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翦伯赞与柴德赓都是当代史学名家，新中国成立前，未见二人有交集。新中国成立后，翦伯赞作为“马克思主义史学五老”（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侯外庐、吕振羽）中的代表性人物，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重要开创者、推动者和建设者。史学家陈垣的得意门生柴德赓先是担任辅仁大学历史系主任，1952年高校院系调整后，又担任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主任。新中国成立后的十多年间，在时代的风云际会中，翦伯赞与柴德赓逐渐相知相重，成为新中国成立初期史学界一道特殊的风景。 北京订交 据《柴德赓日记》，1950年3月9日到11日，苏联学者吉谢列夫、马卡洛娃到辅仁大学作学术讲座，3月11日讲座最后一天，翦伯赞出席了活动。柴德赓在日记中没有提到他和翦伯赞之间有互动。 1951年3月29日，辅仁大学历史系学生刘家和找系主任柴德赓商量请翦伯赞和徐特立到系里讲演。当时，北京高校请马克思主义史家座谈交流是一种风气。1949年春季，翦伯赞就曾应邀到北京大学历史系座谈。但不知何故，最后到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讲演的只有徐特立。 1951年4月8日，中国史学会召开会议，翦伯赞、柴德赓都出席了。会议讨论了《中国历史概要》的编写分工，翦伯赞负责古代史部分，柴德赓参与古代史部分的写作。4月9日，中国史学会召开《中国历史概要》座谈会，柴德赓和翦伯赞又一同出席。此后一段时间，因为参加一些活动，二人多次见面。6月24日，二人一同参加了中国史学会组织的中国通史组讨论会。7月1日，柴德赓参加党中央组织的七一招待会，也见到了翦伯赞。 柴德赓与翦伯赞的前几次见面，都是共同参加公开活动。7月15日晚在刘启戈家中见面，大约是二人第一次共同参加私人聚会。 刘启戈既是翦伯赞的朋友，又与柴德赓长期共事。刘启戈曾在辅仁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任教，与柴德赓交往密切，二人经常一起聚餐、观看文艺演出，柴德赓说自己与刘启戈“情意真挚”（1962年8月31日《柴德赓日记》）。翦伯赞与刘启戈的交往不知始于何时。翦伯赞是湖南桃源人，刘启戈是湖南长沙人，二人有同乡之谊。1962年10月3日，刘启戈夫人生日，客居北京的柴德赓被邀请参加生日聚会，同时在座的还有翦伯赞夫妇。翦伯赞夫妇一起参加聚会，通家之谊，足见二人关系不浅。由于刘启戈居中联络，柴德赓与翦伯赞的私人关系更加密切。 1951年8月8日，翦伯赞给柴德赓打电话，托付吴泽到辅仁大学任教之事。柴德赓对翦伯赞的托付很重视，似乎当月就办好了聘请吴泽的手续。后来因为华东师范大学初创及个人身体原因，吴泽未能立刻接受辅仁大学的聘请，他于9月9日回信柴德赓，解释暂缓赴辅仁大学的缘由。 1955年9月，柴德赓调任江苏师范学院历史系主任，二人见面交流机会就少之又少了。而到了1962年，因为翦伯赞的苏州之行，翦伯赞与柴德赓近半年朝夕相处，二人成为可以诉衷肠的密友。 苏州修史 翦伯赞1962年的苏州之行，是为了集中精力编写《中国史纲要》。据张传玺记述，1962年1月15日，翦伯赞率领中国史纲要编写组离京，16日下午到达苏州，入住南林饭店。除翦伯赞夫妇外，同来的有邓广铭、田余庆、许大龄、吴荣曾、张传玺。编写组成员汪篯因病未来，邵循正因为书稿未完成，也未随编写组来苏州。 关于翦伯赞带领编写组赴苏州的原因，编写组成员之一邓广铭说，离京赴苏州是翦伯赞提出来的，是为了能摆脱杂事的干扰，专心编写书稿，“翦老为了尽到主编的责任，特意躲到苏州去，在那里进行讨论、修改、定稿。在北京不行，从早到晚，整天有人找他，不能集中时间和精力”（《在翦伯赞同志学术纪念会上的讲话》）。