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于殿利  作为社会的人，其一生可以明显地划分三个阶段：学习、工作和退休。学习期是成长期和积累本领的时期，从另一方面讲，也是纯粹的消耗期，在这一时期可以说不创造任何价值；工作期是回报期和创造价值的时期，虽然为了更好的回报和创造价值还要继续学习；退休期是享受期，享受自己和他人共同创造的价值，也可以说是社会对曾经创造价值之人的回报期。在生命的三个阶段上，有两个阶段处于消耗期，而只有一个阶段是创造期，所以对人的创造性便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一个人若要具备创造更多社会价值的能力，就必须读书，必须掌握现代的科学知识和技能，具有先进的思想，只有这样才能成为低耗能、高效率、高素质的合格的生产力。 ——于殿利 如今我们每个人都降生在以往整个人类所阐述的各种思想和信仰的环境中，并且我们每个人甚至不知不觉地给未来人类的生活增加比较重要的因素。人类教育的发展就像东方的金字塔那样，由每个过路的人在上面增添一块石头而使它们巍然屹立。 ——朱塞佩·马志尼 人性中的群体性和社会性特点还决定于人的自然属性即动物性，人和动物一样会把自身利益放在第一位，并且相比之下人类的残酷和残忍高过任何一种动物。像“大屠杀”“杀千刀”“同类相食”“虐囚”“屠猫狂欢”这些无尺度极端行为都是人类无法回避的历史上曾经出现或正在上演的。如果不能够正视人性弱点，不对人性加以规范、限制、约束，人类将会在自己创造的各种灾难中挣扎，人间将成地狱，人们生不如死。 读书或阅读不是想读就读不想读就不读的私人爱好，读书是人类为了生存和培养竞争能力必须为之的事业，这是由宇宙环境、人性的特点和阅读的性质决定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命令式。这种生存和竞争能力不仅关乎自己的命运，更关乎每一个人赖以生存的社会和国家的命运。 人类经验和知识的获得光靠一个人、一群人、一代人都还远远不够，处处是凶险，认识无止境，人类必须把难得的经验、知识和技术代代相传，不断积累得愈益强大，人类的生存能力才愈益强大，这是人性的天职。 “全球化”的“统一运动”并没有为人类创造出比以往历史阶段更多的“和谐”，相反却加剧了各国家、各民族利益竞争的激烈性，从低端的赤裸裸的资源和能源争夺，到隐蔽的人才、科技和信息情报争夺，最后演变成以各种借口作为遮羞布的战争，因为“全球化”意味着无遮拦、无阻碍、无边界，强者可以肆无忌惮地走遍天下，弱者只能任人宰割，真正的强者是智力强大者、思想强大者和文化强大者，科技、教育和文化乃国之根本，一个不读书的民族注定要沦为智力、思想和文化方面的侏儒，不会有任何竞争力，更不会为人类文明的发展做出自己引以为傲的贡献。 人一辈子也不可能达成完善，因为人天生就是有缺陷的，但经过人性的增强和动物性的减弱，人性对动物性的不断胜利，人却可以无限地接近人格的完善。 个人的完善不是目的，不是真正的完善，通过个人的完善而达到社会的完善，通过一个个社会的完善进一步达到人类的完善，才是最终目的和真正的完善。 阅读或读书就是在获取财富，埋头读书无异于闷头发财，阅读量越大，词语就越丰富，财富的积累也就越多；阅读的面越宽，心中的世界也就越宽，心中的世界越宽，越能证明一个人的真实存在。 阅读和出版一样不应止于自由消遣，而应是一种责任和担当，一种关系到人类繁衍生息和社会文明发展的重大责任。 可以说，阅读从来没有像时下这样受到过社会的广泛关注，一方面中国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社会却出现了令人担忧的文化发展滞后、道德诚信滑坡、理想信念缺失等现象；另一方面，与一些发达国家相比，国人的阅读量明显偏低。据2014年的相关报告，中国人年均读书4.77本，韩国人均11本，日本人均40本，俄罗斯人均55本，以色列人均64本。不管抽样调查的数据和实际情况有多大的出入，但有一点毋庸置疑，那就是中国人的人均阅读量是明显偏少的。 阅读受到普遍关注无疑是一件大好事，各领域、各渠道、各媒体反馈出的阅读之声渐盛，各种阅读推广、阅读节目、阅读奖项、好书推荐、好书评选等活动可谓百花齐放，选出了很多货真价实的好书，传播了很多有意义的理念，这是令包括出版人在内的关心文化教育事业发展的人们由衷欣喜的一种态势，意味着国家与社会近些年来孜孜不倦的全民阅读推广工作已见成效。