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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前人对李贽《四书评》的真伪争议颇多，但尚无定论。将其与梁知（即叶昼）的《四书眼》对比，发现有多达60余处雷同，而且《四书评》往往暗用《四书眼》引文而抹去姓名，这说明《四书评》抄袭了《四书眼》，由此可断定其作者绝不可能是李贽，从而使这一公案得以定谳。两书都引用了较多杨起元、周汝登、顾宪成的观点，而此三人正是梁知所尊为师者，由此推测二书很可能都是梁知所作。梁知可能先作《四书眼》，然后取其精要又作《四书评》，但《四书评》先出，而《四书眼》后出。《四书评》虽是一部伪书，但它首次把四书作为文学评点的对象，丰富了四书学的内涵，也具有一定的文学价值。 关键词：李贽；《四书评》；《四书眼》；辨伪；叶昼 关于署名李贽的《四书评》（以下除标题及引文外皆简称《评》）一书的真伪问题，曾引起长期而广泛的争论，但至今尚无定论。“文化大革命”期间，李贽被当作法家思想的代表人物，所以《评》也被认为是李贽的一部尊法反孔著作。其后，崔文印等学者对此书真实性提出质疑，但更多学者则坚信此书为真。20世纪90年代以后，由于没有新证据和新材料，争论渐趋平息，真书说占据上风，甚至很多学者干脆忽略对真伪问题的考辨，而直接将其当成李贽的著作进行研究。李贽作为晚明重要的思想家，辨明其著作的真伪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本文试图从学界关注甚少的《四书眼》（以下除标题及引文外皆简称《眼》）一书入手，通过考察其与《评》的关系，来重新审视这一问题。 一、《四书评》真伪问题讨论回顾 前人对《评》的真伪问题可以归纳为三种观点，即伪、真、难以断定。 第一种观点，认为此书是伪书，实出无锡人叶昼之手。生活于晚明的盛于斯在《休庵影语》中说：“又若《四书眼》《四书评》、批点《西游》《水浒》等书，皆称李卓吾，其实皆叶文通笔也。”稍晚的周亮工（1612—1672）也说： 叶文通，名昼，无锡人，多读书，有才情。留心二氏学，故为诡异之行，迹其生平，多似何心隐。或自称锦翁，或自称叶五叶，或称叶不夜，最后名梁无知，谓梁溪无人知之也。当温陵《焚》《藏》书盛行时，坊间种种借温陵之名以行者，如《四书第一评》《第二评》，《水浒传》《琵琶》《拜月》诸评，皆出文通手。文通自有《中庸颂》《法海雪》《悦容编》诸集，今所传者，独《悦容编》耳。文通甲子、乙丑间游吾梁，与雍丘侯五汝戡倡为海金社，合八郡知名之士，人镌一集以行。中州文社之盛，自海金社始。后误纳一丽质，为其夫殴死。文通气息仅属，犹鸣冤邑令前，惜乎无有白其事者。侯汝戡言，其遗骸至今旅泊雍丘郭外。 周亮工也认为《评》出自叶昼之手。由于盛、周二人生活年代距《评》成书时代非常接近，故以上二则材料成为伪书说的主要依据。《四库全书总目》子部《疑耀》七卷提要承其说云：“相传坊间所刻贽《四书第一评》《第二评》，皆叶不夜所伪撰。”但伪书说后来不甚流行。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崔文印先后撰写了两篇文章，论证《评》非李贽所作，而是叶昼伪托，除了依据盛、周之言外，还提出三点论据：第一，叶昼曾从学于顾宪成，而《评》中个别观点和语句显然来自顾宪成。第二，从语言风格和思想倾向看，此书对四书以赞美为主，不符合李贽批判的思想性格。第三，刊刻于万历四十年（1612年）的《樗斋漫录》引用的叶昼之语，见于《评》正文。日本学者佐野公治差不多同时也关注到了此书的真伪问题，他认同崔文印的伪书说，又提出了新的证据，他考证出《评》中引用的周汝登之语所在原书刊行于李贽死后，故《评》不可能出自李贽之手。叶朗则从《评》称赞饮酒一事出发，认为李贽不喝酒而叶昼好饮酒，故此书作者是叶昼而非李贽。 第二种观点，认为此书并非伪书，确是李贽所作。