至于为什么选择苏州，邓广铭并未给出解释。而据当时教育部历史教材编写组秘书田珏回忆，翦伯赞曾对他说：“历史编审组没有陈援老（指陈垣教授）是一大缺陷，他这个学派没有人参加，怎么行？”后来，翦伯赞费了好大的劲，才把陈援老的得意门生柴德赓教授从江苏师范学院调来北京参加教材工作，以便把陈援老的学术成果在教材上反映出来。（《翦伯赞与〈中国史纲要〉》）田珏这里强调的是1962年下半年翦伯赞调柴德赓入京参加审读工作，而考虑到柴德赓此时担任江苏师范学院历史系主任，我们有理由相信，1962年上半年翦伯赞率编写组赴苏州，一个重要原因应该是方便难以从苏州脱身的柴德赓参加《中国史纲要》审稿。 据张传玺回忆，翦伯赞到苏州审稿，受到苏州党政领导的热情接待和照顾，并特别委托江苏师院历史系主任柴德赓负责联系。柴德赓很重视编写组的工作，在江苏师院历史系召开会议，商讨支援编写组图书资料方案，并专门指定刚从北大进修回来的何荣昌为编写组提供图书资料服务。何荣昌回忆，他被借调为编写组服务，是柴德赓的安排，“柴先生热诚给予支持，认为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是高校的教材建设。那时我从北大进修回来不久，即派我负责帮助提供他们需要的图书资料，并勉励我要很好地向他们学习请教。”（何荣昌《追念柴德赓先生——在江苏省纪念六位史学家大会上的发言》） 编写组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审稿会。审稿会由翦伯赞主持，从原始社会部分开始，由执笔人逐字逐句读，与会者随时提出问题，进行讨论。审稿工作比较细致，不仅每章每节都要讨论，而且几乎每段每句都要审议。邓广铭这样回忆这段审稿经历：“翦伯赞每次都聚精会神地参加，而且随时很坦诚地表示自己的意见。在讨论的过程中，有的篇卷被大部分否定，决定令执笔人回校重写。例如先秦史的部分和隋唐史的部分均是；有的就在讨论会上对文字加以增删，而基本上肯定下来，例如我所述写的宋辽金史部分和许大龄述写的元明清部分。” 本来是编写组的内部讨论，柴德赓这位“编外人员”被邀请参加，他似乎也乐在其中，还经常发表意见。编写组成员许大龄说：“他（柴德赓）不但给我们以人力和图书的方便，又多次抽暇亲自参加我们的讨论，在讨论中勇于发表自己的意见。”许大龄所谓的“多次”并不是虚指，从编写组1月17日正式展开讨论到3月29日结束，柴德赓全程参与了讨论，他在日记中详细记载了他参与讨论的具体内容，仅举几例： 1月17日，携回《中国通史》（笔者注：即《中国史纲要》）初稿排印分册本，灯下阅之。言简意赅，无牵强附会，拖泥带水之病。 1月30日，参加北大通史讨论，终日所谈皆南朝历史，予主为桓温翻案，翦老亦有此意。 2月2日，上午至南林饭店，讨论战国一章，原稿不载苏秦、张仪之名，余主加入，翦亦同意，原作者盖怀疑苏秦年代，实则史迁所撰传中明言之，不得谓无根据也。 2月12日，四时半至南林饭店，晤翦老等，正为王莽平反。 3月20日，上午至翦老处，正讨论东林党及农民起义，遂其润削。 3月29日，下午三时至翦老处，与吴泽、大龄诸同志讨论明清实学、考据、图书编纂，讨论阶段结束。 根据这些日记，翦伯赞主动邀请柴德赓“多参加讨论”，柴德赓几乎参与了从商周到明史全部书稿的讨论，对文化史、农民起义、社会经济等方面的具体问题都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和意见，翦伯赞也非常重视他的意见，“予主为桓温翻案，翦老亦有此意”“讨论战国一章，原稿不载苏秦、张仪之名，余主加入，翦亦同意”。柴德赓参与讨论的频次之密，及参与讨论的内容范围之广，再次说明翦伯赞带领编写组专程到苏州审稿，一个重要原因是希望柴德赓全面参与《中国史纲要》的审稿工作。 翦伯赞时任全国高校历史教材编审组组长，负责高校历史教材编写组织工作。4月4日，在结束苏州审稿即将结束之际，翦伯赞向柴德赓提出，拟将他的《中国史学名著介绍》列入教育部编教科书内，并拟调他入京审查教材，柴德赓欣然同意。