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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中国历史地理学的传统可以追溯到2000多年前，但作为一门现代学科出现却是在20世纪，而以往30年是其形成和发展的主要阶段。 一、学科发展概述 我国最早的地理学著作《禹贡》托名大禹，实际上产生于战国后期，但对历史地理现象的注意和记录在更早的著作中已可找到例证。成书于公元1世纪的《汉书·地理志》堪称中国第一篇历史地理著作，因为它所记述的对象不限于西汉一朝，而是上溯至先秦，[1]对见于历史典籍记载的重要山川地名作了考订注释。此后，从郦道元的《水经注》至唐宋以来传世的地理著作，几乎都是由当世追溯到往古，注重历史地理现象的记载和研究的。 在古代中国，皇朝的更迭、政权的兴衰、疆域的盈缩、政区的分合和地名的更改不断发生；黄河下游的频繁决溢改道又经常引起有关地区地貌及水系的变迁，给社会生活带来相当大的影响。中国古代发达的文化使这些变化大多得到了及时而详尽的记载。但由于在如此巨大的空间和时间中所发生的变化是如此复杂，已不是一般学者所能随意涉足，因而产生了一门专门学问——舆地之学（沿革地理）。到清代，沿革地理学的成就达到了高峰，是乾嘉学派学术成就的重要组成部分。 毫无疑问，沿革地理是历史地理学的一个分支，因此我们可以说中国的历史地理研究发轫于1900余年前的《汉书·地理志》，并可以追溯更长的历史；但是沿革地理不等于历史地理学，两者不仅有量的不同，而且有质的区别。就研究内容而言，前者主要是政区和疆域、地名、水道的变迁，后者却包括地理学的各个分支。就研究的性质而言，前者一般只是现象的描述和复原，很少涉及变化的原因，后者则不仅要复原各种以往的地理现象，而且要寻求它们变化发展的原因，探索它们的规律。中国沿革地理虽然是一门专门的学问，却一直没有形成一门学科，所以数百年来除了有少数几位专治沿革地理的学者之外，大多只是历史学家、经学家、训诂学家、文学家、金石家的副业，它的成果主要也是作为历史学和其他学科的注释检索之用；历史地理学则有自己独立的学科体系和理论，是现代地理学的一部分，一般来说需要有专门的研究人员，它的研究成果既可用于解释自然发展规律，也可用于解释人类活动与自然的关系，以及在特定自然条件下的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 作为一门现代学科，中国历史地理学产生于20世纪30年代，至80年代基本形成。对历史地理学科性质的讨论，一直延续到90年代。侯仁之最早阐明了历史地理学是现代地理学一个组成部分的基本观点，说明历史地理学是现代地理学的延伸，其主要研究对象是人类历史时期地理景观的变化，主要工作不仅要复原过去的地理景观，而且还要探求其发展演变的规律。[2]谭其骧[3]、史念海[4]持同样观点，并有补充。也有人认为它属于社会科学范畴，或是一门独立的综合性学科。[5] 历史地理研究的对象虽然不是历史，但是历史时期的地理现象，主要依靠历史文献记载，使用历史学的研究方法，其成果更多的是为历史学所利用。地理学本身的研究范围就包括了自然、人文和社会三个主要方面，历史地理学具有一部分社会科学或人文科学的特性是很自然的事。 历史地理的研究阶段是历史时期，其上限应该是文字的出现。在完全没有文字记载（包括间接的）的条件下，对地理现象的研究只能运用古地理学或考古学的方法。历史地理研究的下限应该与当代相衔接，但以往的研究过于偏重古代，近年虽有所改变，仍然是一个薄弱环节。 改革开放后的30年是中国历史地理学取得长足进步和发展的时期。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编辑的大型丛刊《历史地理》（上海人民出版社自1980年起出版）出版了22辑，以其学术水准引起了国内外广泛重视；由陕西师范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创办的《中国历史地理论丛》是本学科唯一定期的学术刊物（季刊），至2007年底已出版了85期。