关于阅读本身，也成了热议话题，并尝试从学理上进行阐释，其中不乏真知灼见，比如知名青少年阅读推广人朱永新先生的最知名的观点是：“一个人的精神发育史就是他的阅读史，一个民族的精神境界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个民族的阅读水平。” 同时，也有些提法值得商榷，例如“阅读是私事”等，从某种角度说，它也不无道理，因为毕竟个人是阅读的主体，个人有选择读与不读，读此读彼，什么时间读，在哪里读等等的自由，更何况还有“甲之蜜糖，乙之砒霜”之类的阅读效果差异，以致于似乎看起来阅读的确是私人的事。但是，深究起来，这种看法便似是而非了。从我自身作为人文社科学人、出版人和文化企业管理者的亲身体验，我认为这种说法至少是失之偏颇和不甚全面的。我认为，阅读不只是“小隐私”，而应是“大概念”。阅读和出版一样不应止于自由消遣，而应是一种责任和担当，一种关系到人类繁衍生息和社会文明发展的重大责任。 现代社会出现了“宅男”、“宅女”一族，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她们与世隔绝，而是通过互联网畅游世界，与人交流、交往，或者读书、看电影，如果没有这些关在屋里就可以与世界交往的条件，任何人不可能独处很长时间，这是由人性之社会性特点决定的。 阅读是一种社交方式 人是群体性、社会性或组织性动物，这是人性的最重要特点。人类之所以形成社会，之所以形成社会的各层级组织，包括从家庭到企业和非赢利性组织，再到城市（最早的国家形态）和国家，从根本上说是因为单个的人只依靠一己之力无法在地球上生存，而必须以群居的方式，必须以结社成会的方式团结起来，取长补短，以群体的力量和智慧为自己赢得生存的机会。不要说与豺狼虎豹这样的猛兽相比，人的体格和力量差距有多大，就算是与所谓鳞介虫豸这样的“弱小”动物相比，人的耐力和抵抗力也得自叹弗如。人类能够逐步走到食物链的顶端，靠的决不是强壮的体格，而是不断进化的头脑、不断改良的工具、分工合作和经验传承。 人类自远古以来就是群居的动物，人们只有靠群居才能获得更多的食物和抵御其他掠食者的进攻，人只有组织在一起才能战胜各种威胁，才能生存下去。群体性和社会性是人性的重要特点，诚如19世纪意大利著名思想家、资产阶级革命家朱塞佩·马志尼对意大利工人的一番话颇具代表性：“人是有理性的和合群的动物，只有通过联合才能取得一种谁也无法限量的进步；这就是我们今天所知道的赋予人类的生活法则的内容。这些特点构成那种使你们同周围其他生物有别的人性。”（马志尼《论人的责任》，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75页）“正如许多人团结起来齐心协力盖起一幢供天下人居住的广宇的工作比你们各为自己搭个孤零零的茅舍，仅仅靠相互交换一些石头、砖块和灰浆所取得的成就崇高得多一样。”（马志尼《论人的责任》，第84页）人类是强大的，但人是弱小的，人类的强大就来自于弱小的个人之间的联合，国家就是这种联合的最高级形式，“一个国家是自由和平等的人们友好和谐地团结在一起为一个共同的目标而奋斗的社团”。 国家是目前为止人类最大的组织，公民及其权利的存在体现在国家之中，“没有国家，你们就没有名称、象征、声音，也没有权利。……那时你们就是私生子”。（马志尼《论人的责任》，第86页）“只有你们的国家，即从阿尔卑斯山一直延伸到西西里岛尽头的辽阔而富饶的意大利，才能实现这些希望。只有听从责任的号令，你们才能得到权利，先要具备得到权利的资格，然后你们才会得到权利。”（马志尼《论人的责任》，第87页）人类之所以能够表现出高出其他动物的智慧、技能和文化，是因为人从群体中传承和学习了大量知识和经验，一旦脱离群体，便得不到传承。普通人不能够离开组织社会而作为一个单独的个体而存活存在，所以人的生存具有群体性和社会性，进而一切活动都无法抹煞其社会性。 人性中的群体性和社会性特点还决定于人的自然属性即动物性，人和动物一样会把自身利益放在第一位，并且相比之下人类的残酷和残忍高过任何一种动物。像“大屠杀”“杀千刀”“同类相食”“虐囚”“屠猫狂欢”这些无尺度极端行为都是人类无法回避的历史上曾经出现或正在上演的。如果不能够正视人性弱点，不对人性加以规范、限制、约束，人类将会在自己创造的各种灾难中挣扎，人间将成地狱，人们生不如死。马志尼说：“如果没有国家，就没有你们可以向其求助的协调一致；一切由追求私利的利己主义所统治，谁占上风，谁就有统治权，因为没有共同的防卫措施来维护大家的利益。”（马志尼《论人的责任》，第86页） 国家作为最大的社会群体或组织，其组织功能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把多个单人的力量整合起来，做单个人干不了的事情；二是把单个人的弱点甚至缺陷屏蔽，甚至化为无。