4月6日，翦伯赞向江苏师院提出借调柴德赓赴京继续参与教材编审工作，江苏师院领导提出恐怕有人“眼红”，翦伯赞态度坚决，直言“听他们红眼可也”。 翦伯赞执意借调柴德赓入京，一方面是编审《中国史纲要》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为正式调柴德赓入北京大学任教做铺垫。早在2月28日，翦伯赞就提出要调柴德赓到北京大学任教，并希望能由陈垣提出此事，“翦老又单独对余谈调动工作问题，希望余去北大任教，希望陈师提出这一问题”。柴德赓由北京师范大学调任江苏师范学院，本非自愿，他一直谋求调回北京，但阻力重重，翦伯赞这时雪中送炭，甚至建议由陈垣出面协助，为之层层铺垫，足见他对柴德赓之欣赏。 惺惺相惜 柴德赓与翦伯赞在苏州朝夕相处，一同研讨，一同出游、观剧，二人关系也渐入佳境，开始无话不谈。 柴德赓在日记中记载，4月10日，他邀请翦伯赞等吃饺子，饭后他们谈及李希凡4月7日发表在《光明日报》上的答吴晗文。翦伯赞直言，他极不满意李希凡态度，“以为小子自高自大，自命为文艺理论家，狂妄之至，当严厉批评其态度”，他与柴德赓两人联名给吴晗去信表达对李希凡的不满。柴德赓也专门给吴晗写了书信，表达对李希凡的不满，信由返京的许大龄带到北京。翦伯赞与柴德赓不仅观点一致，且能联名表达观点，足见相互之信任。 4月底，翦伯赞即将离开苏州返回北京之际，与柴德赓有数次老朋友之间才有的深谈。4月28日，柴德赓携夫人陈璧子看望翦伯赞，给他送别。翦伯赞和柴德赓夫妇聊起他解放后仍做秘密党员的一段历史，柴德赓听得津津有味，直呼“甚有意思”。谈话中，翦伯赞甚至对柴德赓直言某学者“不好惹”，劝柴德赓与其保持距离。翦伯赞与柴德赓苏州离别前这次推心置腹的谈话，让二人关系进一步加深。 5月20日，柴德赓赴京参加历史系教学计划研讨会。不久，5月24日，翦伯赞就专程去拜访，并告知柴德赓他已征得当时教育部负责人的同意，办好了借调柴德赓入京参加高校教材编审工作的手续。5月29日，翦伯赞夫妇在四川饭店设宴招待柴德赓，吴晗夫妇一同出席，柴德赓在日记中提及，“席间多谈及历史剧问题，此事恐尚有一场辩论”。聚餐结束后，柴德赓又与翦伯赞夫妇一起去看望二人共同的老友刘启戈夫妇，在刘启戈家一起“看电视至晚九时半”，方才尽兴。 6月，柴德赓离京返回江苏，在南京开会时，还专门与翦伯赞在南京工作的侄女翦忆琴相见，带去长辈的关怀。 7月，翦伯赞致信柴德赓，催他尽快赴京。在翦伯赞的安排下，8月21日，柴德赓乘火车抵京，他早上六点下车，十点半就赶到翦伯赞家。此后，翦伯赞与柴德赓二人又开启了苏州审稿时的相处模式，频繁往来，不同的是，此次翦伯赞是主，柴德赓是客。翦伯赞在生活上对柴德赓照顾有加。9月13日中秋节，翦伯赞特意邀请客寓北京的柴德赓在家中共度佳节，当日翦家的客人只有柴德赓和翦伯赞夫人的侄女戴惠本二人。受此礼遇，柴德赓在翦伯赞心中的地位可见一斑。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翦伯赞很少邀请别人到自己的书房，对柴德赓却破例为之，柴德赓参观之后感慨“至其楼上书斋闲话，布置雅丽，不减人间清福”。 自1963年8月入京至1964年7月返回苏州的一年间，只有春节短暂回苏州过节。柴德赓在京的工作，主要就是参加翦伯赞领导的教育部高校教材编审。翦伯赞此时的工作重点还是《中国史纲要》的编写，柴德赓刚安顿下来，他就请柴德赓“写‘宋元宗教’二三千字，以实《中国史纲要》”，并专门安排北大教师张润瑛为柴德赓提供有关书籍，方便他写作和审稿。张润瑛是许大龄的夫人，许大龄是柴德赓辅仁大学时期的学生，这种安排亦足见翦伯赞之用心。柴德赓亦兢兢业业，“宋元宗教”写好后，他请老师陈垣审稿，陈垣为其提若干意见，“高明所照，纤悉不遗，我何幸得在吾师左右永远学习耶”。经陈垣审阅修订后，他才向翦伯赞交稿。柴德赓在京参加《中国史纲要》编审工作，敬业程度丝毫不逊于苏州阶段，柴德赓1963年日记对此有详细记载： 8月26日，晚诣翦伯赞同志，要予为写“宋元宗教”二三千字，以实《中国史纲要》。 8月30日，下午三时上香山，与援师谈宋元宗教史上诸问题。 