这是明清以来比较通行的看法，侯外庐先生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针对四库提要说：“我们所见的《四书评》一书，并无所谓第一评、第二评等称谓，而精神内容、文字风格与李贽其他著作吻合，提要仅指为相传系叶所伪撰，可能即本周亮工之说，并未确证。因此，仍定为李贽的著作。”在崔文印重新提出伪书说后，不少学者对其进行了反驳。朱宏达、罗永吉分别从张岱《四书遇》、蕅益智旭《论语点睛》对《评》有较多引用出发，认为此书为真的可能性较大。刘建国、任冠文都认为盛、周之言不可信，而且《评》的思想、文字风格都与李贽并不抵牾，故此书并非伪书。张昭炜撰《〈四书评〉平议》一文，系统反驳了崔文印的观点，认为盛、周之言不可信，由于《樗斋漫录》刊刻晚于《评》，其中的叶昼之语也可能是叶昼暗自引用《评》中的话；与顾宪成的相似之语也可能是顾宪成引自《评》。该文还认为《评》所体现的真、活、病与药等评点特征与李贽童心说一致，《评》尊孔的思想风格与李贽晚年著作《道古录》一致。近又有王传龙《〈四书评〉〈四书眼〉的真伪问题及思想渊源》一文，除了反驳了李贽伪书说的几项论证，又从李贽、杨起元、叶昼有密切师承关系的角度，来解释《评》与《眼》个别词句的一致性问题。总体来说，近年来真书说占据上风，有不少李贽研究者直接将此书作为李贽的著作进行研究。 第三种观点，认为此书真伪难定，主张存而不论。约刊刻于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的《删补四书微言》中就说：“……其它若《四书评》《四书眼》等书，真赝不必尽核，理趣互有发明，今皆参入。”今人牛鸿恩认为《评》与李贽思想有一致的地方，但也存在更多抵牾之处，并举了大量的例子，但他仍不敢断言此书为伪，而主张存疑。 可见，前人对此问题的讨论虽然很多，但未能得出一致的结论，其最主要的原因受资料限制，仅围绕盛于斯、周亮工只言片语展开讨论，其余对《评》思想、风格的探讨又太过主观，难成定论。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本文通过引进《眼》这一新材料，将有助于把此问题的研究再推进一步。前人的讨论虽然涉及《眼》，但没有作全面考察，例如崔文印仅据《眼》卷首凡例，认为《评》与《眼》都是叶昼伪作，佐野公治仅初步考察了二书合编本《评眼》的版本情况，王传龙虽注意到了《眼》，但所关注的内容未超出前人言及的范围。 二、《四书眼》一书概况 《眼》一书共十九卷，《大学》《中庸》各一卷，《论语》十卷，《孟子》七卷，湖北省图书馆、日本静嘉堂文库、美国哈佛燕京图书馆有藏，其中，美国哈佛燕京图书馆网站公布了扫描本。据哈佛本，此书卷首有万历丙申（1596年）杨起元序、万历辛亥（1611年）萧孔誉序、无知子《四书眼凡例》三则、万历辛亥梁知《四书眼纪事》以及《四书眼姓氏》。正文先以篇为单位抄录经文，然后罗列“论”若干条，讨论经文要点，如《大学》篇后有“论在明明德”等39条，《论语·学而》篇后有“论说乐君子”等7条。书中还有不少眉批、夹批和尾批。 据卷首资料，知此书作者梁知，又称梁无知，南阳人，批点者为杨起元、叶文通。关于梁知其人，前引周亮工语认为是叶昼的托名，学界对此没有异议。叶昼生平诡秘，多以假名示人，但假名也往往暗含其真实身份，如叶不夜，不夜即昼。梁溪为无锡之别称，叶昼常自署名“梁溪文通子叶昼”，梁知以“梁”为姓，暗指其为无锡人。梁知在《眼》中自称南阳人，而南阳恰是叶氏的郡望，这又点出了“叶”字，由此更能肯定梁知即叶昼托名。另外，《眼》所载梁知友人多在无锡周边江浙一带，而与河南南阳无甚关联，如卷首《纪事》《姓氏》所载人物籍贯有京口、武林、吴兴、广陵、梁溪、松陵、醉里、青浦等地。又据《纪事》，梁知尊无锡顾宪成为师，而叶昼也曾从顾宪成问学，《顾端文公年谱》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九月”条记载：“夏台卿时丁忧，闻公旋里，复假馆邑之孙氏，来学于泾，偕至者李衷纯元白、叶昼阳升，与钱抑之俱留泾上。”