黑格尔说：“国家以它至高无上的意志、伦理精神把整个民族凝聚为一个有机的统一体。国家先于并高于家庭、市民社会，是它们存在的前提，是决定的力量，是人类生活的最高形式。它是自我与他人、个人与社会、特殊利益与普遍利益的统一。个人只是国家的一些环节，生活在国家中，才能获得个人的人格、自由和价值。”黑格尔对德国古典哲学中整体国家观的倾向给予充分发挥，表明了他对古希腊以伦理和整体为特征的城邦国家观的崇尚。 人是群体性、社会性或组织性动物，人的一切活动都具有群体性、社会性或组织性，读书或阅读自然也不例外。这是由图书和阅读的特点，以及读书或阅读已经成为人类的生活方式等因素决定的。 图书这种产品的使用价值在于其内容，而内容的核心在于思想、观点和方法，而思想、观点和方法是由语言文字构成的，或者说是通过语言文字得以表现或表达出来的。语言文字是人类文明最伟大的成果，也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甚至是人类其他文明成果和伟大发明的基础。语言文字本身就具有鲜明的社会性，它是顺应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之需而产生的，如果人与人之间不需要交流，语言文字断然没有出现的必要和可能，交流之需决定了语言成为人类的社交工具，以文字为主要内容的图书因此也就具有了社交性和社会性。像德国的荷尔德林和海德格尔这样的语言和哲学大师甚至都认为，人本身就是一种对话，荷尔德林就有这样的诗句：“人已体验很多。自我们是一种对话，而且能彼此倾听，众多天神得以命名。”（海德格尔《荷尔德林诗的阐释》，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40页）海德格尔阐释说：“自从时间是它‘所是的时间’以来，我们就是一种对话。……两者——一种对话存在和历史性存在——是同样古老的，是共属一体的，是同一个东西。”（海德格尔《荷尔德林诗的阐释》，第42页）因此，阅读也就不是纯粹一个人与世隔绝的私属活动，而是通过文字和图书与他人交流思想、分享知识的活动，书写的文本是一种在纸上的对话。 古罗马著名神学家和哲学家圣奥古斯丁认为，字母“之发明，使我们甚至得以和不在现场的人对话”。（阿尔维托·曼古埃尔《阅读史》，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55页）读书或阅读甚至超越一般的社交活动，可以超越时空与自己素不相识的古代先哲、现代名人以及异域作者展开心灵对话。在一定的时空范围内与人交流是有限的，而超越时空的心灵交流则是无限的，这是读书或阅读这种社交方式之超越性的另一重要体现。16-17世纪西方近代哲学的创始人之一、法国著名哲学家勒内·笛卡尔在谈到自己在学校的学习体会时讲道：“遍读好书，有如走访著名的古代前贤，同他们促膝谈心，而且是一种精湛的交谈，古人向我们谈出的只是他们最精粹的思想。”他接着意犹未尽地进一步指出：“同古人交谈有如旅行异域。”（笛卡尔《谈谈方法》，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6-7页） 读书或阅读是通过词语与宇宙万物进行对话，认识、了解万物，甚至与万物结下友谊。德国存在主义大师海德格尔在谈论语言的本质时说道：“在我们思想的道路上，我们开始时所获悉的在词语上的诗意经验将伴随着我们。我们已经与这种诗意经验一起进入一种对话之中。”古罗马著名演说家、哲学家和政论家西塞罗有一句名言说：“词语是事物的符号。”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著名诗人斯蒂芬·格奥尔格的诗《词语》，反复被语言学家所引用、研究，其中被称为诗眼的名句“词语破碎处，无物可存在”（参见海德格尔《在通向语言的途中》，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149-150页），更是阐明了词语不仅是语言，它代表着宇宙万物。因此，我们可以说，阅读词语就是在熟知万物，领略宇宙万物之妙之美。海德格尔对《词语》这首诗给出了这样的评论：“倘若没有如此这般的词语，那么物之整体，亦即‘世界’，便会沉入一片暗冥之中，包括‘我’，即那个把他所遇到的奇迹和梦想带到他的疆域边缘、带向名称之源泉的‘我’，也会沉入一片暗冥之中。”（海德格尔《在通向语言的途中》，第167页）哲学家还有更深的思考，即人们在认识宇宙万物之中，或者说通过宇宙万物，来发现自我。 有鉴于此，我们可以说，在知识的海洋中畅游，在书中与宇宙万物结识，通过文字与古今中外的作者进行思想交流，这就是阅读的妙处。