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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评】 此为咸丰十年（1860）秋，左宗棠在赴京参加会试途中，写给长子孝威和次子孝宽的一封家信，时年四十九岁。两个孩子一个十五岁，一个十四岁。 咸丰四年3月，左宗棠再应湖南巡抚骆秉章之邀，再入湖南巡抚幕府。此时太平军驰骋湘北，长沙四面楚歌，全省烽烟四起，局势危急。左宗棠辅佐骆秉章“内清四境”、“外援五省”。骆秉章也用人不疑，言听计从，“所行文书画诺，概不检校。”湖南政局终得转危为安。翰林院侍读学士潘祖荫在给咸丰帝的奏折中所称“天下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之语，正由此而来。咸丰六年，左宗棠因接济曾国藩部军饷以夺取被太平军所占武昌之功，被任命为兵部郎中，赏带花翎。咸丰八年，骆秉章奏保左宗棠，说他运筹有功。诏赏加四品卿衔。从咸丰四年直到咸丰十年，六年之间，左宗棠一直专心于湖南军事。但左宗棠由于长期大权在握，在指挥军事的同时，革除弊政，开源节流，稳定货币，筹措军购，因而招致多人忌恨。咸丰十年推荐刘蓉取代他做幕僚，请求发给公文，赴京参加会试。但就像在这封信中所说的“我此次北行，非其素志”。他在道光十八年（1838）第三次应试落第后就曾对妻子说“从此款段出都，不复再踏软红，与群儿争道旁苦李矣！”并从北京买了许多农书，打算“与夫人闭门伏读，虽长为乡人以没世，亦足乐矣“（《戊戌与周夫人书·告又落榜拟长为农》）所以这次在赴京应试路上，更多想到的则是子女教育问题。 是年长子孝威十五岁、次子孝宽十四岁。爱子心切的左宗棠在这封信中从立志、修养、读书方法、持之以恒四个方面连训带骂去教育孝威、孝宽这两位长、次子。至于这四个方面内容，信中讲的十分清楚，前面关于家信的概述亦已涉及，不再赘述，这里只想强调两点： 一是如何立志？左宗棠认为一个人要想事业有成，必须先立志。但仅立志还不够，更重要的是要坚持，所谓“志患不立，尤患不坚”。偶然听一段好话，听一件好事，亦知歆动羡慕，不过几日几时，此念就不知如何销歇去了。此是尔志不坚，还由不能立志之故。如果一心向上，有何事业不能做成”。这段话值得我们尤其是心性活络的年轻人深思。左宗棠在另一封专门给长子孝威的信中还说立志必须心口如一，要从内心明白立此志向的道理和缘由，不能人云亦云：“小时志趣要远大，高谈阔论固自不妨。但须时时返躬自问：我口边是如此说话，我胸中究有者般道理否？”尤其艰苦朴素、体察民情，不要养成官宦后代的娇纵习气：“养口体不如养心志，况数千里外张筵受祝，亦忆及黄沙远塞、长征未归之苦况否？贫寒家儿忽染脑满肠肥习气，令人笑骂，惹我恼恨”。 二是反面教训，教育子女应该向曾国藩、张之洞家信中那样循循善诱，正面引导，晓以大义，不能像左宗棠这样以训斥辱骂为主，而且全是批评，让子女看不到希望和发展方向。左宗棠有四子四女，皆无多大作为：长子左孝威以父荫为兵部主事，年仅27岁即早逝，没有什么作为。次子孝宽，左宗棠在信中责骂他“气质昏惰，外蠢内傲，又贪嬉戏，毫无一点好处可取。开卷便昏昏欲睡，全不提醒振作。一至偷闲玩耍，便觉分外精神。年已十四，而诗文不知何物，字画又丑劣不堪”。结果斥骂并未见成效，孝宽一生为医，无什么影响，后人倒是出了不少名医；三子孝勋继其长兄承父荫为兵部主事；只有幼子孝同(1857-1924) 字子异，官至江苏提法使，甲午战争时，曾任湖南巡抚的吴大澂在辽宁边关统帅大军，左孝同总办营务，做过贡献。