这进一步印证了梁知与叶昼身份的重合。不过，梁知在《纪事》中多次提到叶昼名字，如称：“文通子姓叶名昼，无锡人，而亦同不敏东西南北者也，此公浮沉大类我。”又称经叶文通（即叶昼）介绍认识了周安期等人，又称叶文通参与了《眼》的点评，这些说法显然是一种障眼法，一方面给读者造成梁知与叶昼是两个人的假象，另一方面又变相地告诉人们梁知与叶昼有密切关系。 然而，梁知既系假托之名，则其师杨起元在序中称“南阳梁子”就显得比较奇怪，老师似乎不应该称弟子的假名，由此，杨序的真实性似乎值得怀疑。不过，杨序作于1596年，而《眼》正式刊刻于1611年，在刊刻时可能会改动序文，“南阳梁子”或许本是“梁溪叶子”之类的称呼。但无论杨序是真是假，此书的作者是梁知这一点是无法动摇的，因为若杨序是假，那就是梁知有意假托名人杨起元；若杨序是真，而序称梁知“一日，持四书一编证余，余勉之曰：可谓四书眼矣”，则是梁知在完成书稿后请杨氏作序。至于书中的批语，可以认为是梁知观点的表达，而不宜直接认定为出自杨起元手笔。 《眼》除了单行本，又曾与《评》合刻，称为《四书评眼》（或《四书眼评》）。日本内阁文库网站公布了两种扫描本，第一种（索书号277-193）有残损，第二种（索书号277-182）内容完整，二本为同版摹印，内容一致。卷首仅有《四书眼评引》，内容袭自《眼》的《凡例》三则而略有改动。正文于经文每章之后以“李云”“杨云”分别列出《评》和《眼》的内容，两书原有的眉批、夹批等亦全部照录，也分别标以“李云”“杨云”。将其与《评》《眼》的单行本比照，内容完全一致。其标“李云”尚可理解，因《评》原本就署李贽名以行，而把《眼》标为“杨云”则显系误解或有意托名杨起元。 三、《四书评》对《四书眼》的承袭 关于《评》与《眼》的关系，《四书眼凡例》有交代，其第三则云：“先师与李卓吾不同道而亦亟称卓吾，两人相对，每危坐终日，各不出一语，真有相视莫逆之意，故其论次批评间多暗合。此书凡与《四书评》同意者已尽情删削，尚存百千之一二。”这里交代《眼》与《评》本有很多暗合之处，梁知则将这些暗合之处大量删削，仅保留了“百千之一二”，这说明二书已经基本上没有共同点了。然而，笔者基于《四书评眼》对二者进行仔细比勘，发现二书有多达60余处雷同，已经远超“百千之一二”了，而且这些雷同都不是偶然的巧合或当时的通行见解，而是有明显的承袭痕迹，如都使用相同或相似的语句、都提出同样的新异解释、都特别关注某个字词、都引用同一人的观点等等。限于篇幅，以下即从这四个方面列举若干例证并略作分析。 （一）《眼》《评》在行文语气、用词方面的雷同 例1.《大学》“君子无所不用其极”句 《眼》：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便是无所不用其极，新民新命都从自新得之。 《评》：新民新命都从自新始，是故君子无所不用其极，只是自新处无所不用其极耳。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正是无所不用其极的样子。 今按，两者一致之处有两点，一是认为“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就是“无所不用其极”，二是认为新民新命都从自新而来。 例2.《论语·乡党》“色斯举矣”章 《眼》：此是记者隐语，以此了乡党之案。 《评》：分明一则禅语，若认作实事，便是呆子。 今按，“隐语”与“禅语”意义接近。 例3.《论语·颜渊》“子为政焉用杀”章 《眼》：夫子言外之旨，有欲杀先自子意。 《评》：言外有要杀先从子始意。 例4.《论语·子张》“文武之道未坠于地”章 《眼》：师文武耳。（尾评） 《评》：分明说他师文武而语自圆妙。 例5.《论语·泰伯》“大哉尧之为君”章 《眼》：巍巍乎其有成功也，是岁功成；焕乎其有文章，是七政齐，这正是实在则天处。 