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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明代是衍圣公结姻望族、走向“世姻化”的关键时期。受统治者尊孔崇儒政策影响,明代衍圣公的“圣裔”身份较之前得到极大凸显,衍圣公家族子弟成为儒林世家缔姻时的优选对象。同理,明代衍圣公结姻过程中也镌刻了讲求家世与门第的鲜明印记。通过联姻,衍圣公家族与其他世家之间实现了良好家风的融汇互通,得以分享彼此的文化和政治资源,并借此涵育出更为深厚的教养环境,达致传承文脉的长远功效。探究衍圣公的姻亲谱系,应充分兼顾孔氏家族“此方”与缔姻对象“彼方”的相关历史细节,从动态视角加深对此问题的理解。 关键词：衍圣公；姻亲；门第；家风；文脉； 作为中国传统王朝敕封孔子嫡裔的封号，“衍圣公”之称始于北宋仁宗至和二年（1055年），止于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前后相沿近900载。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衍圣公及其近支家族子弟无不格外用心经营自身的姻亲网络，借以实现与其他家族之间的家风融汇和门第互结，并最终达到传承文脉的效果。但受到各朝统治政策和社会环境的影响，衍圣公的姻亲也往往呈现出相应的特点。对此，孔祥林先生按时间顺序将其归纳为三个方面，即宋、金、元衍圣公“择偶乡贤里宦”，明代衍圣公“姻结权贵天潢”，清代衍圣公“世姻名门望族”。另有学者着重分析清代衍圣公的姻亲谱系，印证了“结姻望族”与“世家联合”两方面特征。然而有待进一步思考的是，衍圣公结姻显然不只是孔氏家族“此方”之事，还应充分探究缔结对象即“彼方”的考量及所带来的影响，从动态视角加深对此问题的了解。作为衍圣公姻亲走向“世姻化”的重要转折时期，明代诸衍圣公的结姻案例为我们提供了重新探索这一问题的素材。 一 “圣裔”身份凸显与明代衍圣公结姻取向的变化 虽然“衍圣公”一称早自北宋即已确立，但受政治局势和社会环境影响，衍圣公的世系在很长时间内并没有得到稳定传续，爵秩、品级亦不崇高，这在衍圣公家族子弟的姻亲方面也有直观体现。早期衍圣公在选择婚配对象时并非全然讲求门第家世，其中不乏元配夫人即出自寻常家庭之女。她们之所以显贵，进而受到不同等次的追封，乃是进入衍圣公家后才享有的殊荣。如四十六代衍圣公孔宗愿元配侯氏及继配王氏、高氏，均名不见经传，后相继被封为“太君”。孔宗愿三子若愚，虽未袭爵衍圣公，依理而论同样身份贵重，其夫人沈氏和继配李氏的家世却一无所知，很可能出自普通人家。五十四代衍圣公孔思晦元配张氏，史册只记载“封鲁郡夫人”，其他信息却难详知，亦应属于相似类型。 出现这一局面，是否与史籍乏载上列各衍圣公夫人的家世以致被人忽视有关，尚不得而知。同样应该看到，如五十代衍圣公孔搃元配孙氏，系宋副枢密、泗水孙传之孙女，孔搃之女则适兖州宣武韩昺。五十一代衍圣公孔元措元配张氏，系御史大夫、日照张行信次女。