所以，读书或阅读这种社交活动不会给人以丝毫的孤独感，阿根廷裔加拿大作家阿尔维托·曼古埃尔在谈到自己阅读的感受时说：“我不记得曾经感到孤独；事实上，在寥寥几次和其他小孩碰面的场合中，我发觉他们的游戏及谈话远不及我所读之书中的冒险和对白有趣。”（阿尔维托·曼古埃尔《阅读史》，第11页）好书如同好朋友一样，不仅终生受益，而且难以割舍，阿尔维托·曼古埃尔同样为此提供了很好的例证，他对自己在图书馆的偷书行为给出了这样的解释：“一旦我念过了一本书，我就无法承受与它分离之苦。”（阿尔维托·曼古埃尔《阅读史》，第17页）现代社会出现了“宅男”“宅女”一族，顾名思义，所谓的“宅男”和“宅女”一般都是长时间待在家里，甚至可以一个月不出门不下楼，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她们与世隔绝，而是通过互联网畅游世界，与人交流、交往，或者读书、看电影，如果没有这些关在屋里就可以与世界交往的条件，任何人不可能独处很长时间，这是由人性之社会性特点决定的。 阅读对于人而言，就像吸氧一样重要，吸氧维系的是人作为生物体的存在，读书或阅读则既是维系人作为生物体存在的需要，更是维系人作为社会生命体存在的需要。 读书是人类必须为之的事业 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周恩来同志，在青年时期便发出了“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呐喊，这句著名的呐喊不只是他个人理想的呼唤，还道出了读书或阅读的真谛，即为什么要读书，或者读书是为了什么。读书或阅读不是想读就读不想读就不读的私人爱好，读书是人类为了生存和培养竞争能力必须为之的事业，这是由宇宙环境、人性的特点和阅读的性质决定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命令式。这种生存和竞争能力不仅关乎自己的命运，更关乎每一个人赖以生存的社会和国家的命运。 生存压力和竞争压力是人类永恒不变的主题，因为上天虽然赋予人以“万物之灵”的高贵生活，却没有赋予人得享高贵生活的自然本领，相反，与其他动物相比，人是最没有自然本领的动物，人必须依靠后天的习得培养和练就本领，甚至必须依靠群居的生活方式，才能为自己赢得生存的机会，才能在与自然灾害的斗争中，在与动物对生存空间等的争夺中，在人类共同体内与其他民族的竞争中，占据有利的位置。 人是很弱小的，其面临的生存和竞争压力数不胜数，而来自所有方面的威胁，几乎都要靠读书获取知识来破解。这就不难理解阿根廷裔加拿大作家阿尔维托·曼古埃尔在其代表作之一的《阅读史》中，用一整页的篇幅，以“最后一页”的名义，只抄录了福楼拜的一句话：阅读是为了活着（阿尔维托·曼古埃尔《阅读史》，第1页）。而且，这“最后一页”却置于卷首的醒目位置，其警示意义不言自明。 阅读使人避免成为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 18世纪中至19世纪初的德国著名语言学家和哲学家赫尔德在研究语言的起源时，揭示了这样一个道理，宇宙中的万物尤其是动物都至少有一种足以让其生存下来的能力，他把它称作本能，例如蜘蛛的织网能力、蜜蜂的筑巢能力、鸟的飞翔能力、鱼的潜水能力、各种野兽所独有的凶猛、力量、速度以及牙齿、爪子、眼睛、耳朵甚至鼻子和舌头等特殊能力等，唯独人在各方面的能力都很平庸，“就本能的强大和可靠而言，人远远比不上动物”（J.G.赫尔德《论语言的起源》，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20页），“人赤裸裸地来到世上，他是一种缺乏本能的动物。就此看来，人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J.G.赫尔德《论语言的起源》，第83页）。人无法依靠在各方面都显平庸的本能征服变化莫测的自然灾害和对付豺狼猛兽的侵犯。 赫尔德接着分析道：“这种缺陷决不可能是人的种属特征，除非大自然对他就像最残酷无情的继母一样不公，要知道，自然对于每一种昆虫都是一位最最慈爱的母亲。她给予每一种昆虫它正好需要的东西。”“那么，根据自然的类推”，它就应该也赋予“人所独有的东西”，这种“人所独有的东西”“是人类种属的特征”，“它对于人就像本能对于动物那样重要”，“人所独有的东西”产生于大脑，就是思维和思想，作为哲学家的赫尔德称之为“理性”（J.G.赫尔德《论语言的起源》，第25页）。