《评》：末节正是则天实际处。 例6.《孟子·尽心下》“逃杨必归于墨”章 《眼》：此等去处，必亲身经历方知其渐。予少年时…… 《评》：远杨远墨都有味，经历过方知其妙。（眉批） （二）《眼》《评》都采用同一种新颖、怪僻的解说 例1.《大学》“格物致知”解 关于《大学》格物的诠释，历史上众说纷纭，朱子以为是穷至事物之理，阳明以为是正其心之不正，还有诸如格去物欲等说。《眼》提出一种与众不同的新解，即认为察民风、通民情就是格物致知，其解“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句云：“盖欲诚明明德于天下之意也，故必先致其知。盖五方之风气不同，四海之人情各异，非先致其知，何以明明德于天下哉！”致知就是知天下四海五方之风土人情，这是明明德于天下的必要条件。又解“致知在格物”句云：“格，通也，通天下之心以为一人之心曰致知，通一人之心以为天下之心曰格物。”又认为“听讼吾犹人也……大畏民志”章是格物之传：“此格物也，有以通民之志。”《评》的解释与《眼》如出一辙，其评“大畏民志”章说：“还是此篇释格致耳，大畏民志、使之无讼正是格物处。”又评“修身齐家”章云：“诚意又须格致方能明明德于天下……说到格物，正是说明明德于天下也，不明明德于天下，亦说不得物格知致。”也把格物致知与通民情、明明德于天下统一起来。 例2.《论语·里仁》“德不孤必有邻”章 《眼》：今之解者都作有德者不孤必有邻看了，不知夫子原说德不孤必有邻也，犹言一善立而众善至也，是劝人进德语。 《评》：有一善端，善毕至矣。 今按，“德不孤必有邻”一般解为有德行的人不会孤单，而《眼》《评》则理解为立了一善，就会有更多的善接踵而至。这种说法非常新异。 例3.《论语·公冶长》“左丘明耻之”章 《眼》：说左丘明又说丘者，正为两人皆秉《春秋》之笔，存直道于万世耳。 《评》：独说丘与左丘明，以两人都作《春秋》者耳。 今按，两者都认为孔子之所以把自己与左丘明相提并论，是因为两人都作《春秋》，是同道。 例4.《论语·子罕》“是道也，何足以臧”章 《眼》：非谓是道不足以臧也，只问子路：是道也何足以臧哉？欲其思而得之耳，若竟作不臧说，便与何用不臧处有碍。 《评》：是道也何足以臧？叫他去想，不是说竟不臧也，竟说不臧，便是两舌。 今按，“是道也何足以臧”，前人一般理解为反问句，意思是不足以臧，但《眼》与《评》却不约而同地认为这句话是疑问句，是问子路“是道”足臧处在哪里？让他去思索这个问题。 例5.《论语·公冶长》“宰予昼寝”章“听言观行”句 《眼》：此儆宰我耳，不要说春秋世界俱是言行不相顾者。 《评》：要知专为宰予，勿牵连春秋之世为是。 今按，两者都告诫读者此言仅针对宰我，不要牵连春秋之世，解释角度完全一致。 例6.《孟子·万章上》“不告而取”章关于舜与父母关系的解释 《眼》：读此一段乃知父子天性，即至顽之父亦不灭也，妙在使完廪者父母，焚廪者只一个瞽叟也，此舜之所以得免为廪上灰也。观此则出而掩井从可知矣。岂不是叟亦一时压于后妻之嚚，不得不外面顺从之耳。其中父子之恩原不断绝，及到死生之际自有以斡旋之。 《评》：使完廪者父母也，焚廪者瞽叟也，所以得生出然后从而掩之，亦瞽叟之力也。盖虽惑于后妻后子之言，而天性之爱至于死生之际，亦不泯灭也。 今按，两者都认为，舜之所以能够逃脱父母设计的陷阱，是因为瞽叟暗中帮助了他，所以真正想要杀舜的只有舜后母，瞽叟是受后妻迷惑或害怕后妻才不得已参与害舜的，这说明瞽叟与舜之间的父子天性之爱没有泯绝，尤其是在死生之际更能体现出来。这一解释非常新颖别致、富有想象力，而两书恰恰完全一致，二者的关系值得思索。 （三）《眼》与《评》常有相同独到的关注点 例1.《论语·子罕》“巽与之言”句都关注“与”字 《眼》：今人混账，都作“巽语之言”读过，殊不知“与”字极妙，谓即以法语之言巽与之言耳。 《评》：巽与之言，“与”字最妙，即以法语之言巽与之言耳。 例2.