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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付正，北京邮电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提要：2022年，美国学界重点围绕中国共产党的二十大、美国对华政策以及中国内政外交领域的发展情况等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和探讨。这些研究呈现出三个主要特征：在研究主体方面，美国智库作为当代中国问题研究的主阵地，涉华报告数量再创新高，且对华立场呈现出愈发强硬的态势和鹰派取向；在研究主题方面，既有对前几年热点议题的延续，也有因形势变化激发的新议题，凸显了较强的政策导向性和现实针对性；在对华认知方面，总体上认同对中国采取以竞争为导向的强硬战略，但在实施方法等具体战术层面存在不同程度的分歧，呈现出总体认知趋同、具体议题认知趋异的多元图景。及时对这些最新研究成果和研究动态进行跟踪梳理，有助于从总体上把握美国学界对当代中国的复杂认知，为加强中美学术交流，引导美国学界更全面、更客观地看待中国提供有益借鉴。 关键词：美国学界 美国对华政策 中美关系 2022年，美国两党对华强硬共识持续强化，拜登政府进一步明晰了对华战略布局：一方面，围绕芯片、能源资源等关键领域推出多项遏制举措，对华制裁不断加码；另一方面，又多次提出要为中美关系设置护栏。这种全方位遏制又试图避免危机失控的做法凸显了美国对华政策的两面性。当年8月，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不顾中方的强烈反对和严正交涉，窜访中国台湾地区，极限试探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底线，严重冲击了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10月，美国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将中国视为“最严重的地缘政治挑战”以及“唯一一个有意向重塑国际秩序的竞争者”，为此，美国制定了“竞而胜之”的战略目标。2022年美国当代中国研究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展开的，在这一年里，美国学界重点聚焦中国共产党的二十大、美国对华政策以及中国内政外交领域的发展情况等议题，出版了大量的专著、智库报告、论文等研究成果。本文尝试梳理其中的热点议题和代表性观点，分析其特点，以期为学界开展相关研究提供参考。 一、2022年美国当代中国研究的热点议题 （一）中国共产党的二十大 美国学界重点围绕“中国式现代化”“共同富裕”“国家安全”等关键词对中共二十大报告进行了解读，并多采用比较研究的方法分析二十大报告与之前党代会报告的区别与联系，预判中国未来的政策走向。 美国得克萨斯大学圣安东尼奥分校政治科学和地理系主任乔恩·泰勒（Jon Taylor）指出，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要把实现中国式现代化作为党的中心任务，并将在未来五年乃至更长时间内推动落实各项相关举措。泰勒注意到，报告提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近期发展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即“先把蛋糕做大”，然后更平均地分蛋糕。泰勒指出，这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但符合中国经济稳定和长期繁荣的发展目标，因为中国式现代化不仅是经济领域的现代化，同时也是政治和军事领域的现代化。 中美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苏拉布·古普塔（Sourabh Gupta）也对二十大报告提出的“中国式现代化”和“共同富裕”予以了重点关注。古普塔指出，中共高层领导人对现代化的关注可以追溯到十一届三中全会，邓小平将工作重心从阶级斗争转变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共二十大将共同富裕作为中国式现代化这一新发展框架的关键组成部分，并对实现这一战略目标的路径做出了规划。在古普塔看来，共同富裕这一理念将有助于推动实现中国经济的再平衡，并逐步转向消费主导型经济，也有利于破解中国城市化家庭面临的高储蓄率困境。在古普塔看来，共同富裕很可能在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留下印记，其影响力甚至不亚于“四个现代化”和“改革开放”。 美国学界对中共二十大的另一个关注点是“国家安全”。