“人的所谓理性，就是一切人类力量的总和形式，就是人的感性本质和认知本质、认知本质和意愿本质的结合形式，或更确切地说，是与某种机体组织相联系的唯一积极作用的思维力量。”（J.G.赫尔德《论语言的起源》，第27页）人类就是凭借着思维或思想的独特力量，一方面利用记忆力、综合、分析和判断力熟悉动物的习性，掌握自然的规律，以规避自身的风险，另一方面通过发明语言和生产工具提高自身的实践能力，语言和工具又反过来促进思想或理性的不断提高。 人类经验和知识的获得光靠一个人、一群人、一代人都还远远不够，处处是凶险，认识无止境，人类必须把难得的经验、知识和技术代代相传，不断积累得愈益强大，人类的生存能力才愈益强大，这是人性的天职。对此，人类的先贤们早有领悟，例如赫尔德就曾指出：“如果每个人只为自己从事发明，无谓的重复劳动就会永无止境地延续下去，进行发明的知性便被剥夺了最宝贵的特质，即生长。”（J.G.赫尔德《论语言的起源》，第118页）以语言记录为核心的图书和读书就是人类最重要传播知识和传承技能的手段，因为所有的知识和技能只有通过语言文字才能得到可靠、持久的传播和传承。 阅读对于人而言，就像吸氧一样重要，吸氧维系的是人作为生物体的存在，读书或阅读则既是维系人作为生物体存在的需要，更是维系人作为社会生命体存在的需要。阿尔维托·曼古埃尔在谈到阅读的体会时写道：“我们每个人都阅读自身及周遭的世界，俾以稍得了解自身和处所。我们阅读以求了解或是开窍。我们不得不阅读。阅读，几乎就如同呼吸一般，是我们的基本功能。”（阿尔维托·曼古埃尔《阅读史》，第7页） 不读书会沦为智力、思想和文化的侏儒 19-20世纪德国著名存在主义哲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在20世纪中叶发明了一种被称为“轴心期文明”的历史哲学理论，集中反映在其著作《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他反复强调，世界历史的发展就是一场在多样性基础上的“统一运动”（卡尔·雅斯贝斯《历史的起源与目标》，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类似的思想几乎通篇贯穿在黑格尔19世纪早期的著名著作《世界史哲学讲演录》（旧译《历史哲学》）中，例如书中就有“从整体上看，世界史中存在的是同一个进程”（《黑格尔全集》第27卷第I分册，《世界史哲学讲演录》，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78页）的论述。此后一个多世纪的世界历史发展脉络正在验证两位大师的思想，世界历史的这种“统一运动”正以不可逆转的“全球化”趋势呈现在世人面前，而且这种“全球化”趋势不再需要大师或专家学者们来阐述，就是乡野村夫也会洞察无遗，因为就连他们也身不由己地被卷入到“全球化”的浪潮中。 然而，让先哲们始料未及的是，“全球化”的“统一运动”并没有为人类创造出比以往历史阶段更多的“和谐”，相反却加剧了各国家、各民族利益竞争的激烈性，从低端的赤裸裸的资源和能源争夺，到隐蔽的人才、科技和信息情报争夺，最后演变成以各种借口作为遮羞布的战争，因为“全球化”意味着无遮拦、无阻碍、无边界，强者可以肆无忌惮地走遍天下，弱者只能任人宰割，真正的强者是智力强大者、思想强大者和文化强大者，科技、教育和文化乃国之根本，一个不读书的民族注定要沦为智力、思想和文化方面的侏儒，不会有任何竞争力，更不会为人类文明的发展做出自己引以为傲的贡献。 作为公民来说，读书是为增强自身的力量，更是为国家培育在世界上有竞争力的生产力，每个人都应该有这样的自觉性，无论是孩子还是成年人，阅读都是终生的事业。 没有可以缺乏阅读而存在的社会 每个人从出生开始就一直在消耗社会资源和财富，所以每个人都应该把努力创造比自己消耗的更多的财富，作为自己一生的追求目标。如果一个正常人消耗的财富比创造的财富多的话，那么在这个社会中他就是“负数”；如果每个人消耗的财富都比创造的财富多的话，这个社会必将没有东西可以消耗，这个国家就将无法延续下去，这个民族就将无法繁衍下去。 作为社会的人，其一生可以明显地划分三个阶段：学习、工作和退休。学习期就是成长期和积累本领的时期，从另一方面讲，也是纯粹的消耗期，在这一时期可以说不创造任何价值；工作期就是回报期和创造价值的时期，虽然为了更好的回报和创造价值还要继续学习；退休期就是享受期，享受自己和他人共同创造的价值，也可以说是社会对曾经创造价值之人的回报期。