《论语·阳货》“恶紫之夺朱也，恶郑声之乱雅乐也，恶利口之覆邦家者”句都关注末句“者”字 《眼》：第三句忽换“者”字，尤见其深恶痛绝之意。 《评》：只用二“也”字，叫一“者”字，主客了然。（今按，“叫”字疑有误） 例3.《论语·子张》“士见危致命，见得思义，祭思敬，丧思哀”句都关注首句为何不用“思”字 《眼》：下三语俱有“思”字，此语无“思”字，见圣贤文字之妙。盖此处容不得思，一思身家之念便起，如何致得命成！ 《评》：致命不用“思”字，有理。 例4.《孟子·梁惠王下》“一怒而安天下”句都关注“一”字 《眼》：一怒，“一”字最妙，见得真正为民亦不妨暂或一怒耳，然决不可二也。虽论勇，实在还说仁智。 《评》：“一”字可味，见勇不可不好，亦不可久好也。说勇处原是说仁智，所以为妙。 例5.《孟子·告天下》“宋牼将之楚”章“终去仁义”句都关注“终”字 《眼》：或问去利只说去利，去仁义加一“终”字何也？曰：利所本无也，仁义所固有也。去本无者去之而已，固有何可去乎？故曰终去者，郑重之辞，痛惜之语。 《评》：去仁义处加一“终”字有味。盖仁义我所固有，不可令之去者也，即去望其复来者也，曰终去则终无望矣，何等斟酌！ 例6.《论语·述而》“子谓颜渊曰：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惟我与尔有是夫！子路曰：子行三军则谁与？子曰：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章都关注句中三“与”字，认为用法一致。 《眼》：向作牵连自家与颜子说，圣人殊无此等口气，此“与”字与下文二“与”字一般看，盖夫子许颜子能用行舍藏也，并不并自家说在内。 《评》：三“与”字一般看最有理，若作仲尼牵连自家说，恐圣人无此气象。 例7.《论语·子罕》“譬如为山，未成一篑，止，吾止也；譬如平地，虽覆一篑，进，吾往也”章都关注为何先说止后说进的问题 《眼》：论文理应从平地说起，今以“止”在前而“进”在后，文字大有变化。 《评》：先说“止”后说“进”，绝妙鼓舞。 由上述三类例证可见，《眼》与《评》的雷同绝不是偶然一致，而是存在明显的承袭痕迹。那么，到底是谁承袭谁呢？单从文句对比看，《眼》顺口说来，烦琐无条理，显得更朴拙，而《评》则文字简洁明快，有修饰痕迹。如上述第一方面雷同例6，《评》只有一句“经历过方知其妙”，而《眼》则通过“予少年时……”一大段文字，讲述了自己的亲身经历，非常亲切自然。从这个角度看，似乎《评》承袭《眼》的可能性更大。事实是否如此？这就需要考察第四类雷同，即对同一人观点的引用。 （四）《眼》引用了一些不知名人物的观点，而《评》则承袭了这类观点但隐去了姓名 例1.《论语·雍也》“中人以上可以语上”章 《眼》：吴江周安期曰：“……缘何说可以语上不可语上，只是此语人自可不可耳。” 《评》：圣人无语不上，只是人自不可语上耳。 今按，周安期（1582—1647），名永年，诸生，有文名，《眼》卷首列其名，是梁知的知交好友。周安期的这个解释很新颖，孔子说“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一般理解为孔子认为对于中人以下的人，由于资质等问题，不能跟他讲比较高深的道理。而周安期则认为，可或不可说的不是孔子，而是孔子言说的对象，孔子对任何人都说最高的道理，只是听话的人自己认可或不认可。《评》承袭了这种解释，但隐没了周安期之名。 例2.《大学》“不修身不可以齐其家”章 《眼》：此篇结法亦与诸篇不同，诸篇都正结，此篇独反结，似反结口气，尤为吃紧，亦见叮咛嘱咐之意云。义乌沈子上曰：“正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故其结法如此。” 《评》：此传反结，亦有深意，正与经文“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处相关应。 今按，义乌沈子上生平无考，推测可能是梁知的学友。