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中国力量项目主任林碧莹（Bonny Lin）等表示，中共二十大报告强调中国面临更加严峻的外部环境，将国家安全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并首次在报告中将国家安全作为一个独立的部分进行系统阐述，将其描述为“民族复兴的根基”。他们指出，二十大报告中提到“安全”的频次比十九大报告有了明显增加，二十大报告关于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阐述相较于十九大报告中的相关内容篇幅更长。 还有学者关注到报告新增了一个将教育、科技和人才统筹部署的篇章，体现了中共中央面对西方对其关键技术的封锁所带来的政治风险以及生产力增长滞后等一系列问题，在加强自主创新和人才培养方面做出的重大部署。《纽约时报》也关注到中共二十大报告更加强调自力更生，明确提出要打赢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文章指出，五年前中共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建立“以市场为导向”的技术创新体系，这一次则把重点放在了“国家战略需求”上，这是一个强烈的信号，表明中国政府将在未来的创新举措中发挥主导作用。 此外，学者们还对中共二十大召开的意义和影响进行了分析。美国库恩基金会主席罗伯特·劳伦斯·库恩（Robert Lawrence Kuhn）表示，中共二十大的重要意义不仅在于确定未来五年的议程，而且还制定了未来13年（到2035年）的路线图，并为2049年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0周年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规划了愿景。 （二）美国对华政策 在中美关系经历诸多波折的2022年，美国学界围绕美国对华政策开展了激烈的辩论，针对美国的对华接触政策究竟是不是“美国近代史上最严重的战略失误”、当前的对华强硬政策是否有效等议题阐述了不同观点。 1.美国对华接触政策之辩 库尔特·坎贝尔（Kurt Campbell）和埃利·拉特纳（Ely Ratner）——现任拜登政府负责对华政策的高级官员——曾在2018年联合撰文称“华盛顿在冷战后对北京的接触政策失败了”，这一论断引发了广泛关注和讨论。2021年末，芝加哥大学教授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J.Mearsheimer）在《外交事务》期刊上发表的《不可避免的竞争：美国、中国与大国政治的悲剧》一文再次引发美国学界对“美国对华接触政策失败论”的大讨论。米尔斯海默在文章中指出，美国对华接触战略是美国犯下的最严重的战略失误。普林斯顿大学教授阿伦·弗里德伯格（Aaron L.Friedberg）也是这一观点的支持者，他在新出版的《误解了中国》一书中对这一政策进行了系统的剖析，认为美国对华接触政策失败的原因在于华盛顿低估了中国共产党的韧性和足智多谋，误判了其对保持国内政治权力的决心。 普林斯顿大学教授约翰·伊肯伯里（G.John Ikenberry）等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们指出，米尔斯海默忽略了美国对华接触政策只是冷战后为寻求加强美国主导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一部分，这种策略带来的收益远远大于成本。倘若以某种方式推行米尔斯海默所说的遏制战略将是一种国家自残行为，该战略将造成美国及其盟友关系的分裂，使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更加混乱。即便如此，这一战略也无法阻止中国的崛起。 对于米尔斯海默将中国追求的目标定位为塑造全球主导地位的观点，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黎安友（Andrew J.Nathan）也进行了反驳。他指出，在一个多极化世界中，中国寻求塑造对其有利的国际体系，就像其他大国一直以来所做的那样。中国并没有倡导建立一个由其主导的替代性国际体制，而是仍然坚定地支持全球自由贸易体制以及联合国及其下属机构。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也是同西方长期资助的发展计划并驾齐驱，而非取而代之。黎安友强调，高估中国的威胁和低估这一威胁同样危险，一味地在美国公众与中国政策制定者之间制造恐慌，大肆渲染可能存在的风险将使得风险管控更加困难。 兰德公司高级政治学家迈克尔·马扎尔（Michael J.Mazarr）也认为全面遏制中国发展的战略从来都不是可行的选择。马扎尔指出，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使8亿多人摆脱了贫困，而美国倘若阻止这一行为则意味着将扼杀有史以来最持久有效的脱贫运动。这种无情的经济战在政治上是行不通的——它会被视为赤裸裸的种族主义行为，目的是压制非白种人的发展，其他人也不会加入这样的行动。 