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璇琮先生《唐代诗人丛考》是新时期第一部深入研究唐代中小作家生平事迹和创作倾向的学术著作，对唐代32位诗人的生平及著述作了缜密的考证，为学界提供了一部审核精谨的唐诗学研究资料,昭示着20世纪80年代以来文史考辨与文化研究相结合的学术路径。  傅璇琮先生 一 从傅先生的人到傅先生的书傅先生是蜚声海内外的中国古典文学和中国古典文献学家，著述丰赡。 傅先生已年届耄耋，仍以古人不知老之将至之精神，奋发精进，曾不稍怠。2008年初，他受清华大学之礼聘，回到半个多世纪前就读过的中文系任教。数年间，他或亲授课程，或举办讲座。目前，他先后指导的两名博士研究生已经毕业，一名博士后亦已出站。与此同时，他还展开繁重的学术研究工作，主持了《宋才子传校笺》、《王应麟全集》等多个学术课题。尤其自2009年起，他作为清华大学中国古典文献研究中心主任，领衔主编《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这是一部继清乾隆年间所修《四库全书总目》之后200余年来规模最大的目录提要类著作，是对中国传统学术最后二百年之重要典籍及藉此而呈现的学术脉络的梳理和总结，学术意义重大。由于收书多达5213种，内容庞杂，学科广泛，提要工程的难度亦大。从研订体例到邀约作者，从催促进度到审读样稿，傅先生无不亲历亲为。目前工作进展顺利，全书可望于2015年内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唐代诗人丛考材料辑集》手稿 傅先生具有很高的学术声望和学术地位，分析原因，殆有三端。 一是缘于他如上所述丰厚的学术研究成果。 他或他与友人合作的众多的学术著作，如《唐五代人物传记资料综合索引》、《唐代诗人丛考》、《唐代科举与文学》、《唐五代文学编年史》、《唐人选唐诗新编》等，已经成为相关学术研究领域的必备书。 二是缘于他的学术组织和领导工作。 他长期担任中华书局总编辑、唐代文学学会会长和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秘书长，规划和组织了相当多的学术活动。考察傅先 生数十年尤其是新时期以来的研究工作，有一个总体目标，就是有层次分步骤地完成古代文学尤其是唐代文学以及古代典籍基本资料库的建设。考据往往是很具体的，计划却要求整体性和前瞻性。从当代古典学术史的角度来看，优秀学者固然不乏其人，像他这样对一个时代的一个学科规划和建设起了如此重大作用的，似乎并 不多见。不仅如此，他所倡导的诸多学术研究方向和路径，诸如文学研究与制度史研究结合、文献研究与文化研究交融，在相当程度上引领了新时期以来中国古典文 学的研究。 三是缘于他高峻清正的学术品格和谦抑和婉的为人风格。 2012年11月， 正逢傅先生欣开九秩，多年来奔波于东南西北各地，热忱参与和支持各种学术活动的他，坚辞四方学人和各类机构举行庆寿活动的要求，只由中华书局在极小范围内 组织了一场只有十来人参加的小型座谈会。在他执教的清华大学，则是由中文系古代文学专业的两位学生来到古典文献研究中心，送上一捧鲜花和一册影集，影集里 摭拾的是四年多来老师续缘清华的部分情景，从学术会议的讲话，到研究基地的揭牌；从与同系师生的聚会，到逸夫馆边林荫道上的漫步。影集前缀有两行题词： “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仰之弥高，钻之弥坚。清华大学中文系古代文学专业师生敬贺。”他尊敬长者，善交同辈，奖掖后学，从商务印书馆为其八十华诞出版的 《傅璇琮先生学术研究文集》中，可以看到老中青三代学者与他的学术交谊和对他的深厚感情。 二 从傅先生的书论傅先生的学建国初期成长起来的一代学者，算来已近耄耋之年。他们身经特殊的社会环境和历史背景，学术道路与生活经历一样大多坎壈不平。但在漫长的艰难时世中，他们不曾 放弃中国知识分子的良知和责任，以特有的不屈精神和顽强毅力坚持学术研究。