复旦大学、陕西师范大学、北京大学、武汉大学等单位培养的数十位博士和更多的硕士已成为各研究机构的中坚力量和分支学科的带头人，开拓了不少新的研究领域，他们的数量已经超过了原有的研究人员。 对学科理论的探索已深入各个分支，如历史政治地理[6]、历史城市地理[7]、历史农业地理[8]、历史民族地理[9]、历史社会地理[10]、历史医学地理[11]、历史文化地理[12]、历史科技地理[13]、绿洲学[14]、历史地图编制理论[15]、历史宗教地理等[16]，都有论著问世。 谭其骧、章巽等主编的《辞海·历史地理分册》、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的《中国历史地名辞典》分别于1982年、1988年出版，并一再重印。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大辞典·历史地理卷》（1996）在《辞海》的基础上有了较大的改进和增补。由于这三种工具书中地名的定点都以《中国历史地图集》编绘过程中积累的研究成果为主要根据，质量可靠，是目前权威的历史地名工具书。分省的历史地名工具书则有浙江、广东、湖南、山西四种。[17]史为乐主编《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在收录地名的数量和释文质量方面都有巨大进步。[18]通论性著作目前至少已出版15种。[19]但除史念海、邹逸麟、马正林是长期从事历史地理综合性或专题性研究外，其余虽不乏个人见解，大多出于编辑综合，质量良莠不齐。谭其骧、史念海、陈桥驿主编的《中国自然地理·历史自然地理》[20]和邹逸麟主编的《中国人文地理·历史人文地理》[21]，由各个分支的专家分别撰写，反映了当时国内的最高学术水准。区域性的综合性研究成果至少已有5种专著问世，涉及黄淮海平原、河西走廊、荆楚地区、东北地区、苏北地区。[22] 二、历史人文地理研究 人文地理学科直到近代才从西方引进，但对人地关系的论述和研究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20世纪以来，人文地理学已开始在中国传播，但在50年代后却被列为资产阶级学说而被禁止，并完全仿照苏联在自然地理外只设经济地理一门。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70年代末。 当代人文地理受此厄运，历史人文地理便只能胎死腹中，只有其中的经济部分得以幸存。改革开放使人文地理在中国恢复了应有的地位，历史人文地理也得到了蓬勃发展，在短期内取得了丰硕成果，在历史政治地理、人口地理、文化地理、城市地理、聚落地理、语言地理、社会地理、民族地理等方面，不断有新的论著问世。历史经济地理的研究也扩大了范围，加强了定量分析，运用了新的方法。 （一）历代疆域、政区研究和地名考证 20世纪80年代陆续进行的全国地名普查和各地新方志的修纂对政区沿革、山川变迁的研究提出了普遍的要求，也为开展这一研究提供了有利条件。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也给历史地理学者以巨大的帮助，其中考古学的作用最大。如鲜卑石室嘎仙洞的发现[23]、唐代含嘉仓的发掘等。考古所发现的珍贵的文字或符号资料如地图、简牍、文书、碑刻、铭文、书籍等，也是相当重要的。例如在长沙马王堆汉墓中出土的2100多年前的古地图，就为西汉初年长沙国南部的政区、地名研究提供了第一手的证据。对原来没有或很少历史记载的地区来说，考古发现就更为可贵。 历史政区研究方面，70年代及其以前的成果主要集中在《中国历史地图集》和《辞海》历史地理分册中。王仲荦《北周地理志》弥补了《周书》无地理志之不足。周振鹤《西汉政区地理》解决了清代以来许多学者没有解决的问题，是历史政区研究的一大突破。此后相继有研究东汉、明代政区的专著问世[24]，由周振鹤主编的多卷本《中国行政区划通史》有望把政区地理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25]。