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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殷是谁？——萧殷，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国文艺批评战线重要的评论家，曾作为《文艺报》创刊初期三位主编之一；暨南大学中文系的创建者，曾为中国海外归侨子弟中文高等教育铺平了道路；广东省作协成立70年来在中国文学界领风气之先的代表之一，不仅曾以《论文学与现实》等大量接地气、蕴民气、有骨气的著述开创了中国文学评论新境界，更以近百万字的文学书简悉心培育无数基层文学青年。萧殷的文学史价值和意义，深度同构在新中国的文学大厦里，蕴含在广大人民群众的文艺发展事业中。萧殷不是那种局限于学院圈子的高头讲章的论者，而是深深扎根于现实大地的批评家，以其朴素坚实的足迹回响着人民文艺事业的悠远回声。 文艺战士 中国当代文学史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探索进程是高度同步的，文学事业深度嵌入在这一伟大事业的蓝图之中。因此，对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艰难曲折的探索，同样也是七十多年来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的显著特征。纵观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和批评史，萧殷将近七十年的人生坐标，置身于那个风云跌宕的大时代，可谓极为朴素而平凡。然而，萧殷的文学思想史意义，也正在于他的朴素和平凡。 萧殷一生，归纳起来有三大亮点，也是拐点： 一是他与丁玲、陈企霞等一起主编《文艺报》。萧殷1932年开始从事业余写作，1938年辗转到延安就读于鲁迅艺术学院，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任延安中央研究院文艺研究员和中央党校教员。1949年2月11日，萧殷奉命进京办刊，先后任《文艺报》主编，《人民文学》执行编辑，中国作家协会青年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副所长，北京大学中文系和中央美院兼职教授，暨南大学中文系系主任。1960年萧殷从北京调广州，任中共中央中南局文艺处处长，广东省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广东分会副主席，《作品》月刊主编等。 二是他在文学界非常乐于支持年轻人登上文坛，做了许多细碎具体的群众性的文学帮扶工作，提携、培养了许多基层文艺工作者。其中最突出者，王蒙是也。王蒙为此心心念念称萧殷为恩师，他深情地说：“我读了萧殷的书，他循循善诱，结合写作实际，提倡生活的真实与艺术的真实，主张文学创作从生活出发，告诫文学青年不要搞公式化、概念化，字字中肯，句句有用。我见了萧殷恩师的面，六十五年前，他肯定了芜杂粗糙的《青春万岁》初稿，赞扬了青年王蒙的‘艺术感觉’，指出了经营小说结构尤其是主线的重要性，鼓励我把小说改好。并推动了中国作协为我请得了本年的创作假期。然后有了写作人王蒙，有了许多故事。”（王蒙：《永远的萧殷》） 三是萧殷长期置身文艺工作领导岗位，曾组织了大量重要的文学批评与研究活动，其间包括文学作品或现象研讨、写作讲习和文学通信问答活动，譬如关于小说《金沙洲》的大型讨论。因此，萧殷的文学史意义包括了四方面的努力和贡献：文学论、创作论、写作谈、文学问答与通讯。从形态上说，萧殷的文学思考和工作成绩，也就对应着四大类型的文字：主题报告、专题论文、写作谈（创作谈）和通信书简。 从萧殷的人生轨迹和文艺著述类别、文艺活动形态看，萧殷是随着民族独立战争和民族解放战争走上文艺学习和工作道路的。