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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观礼制发展史，经由夏商两代近千年的酝酿与发展，礼制在西周进至高度发达阶段，及至春秋战国时期，方因过于繁复而渐趋崩坏，《论语》中所记载的“八佾舞于庭”“三家者以雍彻”“禘自既灌而往”等乱象都是失礼的典型表现。透过种种的表面现象，孔子看到了失礼乱象背后隐藏的道德危机，也就是内在道德精神的隳堕与统一价值观的失序问题。然而，面对礼乐制度流于形式主义，孔子依然抱持着一种“天之未丧斯文”（《论语·子罕》）的使命感，终其一生孜孜矻矻、奔走呼号，极力想要改变当时世道衰微、纲纪废弛、道德隳堕的状况。 一、“人而不仁，如礼何”：孔子对周代礼仪制度的反省 众所周知，孔子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孔子言“礼”却可得而闻。《礼记·礼运》记载了言偃向孔子请教“礼”的问题，言偃问：“夫子之极言礼也，可得而闻与？”孔子答：“我欲观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征也，吾得《夏时》焉。我欲观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征也，吾得《坤乾》焉。《坤乾》之义，《夏时》之等，吾以是观之。”孔子在不断向三代文明溯源的过程中考察古代礼仪制度，夏商时代的“礼”因太久远而不可考，孔子只得诉诸《坤乾》《夏时》窥探礼的遗迹。周代“礼制”继承了夏商两代文明精华而愈加强调人文精神，儒家思想亦是承袭西周礼乐文明而来。 孔子对周礼心驰神往，也曾向弟子表露过“吾从周”的心意。但是，孔子所向往的仅仅是周代的礼制吗？孔子的礼学思想重点完全在于古礼溯源、复兴古制吗？当我们回归《礼记》《论语》等经典文本，我们不仅可以看到孔门礼学对于夏商周三代因革损益下的礼制的总结与反省，还可以从孔子对“礼”的诠释和阐发中，发现孔子在更高层面上对“礼”的道德性与内在性的强调，也才能真正明白孔子所强调的“礼乐在己”的真实内涵。  曲阜周公庙“制礼作乐”牌坊 随着礼制的日渐成熟、繁复，对外在礼节、礼仪的过度强调和关注，也带来了一个必然结果，那就是礼乐制度日趋流于形式，礼本身所内在蕴含的精神道德意涵也渐趋隐而不显。在孔子的时代，当时的上层贵族有的早已不甚熟悉那些繁缛的礼节，有的更是不堪礼制束缚而直接僭越不守，对他们而言，礼乐早已失去原本意义而流为虚伪的形式。由此可知，礼发展得越成熟完备，越要当心礼的精神性的旁落，防止礼被过度工具化、手段化。孔子曾多次感叹“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是可忍孰不可忍”（《论语·八佾》）。孔子清醒地意识到外在礼节的局限性，只有形式而无内在精神支撑的礼乐就如同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对生命毫无意义，只是徒具外在形式的仪节。 此外，孔子还屡屡强调“礼之本”的重要性，认为“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论语·八佾》）。正如丧礼重要的不是铺张而是悲戚之心，礼仪如果失去了作为本质的真实情感，那么礼仪的存在又有何意义？礼仪作为人情的表达方式，孔子还认为“礼”最重要的精神在于“义”。《论语·卫灵公》讲“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礼记·礼运》亦云：“礼也者，义之实也。协诸义而协，则礼虽先王未之有，可以义起也。”礼仪的实践，目的在于使人情有恰当适宜的表达。礼之恰当适宜，不应该被理解为是某种消极的约束制约，而应该是一种道德自觉的判断与实践，因此，当时空变异、物换星移时，礼仪随之权变也是势所必然的。 又如，孔子弟子颜回去世时，门人欲厚葬，孔子虽然悲痛欲绝，却仍说“不可”“回也，视予犹父也，予不得视犹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论语·先进》）。孔子之所以反对厚葬，根本原因还是在于礼之本，孔子认为“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显然，在孔子那里，礼在本质上是与人情相通并传达感情的，如若为外在的礼节所束缚，则失去了本来的精神意义。 孔子对礼制的检讨并没有停留在制度表面，而是进一步反思礼崩乐坏的问题症结在于人心内在的道德问题。在这个基础上，孔子“损益三代而至仁义之点醒”（牟宗三：《名家与荀子》），用“仁”来统摄“礼”，在重新阐发礼的道德义涵的基础上，使“礼”的生机在突破制度桎梏后得以重新焕发。 二、“克己复礼为仁”：孔子对礼内在“精神”的重新阐释 孔子用“仁”来点醒和重新彰显“礼”的内在精神意义。