牛平汉、郑宝恒等编著了明、清、民国政区沿革综表[26]，而以《中国历代行政区划》为名的书至少有两部，分省历史政区沿革的著作则有湖北、安徽、山西、广西、宁夏、内蒙古、北京等多部。 大量论文涉及郡县制[27]、侨州郡县制[28]、路制[29]、府制[30]、行省制[31]的许多方面和行政区划原则[32]、州县等第变迁[33]等内容。近年公布的里耶秦简、张家山汉简资料中有洞庭、苍梧二郡，秦郡问题又引起新的争论。[34]周振鹤《县制起源三阶段说》[35]将春秋战国县制起源划分为县鄙之县、县邑之县、郡县之县三个阶段。又如，胡阿祥对东晋南朝侨州郡县、六朝政区增置滥置、南朝内地的少数民族政区等问题都做了详尽的研究[36]。 在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的基础上，谭其骧晚年发表了《历史上的中国和中国历代疆域》一文[37]，认为历史上的中国是多民族共同缔造的国家，因而中国与中原王朝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凡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任何一员在历史上建立的政权，都是中国历史上的政权；其所管辖和活动的范围，都是历史上中国的疆域；中原王朝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历史上除了清朝以外，没有一个政权曾经包括过所有中国的领土。这已成为边疆史地研究的基本理论和共识。在学术成果上，既推出了具有规模效应的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丛书，又出版了一些零散但很有深度的学术专著。论地域，这些成果覆盖了西北、内蒙古、东北、西藏、云南、台湾、海南、钓鱼岛、南海诸岛等地，填补了不少空白；论民族，对匈奴、鲜卑、乌孙、突厥、回鹘、吐蕃、渤海、南诏、契丹、西夏、大理、女真、蒙古、维吾尔、满、高山等族历史时期的疆域政区、活动范围或主要地名，都有了不同程度的了解，有的已经能画出比较精确的地图；论时代，涉及了夏、商直至明清各朝的全部或部分疆域，分裂时期也不例外，均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果；甚至像南越国边界、河曲十六州、唐代羁縻府州、明代辽东都司等专题，也有专著问世。[38] 从学科的结构与分类来看，传统的沿革地理的主体部分——历史疆域政区和地名考证——应该发展成为历史政治地理。但到21世纪初，这一新的分支还只是刚刚起步，[39]所以我们只能沿用传统的分类。 （二）历史产业地理研究 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历史地图集》开编，史念海承担了其中的农业图组的编稿。为了迅速填补这些空白，他提出“历史农业地理”的概念，并指导学生进行研究，已出版断代农业地理专著三部[40]、分区域历史农业地理专著13部。其中韩茂莉所著《宋代农业地理》探讨了自然条件对农业的影响，人口、土地与农业生产的关系，主要经济作物的地理分布与轮作方式的变化，主要经济作物的地理分布和黄河中下游、东南、荆湖、西南、岭南五大区域的农业生产与土地利用特征，是第一部断代农业地理专著。郭声波的《四川历史农业地理》[41]是第一部区域历史农业地理专著。又有关于明代苏、皖、浙、赣、山西、河北、云、贵、川、清代两湖、两广、陕西、西部地区、河南、山东等省和地区的历史农业地理研究的十多种专著出版，[42]覆盖范围超过了大半个中国。 已发表的上百篇论文中，史念海对黄河流域[43]、赵永复对河西走廊[44]、杜瑜对甘宁黄土高原[45]、司徒尚纪对广东[46]等地的农业地理研究，均是以地区为单元的探索；邹逸麟对蚕桑业[47]、钮仲勋与黄盛璋对矿冶业[48]、赵松乔对种植业[49]、李为对造纸业[50]等产业的历史地理探讨则属部门地理研究；而华林甫对唐代粟麦稻[51]、韩茂莉对宋代麦桑麻[52]、曹树基对清代玉米番薯[53]等作物进行的断代历史地理研究，均较以往对农作物的笼统研究向前迈进了一步。 