2.美国对华政策存在的问题及反思 在围绕美国当前对华政策有效性的探讨中，美国学界出现了一些理性的声音。 一种观点认为，美国当前“围追堵截”式的对华政策极容易造成两败俱伤的结果。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技术与国际事务项目高级研究员乔恩·贝特曼（Jon Bateman）指出，如今美国似乎有意进行一场更大的讨伐——从根本上阻碍中国崛起——全然不顾全球稳定、美国经济和美国联盟面临的风险。在许多美国官员和分析人士看来，每一家中国公司都是另一家华为，每一项中国技术都是对准美国心脏的上膛枪，这种狂热的气氛造成了美国新一轮出口管制、投资限制、金融制裁、签证限制等措施的加剧。贝特曼表示，尽管不少人因对中国采取强硬政策而欢呼雀跃，但他们很快就会意识到他们正在经历供应链的断裂以及经济秩序的破坏，即将面临创新步伐放缓、通货膨胀率上升、友好国家间贸易不稳定以及与新兴亚洲超级大国间关系的不稳定。中美两国脱钩加速得越快，就越难以控制。贝特曼警告，如果美国不喘口气，稳住自己，则很可能会跌下悬崖。 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Joseph Nye）也认为美国对中国日益妖魔化的论调造成了两国间旷日持久的紧张，这一结果将阻碍美中两国在世界经济治理，应对全球性流行病、气候变化以及保护生态环境领域的合作。不仅如此，两国间的竞争也阻碍了双方在减缓核武器和生物武器扩散方面的合作，这使世界所有国家都将付出高昂的代价。奈建议，美国只有避免在意识形态上妖魔化中国，维系好其盟友关系，才能成功应对中国的挑战。 另一种观点认为，美国过度表现出对华的强硬态度和竞争导向，但在战略制定上缺乏明确的目标，政策实施上缺乏前后的连贯性和持续性，这些都不利于美国长远的国家利益。康奈尔大学教授白洁曦（Jessica Chen Weiss）指出，美国的决策者对华战略竞争的过度关注正在消耗美国的外交政策，基于零和博弈的“条件反射”式反华和“政治正确”指导下的强硬政策使美国自身也深陷其中，不仅会带来美中关系的无限期恶化、增加灾难性冲突的危险，还会威胁到美国世界领导地位的可持续性，影响美国社会和民主制度的活力。密歇根州立大学名誉教授李侃如（Kenneth G.Lieberthal）表示，拜登政府将“竞争”与美国对华政策挂钩，却没有明确具体的目标、优先事项、工具和基准来解释和评估这种“竞争”，显然美国并没有应对中国挑战的宏观战略，相反，美国只是采取了被动和防御性的姿态。李侃如强调，美国在应对中国挑战时所能做的最重要的事情或许就是处理好自己国内的问题。 美国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首席执行官理查德·方丹（Richard Fontaine）也认为拜登政府的对华新政策缺乏明确的目标。竞争只是对美中关系的描述，而非目的本身。如果没有明确的目标，任何总体战略都有可能造成资源浪费，也难以得到广泛而持久的国内支持。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何瑞恩（Ryan Hass）等认为，仅仅通过竞争的视角来看待两国关系是错误的，这样做限制了美国制定更持久、更有成效、更加符合美国利益的工具。美国的政策制定应该以美国长远的国家利益以及中国同这些利益的关系为依据，并且应当基于一套前后一致的理论来制定美国对华政策，而不是对中国的主动行为做出简单被动的回应，更不能被国内的政治纷争所左右。 （三）中国内政外交领域的发展 除了对中国共产党的二十大以及美国对华政策开展研究外，2022年美国学界对中国国内经济、政治、外交领域的发展情况，尤其是对进入新时代以来各领域呈现出的新特点和新变化予以了重点关注。 1.中国经济领域的发展 一方面，美国学界对中国经济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及其背后的原因进行了分析。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发布的报告从GDP、贸易、商业和投资以及金融四个维度对中美两国经济发展情况进行了对比和分析。报告指出，自1870年代美国取代英国成为世界头号经济体以来，美国首次面临一个与自己规模相当、甚至在某些方面比自己更强大的经济对手。报告对中国过去40年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予以充分肯定，评价其为“奇迹般的经济增长”，平均速度是美国的四倍，重新定义了全球经济格局。报告指出，中国已经取代美国成为世界制造业工厂。中国已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中国已成为全球关键供应链中最重要的一环。中国已经取代美国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高级研究员、乔治华盛顿大学兼职教授盖保德（Albert Keidel）对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背后的经济战略以及相关政策和制度进行了深入分析。