回顾过去的五十年历程，祸不单行的五七、六六两大劫厄终未能尽革文化之命，当代 学术之链终不曾被彻底斩断，很大程度上正依赖于这一代学者的存亡绝续，傅先生称得上这代学者中一个杰出的代表。 傅先生的著述很多，著述的类型也很丰富，有资料书（如《黄庭坚与江西诗派研究资料汇编》）、目录书（《中国古籍总目》）、工具书（《唐五代人物传记资料综合 索引》）、年谱（《李德裕年谱》）、编年（《唐五代文学编年》）、古籍整理（《唐人选唐诗新编》）、校笺（《唐才子传校笺》）、大型文献汇编和丛书（《全 宋诗》、《续修四库全书》）、考辨（《唐代诗人丛考》）、论著（《唐代科举与文学》）、自创体例的《宋才子传笺证》等，单篇文章散见于各时期的各种报刊， 又收进《唐诗论学丛稿》、《濡沫集》、《当代学者自选文库·傅璇琮卷》、《唐宋文史论丛及其他》、《治学清历》等。 从书目可以看出，傅先生的研究中文献整理和史料考证占了很大成份。我们知道，建国不久，轻视资料的倾向就出现了。考据学受到排斥，有些学校不算作升等晋职的依据，甚至文献专业的学生也非得写所谓论文不可。而傅先生的两部资料汇编《杨万里范成大资料汇编》、《黄庭坚与江西诗派研究资料汇编》都成稿于1960年 代。有人认为资料汇编是一项简单的工作，其实任何一种类型的学术工作水平都会有高低，从而价值会有大小，而不同类型的学术工作之间，地位却不应分高下。资 料汇编也许简单，却同样可以做得很不简单。傅先生几种资料书的不简单，可以拉一张大旗来作证明我观点的虎皮。钱钟书先生的煌煌巨著《谈艺录》，引及的中外 文献无虑数百千种，但今人著述只有两种，一是行辈长于他的吕思勉先生的考辨性著作《读史札记》，另一就是算他后学的傅先生的《黄庭坚与江西诗派研究资料汇 编》。钱先生当然知道自己的分量，所以特地在信中告诉傅先生：“拙著道及时贤，唯此两处。”以一资料汇编而能得如许殊誉，这是不是能为那些轻视文献整理的 人下一针砭呢？ 在今天，古典文学研究中这种偏向明显得到扭转，资料的重要越来越成为共识，与唐代文学界的示范作用有关。其中起榜样作用的，正是傅先生等一批学者。他的力作《唐代诗人丛考》出版于1980年， 彼时虽距文革结束已有数年，但学术产品的产生有一定周期，学术风气的转换尚需假以时日，学术界的状况是空疏浅陋兼萧条索漠。此书以不同凡响的学术厚度和高 度横空出世，在傅先生自己固然是“十年磨一剑”的甘苦辛酸，而对当时的研究界来说，似乎跳高运动员在刹那间跃过了那根高高的横竿，把学术的水平和层次顷刻 间提高了一大截。傅先生曾撰有《〈唐代诗人丛考〉余论》（《书品》1986年第4期）一文，详细阐述了此书的写作背景、思路和特点，情理相兼，是一篇很好的学述性文章，对古代文史研究者的治学极具指导意义。而他后来的一些论著，如《李德裕年谱》、《唐翰林学士传论》、《宋才子传笺证》等，无不承袭着这样一种严谨而深入的文献考析的基本理念，更不用说其他多种古籍整理、专书研究类的著作了。  《中国古籍总目》 虽然如此，如果仅仅看到傅先生学术思想与前代实学传统的相似，尤其是将其治学方法完全视作乾嘉学派的绪余，那不仅是不全面的，更是不正确的。识见通明而宏远 的学者不会自画于一隅，在对待考据与义理的问题上，他们往往有很正确的见解。那就是以考据为前提，以义理为目标，在考据提供的基础上进行义理的阐明。不同 时代的学者注重的义理各不相同，但作为一种治学路径，他们往往是这样走过来的。 当代学者中程千帆先生是一个典型。他的《闲堂自述》中说：“大体说来，在诗歌研究方面，我希望能够做到资料考证与艺术分析并重；背景探索与作品本身并重；某 一诗人或某篇作品的独特个性与他或它在某一时代或某一流派的总体中的位置，及其与其他诗人或作品的关系并重。我宁可从某些具体对象入手，然后从中概括出某 项可能成立的规律来，而不愿从已有的概念出发，将研究对象套入现成的模式。宁可从具体到抽象，从微观到宏观，而不是反过来。”这几句话精辟地概括出了他自己考据与义理并重、微观与宏观兼融，由考据进而义理、由微观臻于宏观的治学方法。 傅先生也属于这一类学者。虽然如上所说，朴学是他治学思想的基础，他的文章也多以实证的形态出现，但我们读那些文章，包括那些纯考证的文章，总会产生一种不 同于传统考据学的感受。