历史农业地理的不足也是明显的。并不是所有的历史阶段或所有的区域都可以找到足够的原始资料，甚至连间接的、起码的史料也没有。有关要素如农产品的产量、赋税额度、人口数量、气候变化、灾害程度等缺乏可信的数据，多数情况下只有一般性的描述。如何科学地界定史料中记载的作物品种、生产工具和耕作技术，准确地划分各类农业区域，都是研究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广义的农业（大农业），应该包括牧、副、渔、林、果、药、杂等，历史产业地理也不应限于农业，还应该有商业、手工业、服务业等，所以我们有理由期待真正完整的历史产业地理。 （三）历史人口地理研究 历史人口地理研究长期处于停滞状态，直到1983年胡焕庸和张善余编著《中国人口地理》[54]时才有所改观。本书虽是一本当代人口地理的专著，但也包括了追溯历史演变的内容，有好几章涉及历史部分。 1986年出版的葛剑雄著《西汉人口地理》是第一部断代史的人口地理专著。该书对西汉人口分布的密度、迁徙、增长率以及粮食生产关系等问题作了详尽分析研究，为历史人口地理研究方法开创了一条新路，由他主编的六卷本《中国人口史》是这一领域最重要的著作[55]。此后，有关断代人口地理的专著仅唐代便出版了五部[56]、区域性历史人口地理专著两部[57]、动态的历史人口地理（移民史）专著至少4部[58]，还有多种人口史研究专著涉及地理问题。发表的论文也很可观，重要的如李仪俊对中国人口重心转移的研究[59]，司徒尚纪对海南[60]、唐亦功对金代京津唐[61]等地区的历史人口地理分布与变迁的研究，也都很有分量。 （四）历史城市地理 马正林《丰镐—长安—西安》一书出版于1978年，当时国内这方面著作还相当少见。到了20世纪80年代初，这种研究有了较大的发展，论著数量可观，质量也有很大的提高，既有对北京、上海、西安、南京、开封、洛阳、广州、杭州、成都、武汉、沈阳等大城市的研究，也有对江陵、南阳、绍兴、安阳、承德、佛山等中等城市的探索，以及唐宋墟集、明清市镇甚至断代城市的大量研究，[62]涉及城市起源、类型、分布、功能、布局、城市间比较研究等方面，[63]其中绝大多数为单一城市的研究，但也不乏像傅崇兰、杨平林、葛剑雄、王玲、李孝聪等城市群研究。[64]而马正林编著《中国城市历史地理》一书的出版（1998），标志着这个分支的成熟。[65] 古都研究在中国历史城市地理研究中具有重要的地位。以往“六大古都”之说盛行，1983年还出版了陈桥驿主编的《中国六大古都》一书。[66]但谭其骧1982年提出“七大古都”的说法，认为邺（安阳）作为古都的重要性并不在杭州之下。[67]随后，陈桥驿又主编了《中国七大古都》一书。[68]学术界仍有异议，但渐趋一致。[69]近年又将郑州列为大古都之一，并有《中国八大古都》一书[70]问世。 侯仁之是中国历史城市地理的开创者，在他发表的许多论著[71]中，论述了北京的地形特点、聚落兴起、园林分布的一些规律、历代建都过程、都城布局的发展演变，以及水源开发、宫廷广场的演变等重要问题。他对邯郸、淄博、承德等城市兴衰也作了全面考察，给后人以重要启迪。1991年，他又倡议对北京周围的地区进行“区域链”的研究，[72]已有响应。[73] （五）历史军事与交通地理研究 历史军事地理范围很广，但具有深度的成果不多。《读史方舆纪要》自清末以来即被视为军事地理巨著，但研究其历史军事地理价值的论文仅有施和金《中国古代战争的地理分布》一文。[74]该文研究了先秦至明代6192次战争的地理分布及其特点，后胡阿祥补充了清代战争地理分布的论述。[75]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地图集》有相当图幅是历代战争地图，而在张海鹏编著《中国近代史稿地图集》中，战争地图占到了百分之七八十。 史念海对陕西历史军事地理多有研究，并发表了有关唐代前期关东尚武风气的专文；[76]辛德勇关于刘邦出入汉中、韩信平齐、巨鹿之战等楚汉战争中地理问题的一系列研究，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长期未解决的问题。