在生命的三个阶段上，有两个阶段处于消耗期，而只有一个阶段是创造期，所以对人的创造性便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一个人若要具备创造更多社会价值的能力，就必须读书，必须掌握现代的科学知识和技能，具有先进的思想，有理想有信念，只有这样才能成为低耗能、高效率、高素质的合格的生产力。 上学就是读书，老师被称作“教书先生”，学生被称作“读书郎”，这才是教育的本意。所以，受教育是每个人必要的成长经历，是每个人对社会应尽的义务。“当我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就加入了教育的行列。”（J.G.赫尔德《论语言的起源》，第118页）每个人，世世代代都如此，必将永远如此。在校享受的是学校教育，走上社会走上工作岗位就是接受社会和实践的教育，无论走到哪里，图书都是最好的教材，一生离不开的教材，书中所涵盖的社会就是一本巨大的人生教科书。阅读文字和阅读社会，都是人生的必修课。对于一个健全的社会而言，全民阅读是其存在的基本依据，诚如阿尔维托·曼古埃尔所说：“没有社会可以缺乏阅读而存在。”（阿尔维托·曼古埃尔《阅读史》，第7页） 自我完善：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言 人是有理性的动物，这是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但是，也必须承认，人还不能也没有完全摆脱动物性，其中利己就是这种动物性鲜明标志之一。从最初的生存压力，到后来的竞争压力，都决定了人身上还不可避免地残留着这种动物性。人类生活的群体性特点又必须对人性给予更高的规定，即利他主义和群体主义精神，因为每个人都只有在利他主义和群体主义中才能实现利己的目的，目前人类最大的群体就是国家，国家利益至上是人类的普遍法则。 关于利他主义与利己主义的关系，18世纪中至19世纪初的德国著名哲学家费希特有过深入的剖析：“我们终究会看到至少在我们之外有一种结合，在这种结合中，谁也不能不为其他所有人工作，而只为自己工作，或者说，谁也不能只为别人工作，而同时不为自己工作，因为一个成员的成就就是所有成员的成就，一个成员的损失就是所有成员的损失；这种景象通过我们在复杂纷纭的现象中发现的和谐，就会给我们带来由衷的喜悦，使我们的精神大为振奋。”（费希特《论学者的使命人的使命》，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34页）可以说，人由于自身的特性，天然地就处于个人利益与群体利益、个人权利与公权力的博弈漩涡中。 人的一生注定是在不断地跟自己的斗争中度过的，是在自己的人性跟动物性的斗争度过的，斗争的过程就是自我不断完善的过程。斗争是艰巨的，甚至是痛苦的，因为人自私自利的思想是很顽固的，有的人甚至为一己私利而损害他人和共同体的利益乃至生命。17世纪德国著名政治哲学家塞缪尔·普芬道夫甚至说：“没有哪种动物比人更残忍、更残酷、更倾向于犯破坏社会和平的滔天大罪。因为除了食欲和性欲这些兽类也受其控制的欲望之外，人还受许多兽类所没有的邪恶欲望的驱使。”（塞缪尔·普芬道夫《人和公民的自然法义务》，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188页）因此，人还需要法律和道德的规范，必须“知书”而后“达礼”。黑格尔说：“人是知识的这种特定存在和自为存在。”（黑格尔《世界史哲学讲演录》，第82页）知书达礼的人，是有教养之人，“有教养的人是这样一种人，这种人对他所做、所说和所思的一切都知道要盖上普遍性的印记，这种人放弃了自己的特殊性，而按照普遍原理行事”（黑格尔《世界史哲学讲演录》，第43页）。 好在我们“已经有了一种认识自己和在自身之内进行反思的普遍精神”（黑格尔《世界史哲学讲演录》，第82页），个人只有在国家这样的群体中才能得到自由和独立的人格，“国家是已经希求到和认识到的统一，因为国家不是以爱的形式、感觉的形式出现的精神，而是以对普遍东西的希求和认识的形式出现的精神”（黑格尔《世界史哲学讲演录》，第72页）。人是需要有所畏惧的，古人云，无知者无畏。孔子说：人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言。若要畏圣人言，首先就要读圣贤书。读书可以滋养人，读书可以培养人性。人一辈子也不可能达成完善，因为人天生就是有缺陷的，但经过人性的增强和动物性的减弱，人性对动物性的不断胜利，人却可以无限地接近人格的完善。费希特说：“完善就是人不能达到的最高目标；但无限完善是人的使命。”