五十三代衍圣公孔治，娶翰林应奉任振文之女，女孙5人分别适广东廉使杨倬、当地儒士吕恪、蕲州路府判马侃子元鲁、主泗水簿马克仁、礼部尚书李庭寔孙士良，又展现出明代以前衍圣公与官宦人家联姻的痕迹。就官品来说，此时衍圣公家族联姻对象整体上处在相对中低的等级，籍贯也不越邻近地区。 衍圣公自身的才德、学识和作为，往往成为影响其婚匹对象的内在要素。从同时代人所撰部分衍圣公的墓志铭中，颇能看到这一特点。如五十三代衍圣公孔治，史载其：“弱冠，从翰长鹿庵游，同门李、孟、阎、徐恒以斯文相谘议。年登二十，袭尹乡邑。鸡鸣而起，坐以待旦，勤于庶务，声达朝廷。其待同僚，爱百姓，咸尽其道。时潜斋杨君师表于鲁，公退食执弟子礼，得知亲之益。损斋杨公继之，复从游，尽仕优则学之道。”孔治的优异举止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和嘉许，最后“相下处士任公持正，嘉其才德，以女妻之”。任氏以女相许，并没有特别突出孔治作为孔圣后裔的身份标签。五十四代衍圣公孔思晦，也是在和睦宗族、奉祀庙庭等方面恪尽职守，进而引起了人们的赞誉和结纳。 沿至明代，衍圣公及其子弟的秉性才能固然仍是儒林瞩目之所在，但其“圣裔”身份开始跃居主要地位。明初国子祭酒胡俨在为孔希范撰作的墓表文中即体现了这一变化。孔希范是五十五代衍圣公孔克坚的第三子，曾任曲阜知县。居官期间，希范“为政直道而行，于宗族，于乡人，不以私废公，不以恩掩义”，以致“远近之间，小大亲疏，咸怀其惠”。胡俨在表彰孔希范的义举品格时，特意提到这些秉性继承其先祖孔子遗教，所谓：“公之心纯而正，行洁而方，才敏而周，政通而和。孝友忠信，出乎自然。高怀雅量，不见畛域。而又文以诗书，节以礼乐，雍容揖让于其间。”无怪胡氏最后要感叹：“信乎神明之裔，卓然不可及矣，而遗爱之在人者，讵可泯耶?”兵部尚书兼华盖殿大学士杨士奇，更明确道出了孔氏后裔之表现受惠于其先祖孔子的垂训：“孔子明先圣之道，立教万世，而礼为大防。天下之人，其言与行有一弗迪于礼，不可以名士，矧为孔子之后者哉?”如同五十八代衍圣公孔公鉴能够知礼明义者，“真不忝孔氏之后哉”!  孔府大门 衍圣公的“圣裔”身份之所以在入明以后开始受到推崇，显然与明太祖朱元璋对儒学及孔子的重视密不可分。朱鸿林先生注意到，尽管此前元武宗海山于至大元年（1308年）加封孔子尊号为“大成至圣文宣王”，但元朝帝王其实并不真诚尊孔，很多表象的尊祀行为也都旨在敷衍利用而已。反观明太祖朱元璋，不仅切实尊孔崇儒，兴起开办学校的热潮，而且定行释奠孔子仪典，虔恪之质远迈前代。除此，终洪武一朝，朱元璋至少六七次接见了包括五十五代衍圣公孔克坚及其子希学、孙讷在内的三代衍圣公，既予优待以示加恩笼络，也借此宣扬明朝立基的正统性。这便能够理解，缘何衍圣公的爵秩、品级及其在皇家和士林等阶层心目中的分量，呈现出逐渐加重的趋势。明成祖朱棣在召见新袭爵的五十九代衍圣公孔彦缙（年甫10岁）时，“观其言动进退，从容详雅，喜谓侍臣曰：‘真神明之裔也’”。随后“馆之太学，礼待甚厚”。曾官至吏部尚书的王直分析说：“明之治天下，所以绥万邦、和兆民者，不用他术，惟宣圣之道是用，尊其道而及其子孙，是以若是其厚也。”