或许可以这样说，傅先生的文献考据远绍乾嘉学派的传统，又有自己的贡献，向旧形式中灌入了新精神与新特色。此种新精神与新特色的表 现是，他在一篇篇具体的考证中尽可能地勾稽爬梳、精雕细刻，注重每个局部的细致与结论的准确，考证的范围有时很小，考证的步骤往往也很细，但我们并不感觉 着饾饤与支离，相反，我们能感觉琐细其表下有一种一以贯之的意识，一种宏远的文化意识，那就是梳理唐代文学与文化这个大目标。这种文化意识不仅将他所有的 著作绾合成一个整体，也终将使他的著作以这种整体的方式显示自身学术史的价值。举一个例子。 《李德裕年谱》是傅先生出版于1984年的一部力作。我们知道，中晚唐时期的社会背景极为复杂，对于研究中晚唐文学来说，首要的是理清长达半个世纪的牛李党争。牛李党争中，核心人物就是李德裕。研究李德裕，首先需要对他的生平事迹加以完整翔实的梳理。基于这种理解，傅先生在《唐代诗人丛考》这部堪称新时期古典文学研究的标志性著作出版之后，即开始着手《李德裕年谱》的撰写，并用两年时间完成了这部长达40余万字的著述。 傅先生既有坚实的学术功底，又有宏通的文化眼光，他的这部著作虽然撰述形式上是旧的，却有着崭新的实质，故尔得到了学术界的高度评价。其中最恰当的一段评论，出自南开大学中文系罗宗强先生的《〈唐诗论学丛稿〉序》： 在这部年谱里，谱主的事迹完全织入到围绕牛李党争而展开的历史画面里。因此有研究者提到可以把它作为一部牛李党争专史读。它涉及的其实是当时的整个政局与牵 涉在这个政局里的各种人物的活动。在对纷纭繁杂的史料的深见功力的清理中，始终贯穿着对历史的整体审视，而且是一种论辩是非的充满感情的审视。这其实已经 超出一般谱录的编写范围，而是一种历史的整体研究了。 罗先生的这段评价，又不啻为对傅先生众多学术著述的一种概括。比如《唐人选唐诗与〈河岳英灵集〉》一文，将《河岳英灵集》放在唐人选唐诗的线索中，将唐人选 唐诗放在唐诗衍变的环境中，将唐诗演变放在唐代文化的背景中，作者生平、著作体例、收诗范围等史的面目在考辨中变得清楚，各种选本的优劣得失在比较中变得 明晰，唐诗的繁荣与唐代文化的高涨从一个侧面得到了展示。又如《谈王昌龄的〈诗格〉》从文献学的考证到文学批评史的阐发，在考证中确认《诗格》文本的可 靠，在阐发中显示其内容的价值，等等，都是很漂亮的从具体到抽象、从微观到宏观的实例。 有人认为，文献体现的是功力，文化体现的是思想。这或许有一定的道理。如果不像傅先生既对古代文献下过那样的功夫，又将最终的视野落在古代文学与文化的大目 标上，就很难做出这样的文章。但在傅先生，又毋宁说文献是进入文化视野的文献，文化也就不是镂空凿虚而是建立在文献基石上的文化。他对文献与文化以及二者 关系的关注，与其说是他建立学术思想的基础，不如说本身已构成了他学术思想的基本内容。 尚未为人所重视的一点是，傅先生是当代持续多年的陈寅恪热的导夫先路者。他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发表的《一种文化史的批评——兼谈陈寅恪的古典文学研究》（《中国文化》创刊号，1989年）， 是当代陈寅恪研究领域最早刊布的文章之一。而从文章的题目便可知他所重视于陈寅恪的是什么。他承认“陈寅恪当然是强调原始资料的重要性，强调对资料和史事 进行严密的考证的”，但不满于人们仅仅将陈先生看成一个考据家，认为“把陈寅恪的学问归结为考据，那只是看到它的极为次要的部分”，甚至认为“从考据和资 料上超过陈寅恪，应当说并不十分困难”，“陈寅恪难于超越之处，是他的通识，或用他的话来说，是学术上的一种‘理性’，这就是经过他的引征和考析，各个看 来零散的部分综合到一个新的整体中，达到一种完全崭新的整体的认识”。他所看重于陈寅恪的，是他总结出的所谓陈寅恪“对历史演进所作的文化史的批评”的学 术体系。具体说来，就是“既把以往人类的创造作为自然的历史进程，加以科学的认识，而又要求对这种进程应该具备超越于狭隘功利是非的胸怀，而加以了解，以 最终达到人类对其自身创造的文明能有一种充满理性光辉的同情”。在文章中，傅先生十分希望今天的学术界在研究陈寅恪各种具体成就之余，对他的学术思想作一 个总的把握，从文化史的角度，来探索一下作为史学家的陈寅恪对学术文化有一种什么样的思考，而这种思考又能给我们今天以什么。