盖保德指出，40年来中国经济增长了40倍，并成功实现了大规模减贫，使联合国提前10年实现其全球减贫目标。中国的出色表现带来了全球供应链的转移和延长，促进了全球总需求量的增长，甚至改变了中国和世界的商业格局。在盖保德看来，中国的成功既非黑天鹅现象，也不是政令的结果，而是源自中国的发展模式和政策的有效性。 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杜大伟（David Dollar）重点分析了新时代以来中国经济发展的情况。杜大伟指出，2012年以来中国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的步伐，这是支撑中国当前和未来经济繁荣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尽管过去10年中国GDP增速放缓了四个多百分点，但平均增长率仍超过6%。根据世界银行的极端贫困线，2002年中国有近1/3（31.7%）的人口处于贫困状态。到2012年，这一数字惊人地下降到6.5%。在习近平主席的领导下这一比例进一步下降，到2019年降至0.1%。 另一方面，美国学界也高度关注中国经济发展中面临的问题和挑战，部分学者对中美贸易战和新冠疫情双重影响下的中国经济发展态势表示出深深的忧虑。大西洋理事会地缘经济中心助理主任尼尔斯·格雷厄姆（Niels Graham）指出，2022年中国经济增速未能达到预期增长目标，中国经济增长放缓除了受新冠疫情的影响之外还有着更深层的原因。例如，自2020年以来，中国发展金融体系和提高市场竞争力的改革停滞不前，对证券投资和直接投资的开放程度都有所下降。 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布里安娜·伯兰德（Briana Boland）等学者则从中国经济发展战略调整的视角分析认为中国共产党将经济安全视为国家安全和政权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努力实现经济上的自给自足成为这一时期中国新经济战略的一个重要标志。尽管如此，中国并没有收紧对外开放的大门，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融合越来越深入，贸易量无论在规模还是数量上都有所增加（特别是在亚洲内部），平均关税有所下降，而且投资环境明显改善，特别是在金融领域。”哈佛大学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指出，虽然中国正在小心翼翼地减少对其他国家进口的依赖，但其他国家正在加深对中国的依赖。目前，130个国家与中国的贸易额超过了与美国的贸易额，其中超过2/3的国家与中国的贸易额是美国的两倍。 对于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原因，奈认为，人口结构的限制、低要素生产率以及相关政策导向使中国经济增长进入平稳期。同时，中国还面临着不平等加剧和环境恶化等严重问题。斯坦福大学国际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教授罗斯高（Scott Rozelle）和旧金山湾区作家娜塔莉·赫尔（Natalie Hell）认为，当前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主要障碍是“人力资本供给与需求之间的不一致”。罗斯高和娜塔莉指出，中国依赖廉价劳动力以实现两位数经济净增长率的时代已经过去，中国未来能否迈入高收入经济体之列主要取决于中国是否有充足并受过良好教育的劳动力，而作为中国未来劳动力主体的农村青年则是解决这一危机的关键。对此，他们建议，通过在职业教育中加入学术教育的教学内容，以及为农村学子提供更多进入高中学习的机会等途径改善中国农村教育的现存问题，提升农村青年的受教育水平。 斯坦福大学弗里曼·斯普格利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奥莉安娜·斯凯拉·马斯特罗（Oriana Skylar Mastro）和美国企业研究所经济专家史剑道（Derek Scissors）则阐述了不同的观点。他们认为尽管中国的经济增速已经放缓，但出现经济急速下降的“硬着陆”是不可能的。人口的减少并不意味着经济的迅速衰退，中国劳动力的减少已经持续了10年之久，但经济增速仍然超过美国。中国经济从最高点的任何下降都可能是渐进的，而且可能会通过在研发上的大量支出来缓解中国在人口和债务问题上的困境。 2.中国政治领域的发展 美国学界重点对新时代以来中国政治领域的发展状况和中国共产党呈现出的新特点和新变化进行了分析。美国加州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教授裴敏欣（Minxin Pei）从宏观层面对2012年以来中国政治领域的发展进行了概括：第一，确定了习近平在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第二，通过多管齐下的方式全面加强党的领导，更加重视党的组织建设以及意识形态工作；第三，扩大中国在海外的影响力，不断提升中国的国际地位。 