，才能真正理解这个国家和民族。要让外国人理解今天的中国，就需要让他们知道历史上的中国，知道我们从哪里来，为什么这样思维，如何看待自己和世界。中华思想文化术语是最能代表中华传统文化的经典表述，能够更深刻地反映中国人的思维习惯和行为准则，更能帮助外国人认识今天的中国。 记者：翻译是术语研究和实践中的重要环节。中华思想文化术语翻译的难点主要在哪里？ 黄友义：在对外传播中，文化最有生命力。然而，中西文化因为历史形成的过程不同，存在着巨大的鸿沟，要找到完全对等的表述并不容易。比如“礼”的概念，就不能完全找到对应的英文；“心”包括的内容也很广，英文里也不是一个单词就能完全对应中文的“心”字。所以，字对字、词对词的翻译不能准确传达中国文化元素。翻译的难度在于不仅要理解自己的文化传统，还要了解外国人的思想，这样才能让翻译具有针对性，而不是自说自话。这就要求一个中国译者需要具备两个思路和两种文化的知识。这对任何译者都是巨大的挑战。 记者：在对中华思想文化术语进行遴选、释义和翻译时，中华思想文化术语传播工程坚持怎样的理念和原则？ 黄友义：第一，最核心，最能反映中国传统，同时又在今天继续发挥作用、仍然在指导中国人的条目，如“天下为公”“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等。第二，几千年来中华思想也在发展之中，“天人合一”所指的范围随着时间的推移，也在变化，也需要在继承传统上，反映新的思路。过去“天人合一”有天子尊天命的含义，现在更多的是指人与自然的和谐。 记者：您为何多次强调中外人员合作翻译在中华思想文化术语翻译中的必要性？ 黄友义：翻译是为了让外国受众理解自己的文化，是一种跨文化行为，而中西文化差异巨大。按照翻译专业的传统道理，译者是把外文译成自己的母语，也就是说，本来应该由外国人来翻译中华术语。然而，多种原因导致世界上没有在水平和人数上足够的外国译者队伍，中国译者就不得不知难而上、勇挑重担，从事中译外。为了防止出现外文不地道的情况，就必须有外国人帮助润色中国译者的文字。这种中外合作模式是“翻译中国”时代的主要工作模式。 记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更加充分、更加鲜明地展现中国故事及其背后的思想力量和精神力量”。在中华思想文化术语翻译中，应如何做到“融通中外”？ 黄友义：知己知彼是做好翻译的基础。我们不仅要了解自己的文化，还需要知道对方的所思所想，熟悉对方的表达方式，跨越文化鸿沟，做到用外国的语言，讲述中国的理念，让我们的译文既忠实于中文的原意，又符合外国人熟悉的表达方式。 （本报记者 柴如瑾 本报通讯员 宋志悦）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