（费希特《论学者的使命人的使命》，第12页） 许多个人会死亡，但是他们所揭示的大部分真理，他们所做的大部分善行不会随着他们的死亡而消失；人类会把它珍藏起来，那些在他们的墓地上徘徊的人会从中得到教益。 我读故我在：自我完善与社会完善的思想之炬 健全的社会是人类的理想和追求，什么样的社会才算健全的社会，费希特说，“一切社会的最终目的”就是“一切社会成员都完全平等”（费希特《论学者的使命人的使命》，第28页）。然而，“所有属于人类的个体都是互相有别的；只有在一点上他们完全相同，这就是他们的最终目标——完善。完善只决定于一种方式，即它完全自相等同”（费希特《论学者的使命人的使命》，第22页）。 据此判断，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的完善是最有可能实现社会平等的，但个人的完善不是目的，不是真正的完善，通过个人的完善而达到社会的完善，通过一个个社会的完善进一步达到人类的完善，才是最终目的和真正的完善。道理很简单，“没有任何一个人是为自身而存在的，他是整个人类的一分子，人类发展的链带延续不断，个人只不过是其中的一个节点”（J.G.赫尔德《论语言的起源》，第100页）。因此，费希特得出结论：“共同的完善过程就是我们的社会使命，这个过程一方面是别人自由地作用于我们，造成自我完善的过程；另一方面是我们把他们作为自由生物，反作用于他们，造成别人完善的过程。”（费希特《论学者的使命人的使命》，第23页）因此，自我完善并通过自我完善促进他人和整个社会的完善，是每个人的责任和使命。 自我完善和促进他人与社会完善有大致的路径可循。自我完善包括知识、思想的完善和道德、人格的完善，亲身实践对此的贡献占极小的一部分，绝大部分的贡献来自于向他人学习，读书是向他人学习的最重要方式。读书是营养的源泉，而阅读世界这部大书的实践活动对于任何人来说终究是有限的，宇宙世界有如一部浩瀚无边的巨著，每个人倾其一生也只能阅读有限的篇章。阅读他人的著作是最重要的获取间接经验的手段，人通过读书从他人那里获得自己未曾经历的经验，通过著述向他人传递自己的经验和学习心得。 自我完善是从作为或成为一个人，一个真正的人开始的，读书或阅读就是人作为人而存在的证明。笛卡尔有句家喻户晓的名言，叫作“我思故我在”。我引申而说：我读故我在。因为有所读才能有所思，才能有所想，读书是思想之源。在《荷尔德林诗的阐释》一书中，海德格尔指出：“语言乃是人的所有物。人支配语言，用以传达各种经验、决定和情绪。语言被用作理解的工具。作为适用于理解的工具，语言是一种‘财富’。”“唯语言才提供出一种置身于存在者之敞开状态中间的可能性。唯有语言处，才有世界。”（海德格尔《荷尔德林诗的阐释》，第39页）那么，阅读或读书就是在获取财富，埋头读书无异于闷头发财，阅读量越大，词语就越丰富，财富的积累也就越多；阅读的面越宽，心中的世界也就越宽，心中的世界越宽，越能证明一个人的真实存在，因为在海德格尔看来，“语言足以担保——也就是说，语言保证了——人作为历史性的人而存在（原文下有着重号）的可能性”，语言“是那种拥有人之存在的最高可能性的本有事件”（海德格尔《荷尔德林诗的阐释》，第40页）。“语言是人类此在的最高事件。”（海德格尔《荷尔德林诗的阐释》，第43页）所以，阅读语言，表明人之存在。 人作为有理性的动物，其理性依靠的是思维和思想活动，人的思想不是天生就有的，它来自于后天的经验即习得，获取后天经验的过程就是习得或自身接受教育的过程。所以，人不是一生下来就是人的，他是随着教育过程而逐渐成为人的，这也是人与动物在本能方面的区别。正如黑格尔所精辟地指出的：“人所首先直接是的东西，仅仅是他变得有理性和有自由的可能性，仅仅是规定，仅仅是应当；只有通过管教、教育与陶冶，他才会成为他应当是的人，成为有理性的人。人只不过是他出生以后成为人的可能性。动物则在出生以后很快就成熟了；它的成长多半是一种增强过程。动物在本能上也同样有它需求的一切。人们必定不会把这看作大自然对动物的一种特别善举，以为它很快就结束了它的培育过程；其实那仅仅是一种量的增强过程。人则必须自己学会一切，必须把自己培养成为自己应当成为的人，否则，就会仅仅是他过去的那种可能性，而这恰恰是因为人是一种精神的东西；他必须摆脱那自然的东西。因此，精神是他自身的结果。”（黑格尔《世界史哲学讲演录》，第34-35页）人只有学习和读书才能成为人，因此，海德格尔说：“人是万物中的继承者和学习者。”（海德格尔《荷尔德林诗的阐释》，第38页） 自我完善是遵循双方向或沿着双轨道展开的，一是向别人学习，一是向别人传授，因为每个人所知道的都是有限的，又有“先知先觉”和“后知后觉”之别，每个“先知先觉”的人都有向未知者传输的责任。人类就是靠着互教互学，靠着共同创造的智慧，以及世世代代的积累才达到现在的文明高度的。