萧殷说：“我之所以走上文学的道路，原因就是我很早就对新的社会制度有朦胧的理想，因之对剥削阶级的所作所为，怀着强烈的憎恨。同时，我对周围的农村生活十分熟悉，不仅熟悉邻居们的愿望和思想，连他们的痛苦和悲哀也了如指掌……心中有许多激情要迸发，有许多积愤要呐喊，有些不平的事要宣泄，描摹古美人既使我厌倦，我便急不可耐地拿起笔杆来倾诉心中满腔悲愤，正是这种种促使我走上文学道路。”（萧殷：《我怎样走上文学道路》）因此，萧殷的文艺道路是那个时代所造就的，是在革命事业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实践中展开的。萧殷既是革命队伍中的学生，也是革命队伍中的先行者和教员；既是文学艺术的工作者，也是新闻、宣传和文教组织机构中的骨干、组织者和领导者。由此，萧殷渐渐成为文艺队伍中的组织者和领路人。 考察20世纪中国文学思想史、文化史、文学制度史和文学活动史，倘若不包纳萧殷这一类从生活底层和革命实际工作成长起来的文艺工作者，将是极大的一个疏漏。萧殷，就是基数庞大的百年中国文学史上的文学队伍、文学战线和文艺工作链条上的一员。他是战士，是作家，是批评家，是官员，是文员，是教员……萧殷不仅是革命文艺队伍中人，也是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系统中的一分子。萧殷是横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从延安走出来、又走进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史和思想史的文艺战士之一。 接地气 有人气 研究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思想史和文学史，不能不注意到中国当代文学制度、党和人民的文艺事业的规划性在当代文学进程中的重要性和历史意义。在一个以追求民族解放、国家独立为奋斗目标的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里，擘画中国当代文学发展蓝图的，并非是哪一个文艺理论家，也不可能是哪一个小说家和诗人，而是领导伟大民族复兴征程的中国共产党。每一个有志于此的文艺工作者，首先都是作为皈依于此一历史目标的人民文艺事业的一分子。层层传导和落实这一历史意志和文化蓝图、实践这一革命理念的，仍旧是具体的人。萧殷就是其中成长起来的“那一个”。他既是被前辈先驱培养起来的一个，也是培养无数后来者的一个前辈。他是积极主动并成才的一个，也是肯主动帮助更多人成才的一个。他是在伟大事业中受到集体培育而兴起的成长者，也是接力队伍中乐于育人的接力者。也就是在这个意义上，萧殷成为中国文学思想史上的文艺决策落实者与领导者，也是当代文学史本土本色的文艺工作组织者与辅导者。是故，萧殷的文学批评实践的产物，既有文学论、创作论，更有写作谈和大量的文学问答与通讯。作为人民文艺集体事业的工作者、领导者、组织者和参与者，萧殷更是集多种角色于一身。甚而至于在战争时期，萧殷还是一个战地记者和新闻工作者。萧殷对摄影有独特浓厚的兴趣，既是战地记者角色的锻炼，更有他以特殊时代的过来人身份对历史现场感和参与感的留心与在意。 萧殷是一个注重参与感和现场感的当代文学史的存在者和记忆者。他对解放战争时期战地通讯写作现象的历史见证即是一例。当“一个朋友从浙西写信”抱怨，说“‘看到后方一些杂志上的战地描写，觉得可笑得很’，那对我们实在太辽远了。我真不懂这些作家为什么会这样‘富于幻想’”，萧殷认真回复说“这说明了目前一个严重现象，就是参加实际工作者没有很好地来尽报道的任务，而纵容某些文化人依据粗浮的材料和片段的回忆，去产生一些‘寤寐求之’的作品来替代。可是是不是那些实际工作者真的不想写呢？不是的，抗战把人们卷进空前热烈，紧张的丰富斗争生活里，也卷起了他们将这种生活实践展示给社会的渴望，特别是反应力最强，感受力最敏锐的青年们。