相比之下，左氏后人不及李鸿章后人，更不及曾国藩后人。我想这可能与左宗棠的教育方式有关。 左宗棠虽为社稷之臣，但性格偏狭、固执，缺少海涵地负的容人雅量，又被称为“左骡子”。左宗棠为湖南巡抚骆秉章主持幕务时，有次总兵樊燮前来府署拜见巡抚，垂手单腿跪向骆秉章请安，而对左宗棠只是拱拱手，左宗棠怒曰：“武官见我，无论大小，皆要请安，汝何不然？”樊燮不服：“朝廷体制，未定武官见师爷请安之例，武官虽轻，我也朝廷二三品官也。”左宗棠勃然大怒，连踢带骂：“忘八蛋，滚出去!”樊燮气极，上告朝廷说左宗棠是“劣幕”。朝廷谕旨称如若事情确实，可“就地正法”。后胡林翼、曾国藩等人力保，咸丰皇帝非但没有治罪，反而升他为四品京堂，并下旨将樊燮革职，勒令回乡。樊燮含恨回到家乡湖北恩施县，盖一幢“读书楼”，楼成设宴告父老曰：“左宗棠一举人耳，既辱我身，又夺我官，且波及先人，视武人如犬马。我宅已定，敬延名师，教予二子，雪我耻辱，不中举人、进士、点翰林，无以见先人于地下。”于是聘师教子，闭门读书，还把“忘八蛋，滚出去”六个字写在木牌上，号为“洗辱牌”，放在祖宗牌位之下，要两个儿子定时参拜，并说：“一举人如此，武官尚可为哉！若不科第，非吾子也！”他还要两个儿子平时穿女服，并规定：“考秀才进学，脱女外服，中举人，脱内女服，方与左宗棠功名相等。中进士、点翰林，则焚吾所树之洗辱牌，告先人以无罪。”儿子很争气，他的小儿子樊增祥后来果然中了进士，进翰林院为庶吉士，大儿子樊增山学问也很好，可惜英年早逝。只不过这时候可恶的左师爷官做得越来越大了。 左宗棠到了晚年更是喜欢骂人，敌人也骂、友人也骂，甚至恩人也骂。如曾国藩可以算是左宗棠的大恩人。咸丰六年，左宗棠因接济曾国藩部军饷以夺取被太平军所占武昌之功，由曾国藩上奏朝廷，被任命为兵部郎中，赏带花翎，首次踏上仕途。后来左宗棠进疆平叛，曾国藩将湘军统领刘松山的部队全部交给左宗棠指挥，让左宗棠大为感动。但左宗棠照骂不误：骂曾国藩是理学的伪道士，骂得没完没了，骂出了习惯，也骂成了症候，而且还不时捎带上李鸿章、沈葆桢。当时就有个下级记载他几次拜访左宗棠，欲汇报工作，而左宗棠只管骂曾国藩，让他简直插不上嘴：“吾初谒左相，甫寒暄数语，引及西陲之事，左相即自述西陲功绩，剌剌不能休，令人无可插话。旋骂曾文正公，语尚未畅，差弁侍者见日已旰，即举茶杯置左相手中，并唱送客二字，吾乃不得不出。翌日，左相具柬招饮，方谓可乘间言地方公事矣。乃甫入座，即骂曾文正公，迄终席，言尚如泉涌也。既撤席，吾又不得不出。越数日，禀辞，左相始则骂曾文正公，继则述西陲之事，终乃兼骂合肥李相及沈文肃公。然其意若谓本不如己远甚，初无待其力攻也。侍者复唱送客，吾于起立时，方欲陈地方事数语，左相复引及西陲之事，吾乃疾趋而出云。”骂李鸿章丧权辱国：“对中国而言，十个法国将军，也比不上一个李鸿章坏事”； “李鸿章误尽苍生，将落个千古骂名”。李鸿章可没有曾国藩那付容人之量，结果让左宗棠翻了船，其部下“恪靖定边军”首领王德榜、台湾道刘璈被诬告失去兵权并丧命，左宗棠也于一个月后在激愤中病故。 从这封家信来看，左宗棠不仅是到了晚年才喜欢骂人，壮年即使如此，对子女更是如此。对外骂人，落得个“左骡子”的诨号，甚至为此送了命；对子女一味斥骂，看来也好不到那里去，至少对子女的为人与前途是如此。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