赫尔德说：“不管是我还是人类的任何一个成员，其行为和思想或多或少都会影响到整个人类及其全部连续的发展。每个行为都引起一圈或大或小的波纹，每个思想都改变着个别心灵的状态，同时也改变了所有心灵状态的总和。而且，一个人的心灵状态会对其他人的心灵状态产生影响，导致其发生变化。总之，第一颗人类心灵的第一个思想与最后一颗人类心灵的最后一个思想维系在一起。”（J.G.赫尔德《论语言的起源》，第118页） 费希特在《论学者的使命人的使命》中谈到，人作为自由理性的生物相互之间有两个意向：“首先是传授文化的意向，即用我们受到良好的教育的方面来教育某个人的意向，尽可能使任何别人同我们自己、同我们之内更好的自我拉平的意向；其次是接受文化的意向，即从每个人身上用他受到良好教育，而我们却很欠缺修养的方面来教育我们的意向。”（费希特《论学者的使命人的使命》，第28页）如果不借助于他人的智慧，每个所知甚少的心灵都是黑暗多于光明的，人类就是通过相互帮助，共同积累智慧，才点亮自己和他人的心灵之光的。赫尔德在畅想编写一部古代语言的词源词典时，充满激情地这样写道：“我们的心灵要掌握多少知识，要达到多么灵活的程度，才能彻底了解那种野性的智慧、大胆的幻想和异时异地的民族感情，并用我们现代人的现代语言把这一切表达出来！然而，正是这样一项工作，不仅可以使我们熟悉一个国家的历史、文学和思维方式，而且将会照亮人类心灵中朦胧昏暗的领域。”（J.G.赫尔德《论语言的起源》，第66页） 19世纪意大利思想家、资产阶级革命家朱塞佩·马志尼在致意大利工人的书中写道：“上帝的旨意是，他给予世界的至善和博爱的思想应在不断增长的荣耀中显示出来，永远格外受人崇拜和格外完美地体现出来。你们个人的尘世生活受其狭隘的时间和能力的限制，只能残缺不全地和忽隐忽现地体现上帝的思想。只有人类通过世代相传，普遍受其成员中各个人的才智的哺育，才能够逐渐显示出那种神圣的思想，并加以运用或赞美。于是上帝就赋予你们生命，使你们可以用它来为人类造福，可以用个人的才智去促进你们同胞的才智，可以用你们自己的工作部分地帮助改善集体工作，并帮助世世代代缓慢地从事的发现真理的工作。你们必须教育自己和教育别人，使自己完善，也使别人完善。”（马志尼《论人的责任》，第75页） “正如上个世纪一位思想家所说的，人类是个永远学习求知的人。许多个人会死亡，但是他们所揭示的大部分真理，他们所做的大部分善行不会随着他们的死亡而消失；人类会把它珍藏起来，那些在他们的墓地上徘徊的人会从中得到教益。如今我们每个人都降生在以往整个人类所阐述的各种思想和信仰的环境中，并且我们每个人甚至不知不觉地给未来人类的生活增加比较重要的因素。人类教育的发展就像东方的金字塔那样，由每个过路的人在上面增添一块石头而使它们巍然屹立。”（马志尼《论人的责任》，第71页） 没有完善的个人，也没有完善的社会，完善意味着终止，意味着死亡。然而，我们不能停止向着完善努力的脚步，这是每个社会中的人的责任，只有这样我们和我们的社会才会无限地接近完善。读书和阅读就是这种努力的表现，个人良好阅读习惯的培养可以创造书香社会，书香社会的形成就是向完善的社会迈出的重要一步。 阅读是一种责任，是公民对自己的责任，更是对整个公民共同体责任。责任是严肃的、庄重的，有时甚至是沉重的，但同时它也是轻松的、愉快的。阅读这种责任也同样具有两面性。美国作家约瑟夫·布罗茨基在1987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时的演说中讲道：“鄙视书，不读书，是深重的罪过。由于这一罪过，一个人将终生受到惩罚；如果这一罪过是由整个民族犯下的话，这一民族就要因此受到自己历史的惩罚。”（约瑟夫·布罗茨基《从彼得堡到斯德哥尔摩》，漓江出版社1990年版）梁启超先生曾讲：人生须知负责任的苦处，才能知道尽责任的乐趣。读书之苦，读书之乐，因此尽在不言中。著名学者、出版家，商务印书馆的创始人之一张元济先生的名言“数百年旧家无非积德，第一件好事还是读书”，把读书和积德相提并论，个人读书对整个社会来说，就是某种意义上的积德，积德就是一件愉快的事。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巴达拉科在《领导者性格》一书中指出：“承担责任是一种积极进取、坚定有力和充满感情的行动。”（巴达拉科《领导者性格》，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116页） 让我们愉快地捧起书来，阅读吧。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