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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这一年 且读且思且陶醉 时值2014年末，我们邀请学界和出版界的三位读书人来谈书论学。 读书这件事，似乎无法用时间的刻度去衡量。2000多年前写就的《史记》，黄朴民今天读来仍不觉其“旧”；两部“编年事辑”都是新书，刘石却从中读出了“古士君子之高致美行”；于殿利则在亚述文明和当代出版中自由穿行。 然而，读书又不得不顾忌时间的存在。“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的叹喟也好，“不为无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的闲适也罢，谁都逃不脱时间的维度。这个世界有那么多的未知让我们好奇，阅读要有所选择。本行史学的于殿利钟情哲学，《孙子兵法》专家黄朴民读的是《史记》，刘石谈的也不是文学，而是学者和学术史。对他们来说，读书不仅是一份工作。 读书是件寻常事。读什么书是自己的事。我们读着，时间走着，走向新的一年。  一年来，在繁杂的工作之余，断断续续读了一些书，其中有几本也给自己留下了比较深刻的印象，像张泉的《城殇》、姚奠中等人的《国学之道》、吕宗力的《汉代的谣言》、张耐冬的《无序的车辙》、郑吉雄的《近三百年历史、人物与思潮》等等，从中也反映出我的读书习惯，即：枝蔓杂芜，随心所欲，真可谓业少专攻，放心难收。 但是，如果要讲在读书过程中，真正觉得有较大收获的，当首推对《史记》的重温。由于专业的关系，近几个月来，曾反复重读了《史记》中的不少篇章，有些心得，说出来与朋友们分享。 毫无疑问，《史记》是中国史学发展史上一座不可逾越的丰碑。套用明代茅元仪评价《孙子兵法》一书的格式，就是“前《史记》者，《史记》不遗；后《史记》者，不能遗《史记》”。我在重读《史记》过程中，最大的感受，是《史记》之所以超越其他史著，独领风骚，乃是缘于它的历史哲学理念的卓尔不群，超越绝尘。 首先，是对历史真实的正确解读。历史研究的核心意义之一是求“真”。然而，由于历史时空隔膜的存在，历史本相的重现能否做到真实可信，谁也没有信心对此做出担保，这决定了所谓求“真”往往耽于一厢情愿式的幻想。在这样的条件下，“客观如实”“据实记事”云云，不过是可望而永远不可相及的理想憧憬。《史记》的卓越，就是不拘泥于追求虚无缥缈的“绝对真实”，而致力于在从事宏大叙事时呈示“逻辑真实”。所谓逻辑真实，指的是有关史实的记载，虽然存在着臆度，夸饰的成分，但是按照常理人情推度，符合逻辑，基本能够成立。换言之，所叙事实或许是杜撰，但逻辑推理上却无碍成立并可得到合理解释的历史，它完全合乎柯林武德关于“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的界定。 《史记》有关“霸王别姬”历史场景的描述，就是其追求历史“逻辑真实”宗旨的一个生动范例。它叙述在楚汉相争的最后一幕的垓下之战里，十面埋伏，四面楚歌，西楚霸王项羽只好跟虞姬诀别，整个场面被刻画得活灵活现，非常生动。 但是只有跟随项羽突围的人，或者说当时帐篷里的人能看到这个场面，因为一般的士兵，他们根本不会知道大王，干了什么，说了什么；但是项羽帐篷里的那些他最亲信的人，也都跟他跑到乌江边上，二十八骑全军覆没了；而且虞姬死了，项羽也死了。总之，项羽和他的亲信左右，当时没有一个人活下来，那么霸王别姬这个故事，就是司马迁塑造的。他知道项羽身边有个美人，当他们面对生离死别的时候，是一定会演出一场可歌可泣、英雄美人最后诀别的场景。所以，他就这么写了，这在逻辑上是成立的，他们不会一个招呼也不打，眼泪也不流的，就这么分手了，这不可能！