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重新发现孔子 之所以说“重新发现”，是因为耳熟能详，自以为不用发现——我们都自以为认识了孔子，看清了孔子，理解了孔子。其实，哪怕天天读《论语》的人，也有可能完全不认识孔子，不知孔子是谁。他们所理解的孔子，常常是被遮蔽、被侮辱、被平庸化、被污名化了的孔子——简言之，那不过是他们心中臆想的“假孔子”！有人就是靠着对“假孔子”的曲解和抹黑，出了书，当了教授，成了所谓文化名人。对于孔子，大多数人停留在中小学教科书或网络的认识水准上，即所谓“三家一人”说。“三家”即孔子是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政治家，“一人”即儒家学派创始人。这样的理解不能说全错，却毫无温度和情感，全无“了解之同情”，更无“温情与敬意”。这样的贴标签式的理解完全属于道听途说、人云亦云，只是一个“事实判断”，却不是一个“价值判断”，其结果是不仅无法拉近我们和孔子的距离，反而会使我们与孔子渐行渐远。 2017年9月28日，我应山东卫视的邀请，担任全球祭孔大典现场直播的学术嘉宾。在曲阜的万仞宫墙上，当主持人问我“心目中的孔子”是怎样的时，我的回答也用了三个“人”字——圣人、恩人、亲人。  刘强先生在2017年祭孔大典直播现场 首先，孔子是中华民族的“圣人”。如果要加个限定，孔子就是“只能有一，不能有二”的圣人。孔子之前，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皆为圣王，唯有孔子，乃一介布衣，他是通过自身的努力，十五志学，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六十耳顺，七十从心所欲不逾矩，最终达到了“以人合天”“天人合一”的圣者境界，并建构了儒学的“道统”。 孔子晚年曾说：“吾道一以贯之。”“人能弘道，非道弘人。”“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又说：“朝闻道，夕死可矣。”可知在孔子心中，有一个“以不变应万变”的大道在。这个道，即人所当行之道——仁义之道、中庸之道、君子之道、圣贤之道。然而，正所谓“知德者鲜矣”，真正能明此道的人，可谓“多乎哉？不多也”。所以孔子又曾自叹：“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从这话也可以看出，颜回去世之后，孔子举目四顾，天下之大，弟子之众，竟再无一个知音——那就只有寄希望于“天”了！ 我的体会是，想要真正理解孔子、明白其何以为圣人，绝非易事，不仅需要知识、需要情感、需要生命体验，更需要智慧。换言之，仅靠聪明和学问还真不足以知孔子！所以，子贡、宰我、有子、子张诸弟子，虽然没有一个不聪明，但他们差不多都是在孔子去世之后，才仿佛经历一场“精神地震”，恍然意识到孔子的伟大，并纷纷感叹： 子贡曰：“学不厌，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圣矣。” 宰我曰：“以予观于夫子，贤于尧、舜远矣。” 子贡曰：“自生民以来，未有夫子也。” 有若曰：“……圣人之于民，亦类也。出于其类，拔乎其萃。自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也。” 孟子曰：“……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孟子·公孙丑上》） 其实，孔子不仅把希望寄托给了天，也把道统的一线命脉传递给了后人，也即“后死者”。而“后死者”中，第一个全面认识到孔子圣德的不是别人，正是孟子。孟子没有得到过孔子亲炙，完全是从经典和传说中感知孔子，但他最终得出了结论： 孔子，圣之时者也。孔子之谓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声而玉振之也。（《孟子·万章下》） 孟子的这一论断证明圣学之道统确实存在。孟子之后，历朝历代真有智慧和觉悟的读书人，无不确信并证明了此一道统的真实无妄。