抗战后通讯报告的飞速发展，便是很好的说明。”（萧殷：《展开战地通讯运动》） 翻检萧殷故乡广东河源图书馆里的萧殷文学馆馆藏文档，最让人难忘的，还是萧殷那些数量巨大的读书笔记和写作笔记、写作提纲，还有他那些即使是部分呈现也足以令人震撼的数量巨大的编读往来的读者来信。令人吃惊的是，曾经历过战地通讯写作的萧殷，其摄影兴趣之浓厚、拍摄照片数量之大、内容之丰富，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尤其是个独特的存在。如此种种，萧殷的文艺日常的独特构成，切实展现了支撑新中国文学主体的群体风貌和集体力量。然而即便如此，萧殷也仍旧存有富于个性的部分，那就是他总是自觉置身于人民文艺事业中，始终保有自觉而顽强地向人民学习、向生活开掘的信心与决心。甘于为群众奉献光热，俯首甘为孺子牛，这也是萧殷总在时刻表示自己写作的困难与毅力，总在强调自己从事评论工作的吃力，坦诚交代自己的学习状态，记录自己在群众基层互动的工作状态的原因。对萧殷来说，文艺批评和文艺创作，如果说前者是勉为其难而又必须担当的神圣职责，那么后者就是“一向很感兴趣，并且还亲自参与其实践”的艰难而快乐的劳动。 萧殷是那个时代的参与者与同行者，也是那个时代的稳健的实践者与思考者。从底层中成长的文艺生涯体验和人生经历，使得萧殷在时代大风暴中转而做出回到地方、回到农村沉淀的选择。也正是如此因缘际会，萧殷的文艺征程相对而言是较为稳健的，不仅接地气，而且有民气。贯穿萧殷起起落落的数十年间的文字因缘者，正是来自生活中的无数民众中间涌现出来的积极向上的习作者和读者。正是萧殷那不计其数的改稿、荐稿，以及他与写作者（甚至只是写作爱好者）的超负荷的真诚交流、谈话和写作通信，让萧殷的文艺生命浸透着土气息和泥滋味。萧殷后半生，为普及文学和写作知识付出了大量心血。其间，当然也不能或缺萧殷自己的创作和批评活动，正如他在《〈月夜〉后记》里所说的：“虽然当时担负了很重的理论工作及评论工作的任务，感到十分吃力，以致需要加紧学习才能勉强应付；但还是本性难改，对自己一向习惯了的形象思维，依然很有兴趣。只要有深入基层生活的机会，我从不轻易放过……每年还有一定时间的创作假期；就这样，我只要一离开办公室，一深入到农村中，深入到人民斗争的漩涡里，深入到人民生活气氛的中间，我每次都不由自主地提起笔来，不是写一两篇小说，就是写几篇散文。” 由此可见，萧殷是甘愿以业余心态自居的文学爱好者与组织者，而非以文学创作为专业的作家、批评家。萧殷是以集体奉献为乐的文艺教员、辅导员，是作为民众事业前行者定位自我的文艺干部，而非激扬文字、指点江山、运筹帷幄自居的文艺权威者。这样概括萧殷，并非意味着萧殷不是一个重要的作家和批评家，而是试图表明萧殷特殊的文学史和批评史角色形态。正是萧殷这种独特的批评角色和文学心态，才生成了专门的一类极为朴素而日常的批评风格。萧殷的文学工作，我们或许甚至可以概括为凝重严肃的工作风格与刻苦勤勉的学习心态的融合。这是一种集读者、作者与编辑者、评论者于一身的、多种角色同时介入、混杂而居的文学批评。 因为这种脚踏实地、皈依人民的心态和姿态，萧殷的文字是接地气、有人气的、是饱含人民性的。例如，对于“文学题材的多样化”，萧殷的看法就非常朴素、大气而通达，他说：“现实生活既多彩多姿，值得用彩笔去描绘它，又有汲之不尽的源泉；只要作品不腐蚀人们的心灵，不败坏人们的趣味，能将人们引向一个美好的方向——为无产阶级事业的最后胜利；这中间，尽管还有直接与间接之分，但只要有利于战略目标的实现，有助于团结广大人民为共同目标去努力，我看，在这样的前提下，题材的选择，可以有最广阔的自由，也应当有最广阔的自由。”（萧殷：《别忘了目标》）萧殷式的批评，往往是作家作品读后感和批评者、写作教员批改意见相结合的文字，是时政策略提点与文学创作规律两厢考虑、相辅相成的、形成互动的文学批评。