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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以夏志清、李欧梵、王德威、夏济安等为代表的一批海外华裔学者的中国文学研究著作受到了国内学人的广泛关注与强烈响应。从李欧梵《上海摩登》长期高居国内畅销书榜前列,到王德威所提出的“被压抑的现代性”被竞相引用,再到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不久前在国内的重新出版,这股“海外汉学”热潮正愈演愈烈。不仅他们的著作被一而再、再而三地重新编排出版,即使作为李欧梵老师的《夏济安日记》也列入《新世纪万有文库》之一种在国内出版,而且,只要他们一回国内也总是被安排着穿梭于各个大学,应付着各路媒体。一时间,“海外汉学”成了众多高校年轻学子口中的时髦名词。 诚然,上述生活在海外的华裔学者,以及至今尚未在国内引起普遍关注的如陈建华、孟悦、刘禾、张旭东、唐小兵、张诵圣、林基成、邹羽、欧阳子等等,在视中国文学研究为“边缘”的海外主流文化话语中,能以研究中华文化与文学为己任,以一种开阔、活泼的学术视角探讨中国文学的发展脉络,关注当下中国文学的最新面貌,确实令我们升起无限的敬意。他们的学术成果,也正因为得益于他们开放、中西融合的学术背景而给国内学人以有益的启示。对此,我们对海外汉学著作的引进与回归持积极欢迎的态度,并对与我本人熟识的李欧梵、王德威等人抱持深深的钦佩之意。不过,对于近来国内学界与出版界对他们如“明星”似的炒作态度,以及对于他们学术价值与地位的无限止颂扬与夸大,本人则不敢苟同,也愿意在此提出自己的想法,并与大家一起相互讨论。 首先,关于文学的评价标准问题。相对说来,大多数海外汉学家在国内时曾接受过良好的中国文学传统的教育,但到国外以后其接触到的就主要是西方文学的影响与熏染,并在西方强势文化的影响下不知不觉养成了以西方文学标准衡量中国文学的习惯。例如夏志清先生在著述那本著名的《中国现代小说史》时,所依持的便是西洋文学的标准。他在该书的《中译本序》中自述:“1952年开始研究中国现代小说时,凭我十多年来的兴趣与训练,我只能算个西洋文学研究者。”因之,他凭着对西洋文学中宗教感、道德感的欣赏而反观“五四”新文学时,就觉得“再读五四时期的小说,实在觉得它们大半写得太浅露了”。例如“五四”时期重要的具有浓厚主观抒情色彩的小说家庐隐,可能正是因为小说中缺乏宗教感与道德感而不可能在他的小说史中占有一席之地。他愤激地说:“……庐隐中文也写不通的,大可不列其名。”其实,作为受“五四”新思潮影响而进入文坛的庐隐,正是以其个人悲苦生涯的描写和大胆直白的抒情,反映了整整一代“五四”青年的心声,其《海滨故人》《丽石的日记》《或人的悲哀》等作品在当时引起了强烈的共鸣,自然应有其在文学史上的价值。至于一直喜爱文学、正规接受了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教育的庐隐,怎么会连“中文也写不通”,倒是令人诧异。且看她在代表作《海滨故人》中开头的一段: 呵!多美丽的图画!斜阳红得像血般,照在碧绿的海波上,露出紫蔷薇般的颜色来,那白杨和苍松的荫影之下,她们的旅行队正停在那里,五个青年的女郎,她们要算是熟客了,她们住在靠海的村子里;只要早晨披白纱的安琪儿,在天空微笑时,她们便各人拿着书跳舞般跑了出来。黄昏红裳的哥儿回去时,她们也必定要到。 文辞清丽、活泼,形象逼真地写出了四五个年轻女性欢聚海滨的热闹景象,浪漫之情跃然纸上。夏志清一厢情愿地将其斥为连中文也写不通,其原因可能正是因为在这样的作品中找不出如西洋文学那样提供了比较深刻的、具有道德意味的内容。这种来自文学评价标准方面的偏差,应该不是个别的特例。 其次,来自意识形态方面的局限。尽管居住海外的一些汉学家经常以自由知识分子自诩,也常常标榜学术自由与独立,并且对国内所谓的集权政治与意识形态加以攻击,然而,他们长期身处海外的环境影响,也使得他们或多或少、或隐或显地带有了西方的意识形态与价值观念。