这些人都有一个感动人心的“共名”——圣人之徒。 所以，孔子是不是圣人，这个问题在你追问时便有了答案。“圣人”这顶桂冠，绝不是孔子自封的（孔子自称“若圣与仁，则吾岂敢”），也不是哪个帝王颁发的，而是“后死者”或者说是历朝历代那些认识了“真孔子”的读书人和士大夫们公认并且追认的！那些诋毁孔子，说孔子的“圣人”称号是其弟子哄抬出来的人，怎么不想一想：为什么是孔子而不是其他人被弟子誉为圣人？或者说，为什么你的学生不把你“哄抬”成圣人呢？  孔子像 说孔子是圣人，不仅因为其集智、仁、勇“三达德”于一身，达到了“即凡而圣”“参赞天地”的“内圣”境界，还因为其立德、立言、立功，在精神和文化的世界中实现了真正的“外王”。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孔子乃是中华道统的奠基者，正是他建构了仁礼并重的价值体系、内圣外王的治理之道、中和兼美的道德文明。有人说，孔子是个彻底的失败者，他周游列国、干谒诸侯，就是为了“找工作”。这真是20世纪以来最大的“胡说”！要知道，孔子立的不是一时一代之功，而是千秋万代之功。所以司马迁才说：“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当时则荣，没则已焉。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史记·孔子世家》） 其次，孔子是中华文化的恩人。“恩”从何来呢？我以为，主要在于孔子是中华“学统”的开创者，他晚年删《诗》《书》、定《礼》《乐》、赞《周易》、修《春秋》，中华学术文化之全体大用，无不自“六经”中开出。所以民国学者柳诒徵说：“孔子者，中国文化之中心也。无孔子，则无中国文化。自孔子以前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传；自孔子以后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开。”（《中国文化史》） 孔子就好比中华文化长河上游的一个“蓄水池”，他把上游的河水蓄积存放，然后源源不断地输送给下游，使这条文化的长河滔滔滚滚、永不干涸！这不是恩人是什么？孔子不仅奠定了“道统”和“学统”，还兴办私学、广收门徒、有教无类，让更多贫寒人家的子弟享受了教育的“机会平等”，改变了教育为官方垄断的历史。孔门三千弟子，身通六艺者七十二人，孔子的教育成就古今中外罕有其匹。如此伟大的贡献，岂是一个“教育家”的称号所能了得？ 今天，一些受百年西化思潮影响的人，对于中华传统文化，常常喜老庄、贬孔孟，或者崇佛老、斥儒家——他们以为世人认同儒家，那么反儒家就是一种进步和革命，甚至是一种时髦。我认为，文化不仅是知识系统，还是价值系统，同时还是信仰系统。知识人不等于文化人——只有被文所化并能以文化人的人，才配称作文化人。一个文化人并不在于他学了多少知识，而在于他对滋养自己的文化有一种信念，并能把这种信念转化为行动，从而去传承并更新这种文化，为其不绝如缕地存续于天地之间，略尽一己的绵薄之力。我不反对有些人以“知识人”自居，并对研究对象怀有一种类似“科学主义”的求真态度，但我更希望自己成为一个“文化人”、“价值人”和“信仰人”。陈寅恪先生说得好： 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 当年王国维先生投湖自尽，正是他所信仰的文化开始衰落，他的信仰破灭。很多人以为他的死是“殉清”，我却以为是“殉道”。这一种带有哲学意义的死亡，不是一般“知识人”所能了解的。  王国维像 最后，孔子是中华百姓的亲人。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孔子标举和弘扬的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等价值观念，深入人心，泽被后世，影响世世代代、千家万户，已经成为“百姓日用而不知”的人伦大道。孔子对孝道的伦理设计，以及诗教、礼教、乐教等教化体系的建构，追本溯源，归根结底，皆奠基于作为中华传统文化之始基的“人禽之辨”。