沈子上认为，“不修身不可以齐其家”用否定语气结尾，与正心、治国、平天下等各章以肯定语气结尾不同，这正与“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句呼应，是为了强调修身的重要性。《评》亦采用此种解释，但未提沈子上之名。这个解释虽然算不上新颖，但都能关注到这个细微之点，很难说只是一种巧合。 例3.《论语·子罕》“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四十五十而无闻焉，斯亦不足畏也已”章 《眼》：注作“焉知来者不如我之今日乎”，殊非圣人口气。王房仲以首句截，下三语连读，谓后生固可畏矣，然其可畏者，以来之有闻不如今之无闻耳。然日月易逝，至道难闻，又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且四十矣五十矣无闻矣，又安足畏也哉！ 《评》：“焉知来者”自连下二句读，是转口语，就说后生将来未必不如今日也，若仍如今日，有何可畏？ 今按，王房仲（1566—1601），名士骕，太仓人，王世贞次子，工制艺及古文辞，曾编选多部时文选本，在当时有一定影响。梁知是无锡人，与太仓相距甚近，二人可能有交往，或为文友。对于此章，前人一般认为“焉知来者之不如今”是直承“后生可畏”的，意为后生将来可能会超过今日之我，所以我要加倍努力。而《眼》所引王房仲的观点则比较奇特，认为“后生可畏”是单独一句，“焉知”句与下二句是一体的，讲的是相反的意思，意为：后生虽然是可畏的，但由于至道难闻，又怎么知道他们将来不会像今天一样仍是无闻呢？用肯定语气说就是，他们未来也很可能像今天这样仍是无闻。如果四十五十还无闻（即四十五十还如今日），那还有什么可畏惧的呢？这样理解非常别扭，明显是一种有意的标新立异，但奇怪的是《评》竟然也采用了这种解释，但也没有提王房仲之名。 上述三条都是《眼》指名道姓引用，而《评》不标来源但与之暗合。上文又已明确二书肯定存在承袭关系，因此，这种暗合只能说明《评》暗自承袭了《眼》，而不是相反。关于这一点还有一个旁证。《眼》于《大学》传九章论“有诸己”句云：“复所先师曰：‘此存之于心如此，言必有诸己而后可求诸人，不然，何以求人？……’其详具《答叶庵书》中。”同章《评》眉批云：“有诸己数语，杨复所说得极妙。”《眼》详引杨起元语并指明出处，《评》虽称杨起元名但不引具体内容，而直接评论其语如何如何，这种做法非常奇怪，很像是《评》作者看着《眼》的引文写的评语。 总之，通过上述论证可以断定，《眼》在先，《评》在后，《评》承袭了《眼》的大量内容。而从李贽孤傲、随性、追求自由的性格，以及其童心说所主张的纯真、无伪等思想来看，他显然不会通过大量抄袭别人著作的方式来伪造一部新书。因此可以断定，《评》的作者不可能是李贽，前人关于《评》之真伪的纷纷争论可以就此定谳。 四、从引文推测《四书评》作者为叶昼 既然《评》的作者不是李贽，那又是谁呢？盛于斯、周亮工、崔文印等人认为与《眼》的作者为同一人，都是叶昼，但没有可靠的论据支撑。通过仔细对比《眼》《评》两书的内容，发现它们在引文方面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即都或明或暗引用不少杨起元、周汝登、顾宪成的观点。由于三人都是《眼》作者梁知（叶昼）明确尊为老师的，故《眼》引用三人的观点不足为怪，而《评》也较多引用三人的观点，这就不能不怀疑《评》与叶昼也存在某种关系。《评》引用杨起元一则已见上文，以下对其引用周汝登、顾宪成观点略作考证。 （一）《评》对周汝登的引用 《评》共称名引用了2条周汝登语，均出自《东越证学录》卷四。《眼》则引用了4条（其中1条未称名），其中3条出自《东越证学录》卷四，1条出自卷五。两书引用重合1条。具体情况列表如下： 表1《评》《眼》引用周汝登语表  通观《评》全书，周汝登也是其称名引用最多的学者，可见其作者对周汝登的特殊关注。