宾夕法尼亚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雅克·迪莱尔（Jacques DeLisle）和安南伯格传播学院与社会学系教授杨国斌合作主编的《党领导一切：中国共产党角色的演变》一书，汇集了多名美国中国问题研究专家围绕新时代中国共产党角色和功能的最新研究成果。迪莱尔指出，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共产党通过加强党的自我监督和党内法规制度建设、加强党的纪律建设、改革干部选拔任用制度、开展反腐败斗争等方式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与此同时，不断扩大党组织对政府机构、媒体、民间社会组织以及基层农村治理的影响力。 此外，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提出的部分新理论、新战略也受到了美国学界的关注。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中国研究项目主席裘德·布兰切特（Jude Blanchette）对总体国家安全观进行分析，认为习近平提出的总体国家安全观反映了其对中国重要战略机遇期认知的转变，也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如何平衡经济发展与国家安全方面的重要转变。在他看来，中国共产党把国家安全放在第一位并不意味着对经济发展的重视程度降低，相反，这代表着党从仅仅关注物质条件和GDP的增长转向可能破坏党执政地位的外部因素。此外，还有学者对总体国家安全观与全球安全倡议的关系进行了探讨，认为2022年4月习近平首次提出的全球安全倡议是总体国家安全观在国际领域的延伸。文章指出，如果总体国家安全观是中国重新定义国家安全的框架，那么全球安全倡议可能成为中国重组国际安全秩序的工具。尽管全球安全倡议尚处于起步阶段，但它可能会推动有关全球安全架构的对话，并为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提供一种可替代的模式。 美国《中国政治学刊》副主编约瑟夫·G.马奥尼（Josef Gregory Mahoney）分析了“全过程人民民主”提出的背景、内涵及其实施效果。马奥尼表示，美英等国以十分狭隘的概念和规范定义了民主，而在今天的中国，人们对民主的概念有着不同的理解。全过程人民民主结合了中国的特点和需求，包括其独特的历史、发展道路和发展目标，并通过在民主的工具性价值与内在价值之间寻求平衡的方式实现这一目标。马奥尼指出，尽管一些西方国家对这一理论存有误解，然而当我们从经验结果的角度审视中国民主的成就时会发现，中国人已经实现了自我治理，变得更加富裕，消除了极端贫困，成功遏制了新冠疫情，促进了真正的多边主义，在避免霸权的同时帮助了其他发展中国家——所有这一切都表明这一民主模式已经在国内外发挥作用。 3.中国外交领域的发展 美国学界重点对新时代以来中国外交领域的新定位、新理念、新实践及其带来的世界影响进行了分析。何瑞恩对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外交领域的新特点和新变化进行了评析，指出，过去10年中国经济不断增长，与东亚的融合程度越来越高，中国人民解放军实力不断增强，中国在全球治理问题上发挥更大引领作用，建立了更多的国际伙伴关系，也正是这些发展趋势使中国领导人充满信心，制定的外交政策也更加自信。 美国丹佛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美中合作中心执行主任赵穗生指出，自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通过对外交决策机制的改革以加强对外交工作的顶层设计，不断扩大了中国外交的影响力。习近平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等一系列主张和倡议，把中国对外工作推向了一个崭新的高度，使中国赢得了前所未有的国际尊重。同时，也把中国外交的使命从寻求和平的国际环境、促进国内发展转变为扩大中国的全球影响力，推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环。赵穗生认为，习近平为加强对外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而对外交决策机制进行的改革，有助于绕过既得利益集团，突破官僚主义障碍，从战略高度制定长远规划，但也可能会增加外交政策制定过程中出错的概率，降低错误被纠正的可能性。 也有部分学者将中国在外交领域提出的一系列新理念新构想误读为对西方主导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挑战。