我写过一篇题为《“人禽之辨”：中华传统文化之始基》的论文，认为中华文化之所以有别于西方，就在于两种文化价值起点不同，西方文化主张“神人之辨”，而中华传统文化则奠基于“人禽之辨”。有了这种“以人为本”的价值系统，才使中国人有了朴素而又坚实的自我确信，也使得中华文明得以绵延不绝，生生不息，即使经历再大劫难，也能自我修复、浴火重生！我常想，父母给了我们肉体的生命，把我们抚养成人，我们知道“亲”；而像孔子这样的圣人，给了我们文化的慧命，让我们找到安身立命的根基，我们为什么不知道“亲”呢？ 孔子还和他最喜爱的高徒颜回共同奠定了“师道尊严”，为一个注重“血缘”的民族开启了尊崇“学缘”的崭新时代。颜回死后，围绕颜回的丧事应该怎么办理，孔子和其弟子以及颜回的父亲颜路有过多次交流，最终是将师徒关系与父子关系做了一个非常精妙的“等价代换”。从此以后，“学缘不亚血缘亲”“师徒情深胜父子”，师者作为一个人智慧的启蒙者，得以和“天地君亲”并列，进入中国人的价值系统和祭祀活动。这是多么伟大的贡献！孔子不是中华百姓的亲人又是什么呢？ 有人问：当代中国需不需要孔子？我的回答：不是需要，是太需要了！而且，不仅在中国，甚至再扩大一点，在整个“汉字文化圈”，论文化影响力和精神感召力，没有一位文化人物能真正超越和替代孔子！我们看看梁启超在他未完成的《世界伟人传》中是如何评价孔子的： 吾将以教主尊孔子。夫孔子诚教主也，而教主不足以尽孔子。教主感化力所及，限于其信徒，而孔子则凡有血气，莫不尊亲。举中国人，虽未尝一读孔子之书者，而皆在孔子范围中也。…… 吾将以教育家尊孔子。夫孔子诚教育家也，而教育家不足以尽孔子。教育家之主义及方法，只能适用于一时代、一社会，而孔子之教育，则措四海而皆准，俟百世而不惑也。…… 吾将以学问家尊孔子。夫孔子诚学问家也，而学问家不足以尽孔子。学问家以学问故而成家，而孔子则学问之所出也。 吾将以政治家尊孔子。夫孔子诚政治家也，而政治家不足以尽孔子。食政治家之赐者，不过一国……不过百年，而孔子之因时的政治，可以善当时之中国，可以善二千年迄今之中国。 梁启超先生一生多变，但始终都抱持着一种真儒家的淑世情怀。他对传统文化始于怀疑和批判，最终却又肯认和回归。他对孔子的这种饱含情感的判断，是慎思明辨后的结论，而且出自真心，故而令人动容。  梁启超像 说孔子是圣人，并不是神化孔子，恰恰是为孔子正名和归位。因为孔子为所有人做了最好的榜样！正如法国思想家伏尔泰所说： 我读孔子的许多书籍，并作笔记，我觉着他所说的只是极纯粹的道德，既不谈奇迹，也不涉及玄虚。……他谦虚地探索，让人不要迷失于世界，让精神被理性之光照亮，他只用智者的身份说话，而不是站在先知的角度，然而我们相信他，在他自己的国家也是这样的。 总之，孔子一生好学不倦，勇猛精进，自强不息，超凡入圣，为后世确立了圣贤可学而至的高标懿范，感召千秋万代，至圣先师、万世师表之谓，良有以也。孔子不是神，而是圣——而圣，首先是人。信神，是他信，是向外找力量；信圣，是自信，是确信人可以自带光芒、自我给力，是向内找自信！ 那些批判孔子的人，不仅是“智不足以知圣人”，“学”也不足以知圣人。他们忘了，孔子代表的不是“势统”而是“道统”。真正的儒家思想，一向都有“道尊于势”“从道不从君”的传统。历代帝王“尊孔”，不管真也好、假也好，无不是体现其“尊道”，是为了给自己打下来的江山建立合法性。所以，孔子被历代帝王所尊崇，不是孔子的错。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坏人也需要阳光，难道阳光被坏人利用了，就是阳光与坏人同流合污吗？这是什么逻辑呢？不是强盗逻辑，也是霸道逻辑！这种混淆是非的逻辑，有学者将其戏称为“荆轲刺孔子”——某些批判家，不敢向秦始皇开刀，只好拿孔子撒气，这已足见其可笑！而不论其多么诋毁孔子，都不能损孔子伟大之一分，这又足见其不自量了。 二、激活《论语》智慧 《论语》是一部什么书？其实也常常语焉不详，众说纷纭。或曰《论语》是一部儒家经典，或曰《论语》是一部道德说教的书，又或曰“半部《论语》治天下”。更“有趣”的说法是：《论语》是一部语录体散文作品。这一种说法不禁让人失笑。 我的观点是：《论语》不是一般的书，而是“经”，或者干脆说，《论语》就是中国人的经典。