且不说夏志清先生在撰述《中国现代小说史》时是得到了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极其自然地将张爱玲持明显政治偏向的《秧歌》认定为中国小说史上的“不朽之作”,就是最近活跃于海外的汉学家也常常在文学研究中加入意识形态的考量。例如前一阵子关于民族国家的想像的讨论就带有明显的意识形态色彩。在美国从文化研究的立场进行文化政治批评的女学者周蕾,在《离散社群》和《妇女与中国现代性》等著作中,自以为站在边缘的立场批判在美国的甚至于中国的所有高调的持中心主义立场的人,认为当今的世界主义应该反对或者超越民族主义,应该解构“民族主义”的模式。对此,熟悉西方和国内情形的李欧梵先生倒是保持了足够的警惕。他认为:“我不完全赞同这种论点,因为我觉得它不仅与中国现代史不相符合,也与当代华人的情景和心态不尽相同,而更重要的是它无法解决目前世界各地民族主义情绪方兴未艾的现实问题,甚至在没有疆界、没有国籍的网络空间,有时也会上演民族主义的纷争。”并且,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这种观点的政治意图与意识形态化: 周蕾专门研究离散理论,最反对的就是中国是大一统的文化形态。他们甚至认为,华人的认同并不在语言或血统。离散意识的边缘立场鲜明,就是打倒一切中心主义,特别是以北京和北京活动为中心的汉族国家传统。(《李欧梵季进对话录》第147页,苏州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这种离散理论,或者说关于民族国家的想像的命题,其实带有了明显的政治目的;而如果是出于极个别的台湾籍汉学家之口,则还具有了为“台独”张目的意味。 第三,资料掌握的欠缺与不足。相较于国内学者来说,海外汉学家在研究中国文学时其实面临着更多的资料查找与搜集上的障碍。他们不仅缺乏国内图书馆中大量的有用资料,而且也没有实地调查与采访的便利,因而在研究中难免捉襟见肘,或者主观臆测。你看夏志清在编写小说史时的情形:“我在国内期间,虽看过一些鲁迅、周作人、沈从文等人的作品,但看得极少,对新文学可说是完全外行”,“抗战期间大后方出版的文学作品和文学期刊我当年能在哥大看到的,比起二三十年代的作品来,实在少的可怜……”(《中译本序》)如此的文学积累和资料准备,其小说史中的一些疏漏与误判也就在情理之中了。再来看李欧梵先生的例子。他在其博士论文《中国现代作家的浪漫一代》(北京新星出版社2005年版)一书中,在论述“五四”时期的报业与文学时这样写道:“在民国的头十年里……刊登这类哀情小说的还有《月月小说》《小说林》《小说世界》《绣像小说》和《小说时报》等大量半文学杂志。他们的发行量都很大……”(见该书第7页)。除了《小说时报》是这时期的重要刊物以外,李先生提的其他四种刊物都有问题:《月月小说》1906年11月创刊于上海,1909年1月停刊,吴趼人和周桂笙分别担任杂志总撰述和总译述;《小说林》1907年2月创刊于上海,共出12期,到1908年10月停刊,黄摩西任主编;《绣像小说》1903年5月创刊于上海,共出72期,1906年4月停刊,李伯元主编,都在李先生讨论的“民国头十年”的范围之前就停刊了,根本谈不上与“五四”新文化兴起的直接关联。至于《小说世界》于1923年1月5日在上海创刊,则又在“民国头十年”以后了。李欧梵先生在所加注释中说:“细节见阿英:《晚清文艺报章述略》,以及他的另一部作品《晚清小说史》。”而查阿英的上述两书,其实并没有上述刊物的具体起止日期,因而,李先生在没有第一手资料查考的情况下,只能想当然地加以引用了。类似上述情况,在许多海外汉学家那里都有程度不一的表现。 不过人们可能要问:既然“海外汉学”有着这样或那样的问题,那么为什么还会受到国内学人如此强烈的追捧呢?其实这里面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在于夏志清、李欧梵、王德威等这样一批海外学者,确实以他们开放的视野、新鲜的角度和扎实的功底给我们吹来了一股学术的新风,让国内学人增长了见识,开阔了视野。尽管我们在上面指出了他们某些方面的不足,但丝毫也不影响我们对他们学术成就的肯定。第二个原因,恐怕还与我们国人崇洋媚外的心理有关。