[77]陈可畏等对赤壁之战和垓下之战所作的重新研究，[78]和靳生禾、谢鸿喜对潞川之战等重大战役故址的考证，[79]也提出了新的见解。 历史交通地理研究集中在丝绸之路、海上丝路、大运河等方面，出版了一些有影响的论著。在现有成果中，黄盛璋对《西天路竞》与川陕交通[80]、李之勤对秦蜀交通[81]、刘希为对隋代交通[82]、王颋等对元代云南行省站道[83]、杨正泰对明代驿站[84]等问题的考证与研究，均有一定贡献。王文楚著《古代交通地理丛考》、辛德勇著《古代交通与地理文献研究》[85]，可视为目前历史交通地理研究的代表作。 （六）历史社会文化地理研究 其学术成果主要集中在三方面。一是某种社会文化要素分布的地域背景考察，如周振鹤与游汝杰合著《方言与中国文化》，[86]卢云著《汉晋文化地理》[87]和周振鹤关于秦汉宗教地理、风俗地理，[88]胡阿祥关于中古郡望郡姓，[89]张桂林关于妈祖信仰的起源与传播，[90]张伟然关于南北朝佛教地理，[91]王清廉等关于佛寺分布，[92]吴成国关于东晋南朝婚姻礼制地域差异，[93]王日根关于地域性会馆等专题的研究[94]。《方言与中国文化》论述的问题，如方言与移民史、方言与民俗、方言与地方文化、方言地理与人文地理等，多有发明，令人耳目一新。卢云研究西汉、东汉、三国西晋时期文化区域与文化重心、秦汉滨海方士文化的一系列论文，具有很高的识见，他的专著《汉晋文化地理研究》对汉晋时期精神文化领域具有代表性的学术文化区域及其变迁、滨海宗教文化带与汉晋三次宗教浪潮、婚姻形态的地域分布、俗乐区域与雅乐中心四大问题作了深入研究，填补了多方面的学术空白。二是某一时期某种人才地理分布的综合研究，如史念海对两《唐书》人物籍贯地理分布[95]、李泉对两汉中高级官吏籍贯分布[96]、王尚义对汉唐宋元明清山西文人地理分布及其文化特点[97]、萧华忠对宋代人才地域分布[98]、胡阿祥对桐城文派作家地理分布[99]、叶忠海对南宋以来江浙成为文人源地原因[100]等专题的研究，专著则有曾大兴所著一部[101]。三是历史区域社会文化地理的研究，如司徒尚纪对广东[102]、张伟然对湖南与湖北[103]、蓝勇对西南诸省的历史文化地理研究专著[104]，是这一领域第一批具有开拓性的著作。王子今对秦汉区域文化[105]、程民生对宋代地域文化的研究著作[106]、王振忠对明清徽商与淮扬社会变迁的研究[107]，均各具特色。1997年出版的周振鹤主著《中国历史文化区域研究》一书，汇集了语言、宗教、风俗三种文化区和人物地理、文化重心区、区域文化地理六项专题研究成果，具有示范性。另外，卫家雄关于明清闽台风俗[108]、单树模关于古代苏北文化地理[109]等论文，也对历史区域文化地理作了有益的探讨。 （七）古代地理学家、地理文献与学术史研究 这一领域成果丰硕，集中体现在关于地理学史、郦道元《水经注》、徐霞客《游记》、历代地理总志与正史地理志、古地图等专题的研究上。侯仁之主编《中国古代地理名著选读》（第一辑）[110]是地理文献研究中的精品，而谭其骧主编的三卷本《中国历代地理学家评传》[111]则是这方面的权威撰述。1978年以来出版的通论性地理学史著作有五种[112]；论文不胜枚举。出版中国地名学史专著三部[113]，地质学史也已有专著面世，但地貌学史、人文地理学史、历史地理学学术史之类的著作迄今未见。20世纪发表《水经注》研究专著30多部、论文约270篇[114]、有关徐霞客游记的论著约200篇（种）[115]，涉及郦氏、徐氏生平、著作版本、地理学（含地名学、地质学、地貌学）、文学、文献学、金石学价值等。褚绍唐、吴应寿整理的新版《徐霞客游记》[116]最称完善，后来又有朱惠荣校注本问世[117]。学者们对《尚书·禹贡》[118]《山海经》[119]、魏晋南北朝地志[120]、隋唐图经[121]《括地志》[122]《元和郡县志》[123]《太平寰宇记》[124]《舆地纪胜》与《方舆胜览》[125]《资治通鉴》胡注[126]、《大元混一方舆胜览》[127]《读史方舆纪要》[128]《嘉庆重修一统志》[129]皇朝地理志[130]等历史地理典籍的研究，均有一批专题论著发表。