20世纪以来，受新文化运动影响，中国学术界经历了一场“去经学化”“去神圣化”的思想运动，将“经学”降格到文学，将孔子由圣人降格到诸子。这样的一种“降格”运动看似革命、进步，实则是颟顸无礼，本身是没有文化的表现。因为这样一来，古代的经典便成了一堆可供研究的故纸堆和死材料，而将经典的智慧拦腰斩断，甚至荡涤殆尽了。中国传统文化于是乎“花果飘零”了。 我曾在《名作欣赏》发表过一篇文章，题为《误读〈论语〉多少年——〈论语〉读法浅说》，其中谈到理解《论语》的四个前提： 第一，当明《论语》实为吾国第一部私家撰述，开启了六经之后“述作并举”的一个崭新时代。换言之，《论语》不仅不是通常所说的教条，反而是对一切教条的疏离与反叛。 其次，当明《论语》绝非杂乱无章之大杂烩，而实为一纲举目张、首尾一贯、次第清晰、张弛有度的精心结撰之书，甚至是一“牵一发动全身”的“学术生命体”！ 第三，还当明白《论语》非知识性文献，实乃吾国道统及价值体系建构之真实律动，充满“极高明而道中庸”的圣贤智慧，既有隐而不显的本体论观照，又有“下学上达”“一以贯之”的修养功夫论。可以说，《论语》从头到尾充满了生活阅历、情感经验和价值判断，绝不像有的人所说，是一堆可供学者研究的僵死的文献记载和历史材料！简言之，《论语》是一部生命之书、悦乐之书、自信之书、君子之书和实践之书。 第四，也是对现代读者至为重要的一点，那就是读古代经典，切勿先入为主，以今律古，而失去读书人本该具有的“虚心切己”的态度和“转益多师”的美德。 基于上述判断，我在解读《论语》时，试图在前人的基础上有所突破，追求在文本细读、吃透元典的基础上，尽量完成从体认到体悟、从体悟到体贴、从体贴到体证的诠释过程。 那么，怎样激活《论语》的智慧呢？我以为，仅靠语言学和文字学的知识是不够的，还必须引入心灵史、精神史、生命史、思想史乃至人类学等的视角和方法以为奥援，方可触及和激活《论语》或者说一切经典的智慧。例子实在太多。比如，对“朝闻道夕死可矣”的理解，对“攻乎异端，斯害也已”的解读，对“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发掘，对“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新说等，我个人都有一管之见。尤其是对《论语·微子》篇“不仕无义”一句的理解，我觉得以前的理解都有问题，很多学者都把这句译作了“不做官是不对的”，我在《论语新识》中亦作“不仕无义之邦国”，尽管稍稍推进了一步，但还是未尽如意。为此，我曾写文对此进行了详细的研讨，认为“不仕无义”是“隐居废义”的意思，彰显的是儒学“君臣之义”既有仕进也有隐退的内涵，而并不只是有些人理解的“做官冲动”！（详参拙文《〈论语·微子篇〉“不仕无义”新诠——兼论儒学“君臣之义”的人学意涵与现代价值》）  《论语新识》书影 我觉得，今天很多人对儒学和孔子的误解，其实是长期以来传统话语“失语”的结果，也是经典翻译通俗化的结果。这使我们一叶障目、坐井观天而不知乾坤之大、天地之宽。更何况，有些人读书不是为了吸取营养，而是为了“反思和批判”，为了“挑刺”和“显摆”，好像古代那么多一流人物都不如他，都是被孔夫子欺骗了似的。这不仅是对自己的不自信，更是对历代文化学者智商的侮辱！ 三、守住儒学根脉 说到儒学，我其实是“卑之无甚高论”的，因为我本来的专业是古代文学。也许是冥冥中有这么一种缘分，让我走进儒学的园地中，并发现“风景这边独好”。《诗经·郑风·野有蔓草》云：“邂逅相遇，适我愿兮。”以此来表达我与《论语》的缘分，可谓恰如其分。 与西方文化重哲学思辨与逻辑推演不同，中华文化更看重躬行践履与生命印证。中华文化念兹在兹的是一个“道”字：知道、闻道、悟道、体道、求道、行道、传道、弘道、达道，不一而足。而儒学的全部学问不离一个“人”字，故儒道者，亦可谓人道也。儒学之最终目标，是要解决人生的种种问题，故“立己立人”“达己达人”“成己成人”“爱人亲仁”，即理想人格的不断完善与现实人生的全部实现，才是儒学最初也是最高的终极理想。 因此，儒学者，“人学”也，虽“百姓日用而不知”，而又“不可须臾离也”。儒学不是执着名相、概念和逻辑的纯粹知识论体系，而是一整套涵容天人、沟通彼我、格致诚正、修齐治平的修养论、工夫论和实践论，故其特别强调躬行践履、身体力行，学问思辨之外，更落实在“笃行”上；“致良知”之外，更注重“展良能”。