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易明（Elizabeth Economy）指出，“一带一路”倡议将中国与亚洲、欧洲、中东和非洲连接起来，使其物资、金融、文化、技术和政治影响力随之向世界其他国家流动。在易明看来，70多年来支撑国际体系的强大的美国联盟正在瓦解，取而代之的是中国提出的对话、谈判和合作框架。这种地缘战略格局的转变反映出一个以中国为中心、拥有自己的规范和价值观的秩序的崛起。 美国外交关系学会研究员曼贾里·查特吉·米勒（Manjari Chatterjee Miller）则表达了不同的观点，他认为判断“一带一路”倡议的成功与否，一方面应当看受援国是否认为“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的一项积极倡议；另一方面看受援国能否通过“一带一路”倡议来推进其国内议程。米勒基于充分的调研认为，南亚国家对“一带一路”倡议总体上持积极态度，因为该倡议确实能够改善这些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促进互联互通，有利于这些国家的政治和社会稳定。米勒警告美国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全面谴责可能会造成相反的效果。 美国《大西洋月刊》评论员迈克尔·舒曼（Michael Schuman）则对中国最新提出的全球安全倡议予以了关注，认为该倡议的提出意味着中美之间的对抗正在升级为一场全面的全球主导地位之争，即从最开始的贸易战，到科技战，再到现在开展的思想战——一场争夺管理全球事务规范的战争。马奥尼则认为，与美国咄咄逼人的外交霸权风格相比，中国在全球治理与世界和平发展中发挥了更为积极的作用，中国提出的全球安全倡议可以与其他多边倡议共同引领世界和平发展。尽管美国正在强迫中国走向对立面，但中国实际上愿意与美国一起在可预见的未来共同努力。 二、2022年美国当代中国问题研究的特点分析 通过对上述热点议题和主要观点的梳理，我们可以发现，2022年美国关于当代中国问题的研究呈现以下三个鲜明特征。 从研究的主体来看，2022年美国智库作为当代中国问题研究的主阵地，涉华报告数量再创新高，舆论影响力更为显著。随着拜登政府对华战略全面明晰化，民主共和两党在对华政策方面达成高度统一，“对华强硬”在一定程度上成为美国缓和内部撕裂的“润滑剂”。在这一背景下，作为美国政府智囊的智库群体也深受其影响，对华立场愈发呈现强硬态势和鹰派取向。甚至一些自诩为无党派、自由派智库或立场偏中立的智库也渐趋“右转”，对华态度日趋强硬。而诸如哈德逊研究所、传统基金会、新美国安全中心等新老保守派智库对华认知往往带有更鲜明的消极性和对抗性，大肆炮制反华言论，持续抹黑中国形象，严重影响国际受众的对华认知。 从研究的主题来看，2022年美国对当代中国问题的研究同现实问题的结合更加紧密，凸显了较强的政策导向性，既有对前几年热点议题的延续，也有因形势变化激发的新议题。总的来看，美国对华政策仍旧是美国学界持续关注的热点议题，学者们重点围绕美国的对华接触政策是不是失败了、当前的对华强硬政策是否有效等议题展开了探讨。此外，美国学界对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予以了密切关注。在中国发展方面，美国学界对中国国内经济、政治、外交领域的发展情况，尤其是对进入新时代以来各领域呈现出的新特点和新变化予以了重点关注。 从对华总体认知来看，美国学界对华认知呈现总体认知趋同、具体议题认知趋异的多元图景。在美国对华战略方面，美国学界总体上认同对中国采取以竞争为导向的强硬战略，但在实施方法、策略等具体的战术层面存在不同程度的分歧。一方面，“美国对华接触政策失败论”“对华全面脱钩论”等论调仍占有较大市场；另一方面，也出现了不少反思美国对华政策的理性声音。以白洁曦、何瑞恩、迈克尔·马扎尔、黎安友为代表的学者反对“全面遏制”“围追堵截”式的对华政策，认为这种“条件反射”式反华和“政治正确”指导下的强硬政策不仅将中美两国推向战争的边缘，也不利于美国自身的长远发展。在他们看来，竞争只是手段而非目的，主张应基于美国长远利益制定目标明确、前后一致的对华政策，而不是对中国的行动做出简单被动的应对，更不应成为国内政治纷争和两党博弈的筹码。 总的来看，在中美关系跌宕起伏的2022年，美国对当代中国问题的研究依旧延续了近年来的繁荣发展态势，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其中，既有相对理性客观的认知和判断，也有基于冷战思维和意识形态偏见的误读误判。美国学界秉持的立场、观点、态度对于美国政府制定外交政策特别是对华政策，引导国际对华舆论走向都有着重要影响。因此，应及时跟踪梳理相关研究动态，把握美国学界对当代中国的复杂认知，为引导美国学界更全面、更客观地看待中国，为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提供有益借鉴。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