十六部正史地理志中，对《汉书·地理志》的研究最为深入，而对《南齐书·州郡志》[131]《宋史·地理志》[132]《辽史·地理志》[133]《元史·地理志》《明史·地理志》[134]的校证补纠都极有贡献，谭其骧生前主编的《历代正史地理志汇释丛刊》正陆续出版[135]。邹逸麟对《汉书·沟洫志》[136]、周振鹤对《汉书·王子侯表》的笺证[137]均系力作。任乃强《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为作者的精心之作[138]。相比之下，贺次君所辑《括地志辑校》存在的问题较多。[139]《中国古代地图集》汇集了主要传世古地图和相关研究成果，[140]对考古发现的放马滩地图、马王堆地图和传世的禹迹图、华夷图、平江图、静江府城图、西夏地形图以及数量可观的明清地图，均有大量研究论文发表，[141]已有多种古地图选集问世，通论性地图学史专著已出版三部，[142]对流散在海外的中文古地图也有论著发表[143]。 三、历史自然地理研究 作为历史地理学一个分支的历史自然地理学是从20世纪50年代发展起来的，自然地理方面大规模的综合考察和研究取得的成果为历史自然地理的研究创造了有利条件。一些新的研究手段如航测及卫星遥感技术、碳14测定、孢粉分析、地理信息系统等不仅增加了野外考察的可行性，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文献资料的空白。经济建设对历史自然地理提出了很多迫切的课题，谭其骧等主编《中国自然地理·历史自然地理》[144]是至70年代末中国历史自然地理研究的综合成果，侯仁之主编《环境变迁研究》[145]在学术界也颇有影响，在历史气候、河湖、海岸、土壤、植被、沙漠、动物等方面均有进展和新成果问世。 （一）气候变迁 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146]是一篇杰出的经典论文，尽管近年来已有学者指出了该文在史料的引用和理解方面存在某些错误，但对作者确立的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毫无异议。此后对历史资料的搜集更为广泛、深入，孢粉分析成果得到普遍运用，地区性的、阶段性的气候研究成果陆续发表，对洪涝、干旱、雹、风、蝗虫等灾害的研究也引起了各方面的重视，张家诚[147]、龚高法[148]、张丕远[149]、满志敏[150]等人的研究均取得重要进展。 尽管有了孢粉分析、考古发现（如长江历代水情记录）等作为补充或实证，历史文献仍将是历史气候变迁研究最主要的来源，所以史料鉴别考订是结论正确与否的前提。而现有成果中或多或少存在对史料的误解或曲解，甚至不加分析地大量照抄旧方志的错误记载。历史记载存在时问和空间上大量的空白、缺少准确数量概念这两大难题在可以预见的将来还难以解决。 （二）地貌和植被 侯仁之对西北毛乌素沙地与乌兰布和沙漠变迁[151]、史念海对黄土高原森林与草原[152]的研究，都是有针对性的，在学术上起着开创性作用。朱震达[153]、于希贤[154]、朱士光[155]、赵永复[156]、陈育宁[157]、景爱[158]、王尚义[159]、邓辉[160]、韩昭庆[161]等继踵其后，在研究的广度、深度上均有所进展。文焕然、何业恒等在历史时期野生动物地理的研究方面发表了一系列的论文和专著，[162]论述了几十种珍稀动物地理分布的变迁，认为总趋势是分布区域由小变大、分布范围北界日趋南缩、有的种属甚至濒于灭绝。环境变迁研究已成热点，像蓝勇关于明清皇木采办对西南地区环境的负面影响[163]、龚胜生关于2000年来瘴病分布变迁[164]这样的研究，基础扎实而立意新颖。 对西北沙漠是否有明显扩展，黄土高原是否曾有过茂密的森林等尚有不同意见。除了有与气候研究方面相同的困难外，避免政治因素及现行政策对学科结论的影响是非常重要的。 （三）水文 黄河因其善决易徙和对中国历史的重大影响而成为历史水文研究的首选。近几十年来对黄河及其流域的考察和日常观测积累下来的大量资料和数据，为研究者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条件。