儒家的学问和工夫，最终指向的是一个人道德生命的圆满、人格精神的挺立、仁德智慧的涵融无碍。 我在《论语新识·自序》中引用了前辈学者徐梵澄先生在《孔学古微·序》中的一段话，他说： 过往的历史显示出中国人非常保守，在某种程度上完全可以说，中国人之所以能够战胜所有内乱和外侵，主要是因为在2500年的历史中我们一直坚守着儒家的道路。公元6世纪上半叶，曾经有人试图用佛教统治一个大帝国，但是失败了。除此之外，道家是这个民族思想中的巨大暗流，但从未显著地浮上过表面。……流行的观念认为儒学在本质上是世俗的，或以为儒学仅为一堆严格的道德训诫或枯燥的哲学原则。事实却恰恰相反，儒学在本质上是极具精神性的，亦有难以逾越的高度和不可测量的深度，有极微妙精细处乃至无限的宽广性和灵活性，甚或遍在之整全性。 儒学，并非高头讲章，而是守先待后、躬行践履的生命学问。陆放翁诗云：“古人学问无遗力，少壮工夫老始成。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王阳明亦云：“只说一个知，已自有行在；只说一个行，已自有知在。……某今说个知行合一，正是对病的药。” 儒学，更是“百姓日用而不知”的人需之学，其良知良能、全体大用，真可谓放诸四海而皆准，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者也。 儒学，又是大人之学、君子之学。《礼记·中庸》说“故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温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礼”，盖此之谓也。 儒学的刚健与仁厚、理性与诚敬、通达与包容、变革与批判、精进与坚守，皆非一时、一地、一人、一家之所独有，而应该也一定会薪火相传、继往开来、永垂不朽！（参见《论语新识·自序》） 要深入理解儒学，梁漱溟在《孔子学说之重光》一文中所说可以参看。他说：“孔子的学问是最大的学问，最根本的学问。——明白他自己，对他自己有办法，是最大最根本的学问，我们想认识人类，人是怎么回事，一定要从认识自己入手。”梁先生甚至认为，孔子的学问就是“自己学”——有关自我的学问。最后他说：“孔子学说的价值，最后必有一天，一定为人类所发现，为人类所公认，重光于世界。”（《乡村建设》第4卷第5期，1934年9月16日） 最后，我还想谈谈“儒学”与“学儒”的关系问题。今天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学颇有“复兴”之势，很多人对儒学趋之若鹜。但我发现，“儒学”与“学儒”的张力日益明显。也就是说，有一些人只是“研儒”，即研究“儒学”，却并不“学儒”。其人与其文仿佛两张皮，知行脱节，这难免让人大跌眼镜。有的儒学研究者固守一隅，排斥异见，背离了孔子“和而不同”之教；还有的学者，曲学阿世，随行就市，甚至跟风自售，摇尾乞怜，完全背离了儒者应有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些情景真实发生在周遭，以致引起大众对儒家群体的“莫名其妙”，然后“敬而远之”，也就不奇怪了。 在“儒学”和“学儒”方面，近现代出来的一批学者，如陈寅恪、吴宓、熊十力、钱穆、唐君毅、梁漱溟诸先生，都值得我们学习。尤其是他们独立不移的精神，堪为后生榜样。吴宓先生曾在日记中写下这么一段自白： 但在我辈个人如寅恪者，则仍确信中国孔子儒道之正大，有裨于全世界，而佛教亦纯正。我辈本此信仰，故虽危行言殆，但屹立不动，决不从时俗为转移。彼民主党派及趋时之先进人士，其逢迎贪鄙之情态，殊可鄙也。（吴学昭：《吴宓与陈寅恪》） 只知研究“儒学”却不知“学儒”为何物的专家学者，是很难做到陈寅恪、吴宓先生那样“屹立不动，决不从时俗为转移”的。  《吴宓与陈寅恪》书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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