8月31日，五时返寓，张润瑛送《大藏经·出三藏记集》《众经目录》《大唐内典录》等，一厚册《五灯全书》全部来。 9月6日，写完《宋元宗教》一节清稿，又加改之。 9月7日，十时入城，十一时余到兴化寺街，以《宋元宗教》一节请援师改定。 9月8日，十时至翦宅，以文稿交翦老。 9月24日，翦老及恭三（笔者注：邓广铭）兄来，交《宋元明史》排印稿，嘱复核。 10月9日，阅毕校样。诣翦老，晤张传玺同志。 10月12日，九时，至翦老家开会，讨论《中国史纲要》中册校改意见。 10月16日，许大龄同志送回校样，并为予送《丛书综录》第二册来。 10月18日，诣元白（笔者注：启功），谈《中国史纲要》中补写明清绘画一节。 10月26日，午饭至元白兄家，商元明清绘画史稿子。 从8月到12月，柴德赓全力以赴投身《中国史纲要》审稿工作，从他与翦伯赞密集见面商讨看，翦伯赞对柴德赓十分倚重，让他这个“编外人员”全程参与了校样审阅。而此前1月到3月的苏州审稿，柴德赓也是全程参与讨论，贡献良多，也就是说，“编外人员”柴德赓在《中国史纲要》审稿工作上投入了近一年的时间，实是《中国史纲要》编写出版的功臣之一。翦伯赞视《中国史纲要》为自己最重要的作品，在这个意义上，柴德赓亦是翦伯赞的功臣。翦伯赞还专门作诗感谢柴德赓对《中国史纲要》审稿工作的贡献：“七里山塘接虎丘，吴门胜绩记同游。难忘今古同商讨，灯火南园第九楼。” 《中国史纲要》的编写组成员包括汪篯、邵循正、邓广铭、田余庆、吴荣曾、许大龄、张传玺等，其中汪篯、邵循正、邓广铭等当时已是著名学者，在这种豪华阵容之下，翦伯赞仍然请柴德赓全程参与审稿，并视其为极重要成员。从一件小事上就能看出翦伯赞在审稿工作中对柴德赓的倚重。原计划于1962年10月11日召开的审稿会，因柴德赓当日在中央党校有课，翦伯赞便将审稿会临时改到第二天上午召开。柴德赓日记记载：“10月12日，九时，至翦老家开会，讨论《通史纲要》中册校改意见。” 翦伯赞对柴德赓的倚重，一方面是因为柴德赓是陈垣的得意门生，陈垣是史料派的旗帜性人物，而翦伯赞作为史观派代表人物，这样的结合符合翦伯赞对《中国史纲要》综合性的定位。在苏州审稿期间，翦伯赞就曾动员柴德赓写一篇谈史论结合的文章，柴德赓还专门为翦伯赞开列了史论书目，并征求了陈垣的意见，“余为翦老开史论书目，请援师过目，即着君衡送去。”（1963年6月2日《柴德赓日记》） 翦伯赞重用柴德赓还有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柴德赓在当时史学界和教育界交游广泛，连陈垣对爱徒的“朋友圈”都十分羡慕。1948年3月5日陈垣为柴德赓《青峰草堂师友墨缘》册页题词：“利西泰著《友论》言：‘视其人之友如林，则知其德之盛；视其人之友落落如晨星，则知其德之薄。’吾尝诵其言，而深羡青峰交游之盛也。”同为“辅仁四翰林”之一的启功论及柴德赓善交友，曾说过：“柴先生朋友特别多，几乎当时学术界、教育界不认识他的很少很少，有人说他为什么有那么多朋友，他有一种魅力，和他认识的人自自然然没有隔阂。”（《尊重师友 真诚待人》）现存柴德赓日记中所提到与之交往较多的史学家就有几十人，而且均非泛泛之交，而在柴德赓这些故交中，如尚钺这种个性鲜明的人，与柴德赓相处怡然，甚至能对柴德赓说出“当今能称得上史学家的只有陈垣”这样的话。 在《中国史纲要》编写团队中，柴德赓与邵循正、邓广铭等相交甚深。据邓小南回忆：“在家中，父亲母亲时常谈及柴德赓、刘乃和二位先生（刘先生曾经半开玩笑地成为他的‘干女儿’），往来交际十分亲切。1964年，先母过世，墓碑上的文字就是家父请柴先生书写。现在想起50多年前的往事，会觉得，先父与柴先生的交情，或许不仅是性情的投契，也是由于学术上的相知。先生熟晓宋代史料，对宋代历史进行过精深的研究。”编写组另一位成员许大龄，是柴德赓辅仁大学任教时的学生，一直视柴德赓为恩师。柴德赓与《中国史纲要》编写组其他成员也相处和睦。1962年8月柴德赓进京审稿，原来无甚交往的田余庆，审稿工作之外，也曾多次到柴德赓住处拜访，这也是柴德赓善与人交际的一个极好证据。