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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如说儒》第六讲:中庸是最高级的自由(4)


    这样散漫无拘束的国民性为什么能够形成呢?我认为有以下几个原因,并不是当代的那些民主控说的是因为中国不民主,中国在很民主的时代就是这样了。首先是因为中国传统上它的经济形势是男耕女织,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所以这种经济方式它靠天靠地,唯独不需要靠跟旁人合作。其次中国历史上是这种太平之世少,乱离之世多。所以灾荒饥馑十分常见,由此形成了一种特殊的流民逃民文化。就是他们到处都逃难,到逃难的时候组织信不过,其他人信不过,只能信得过自己的家族。所以他只知有家,不知有国。又因为流离逃难的时候生殖得越多,家族的繁衍机会也就越大,于是这种多子多福的思想也就形成了。再次中国的资源特别少,但是人口又特别多,礼让他人,遵守秩序的结果就是自己分到的资源少,甚至于一无所有。所以你常常会发现,你在中国你守规矩你就吃亏,因为别人根本不守规矩。我刚刚从香港过来的时候,我在那儿排队,结果好几个人排到我前面去。所以中国人他因为这样的一些现实的熏陶,都是各司其私,儒家所倡导的大同精神遥遥无期。最后从汉代开始,读书人做官去治理国家都奉行的是“为政以不扰民为先”,所以一般的中国人他只要不犯那种大罪,他可以终身不到公堂去的,朝廷对于老百姓采取的是一种放任主义,所以老百姓也不知道法律为何物,散漫自由的精神深入骨髓。
    我的一个老师,他是广州人,他就特别喜欢中国人这种散漫自由,那在这一点上我跟他就完全不一样,我是完全无法接受。我就说我特别喜欢香港,我在整个中国所有的城市当中,我最喜欢香港,其次我最喜欢上海,我最不喜欢的城市就是广州。我以前一直不明白我为什么不喜欢广州,直到我有一个朋友从南京去广州,然后约我在广州跟他见面,我就陪他去逛了一下广州的老城区,我就说,我说我在中国最喜欢的城市是香港,其次是上海,我最不喜欢的就是广州。结果他一语道破了玄机,他说那是因为你喜欢秩序感,我一想真的是这样。
    那么我们从刚才我跟大家介绍的中国的国民性的这种背景,也就知道张之洞担心Liberty翻译成自由他是有他的特殊的想法的,因为他认为把Liberty翻译成自由会容易导致这些人放纵恣肆,私欲泛滥。
    持有同样见解的还有康有为。康有为就特别的称赞英国有一个詹姆斯博士,“斋路士”——他翻译成。斋路士说不知道中国的人以为中国是一个专制国家,因为中国有一个皇帝,你到了中国以后,你才知道中国的老百姓实在是世界上最自由的——买卖自由,营业自由,建房子自由,婚嫁自由,学业自由,言论自由,信教自由,一切都没有当官的干涉,根本没有什么压制。所以康有为认为中国人不是自由太少,自由不够,而恰恰是自由太多了。他说英文里面Freedom本身有释放的意思,本身又包含了法律的意义,翻译成自由就变成了放手放脚,掉臂游行,无拘无管,任情恣意,不怕天不怕地之畏。
    康有为指出来的这种自由,是晚清一直到现在中国人所向往的自由。其实这是在任何地方都不可能实现的自由,中国人常说全世界只有中国实行计划生育,却不知道韩国以前就实行过计划生育,而且韩国人民因此而受益匪浅。韩国的计划生育不像中国一样一罚了事,你罚款一罚了事,这是一种懒政,你根本不解决问题。韩国是这样的,如果你多生了,你这个孩子将来无论是入学、求职样样都要付出比别人多的努力,因为你占据了更多的资源。而且正因为韩国的计划生育,所以韩国妇女的地位才有了很大的提高。那么我们就有一个韩国留学生说,说如果不是因为韩国的计划生育,像她这样的女性根本没有可能读大学,读研究生。
    康有为认为只有具体的自由,没有普遍的自由。他说为什么西方人讲自由,中国人不讲自由。就是因为西方传统上封建农奴制的压迫非常地厉害,宗教的压迫又极其地残酷,中国没有这些东西。中国都是自耕农,即使不是自耕农,他做佃户,地主也没法儿限制他的人身,他只要交租子就行了。中国更加没有宗教迫害这种事情。
    所以康有为这个话隐含的一个意思就是自由实际上是一个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不具备普世价值。并且康有为说了一句到今天人看来可能还是会觉得惊世骇俗的话,康有为说,“自由的含义我们孔门早就已经倡导了,子贡说,我不希望别人加在我身上的东西,我也不希望加到别人的身上。不希望别人加到我身上,这就是自由;我不希望加到别人的身上,这就是不侵害人的自由。”所以我们儒家所讲的絜矩之道,就是我不希望别人加给我的,我也不要加给别人,这种絜矩之道,本身就已经包含了Liberty的全部含义了。
    所以我认为如果当时严复把Liberty翻译成絜矩之道,可能会更加好一些。不知道为什么,严复这样的一个经学大家没有想到这样一个更加浑然天成的对译词。所以絜矩之道它就是辨明了社会和个人之间分别的权界,辩明了自己和他人之间更应该守的职份,所以自由的含义已经全部包括在其内了。不仅如此,康有为还做下了这样的申论。他说我们如果要追求自由这两个字的完全意义,即使是千万年以后,我们人类达到了大同世界了,也不可能达到。真正能够达到这种彻底的自由的完全没有任何拘束的自由的,只有禽兽。因为禽兽没有法律的限制,没有宗教的限制,所以它们可以纵情恣欲,放纵自己的情感和欲望,浪游任食,到处乱跑,随便吃。这才是能够真正地得到自由的完全意义。
    但是禽兽之所以能够得到自由,是因为它们没有社会。人道首先就是要合群,合群才能够强大。那么既然有了社会,有了群这个概念就必须要有自己和他人的对待。那么你要把自己和他人都能够和谐相处,自己和社会能够和谐相处,那么就必须要有许多的调和,就有许多的和睦之道,这就是孔子讲的讲信修睦,而不能够让人去任意的猖狂,任意地恣肆。他说假如有这样的人,那么就是性情乖戾,行事悖谬,这样的人是一定不合于群的,所以自由跟合群意义是最相反的,假如天地之间只有我一个人,没有群,那就不需要法律,不需要教化,自由的含义是可以成立的。假如有两个人就应该要有法律,就应该要有教化,自由的含义就不成立。因为我要想追求绝对的自由,必然会侵害他人的自由。如果我不侵害他人的自由,那么我自己就不能够达到绝对的自由。所以他认为,自由的完全意义彻底达到是不可能的。
    我的看法是,禽兽无仪,禽兽没有礼仪,他们全凭自己的本能驱使也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自由。以上康有为的这一段论述,其实是对严复的《群己权界论》最好的注脚,因为世间本来没有绝对的自由。个人和集体之间正应该各自有各自的界线,各自知道自己的权利该到哪个地方为止。假如说过度的推崇集体,损抑个人,那么个人就不免多受压迫,难以发展。但是假如过分地去张扬自己,戕害社会,那么又不免损害他人,妨碍公道。所以崇尚集体、贬抑个人的是墨家的学说,崇尚个人、妨害社会的是杨朱的学说,儒家的学说正好是在群己之间,在个人和集体之间寻找到了一种从容的中道,这就是中庸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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