不论是《论语·颜渊》中所讲的“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还是《论语·八佾》中所云的“人而不仁，如礼何”，说的都是礼仪践行的关键意义在于仁的展现，而不只是形式意义的礼仪行为。“克己复礼”本是一句古语。《左传·昭公十二年》中记载：“仲尼曰：古也有志：‘克己复礼，仁也。’信善哉！楚灵王若能如是，岂其辱于乾溪？”孔子此处引古语并非单纯想要复归周礼，而是带有强烈的社会关怀和担当，借古礼发“思古之幽情”，行道德呼唤之实。孔子讲“仁”的意义不仅在于其对道德自觉的强调，更在于在此基础上对“礼”精神性意义的重新点醒和凸显。  泰安岱庙“天下归仁”匾额 在孔子那里，仁与礼是相辅相成、相互成就的。“人而不仁，如礼何”与“克己复礼为仁”展现了仁德的两个方面内容：一方面，“礼”的实践需要以仁心为根本，如此一来，作为行为规范的礼就不是虚设或强加于自身的制度，换句话说，礼的外在制度所建立的秩序合法性来源于仁心，而不是外在约束力；另一方面，礼制的存在亦在于规范行为、克制私欲从而呈现德性本我。换言之，所谓的“摄礼归仁”，意指践礼的同时就是仁心的朗现，仁心的发动自然体现了礼仪的行为。 孔子认为，礼仪制度的根源本就应该由内在的仁义为本质开展出来。也正是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孔子反思春秋时期之所以演变成“天下无道”（《论语·季氏》）的局面，问题不在于周代礼乐的“制度”，而在于“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这一乱象的根本原因在于人们遗弃了礼的道德内涵，“礼”甚至沦为贵族阶层维护地位与扩充权力的政治工具。是故在《论语·阳货》中，孔子对于礼乐的形式主义做出了严厉批判：“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内在于玉帛、钟鼓的精神意涵，才是礼仪所存在的关键意义，如果礼被限缩成为一套约束与操弄人类社会关系的僵化制度，那只能是一出“失其义，陈其数”（《礼记·郊特牲》）的形式表演。 面对田间“辟世之士”对孔子为世人奔波的质疑，孔子感叹：“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论语·微子》）孔子想要告诉我们，人存天地间，并非鸟兽等自然意义之存在，更是伦理意义上之存在。仁义之展露和施行，才是人禽之差别所在。牟宗三先生曾讲：“礼乐要有真实的意义、要有价值，你非有真生命不可，真生命就在这个‘仁’。所以仁这个观念提出来，就使礼乐真实化，使它有生命，有客观的有效性（ObjectiveValidity）。”（《中国哲学十九讲》）孔子对于“仁”的点醒和彰显是在反思“礼崩乐坏”之历史背景下产生的，是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反省和认识。 三、孔子礼学思想的深远影响及当代价值 孔子对于“礼”之精神的阐发，不仅丰富了礼的内涵，同时也使“仁”被后世奉为外在礼制和行为的圭臬。孔子的礼学思想不仅深刻影响了后来孟子、荀子的思想路线，同时也奠定了儒家的思想理论基调，“仁”成为儒家的根本精神和终极蕲向。也正是孔孟等儒者的传承和发扬，“诗书礼乐”的文化传统才得以接续发皇，中国礼乐文明的千年传统才得以形成。2000多年来，无数的思想家、政治家都主张以礼修身、以礼治国，来达到教化民众、巩固统治的目的。  《圣迹图·杏坛礼乐》 着眼当下，孔子对于礼制的反省，对于内在仁心的强调，依然让人们获得安身立命的依据，同时也对当下社会的制度建设和制度改革有重要意义。根据前文，我们可以感受到，在孔子那里，形下的制度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礼乐制度所承载的精神内涵，是人内在的“仁心”。如果只是一味遵循礼制而忽略其中的道德意涵，无法以内在的仁义之心与礼制相呼应，那么，礼乐将变质为束缚人类的僵化体制，人类实际上成为“礼”的附庸，这也是孔子想要一再提醒我们的地方。反观历史，古往今来制度的僵化都必然会带动思想史的变革，魏晋名士的越名教任自然、宋明理学对先秦经典心性之学的补充、陆王心学对理学的反拨与修正，以及明清学人对于情欲的渐趋肯定，实际上都是对礼学、儒学发展的形式化、表面化的反省，由检讨而产生反省，由义理反省进而再推动思想发展的前进突破。这也启示我们，当下在不断推动制度完善的同时，仍需要借鉴孔子礼制思想的基本精神，不能忽略对制度背后所承载的人文精神的强调和凸显。只有制度与精神两者互济并举，才能在加强道德教化和文明教育的同时，真正实现礼乐“人文化成”的作用，也才能进一步推进我国制度建设的健全和完善，助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发展进程。 作者系上海市委党校哲学教研部讲师，复旦大学哲学博士，研究方向为中国哲学。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