权臣严嵩也称“维孔有家，实肇洙泗，圣有遗泽，施于世世”，真切反映了明朝开启的褒崇孔氏后裔的崭新动向。 政治环境和儒林风向的变化，直接影响了衍圣公家族子弟的结姻状况。在门第方面，有明一朝衍圣公联姻对象的官阶有了明显提升，且不乏位极人臣的内阁首辅乃至皇室姻亲。比如，六十一代衍圣公孔弘绪元配李氏，是内阁首辅、河南邓州李贤次女；六十二代衍圣公孔闻韶元配李氏，为内阁首辅、湖南茶陵李东阳长女；六十三代衍圣公孔贞干夫人张氏，乃明孝宗孝康张皇后弟、故建昌侯延龄之女；六十四代衍圣公孔尚贤元配严氏，系吏部尚书兼华盖殿大学士、江西分宜严嵩孙女，工部侍郎严世蕃之女。虽仍有部分衍圣公夫人或继配出自普通民众之家，但与高门联姻已成为难以阻逆的趋势。 相较后来的清代，明代及之前宋元时期衍圣公的结姻大多只停留在单一代次，尚未形成累世通亲局面。再以六十一代至六十四代衍圣公为例，饶是他们的夫人均出自内阁首辅如李贤、李东阳、严嵩等名门之后，却也只是各维持一代的单方面聘定，而无其他子女或族人互相结合。这也导致，清代以前衍圣公家族并没有编织出堪称规模和体系的姻亲网格，联姻所能带来的涟漪效应自不会太过宽广和深远。这种现象，与随后清代衍圣公渐次积累起来的强大“外姻”之势和累世数代联姻等局面迥然不同。接下来，我们不妨以六十二代衍圣公孔闻韶与内阁首辅李东阳之女的结姻等案例，探讨缔姻双方在此过程中的内在考量和取选标准，以及对彼此造成了何种影响，深化对明代衍圣公姻亲问题的认识。 二 门风与门第：明代衍圣公缔姻双方的互相考量 在明季六十五代衍圣公孔胤植等人增修的《阙里志》中，收录了此前多位衍圣公及部分衍圣公夫人的墓志表文。综合阅读和比对，不难发现，衍圣公的生平事迹主要围绕传主勤读好学、恪遵祖训、职守祀事以及亲睦宗族等方面，展现了士大夫群体理想中的“圣裔”形象。对衍圣公夫人行状的表述，则不外乎其端淑知礼、相夫治家、督训子侄，具备传统女性应有的美德。这些文字固然带有褒扬逝者的色彩，实也透露出衍圣公在择取姻亲对象时内在的标准和要求。 如六十代衍圣公孔承庆夫人王氏，籍出山东宁阳，系顺天府尹王贤之女，“少读女教诸书，善于笔札，且天性孝友严慈，女工家务，如素习然，井井有法”。因王家与阙里孔家相去不远，“互闻有素”，遂“一言而姻缔矣”。归适阙里后，王夫人事姑相夫，一遵家礼，成为阖族子妇效仿的典范。六十一代衍圣公孔弘绪继配袁氏，籍隶河南兰阳，父袁端官至山东按察司副使。袁氏自幼“庄雅娴静，识者知其为贵人”。适逢孔弘绪元配李氏卒，“大圣人后，宗妇治家相祀，实难其选”。遂经袁端的幕卿介绍，认为袁氏“实天作良匹”，将其许至弘绪为配。六十三代衍圣公孔贞干夫人张氏，父为明孝宗孝康张皇后弟、建昌侯张延龄，可谓毓德高门。但她“仪性端淑，恪遵母训，读《孝经》《列女传》，能通其义”，从不恃贵骄人，贤名为前衍圣公孔闻韶所知，遂聘为贞干之配。 上引诸例中，衍圣公的夫人并非全都出自名望贵戚之家，但无不品端性慈，为人颂扬，所以会成为衍圣公家族子弟聘定的对象。然而，首重女方秉性绝非说衍圣公结姻时便忽略对双方交谊和科宦家世的考量。按照近代学者潘光旦先生从“优生学”角度对望族联姻的分析，一个人或一个家族优良品性的形成，实与家族遗传和生长环境的作用密不可分。