有一些重要的学术观点和命题,尽管我们国内的学者已经有人提出,但是并没有能引起广泛的共鸣,而在海外学者提出来以后,倒反而一下子形成了热潮。例如王德威先生提出的“被压抑的现代性”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在那本著名的《晚清小说新论》中认为晚清应该是中国文学现代性的起点:“我所谓的晚清小说的现代性,指的并不是世纪转换时,启蒙的知识分子如严复、梁启超、黄摩西等人所力求的改革。……我指的反倒是另一些作品——狭邪小说、科幻乌托邦故事、公案侠义传奇、谴责小说等等。这些作品在清代的最后20年间大行其道,它们并没有被贴上特许的现代标签,但是却是20世纪许多政治观念、行为准则、情感倾诉,以及知识观念的温床。”王德威先生的这一观点提出后迅速引起了学界的反应,纷纷将“晚清”视为中国现代文学的源头。其实,王德威的这本专著最初于1997年以英文的形式由美国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后来才逐渐传入国内,而在这同时或者以前,国内学人就已有了将晚清列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范畴的文章与专著。例如早在1988年,北京大学的陈平原教授在《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一书中,通过对中国小说叙事时间、叙事角度、叙事结构的细腻分析与比较,认为晚清小说叙事模式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变化,蕴含了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因子。对此,王德威先生本人也认为陈平原的这本专著“在方法学上有重要突破,也提供我可贵的研究线索”。其后,复旦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教授章培恒先生在2001年6期的《复旦学报》发表《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的开端——兼及“近代文学”问题》一文中,认为中国现代文学区别于古典文学的本质特征应该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它的根本精神是追求人性的解放;第二,自觉地融入世界现代文学的潮流,对世界现代文学中从写实主义到现代主义的各种文学潮流中的具有积极意义的成分都努力吸取;第三,对文学的艺术特征高度重视,并在继承本民族的文学传统和借鉴国外经验的同时,在这方面作了富于创造性的探索——不但对作为工具的语言进行了勇敢的革新,在继承本民族白话文学传统的前提下,作出了突破性的辉煌的成绩,而且将包括描写的技巧、深度、结构、叙述方式等在内的文学的形式改革在总体上现代化了,使文学的表现能力也达到足以进入世界现代文学之林的程度。 这是章先生一贯秉持的文学史划分的标准。以此为依据,他相当详细地分析了1903年《江苏》杂志上发表的曾朴的《孽海花》和1912年在《民权报》上连载的徐枕亚的《玉梨魂》等作品,认为在晚清至“五四”文学革命前这一阶段的文学中,已经存在了与上述标准相通的因素,因此,他得出结论:“把它视为新文学的酝酿期而列入现代文学的范畴似乎是适宜的。”然而令人遗憾的是,章先生的这一观点似乎远没有“被压抑的现代性”这样响亮,这样广泛地被国内学人所引用。 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我们应该张开双臂欢迎并接纳“海外汉学”的优秀成果,采取开阔的拿来主义的胸襟,然而同时,我们也不能妄自菲薄,失去应有的自信力。如果我们连本国的文学研究都要惟海外汉学家马首是瞻,那么,我们一直倡导的学术自主创新不就成了一句空话了吗? 原载:《文艺报》2006年64期 转自:http://www.literature.net.cn/Article.aspx?id=30896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