萧殷这种平视的批评风格，这种主动与被动良性互动的批评风格，这种介乎知识分子和文艺劳动工作者之间的心态与情态，事实上，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正是中国当代文学史、文艺工作活动史和组织史中的洪流、主流和潜流。萧殷就是主流和潜流里极为典型的那一个。 基于此，萧殷式的文学批评往往显得太过于朴素，显得非常中规中矩，一招一式都那么严谨，一笔一画都非常认真。然而，那是一个时代中特有的真诚，是一代人发自内心的对属于革命事业一部分的文艺工作的严肃和认真：一方面，这样的文艺评论工作，对人对己、对文对事，都有它特殊的意味。它已经与一个时代的文艺蓝图，和一个时代的事业休戚相关，是血肉相连的成长与依存关系。也正因为如此，当文艺与社会的结构关系变得更丰富多元，当一代新人的成长与文学的关系变得更为细腻入微、习焉不察的时候，萧殷这一类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就更为朴素深沉；另一方面，萧殷等的工作又是令人感慨和欣慰的。他们以自己的严肃和真诚，踏踏实实地带出了下一代的文艺批评家和作家的种子、队伍。在甘于平凡的同时，萧殷敢于和肯于培养了一大批文学工作的后继者、写作的爱好者。萧殷之后的中国当代文学上的创新一代，恰恰就有不少人来自于此，如王蒙、陈国凯等。这或许就是萧殷那么多编读往来、读者通信、创作谈（创作论）和写作常识系列的因果吧。 普及性 现实性 萧殷是从广东走向全国的文学批评家，也是从北京回归到广东的文学批评家。萧殷还是有着丰富创作经验、新闻报道与编辑经验的文学批评家，更是一位与新中国同甘共苦、一路同行，有着实际革命战斗经验的文学批评家。作为文学批评家的萧殷，他的文论有着鲜明的个人特点和时代色彩，更有着极为显著的实用和实践经验底蕴。正如温儒敏先生所言：“萧殷的第二个贡献是文学评论。他不是那种局限于学院圈子的高头讲章的论者，而是深深扎根于现实大地的批评家。”这种状况显然与萧殷独特的人生经历和文学批评轨迹有关。萧殷不是职业的文论家和文学批评家，但他却是始终在不同的职业生涯中心系文学的论者和评说者。他没有将批评职业化，却很热诚地在自己的人生历程中把对文学的热爱化入了每一个曾经战斗过的岗位和职业生涯中。 作为独树一帜的文论家，萧殷无疑是他那一代文学批评家的典型。我们不能用过于学术和学理层面的规范要求他，但我们可以怀着历史的温情与敬意，尽量贴近语境和心境，去聆听他的文学发现与体悟，去辨析他的理论洞见与智慧闪现，去感受他点点滴滴的融入与掘进。如此，我们便可以在这个典型的时代语境下的文学思考者和批评家的文字中，感受到切切实实生长在民族国家发展层面的文学识见，体会他兢兢业业奉献于国家独立富强、民族解放复兴的历史语境中的文学情怀，进而理解他的真善美。 萧殷写过不少小说、散文和特写，也从事过新闻记者的工作，算得上是有着较为丰富创作经验的文论家。因此他的文论自然就能按照文学创作自身的特点来总结和提升，说到点子上，也想到了文学本身。这一点，便是萧殷文论的文学本位特征。也就是说，萧殷文论从谈文学开始，以论文学和写作为鹄的。在一定意义上，萧殷文论的文学本位特征也可以说是他的文学写作主体意识浓烈的一个体现。萧殷始终没有忘记自己论文学、说文学、讨论文学的目的、基础和前提，核心都在于把一篇文字写好，把文章写好，把文章写得像文章，有文采，有文学意味。你只要看看他的论著的情形，《给文艺爱好者与习作者》《与习作者谈写作》《给文学青年》《鳞爪集》《习艺录》《萧殷文学书简》……大量的文字都是在提点他人要怎么写，怎么样写才会写好。尤其重要的是，萧殷在说这些道理的时候，他不是居高临下地教训，而是时时刻刻注意到自己在与别人“谈”写作，讨论、对谈和切磋，这便是萧殷作为一位文学从业者的朴素态度，也是他对待文学批评的本位态度，更是他文论言语中自然而然追求的文学本位工作意识的呈现。 说起萧殷文论的文学本位，并不意味着萧殷文论没有理论深度，没有理论色彩。相反，这恰恰表明萧殷对于文学的理论性的融化态度和深度。