同理，当衍圣公选择了一位在德、才、智等层面均较突出的女性时，背后自然也是基于对彼方家世积淀的综合考量。官至吏部尚书兼华盖殿大学士的严嵩，与六十二代衍圣公孔闻韶、六十三代衍圣公孔贞干父子均有深交，后其孙女嫁与贞干之子尚贤，原因便在于两家“雅相契好”，因此“以予求婚，遂许聘焉”。彼此的身份和交谊，无疑是促成此次结姻的最重要因素。  孔府忠恕堂 同样的例子，还有六十二代衍圣公孔闻韶与内阁首辅李东阳之女的结姻。后之撰志者以“冰玉”二字转述当时朝野对孔李两氏结合的称美：“（闻韶）年弱冠，召至阙下，美风仪。孝宗皇帝面赐玉带麒麟服，人咸荣之。时少傅西涯李公（即李东阳）名重海内，登公于门，归以其子。一时倾动朝著，有‘冰玉’之称焉。”从中不仅能够看到衍圣公所享有的殊荣恩遇，以致当朝权臣也希望以女相许，结为姻亲，而且直观展现出朝野上下均认为两家结合实乃门当户对，理所当然。但进一步爬梳史籍，将历史场景回溯，则能看到孔李两家之间更为深厚的交往印迹以及婚配时的双向考量。 作为典型的传统儒家士大夫，李东阳幼读诗书，后科第入仕，宦途飞腾。在他脑际，始终萦绕着对孔子及其后裔的崇敬和亲近之情。李东阳曾说：“每按阅载籍，及闻学士大夫谈阙里之胜，心窃慕之。”成化、弘治之际，李东阳居官京师，得与六十一代衍圣公孔弘绪之弟弘泰相交，诗文往还，遂成莫逆。时李东阳之女方幼，却已“眉目清湛”，加之东阳此前有二女一子皆早夭，所以该女受到了特别关爱和瞩目。当众多贵家前来议婚时，李东阳以其“非凡儿匹”，皆未许聘。弘治九年（1496年），孔弘绪之子闻韶方及冠，弘绪便委托胞弟弘泰前往李府议亲。李东阳详细记述了此次结姻的经过： 弘治丙辰（即弘治九年，1496年），前衍圣公南溪先生有子闻韶方冠，属其弟衍圣公东庄先生来议于京。陈都宪玉娶于孔氏，与二公通家，又视予为知己，首为请曰：“是宣圣六十二代大宗子也，简雅而文。”予谓族大非耦，且以远故，未应。太宰屠公朝宗辈十人恳予不置，予要以三事曰：“吾女尚幼，必三年后成礼，礼必从俭，孔氏子必令读书。”皆应曰：“如约。”乃许之。庚申（即弘治十三年，1500年），东庄以闻韶至。纳征之日，少师守静焦公实相礼焉。 “南溪先生”即孔弘绪，“东庄先生”即孔弘泰。看得出来，虽然李东阳与衍圣公家族颇有交谊，但先后仍需经由陈玉、屠朝宗等臣僚屡谏和劝说，方定踵其事。李东阳所看重者主要有两点：一是孔闻韶的“大宗”身份，即在未来可袭爵衍圣公；二是阙里孔氏诗礼传家的深厚传统。对此，李东阳在后来为孔弘泰撰作祭文时还再次强调称：“婿我犹子，聘我令仪。曰此大宗，实维本支。”弘治十三年（1500年），孔李两家如约完婚，自此正式揭开了衍圣公家族与当朝显宦结姻的序幕。 李东阳之女与孔闻韶结合的事例说明，纵然位极人臣，士大夫阶层也十分看重孔圣后裔的独特身份，所以东阳才会在众多请聘中选定闻韶。如果予以区分的话，李东阳无疑属于因仕宦显赫而为人瞩目的典型代表，衍圣公家族则拜君恩祖泽所赐，象征着文脉绵延不绝。一官一文的结合，盖不仅在于两家门当户对，更在于对方能为自身带来所需的政治和文化资源。 对官宦家族来说，结姻阙里孔氏相当于无形之中与孔子血脉发生了某种关联，从而进一步沐浴在先圣诗礼学说涵育的文化氛围之中。