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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罗建新（西华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先秦圣哲历经数代锻冶，创构《诗经》《楚辞》《尚书》《春秋》《左传》《国语》《战国策》《老子》《论语》《孟子》《庄子》《荀子》《韩非子》等观照宇宙、社会、人生的文本。它们是先民文学智慧的结晶、后世文学思想运行之基轴和腾跃的跳板，决定着中国文学发展方向、性质和特征，是积淀“最深沉的精神追求”、包含“最根本的精神基因”、代表“独特的精神标识”的中国文学元典。 在两千多年的传承发展中，人们除却运用诂、训、传、笺、章句、正义、通释等方式对其进行义理解述、历史考据、辞章剖析，创制《毛诗故训传》《楚辞章句》《春秋左传正义》《论语集解义疏》《南华真经义海纂微》等“文字阐释”文献外，还借助图像这一载体与媒介展开视觉再现：或图解（图注、图说、图考、图释）文本蕴涵，或绘画（绣像绘图、有像、图赞、像传）元典创构者之形貌事迹，或描摹（纂图、镌像、全像、出像）元典衍生的文化故事，产生《诗经》图、《楚辞》图、历史散文图像、诸子散文图像等3000余种作品，形成中国文学元典的“图像阐释”形态。打开“图像之窗”，审视中国文学元典之图像呈现的历史渊源、发展脉络、特征价值，有助于全面认识、系统理解、准确把握中国文学，进一步增强中华民族的文学自信、文化自信和价值观自信，为世界文学繁荣发展贡献中国文学的图像智慧。 唐裴孝源《贞观公私画录序》曰：“宓牺氏受龙图之后，史为掌图之官，有体物之作……有形可明之事，前贤成建之迹，遂追而写之。至虞、夏、殷、周及秦、汉之代，皆有史掌”，则在以文字形态呈现的文学元典诞降之际，图像即已与之同生共存，如孔子曾在周明堂四门墉见及与《尚书》《春秋》等相关的“尧舜之容、桀纣之象”“周公相成王，抱之负斧扆南面以朝诸侯之图”，而鲁国庙堂东西厢也绘有《孔子弟子图》，即为其证。其后代有传承，蓬勃发展，遂在中国文学元典传播接受史上形成“图书并称，凡有书必有图”（徐康《前尘梦影录》）的“左图右史”传统。 其中，对元典文本意涵的视觉呈现，是数量最众多、蕴含最丰富、影响最广泛的图像式样。历代艺术家取材元典文本，借助图像的表现优势，呈现文辞意蕴，改塑文学情境，投射审美理趣，实现元典意涵的具象表达。他们以写实笔触，描绘元典所涉仪仗车马、冠服宫室、山川河流、草木鸟兽虫鱼诸种名物形貌，编纂世系、家族、职官、授受等图式谱系，如唐程修己《毛诗草木虫鱼图》，宋杨甲《毛诗正变指南图》《春秋笔削发微图》，元朱公迁《诗经大全图》，明钟惺《诗经图史合考》，清陈厚耀《春秋世本图谱》、门应兆《楚辞香草图》、焦循《群经宫室图》、江永《乡党图考》、刘光蕡《孟子性善备万物图说》，以及日本细井徇等《诗经名物图解》、新井白石《诗经图》、冈元凤《毛诗品物图考》，其中之图像多依据元典语辞而创构，而语辞也为理解图像意旨提供指引，文图互鉴，元典语辞“悠远”“深邃”之意蕴得以直观呈现。他们还取意于元典全文或部分文辞，将自我理解认识、观念意旨等进行图像再现，如宋马和之《毛诗图》、明刘双松刻《孟子全图》、清《御笔诗经全图书画合璧》、门应兆《钦定补绘萧云从离骚全图》、孔宪兰刻《孔子圣迹图》等，对所涉元典内容进行整体性描绘，为“全图”之典范；而汉蜀郡太守刘褒据《大雅·云汉》《邶风·北风》创构《云汉图》《北风图》，为较早取意元典片段文辞予以图像呈现者，嗣后，此类图像蔚为大观，如西晋卫协作《毛诗北风图》《毛诗黍稷图》，东晋司马绍画《豳风七月图》《息徒兰圃图》，南朝宋陆探微绘《毛诗新台图》、史艺绘《屈原渔父图》，唐李思训绘《巫山神女图》、王齐翰绘《楚襄王梦神女图》，宋李公麟绘多本《九歌图》、李唐绘《采薇图》《晋文公复国图》《濠梁秋水图》，元代刘贯道、陆治皆作《梦蝶图》，明仇英绘《子路问津图》《南华秋水图》、文徵明作《湘君湘夫人图》、戴进作《渭滨垂钓图》、周臣作《北冥图》《宁戚饭牛图》，清黄慎画《庄周梦蝶图》、姜筠作《濠梁观鱼图》、任颐《许由洗耳图》，并形成了以《豳风》《九歌》《庄子·秋水篇》等为呈现素材的“图像群”，成为中国文学元典传播接受中的独特式样。 