萧殷文论具有理论普及性、现实性和原则性。刘伟林说：“萧殷的文学评论除上所论,还有许多特色。如所持观点的一贯性、评论逻辑的严密性、以具体作品说明理论的具体性、评论语言的通俗性，以及褒不溢美，罪不加过，实事求是的评论作风，等等。” 萧殷文论的理论普及性、现实性和原则性是紧密联系在一起。他说：“文艺批评的任务既然如此繁重，那么，从事文艺批评工作的同志，就必须有高度的责任心，和相当的马列主义的修养和文艺修养。否则，所谓实事求是地分析作品，就没有可能。”（萧殷：《谈谈文艺批评》）由于萧殷长期任职于党的文艺战线上的领导岗位，在他看来，无论工作需要，还是自己的文论底色，都要求他必须时刻关注文学的现实功用和社会功能。萧殷关注文学的社会功能本身，并不是与其强调文学本位相互矛盾的。鉴于理论普及的现实需要和岗位角色，萧殷的文论往往便从特定社会历史时期的理论和创作实际出发，强调使文学评论与时代生活和作家的创作同步前进。 原则性 萧殷文论另一个鲜明的特征是始终注意到原则性，即“要把立足点移过来”，“无论是反映哪方面的生活，但有一点必须是一致的，那就是都必须从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出发。因此，必须有助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必须有利于巩固共产党的领导。”（萧殷：《一定要把立足点移过来——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三十五周年》） 他十分强调文艺工作者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性，强调一定要用马克思主义去指导文学评论和创作。他说：“应该从生活出发,要按照辩证唯物主义反映论来反映生活。辩证唯物主义的反映论,是不能停留在对于现象或偶然事物的反映上,而是要从中反映出生活的本质和规律性。” 作为一代人的文学批评家代表，萧殷文论无论是文学本位意识也好，理论普及性、现实性和原则性也罢，归根结底都可以概括为一点，就是问题意识的鲜明与强烈。萧殷的文学批评和文论是针对具体文学问题和文学现象的，它们或者是生活事实中出现的实实在在的作家、作品和文学思潮，或者是切切实实发生的文学争议、讨论与分歧。萧殷文论的指向，是介入并主导讨论的走向，是切入并分析透彻问题与争议的所在，是归结问题的解释或解决的方案、方法与思路。萧殷文论的问题意识的价值就在于此。 萧殷文论展开方式是极为独特的，也是极富有生命高洁色彩的。也正因为如此，萧殷才得以多姿多彩的多渠道的文学批评方式，从各个方面、各个层面深度而全方位地融入了一个时代、一代人的文学事业，用自己具有普及性的通俗化的文学知识、写作知识开启了下一代人乃至几代人的文学之门，拓宽了他们文学成才的大道和小路，甚至在一定意义上改变了许许多多从业文学者的人生命运与现实道路。萧殷文论的这种实践品格，无私的“公谟”原则，有历史时代的规定性，但也有其自身的人格魅力和品格。 萧殷虽然算不上大时代潮流汹涌中卓然成名成家的文坛翘楚，但他却是真真切切在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斗争中成长起来的、文艺战线上的战士，是“文学和新闻工作者”中的一分子。也正因为如此，萧殷作为一个时代文艺大厦的基石与底座，反而显示出其独特的存在价值。在这个意义上，对萧殷在文学思想史和批评史上的贡献和意义的讨论，事实上已经不是对他一个人的估量与判断。萧殷的道路、成长和努力、付出与贡献是很有典型意义的。他不是一个人，他代表了一类人、一代人的文艺思想风格，他显现出了一代人的文艺勤勉与文学沉思。 （作者：傅修海，系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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