在这方面，李东阳的心底感受仍然颇具代表性。弘治十二年，即孔闻韶与李东阳之女即将完婚之际，阙里孔庙发生火灾，明廷闻奏，旋下诏发帑重建。5年后的弘治十七年，阙里庙工告成，李东阳奉敕往祭。礼成之后，李东阳特在婿家居住十数日，“谒孔林，登尼山，经曲阜，挹洙泗之余波，访邹鲁之遗风，观汉魏以来遗文断刻。山川灵秀之秘，礼乐声容之美，衣冠文物之会，信一时之盛也”。孔子故里浓厚的诗书气息和“圣裔”身上展现出的儒雅风范，均给李东阳以深刻印象，也更坚信几年前的联姻之举实属智选。  孔府诫贪影壁 李东阳不止一次在诗文中透露出这种特殊感情。作《望阙里》诗称：“阙里分明圣域开，鲁邦遗址岂蒿莱。衣冠夹路清风引，香帛迎门好雨来。天外远山皆拱护，眼中新庙已崔嵬。兹行合是平生事，况有文章出上台。”“衣冠夹路”一语，是指李东阳等祭庙人众行近阙里时，受到了孔氏子弟欢洽接迎。虽然当时去孔子生活的时代已有两千余年，但目睹孔姓人丁滋生繁茂，且能恪守先祖庭训，仍如近距离接触孔子一样。在《曲阜纪事》一诗中，李东阳还说：“天下衣冠仰圣门，旧邦风俗本来敦。一方烟火无庵观（原注：本县僧道不入境），三世弦歌有子孙。城郭已荒遗址在，书文半灭古碑存。凭谁更续东游记，归向中朝次第论。”孔李结姻已不独为两氏之荣，也成为儒林群体乐于谈论的话题，所以李东阳才会迫切地“归向中朝次第论”，以抒此行带来的快意和兴奋。 前文已述，明太祖以降对儒学和孔子格外尊奉，成为后来衍圣公家族逐渐望重儒林的根源所在。明代衍圣公姻亲对象门第抬升，也是以此为基础方得以实现。无论仕宦之家，还是衍圣公府，对此均有深刻体认。告祭阙里孔庙礼成后，李东阳特意对袭爵不久的女婿孔闻韶说：“是惟先师道德之深泽，圣天子崇儒重道之盛心，更新图远，方始自今日，而式克成之。尚慎守祗奉，以无负于吾君，无忝于尔所生也。”孔闻韶自当了解岳翁言后深意，自称“敢不于斯言是图”。换言之，但凡国家崇儒尊孔的政策延续不辍，则孔氏后裔的恩荣也将相随永伴，亘古弥新。对衍圣公来说，最重要的任务便是慎守庙庭，祗奉祀事，以无忝于先圣子孙。 综上，李东阳等仕宦家族结姻衍圣公家族，重在雨沾孔圣后裔的文脉传承及其在士林群体中的特殊影响。这种文化资源，相较政治权势虽然并不那么显见，也难以立时发挥作用，但确实为时人看重，故念兹在兹，格外珍求。自六十一代衍圣公孔闻韶以降，还有多位衍圣公聘娶当朝贵重大臣之家的女儿或孙女，李东阳之女的例子也被常加提及对照，引为佳话，可见贯穿各段联姻背后的考量也一以贯之。 三 文化与政治之间：明代衍圣公姻亲网络的意义 在人类发展历史上，婚姻呈现出的意义远不止于男女个体结合这一狭隘层面，而是带有联络不同族群、不同部落或不同家庭的特定用意。对于讲求宗法制的中国传统社会而言，此一特点尤为明显，即如《礼记》所载：“昏礼者，将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也，故君子重之。”为此，在各种礼制程序中，婚礼连同凶礼一道，向为人所看重，根源在于“敬慎重正昏礼也”。 无论“事宗庙”，抑或“继后世”，均强调了婚姻结合对于奉祖续嗣的重要意义。