可是，恰恰是按照“逻辑真实”的理念来叙述历史，历史才是灵动的，才是充满温情的。一句话，主观的真实方才是司马迁所说的“成一家之言”，而未经主观有机整合，更多带有客观成分的历史真实却往往流于“断烂朝报”之弊。而这正是司马迁超越一般史学家的独特之处。 其次，是司马迁有意识地区分了历史学的不同功能，真正做到了“求真”与“致善”的并重。对晋国内部“下宫之难”记载上的差异，就明显体现了司马迁为调和“求真”与“致善”不同价值维度，实现史学功能综合平衡化所做的努力。 《赵世家》关于赵氏孤儿一事的记叙，显然是一场由忠奸双方演绎的悲喜剧，具有极强的故事性，浑不似史家的手笔，倒更像是一段可歌可泣的传奇小说，读来荡气回肠。后世戏剧、民间故事里的“赵氏孤儿”内容，除了事件发生时间上由晋景公期间换成了更早的晋灵公时期，以及被杀的孩子由第三者的孩子改成了程婴自己的孩子之外，基本上就是对《史记·赵世家》所记述内容的文学再现。 但是就在同一部《史记》中，《晋世家》有关“赵氏孤儿”的记载就大相径庭，它根本不是什么忠奸生死搏斗的故事，而是晋国内部公室与强卿之间的一场权力博弈。没有哪一方特别神圣高尚，能以所谓的道德情操相标榜。 《晋世家》有关“下宫之难”的记载非常简洁：“（晋景公）十七年，诛赵同、赵括，族灭之。”对此，同为强宗重卿的韩厥是很不赞成的，他对晋景公谈起赵衰、赵盾的功绩，称如果他们这样的人都没有后人祭祀，谁还愿意为国家效力，“赵衰、赵盾之功岂可忘乎？奈何绝祀！”于是晋景公复立赵武为赵氏后嗣，恢复了赵氏的爵位和封邑，“乃复令赵庶子武为赵后，复与之邑。” 这里“赵氏孤儿”的故事情节就明显不同于《赵世家》：一是赵氏孤儿根本没有遭到追杀；二是既然赵武生命安全无虞，程婴、公孙杵臼这些舍生取义、杀身成仁的英雄人物就自然无须存在并出现了；三是“下宫之难”发生的时间《史记》一书中《赵世家》与《晋世家》自相矛盾，应该说《晋世家》的记载更为可信，且与《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左传·成公八年》的记载相一致。即，此事发生在晋景公十七年（公元前583年），而非在晋景公三年（公元前597年）。晋景公三年后，《左传》《史记·晋世家》尚有不少赵括等人参与军政要务的记载，若是该劫难发生于晋景公三年，那之后赵括等再出场，岂不是活见鬼了？四是晋景公所诛并非赵氏全族，而仅仅有针对性地选择了赵氏中的赵同、赵括家族，其他赵氏中的赵旃等人不受牵连。 如果说《左传》《国语》《史记·晋世家》有关“下宫之难”的叙述，是反映了历史的“近似真实”与“逻辑真实”，还是有根有据的追叙，那么，《史记·赵世家》关于“下宫之难”的叙述，则已异化成为了历史的“想象真实”“艺术真实”，与历史的本相几无对应的关系。 司马迁是中国历史上最杰出的历史学家，同样一个“下宫之难”的历史事件，在同一部《史记》中，怎么会有两种截然相反的叙述？ 我个人以为，这种矛盾的叙述，这种常识性的漏洞与错讹，司马迁当然不可能没有意识到。在我看来，他这么做，乃是有意而为之，即：在《晋世家》中，他客观地延续《左传》的说法，以保存所谓的历史之“真”，在《赵世家》中，他又有意识地接受“成王败寇”背景之下赵氏崛起乃“天命所归”的社会认同，将“下宫之难”转型为一个充满道德正义性的“神话”，以弘扬所谓的历史之“善”。从这个意义上讲，司马迁是一位睿哲的思想家，他强调了历史学的科学理性——“求真”，也重视了历史性的教育功能——“致善”。这种境界和气象，正是后世治史者很难企及的。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馆长、国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