对元典创构者形貌事迹的图像表现，也是中国文学元典“图像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艺术家综合取用元典文本及相关史籍材料，攫取元典创构者之形貌特征、性格爱好、行为事迹等，在特定政治环境、文化风尚、主体意绪驱动下予以静态化或连续性图像呈现。早在汉代，画像砖/石中即出现表现周公、老子、庄子、孔子等人物及“周公辅成王”“孔子见老子”等故事的图像，而伴随着儒家地位的确立与经学思想之发展，《论语》相关文辞被图绘为鸿都门学中的“孔子及七十二弟子像”（《后汉书·蔡邕传》）；魏晋之际，王廙作《孔子十弟子图》、梁元帝画《孔子七十二门徒像》；唐吴道子有《孔子司寇像》《孔子行教像》，宋马远画《孔子见荣启期图》、梁楷画《孔子梦周公图》《泽畔行吟图》、李公麟画《孔见苌弘图》，元赵孟頫作《孔子讲学图》、吴睿作《老子授经图》、张渥画《屈原像》，明文徵明绘《老子像》、沈周画《屈原像》《渔父问屈原图》、仇英有彩绘本《孔子圣迹图》、吴彬画《孔子杏坛讲学图》、吴伟画《孟母三迁图》、陈洪绶绘《屈子行吟图》、萧云从有《三闾大夫卜居渔父图》，清焦秉贞等作《孔子圣迹图》、苏仁山绘《孟轲周游图》、康涛画《孟母教子图》，日本马场春吉编撰《孔孟圣迹图鉴》、橘有税《绘本故事谈》中绘画有庄子故事，展现出不同时代、地域的官方意志、思想文化及文士对元典创构者的想象、筛选与目的性图像呈现，以期在“鉴善劝恶，耸人观听”（张敦礼《论画功用》）的基础上，发挥“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化育作用。 元典具有“当代性”特征，其在传播接受过程附着的历史文化蕴涵，亦被艺术家纳入视觉呈现领域，生成元典衍生文化图像。随着道教的兴起繁盛及其与佛教之抗衡，《老子》被宗教化、神仙化改造，出现大量满足宗教需要的“老君造像”“三清造像”，衍生诸多表现“骑牛”“八十一化”“化胡”“三教合一”等题材的《老子骑牛图》《紫气东来图》《八十一化图》《三教图》，实现对《老子》蕴含的多元视觉阐释；因文士好读《骚》，形成“痛饮酒，熟读《离骚》，乃可称真名士”的文化认同，而民俗文化生活中也逐渐形成端午“竞渡”习俗，图像领域中遂生成以“读骚”“竞渡”为题材的作品，如《饮酒读骚图》《扁舟读骚图》《雪庵读骚图》《龙舟竞渡图》《端阳观竞渡吊屈原图》等；在商品经济发展与市民生活繁荣的明清之际，《诗经》图像被改造为人际交往的媒介，如谢时臣《鹿鸣嘉宴图》逃逸《小雅·鹿鸣》文本，呈现文士雅集场景，而《鹿鸣燕会图》《柏舟图》《豳风八图》等也被用于贺秋闱高中、颂贞妇高节等礼仪生活，使得元典图像在传播知识、阐释经义之外，衍生出宗教工具、人格物象、民俗影像、社交媒介等功用。 总体看来，中国文学元典的图像呈现具有多方面特征：源远流长，其肇端秦、汉，初成唐、宋，盛行明、清，延续当下，波及域外；类型多样，既有帛画、画像砖/石、壁画、绘画、版画等平面图像，又有造像、雕塑、建筑、金银玉瓷漆器、屏风家具等立体图像；创制者众，举凡帝王将相、仕宦儒商、画师工匠、方外之士、殊方异域民众等，皆有制作；价值多元，以图像形态折射出文学元典的形成、凝定、发展样态，展现出不同时代、地域、族属人们对文学元典的接受、认知、改塑形貌，发挥着传播知识、呈现思想、化育民众、陶冶情操等功能，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物质形态之一。 图像文献与文字文献如车之双毂、鸟之双翼，共同承载中国文学元典行进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途。但长期以来，学界“离图即书，尚辞务说”，对图像文献缺乏应有关注。鉴于此，系统清理图像资料，不断补充、拓展、完善中国文学研究的文献源，深入研究中国文学元典“图像阐释”的相关问题，提炼有中国特色、世界影响的标识性学术概念，创新文学阐释话语，构建中国式现代化的古代文学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已然成为文学研究领域亟待解决的问题。 《光明日报》（2023年07月10日 13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