但对于天潢贵胄、阀阅世家以及地方望族来说，这些阶层的婚姻行为并不仅停留在延续后代和奉祀庙庭两方面，往往还包含更深层的文化、政治等多方面考量。这便是恩格斯所论：“结婚是一种政治行为，是借一种新的联姻来扩大自己势力的机会。”在此过程中，决定能否联姻的基础是家族利益，而非个人意愿。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接续恩格斯的论述，进一步强调婚姻在构成社会网络方面的重要作用，“扮演着为地方性群体避免其内部性自足的角色，因而婚姻也起着促进社会进行更广泛的社会连接的作用”。易言之，一个成熟稳定的群体或世家，必得依赖于开放的婚姻网络，才能保持生机活力，同时化解内部矛盾。斯特劳斯将婚姻看作一种“文化形态和社会逻辑”，称其不只是群体社交的重要媒介，还是缔造族群内外和平安定秩序的力量。  曲阜万仞宫墙 通过简述古今中外理论家对婚姻意义的深刻阐释，我们借此来思考，围绕明代衍圣公所形成的姻亲网络，对孔氏家族“此方”和缔姻对象“彼方”来说，究竟分别意味着什么，即存在何种意义和影响? 明代以前，衍圣公多兼任地方官职，扮演着爵职一体的综合角色。但自明太祖朱元璋以后，只崇其爵而不以政事相烦，以致衍圣公的职司范围多限于县域和庙庭之内。所以，衍圣公家族也亟需与权贵之家结姻，以期巩固既得权势利益，并希望通过他们的影响，努力延续王朝尊奉孔子、褒崇孔裔的既定思路。除此，无论衍圣公结姻高门之女，抑或择配乡里望族，无不建基于对彼方家世、才学、品德等条件的综合考量。这种设定和预期，可以说有其内在的合理性，其意义也在结姻之后逐渐显现出来。 史籍记载中，衍圣公夫人多能在归适孔氏后起到相夫持家教子的贤良内助作用。如六十一代衍圣公孔弘绪继配袁氏：“既归南溪公，克闲妇道，上下交贺，翁姑咸喜。阙里春秋，享献非常，夫人主荐豆羞，必敬必戒，相祀惟谨。家众以万指计，夫人驭之，感恩畏威，南溪公因无内顾忧。宗族疏戚远迩，爱憎非一，夫人内则懿范，罔不仪刑。南溪公义方训严，太夫人乃申戒诸子谓：‘国家崇德象贤，优礼世世，汝辈宜图报称，以光厥祖，毋自纵逸坠厥宗’。以故诸子咸务学秉礼，有闻于时”。袁氏后孔弘绪三十余年而卒，终以子贵，被封为“太夫人。” 孔弘绪继配江氏，同样诫子持家，怀有懿德。史称孔弘绪夫人李氏逝后，“艰于择偶，闻（江）夫人贤，遂聘焉”。既归阙里，江氏“因摄家政，怡容惠心，恪遵纪度，相祀宗庙。凡豆登苹藻，滫·之荐，无不殷洁。事夫子，婉而恭，善讽谏。凡进退词气，无不恪慎庭帏，雍肃内外，群仆娴无间辞，愢愢焉，惟恐夫人之弗专内政也”。孔弘绪续娶袁氏后，江氏亦相处为善，“贬抑寅畏，事无己出，即袁夫人咨之言弗隐也，命之所弗后也，袁夫人安焉”。而在约束子弟方面，江氏的表现更为后人所铭记，称其：“性俭素，自奉甚约，慈惠喜赒予，工女红，华而不靡……先圣公训诸子严，夫人相之亦严，尝命诸子曰：‘尔先圣人后也，国家崇德象贤，世表上公，以维王道。夫苟纤微弗度，则弗若祖矣；弗若祖，则弗若君矣。慎哉!毋庸纵逸。其若而家训，乃报国恩已也’。诸子拜受焉。”  曲阜阙里坊 上引文字中，对六十一代衍圣公孔弘绪继配袁氏和江氏言行事迹的描述，颇有相似甚至重叠之处。