而且《眼》《评》的引文都集中于《东越证学录》卷四、卷五，这不能不让人怀疑这些引文实际上都是同一人所为。 （二）《评》对顾宪成的引用 《评》虽然没有直接称名引用顾宪成语，但与顾宪成观点暗合者达7处。相应地，《眼》引用顾宪成观点达10处（其中3处未称名）。两书引用重合3处。列表如下： 表2《评》《眼》引用顾宪成语表  关于《评》暗用顾宪成的观点，崔文印先生已经指出了第7条“孔子年谱，后人心诀”一处，并以此证明《评》为伪书，但颇嫌孤证。本表则详列7条，尤其是第4条《评》使用了代表顾氏学术宗旨的“小心”一词，这些都足以证明《评》对顾宪成观点的承袭。从引用出处看，《评》引文主要出自《小心斋札记》及《虞山商语》，而《眼》的引文也主要出自这两本书及《东林商语》，两书引文出处相近。《评》对顾氏观点如此青睐，不能不怀疑其作者也是叶昼。 综上可见，《评》频繁引用了杨起元、周汝登、顾宪成之语，部分引文与《眼》的引文重合，因此推断《评》的作者很可能也是叶昼，这也进一步印证了前人的观点。至于《四书眼凡例》所称“此书凡与《四书评》同意者已尽情删削”，似乎《评》在先，《眼》在后。但仔细品读这句话，不难读出以下这层意思，即在《评》之前《眼》就已存在（未刊行），但由于《评》已经先期公之于世，故要刊行《眼》，便需要对《眼》的内容作一些处理，主要是删除与《评》的共同之处。其实这句话也不过是障眼法，因为二书仍保留了大量雷同，毕竟出自一人之手，再怎么努力避免，雷同也还是难免的。总而言之，二书的关系可以概括为：《眼》先作而后刻，《评》后作而先出。《眼》作为叶昼的专门著作，篇幅远大于《评》，应是其多年思索积累的结果，可能着手甚早，杨起元序作于万历丙申（1596年），而萧孔誉序作于万历辛亥（1611年），时间跨度达十余年。在这期间，叶昼可能撮取《眼》的主要观点炮制出一部托名李贽的《评》并公开出版，受到世人的欢迎，直到万历辛亥才正式将《眼》以“梁知”之名刻印出版。 结语 前人认为《评》不是伪书的一个重要证据，是认为《评》的语言和思想风格与李贽是一致的。《评》在语言的犀利直白和大胆的批判风格方面，与李贽确实有相似之处，如“老捕快”（《论语·颜渊》“季康子患盗”章）、“陈贾该死”（《孟子·公孙丑下》“燕人畔”章）、“一棒子打死与狗子吃”（《论语·述而》“吾无隐乎尔”章）、“若皮相，柳下几是一个混账汉”（《论语·尽心上》“柳下惠不以三公”章），“今之从政者只是一个无耻。”（《论语·子路》“斗筲之人”章）等等，但这类愤激之语并非只有李贽才能说出来，作为底层文人，愤世嫉俗、郁郁不得志的叶昼也未尝不能说出。而且，《评》在思想方面与李贽的差异，前人也已指出很多。再加上本文提出的文献学方面的坚实证据，更可以证实《评》不是李贽作品，而极可能是叶昼伪作。 托名李贽的著作在晚明大行于世，且层出不穷，而叶昼似乎是当时公认的李贽伪书的主要制造者之一，署名李卓吾评点的《西游记》《水浒传》《三国演义》等都与叶昼有说不清的关系，当时人除了盛于斯、周亮工外，钱希言也说“比来盛行温陵李贽书，则有梁溪人叶阳开名昼者，刻画摹仿，次第勒成，托于温陵之名以行”，认为托名李贽的书多是叶昼伪撰。另外，在署名“梁溪文通子叶昼题”的《笑林评序》中有这样的话：“憨憨子以书抵予,谓卓吾诸书出,而世人耳食者不知真卓吾自在人间，余笑以为知言。”从叶昼的这句自白可以看出“卓吾之书出”与他本人有密切关系，而且这在其友人圈中似乎是一个半公开的秘密，而叶昼则自得其乐，俨然以“真卓吾”自居。不过，《评》虽然是一部伪书，但也自有其意义所在。它首次把四书作为文学评点的对象，丰富了四书学的文化面向，且书中文字犀利泼辣、见解独到，令人耳目一新，给晚明文化生活带来一股新鲜空气。叶昼虽然只是一位底层文人，且行迹神秘，但他在晚明文化界产生过很大的影响。他给后人留下的文化遗产和学术疑团，还有待学界的进一步探究。 原载：《海峡人文学刊》2024.1 作者：曹景年，孔子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