其实，从傅先生的治学道路 中，我们已经得到了他给我们的答案。 从文化角度入手的文献考据，对文献的文化关注，是本世纪王国维、陈寅恪、闻一多、钱钟书以来对旧考据学的一种超越。傅先生继承了前辈的这种超越，在自己的学 术研究中娴熟地运用和自如地发挥。傅先生所走的学术道路，在这条道路上形成的治学特色，由这种治学特色体现出的学术思想，都是与他拳拳服膺的老一代学者的 影响分不开的。年轻一辈的学者已经也必将继续从包括傅先生这一代学者在内的前辈身上接受有益的影响。 三 从傅先生的文看傅先生的人关于傅先生的品格可说的话很多，这里仅用他的一篇文章来作一管之窥。 启功先生在二十多年前的《学林漫录》第十三集（1991年）上发表《自讼二则》一文，谈到自己在同刊第十一集上的《坚净居随笔》（1985年）中，误将清人汪容甫墨迹小立轴上抄录的柳宗元的两段文字当成书者自己的了。他在这篇文章中向发现这个问题的黄永年先生深致谢意，又向读者深致歉意，并且十分诚恳地分析了自己所以致误的原因。这个错误一般人并不容易发现，能发现的人又未必会注意及之。黄先生也是私下告知的，启先生完全可以不写这篇文字来自曝其误。但他不仅原原本本地写了，还不无幽默但又绝对真诚地说，他的这段文字，“是自1957年、1966年以来，真有错、最诚心的一次自讼”。 当年读到这段文字时就很感叹老辈学者的高尚风操，尤其是联想到近年来学界种种不良风气，更深感学风随世风之俱下，老先生道德文章的不可企及。无独有偶，十年后我又读到《中国文化研究》2001年夏之卷上傅先生的一篇文章，是《〈李德裕年谱〉新版题记》，双目再次为之一亮。 《李德裕年谱》这部著作的特色和价值，前面已经引用罗先生的话表达清楚了。虽然如此，本书是一部年谱，考辨的范围既广，涉及的史料又多，讹漏不确之处自难完全 避免。并且，有些问题在撰写的当年并不具备解决的条件，随着学术研究的深入，这些问题才有了澄清的可能。这本是学术研究中常见的现象，傅先生对此曾发表过客观平实的看法。他在《闻一多与唐诗研究》（《清华大学学报》1986年第2期）和前引《一种文化史的批评——兼谈陈寅恪的古典文学研究》两篇文章中都提到，科学研究是不断深化、不断发展的认识运动。科学史的实例表明，没有一个大师的观点是不可 突破的。他着重强调的是，时过几十年，再来具体讨论某一人物、某一作品评价的得失，并不能对我们的思考有多大的意义，对我们有意义的，是他们切入问题的角 度，是他们独到的学术眼光。  《李德裕年谱》 话虽如此，傅先生在自己这部获得好评的著作几十年后有机会重版（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时，在篇幅本来不长的新版题记中，却用相当的篇幅不厌其烦地一一覶缕了原书中存在的失误。这些失误有些是自己发现的，有些是参考别人的相关新著发现的，有些是读者陆续指出的。对于后两种情况，他还在文中具列其姓名，以示不掠美之意。 利用重版的机会修改原作是常见的作法，本无特别之处。这里的不同在于，傅先生本来只需在书中径改，在后记中加一句“本次重版有所修订”即可。退一步讲，即使 在重版题记中将这些失误分门别类地加以列举，也没有必要将此文脱离原书单独发表，使这些失误昭示天下读与不读这本书的人。在放眼一望满是自吹、他吹以及吹 他的文章的时候，读到这种“自讼”式的文章，无异于一片浊恶的空气中吹进一丝微薄而清新的风。唯其微薄，尤显可贵。自然环境的PM2.5，今天关注的人越 来越多；学术环境的PM2.5，我们却久处鲍鱼之肆而不闻其味。傅先生的这篇文章，对于改善今天学术界的不良风气应当是能够起到一点清新剂的作用的。 相对于启先生来说，傅先生是晚辈，但在治学方法、学术品德乃至为人的道德准则上，傅先生都承接了上辈学者的许多优良风尚。从傅先生的《〈李德裕年谱〉新版题记》，联想到多年前读到的启先生的《自讼二则》，正仿佛看到了这两代学者间呼吸相通的学术品德与人格操守。令人叹惋的是，这样的学术品德和人格操守，在今天似乎不是越来越多，而是越来越稀有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