谭其骧在20世纪60年代就指出，黄河决溢改道频繁的根本原因是中游植被破坏加剧了水土流失，[165]黄河泥沙来源的观测资料就是他的重要论据。谭其骧在对西汉以前黄河下游河道的研究中，除在《山海经》中钩稽出一条从未引起人们注意的河道[166]外，也利用下游地区文化遗址的分布状态，得出了战国前黄河曾在今华北平原中部多次改道漫流的结论。[167]有关黄河的论著极多，水利、地理、工程、地方志等各界都出版了不少专著和论文。在历史地理学界，《黄河史论丛》[168]所辑内容有一定代表性。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黄河水利史述要》[169]和中国水利学会水利史研究会编《黄河水利史论丛》[170]虽是以水利史为主，但其中对黄河变迁的论述占了很大篇幅。其他领域有关黄河历史研究的专著和论文集也不下十余种。 长江水道因相对稳定，前人的记载和研究较少。但在中下游平原地区，特别是江汉、洞庭湖和九江、鄱阳湖地区，历史时期水系的变化也相当纷繁复杂。《中国自然地理·历史自然地理》第四章第三节是第一次全面论述这些变化的专著，其中关于云梦泽、洞庭湖和鄱阳湖的形成和变化的论述澄清了前人的种种误解，提出了全新的观点。 对海岸变迁的研究，除了传统的文献考证之外，还可以通过考古发掘、泥沙淤积观测、碳14测定、侵蚀观测、钻孔分析等方法进行研究。由于各自的侧重不同，在具体的结论上往往有所不同。陈吉余对历史时期的海岸变迁的论述综合了各家、各种方法的长处，概述了从辽河海岸直至珠江三角洲间主要的低海岸的变化，对其原因作了合理的分析，对别人较少注意的基岩海岸的变迁作了简要说明，是一份权威性的总结。[171] 此外，关于长江、海河、淮河的历史变迁均有多种专著问世，[172]谭其骧、张修桂、施雅风、陈吉余关于鄱阳湖、洞庭湖、青海湖、东部海岸历史变迁的研究成果均堪称范式，[173]对海河水系[174]、运河[175]、黄河[176]、珠江三角洲水系[177]、辽河水系[178]、塔里木河[179]、敦煌绿洲水系[180]、黄浦江[181]等河流演变历史的研究均有重要论文发表。有关历史上罗布泊[182]、太湖[183]、杭州西湖[184]、鉴湖[185]、广德湖[186]、白洋淀[187]、文安洼[188]、梁山泊[189]、华北平原湖沼与古河道[190]、长江三峡工程背景与长江水旱灾害[191]、上海与天津成陆过程[192]等专题的研究也取得了重要成果。 四、中国历史地图的编绘和研究 历史地图的研制和编绘是中国历史地理学最富特色的领域，也是中国历史地理学取得最大成就的一个方面。 1954年冬，毛泽东批准吴晗重编改绘杨守敬《历代舆地图》的建议。范文澜、吴晗、尹达曾先后领导这项工作，由谭其骧主编，复旦大学、中央民族学院、南京大学、云南大学以及中国科学院的历史、考古、民族和近代史研究所等单位百余人参加了编绘。几经周折，终于在1973年基本完成，1974年起用中华地图学社的名义陆续出版了内部试行本。1980年起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持对内部本进行修订，从1982年至1988年出全8册，公开发行。 这部上起原始社会、下迄清末，包括20个图组、305幅地图和约7万个地名的《中国历史地图集》（以下简称《图集》），除了内容丰富、收罗宏博的特点外，还在科学性、思想性和精确性方面大大超过了其他同类地图集，主要表现在： 1．《图集》以如实反映各民族共同缔造伟大祖国的历史为目的，确定以19世纪40年代帝国主义入侵中国以前的清朝版图为历史上的中国的基本范围。一些边疆地区、少数民族政权如吐蕃、突厥等，还尽量选用了显示它们极盛疆域的年代，有利于人们正确理解中国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过程。 2．《图集》充分利用历史地理学各方面的研究成果，并尽可能吸收了国内外已经发表的地理、考古、民族等相关学科的成果资料，用于核实、校正文献记载，填补文献空白。 3．无论总图还是分幅图，《图集》都确定标准年代（或较短的标准时期），尽可能显示同一年代的政权疆域和政区建置。