12月11日，翦伯赞专门组织苏州审稿团队重聚，“翦老夫妇以车来接郑先生（郑天挺）及余夫妇至民族宫吃涮羊肉，许大龄、田珏、田余庆、吴荣曾亦至，大抵苏州叙会时旧人也。”此次聚会，气氛融洽，柴德赓心情不错，吃得很尽兴，“羊肉甚美，流汗不止”。翦伯赞正是看重柴德赓这种极好的人缘，充分发挥他的人际黏合力，增强《中国史纲要》编写团队的凝聚力。 柴德赓在史学界人际关系广泛，与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范文澜、吴晗等关系密切，与旧史家顾颉刚、谢国桢、向达等也有很多交往，这些都是翦伯赞所缺乏的。邓广铭曾说过，翦伯赞是以研究中国历史著称的，然而，可能是因他在20世纪四十年代内，屡屡向北平各大学的史学家主动挑战之故，也可能出于另外的原因，他转来北平之后，只被燕京大学的社会学系聘为教授，而并未进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燕京大学和辅仁大学历史系任教。言下之意，新中国成立后，翦伯赞成为史学界的风云人物，但他与旧史学家一直缺乏深入交往，甚至与部分人有隔阂，也就是说，当时旧史学界并未接受翦伯赞。与柴德赓的深入交往，说明翦伯赞与旧史学界关系的改善，这无疑有助于新中国史学研究的发展。 而于柴德赓而言，为回到当时史学界的中心，也需要团结翦伯赞这个新中国史学界领袖人物。新中国成立前，柴德赓担任辅仁大学历史系主任，新中国成立后，辅仁大学合并到北京师范大学，合校后，陈垣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柴德赓任历史系主任。因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主任的身份，柴德赓得以参与新中国史学界一系列重要活动，如1951年参与中国史学会主持的《中国历史概要》古代史部分的编写，此后又承担了中国史学会发起的中国近代史料丛刊项目，主持辛亥革命资料丛刊的编纂。1955年，在各种原因综合作用下，柴德赓被迫离开北京师范大学，被安排到江苏师范学院任教。来到苏州，远离了北京这个全国史学中心，特别是不能守在恩师陈垣身边，对柴德赓而言无疑是一个重大打击。翦伯赞带领《中国史纲要》编写组来到苏州，后来又借调柴德赓到北京编审《中国史纲要》，使柴德赓重新回到史学研究的前沿。虽然柴德赓最终没能回到北京任教，但他不仅参与了《中国史纲要》编纂、二十四史点校等重要项目，而且为江苏师范学院（今苏州大学）历史学科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柴德赓与翦伯赞因编写《中国历史概要》相识，又因《中国史纲要》编写审稿工作相知，共同演绎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史学界新旧史家合作的学术佳话。作为当时史学界有影响的领导者之一，翦伯赞具有“强烈的使命感、责任感和正义感”，总希望史学界能团结起来，为此，他以身作则，积极团结史学界各派力量。1952年院系调整后，翦伯赞出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兼系主任，这个新组建的历史系由原北大、清华、燕京三校学者构成，“而伯赞却执掌这个中国史学重镇达15年之久，并赢得两派学人的信任与拥戴”（王学典《翦伯赞学术思想评传》）。他对史料派代表人物柴德赓倾心相交，柴德赓桃李相报，全力参加到翦伯赞主持的《中国史纲要》编审工作中，发挥了积极作用。柴德赓对翦伯赞高尚的人格发自内心地钦佩，“翦老言日前开一座谈会，发言有所指，此老意气甚锐。然肝胆相照，令人敬爱”。（1964年7月27日《柴德赓日记》）如果翦伯赞与柴德赓都能长寿而终，二人必然能有更多的合作成果，那必是中国史学之幸！ （作者：丁波，系陕西师范大学人文科学高等研究院研究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