我们固然可以理解成这是她们人生的真实写绘，但同样不难想见，其间实包含了墓志撰作者及后之子孙所格外突出和显扬的某些层面。根本上讲，便是阙里孔氏所代表的世家名门，以耕读立家、道德传家而逐渐积淀起的深厚家风。如有学者已指出：“优良家风既是一个文化世家兴盛之因，也是其永续发展之基。越是成功的家族，越是注重优良家风的培育和传承，越是注重优良家风的传承，越能促进家族的永续繁荣发展，从而形成良性的循环往复。”衍圣公家族与其他世家缔姻，促成了优秀家学、门风等无形文化资源的流通和融汇，反过来进一步推动世家发展和文脉传续。 即使贵如六十二代衍圣公孔闻韶元配李氏，即内阁首辅李东阳之女，除了其家世显赫外，同样代表了优秀环境造就的女性“良匹”形象。史称其“性朗慧，其母口授《女孝经》及名物之书，意领颔签，皆略能默记”。既归衍圣公孔闻韶，“相祀勤恪，处诸妯娌和逊有节，接姻戚无骄色，婢仆数十，指驭之皆有恩。端居一室，虽名园别墅，未尝一至”。孔闻韶的另一位夫人卫氏，乃宣城伯卫颖之孙、卫璋之女。当李东阳之女早逝后，卫氏归适闻韶，出色地完成了衍圣公冢妇所应担当的职责。撰志者记载卫夫人：“及归阙里，不以闺中矜，事袁、江二太夫人至敬，处众妯娌以礼。宗治家政，井井有纪，庙享家祀，罔不躬洁，上下翕然称之。成庵公（即孔闻韶）丰养乐施，太夫人佐以节约。逮可亭公（即闻韶子贞干）纉袭，御下严，则恒以宽为诲。至后冢妇张夫人早故，可亭公复旋逝，时龙宇公（即孔尚贤）方幼，上下杭隉。太夫人一志嫡孤，无少眷溺、少爱意，抚翼保持，殚尽心力。间白于诸司，择延师诲，陈请钦命，取入国学习礼，爵祀不以紊坠”。卫夫人享寿79岁（1497—1575年），身历孔闻韶、孔贞干、孔尚贤祖孙三代衍圣公，堪称冢妇持家的典范。这些案例，不仅鲜明展现了衍圣公结姻贤达之女时的考量，更突显了其带给衍圣公家族的重要影响和深远意义。  《阙里志》（明刻清印本） 相似的例子，可以说贯穿明代始终。明季衍圣公、六十五代孔胤植侧室陶氏，“恪执妇道，克谨苹蘩”。孔胤植去世后，陶氏抚子兴燮承祀，子卒，又抚孙孔毓圻，“以母兼父与师，俾厥胄子成立，为贤上公”。祭祀林庙时，“凡朝祭重典，教之必度于礼”。这些表现，可以说与明代诸衍圣公夫人的行举一以贯之，也在后来清代衍圣公夫人身上得以延续和发扬，成为维系衍圣公府上下运行不紊的重要力量。 总之，明代是衍圣公的姻亲网络从宋、金、元“择偶乡里贤宦”走向清代“世姻化”的重要转折时期。受明太祖朱元璋以降各统治者尊奉孔子、褒崇孔裔政策的影响，衍圣公的“圣裔”身份和地位较诸此前得以显著提升和凸显，衍圣公及其家族子弟成为上自天潢权贵、下至普通官宦缔姻时的优选对象，内阁首辅李贤之女、李东阳之女和严嵩孙女先后适至孔府等案例，直观反映了在王朝加恩之下衍圣公姻亲出现的崭新动向。同理，明代衍圣公的结姻取向，除了一贯对彼方才、学、德、识等综合素养的内在期许和考量，也深刻镌印了讲求家世与门第的痕迹。通过联姻，明代衍圣公家族与其他世家之间实现了良好家风的融汇互通，或有形、或无形地分享彼此的文化和政治资源，并借此涵育出更为深厚的教养环境，达致传承文脉的长远功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