对年代久、变化大的时期，采用多幅总图分别显示不同年代的状况。 4．《图集》采用了按当时大行政区（或监察区、地理区域）分幅，各幅又按其内容的密度采用不同的比例尺，必要时插入比例尺特大的局部图。 从1982年起，由谭其骧主编，复旦大学、北京大学、陕西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科学院等十多个单位的学者开始编绘包括历史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20个图组、千余幅地图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历史地图集》，第一册将于近期出版。 各种专题历史地图和地区性历史地图的编绘出版方兴未艾。如《中国史稿地图》[193]《中国近代史稿地图集》[194]和《中国历史地震地图集》[195]都已出版，近500年旱涝分布、太平天国、辛亥革命、抗H战争等一批断代、专题历史地图集也相继问世。[196] 侯仁之主编的《北京历史地图集》[197]《北京历史地图集·二集》[198]和即将出版的《三集》是我国第一部区域历史地图集，其中相当大的篇幅是显示北京城区的，因此又是一部城市历史地图集。先后出版的还有司徒尚纪主编《广东省历史地图集》[199]、史念海主编《西安市历史地图集》[200]、周振鹤主编《上海历史地图集》[201]、刘和平、谢鸿喜主编《山西省历史地图集》[202]、任乃强等主编《四川州县建置沿草图说》[203]。各类当代的地图集中也配上必要的历史地图，以增加科学性和信息量，例如《中国人口地图集》[204]中就有一组历史人口地图，《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农业地图集》中也有几幅反映历史农业地理的地图，不少省市及地区的地图集以历史地图作序图，新编地方志中往往也绘有当地的历史地图。[205] 历史地图的另一个发展趋势是数字化，进而发展为历史地理信息系统。历史地图的数字化不是简单地将现有的历史地图输入电脑，制作光盘，而是用数字化方法重新研制历史地图，包括将有关的文献资料及研究结果制成相应的数据库。理想的数字化历史地图集不仅将基本解决《中国历史地图集》这类印刷地图所难以解决的矛盾（如坚持标准年代与标准年代之外内容无法同时记录、能够选择的标准年代有限、局部的修订因牵涉全图而不能及时进行等），成为各类历史地理信息可靠的空间平台，汇时间、空间、人类活动的各种信息于一体，成为一套具备各种不同层次的检索手段和链接、完全开放的、具有无限开发潜力的历史地理信息系统。2000年起，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与美国哈佛大学等单位开始合作研制“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China’s Historical Geography Information System，CHGIS），已有多种阶段性成果发表。 五、展望未来 由于历史地理学的研究领域覆盖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很多领域，对于从总体上认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同时也有很强的应用性。如对历史边界、中外关系、行政区划、地区差异、经济开发、社会变迁、文化区域、人口与移民、民族分布与迁移、城市规划、生态保护、减灾防灾、国土整治等很多方面都能提供决策咨询。 在人类普遍关注未来，意识到生态环境的重要性，重视可持续发展的情况下，涉及时间、空间和人类活动并跨越自然和社会科学的历史地理学将能够发挥其他学科所不能替代的作用。例如，历史自然地理方面的研究可以填补历史气候、灾害等方面的空白，成为预测未来的主要依据。中国的历史地理学完全可能发展成为一门世界最先进、具有鲜明中国特色、为人类作出独特贡献的学科。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