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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史这一学术领域迅速发展,在美国尤其明显1。研究世界史的西方学者和教师,愈益追求扩大他们对于欧洲和以欧洲为基地的殖民帝国以外的知识和概念领域,以求给予世界各地区在整个人类发展动力中的应得地位,同时想看到在绵延的历史发展当中,可能与久以为标准的西方文明历史样式有关,但又不尽相同的模式或时期。这种世界史的“不再以欧洲为中心”或“人文中心化”的趋势,为研究世界不同地区历史的专家提出了要求,即用一种为那些希望采取世界史角度,但是需要了解更多知识的人们,以更有用的和更容易理解的方式,来形成自己的学术课题并进行著述。这十年左右以来,通过实验不独为中国历史特有的且在更大的跨地区和跨文明时空中,所适用的(尤其是在历史时代划分上的)历史概念和词汇,美国的中国历史专家则回应了这个要求。2 在本文中,我将重点放在这种世界史学家和汉学家之间的交流所影响到的关于清初历史——尤其是清初和内亚的关系方面的——概念和问题上头,而且在于这一分科在20世纪后期,怎样受到了国际满学家学术研究成就的显著影响。在20世纪满族资料愈益增多和这些资料的可用性,怎样影响了西方历史学家对世界历史挑战的反映呢?21世纪的满学家如何能集中他们的学术,以更直接地为有关17世纪中国和内亚问题的世界史讨论作出贡献呢?我将从一个非专门的角度作出几点观察并提出几点看法。 亚洲历史的学者长期以来,注意到西起伏尔加河,东至兴安岭,在英文中被称为“中亚”、“中欧亚”、“内亚”或“内欧亚”的草原、沙漠和森林地带,在横贯世界最大大陆的地理政治和军事历史,以及技术、宗教和物质文化的传播上,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但是大多数人仅从“外欧亚”的某一个文明中心(如中国)的视角,来研究这一广漠地区,或仅将重点放在一个特别的时期或民族群体上。在20世纪70年代,Joseph Fletcher教授开始勉励专家们,采取一种更全面的方式来研究内亚历史。但是直至90年代中期,世界历史学家才开始将内亚看作欧亚大陆历史和史前时期中的一个重要单位。3 历史学家逐渐认识到:从公元400年到1400年的一千年,是由内亚民族驱动整个欧亚大陆变动的时期。而在这些民族中,蒙古人因为在13至14世纪建立了在世界历史上最大的陆地帝国,而理所当然地被看作是最出色的群落。他们被看作是在非、欧、亚有史以来,使内亚成为这整个历史中间最重要地区的地理、社会、文化和军事因素等总和的最高代表。由此使得我们提出问题:蒙古人结果怎样了?什么样的社会政治、经济、环境、意识形态和科技的因素,能最好地解释他们在15世纪以后再没形成统一复兴的现象?这等于问:在世界历史上内亚的独立势力结果如何? 关于蒙古衰落的最普遍的解释是:由于极易导致矛盾的草原游牧部落首领选择和继承做法所造成的时常的政治不稳定;最有利的长途贯穿东西、横跨大陆的贸易,由中亚路线向海上路线的渐移,随之使得蒙古统治阶级对相临农业经济的愈发依赖;邻近以农业为主的国家(如莫斯科公国、奥斯曼土耳其、莫卧儿印度、沙法维波斯和中国)在发展和巩固枪炮军事技术上的优势;以及僧侣宗教,尤其是西藏佛教,对蒙古人影响的增长并导致他们习武价值传统的衰落4。学者认定或建议,这些削弱蒙古趋势的结果是,不仅蒙古人独立力量,而且草原游牧文化活力,在世界历史中作为一个重要因素,在清代统治下由合作或征服的手段而结束。最后的局面是蒙古之准噶尔部族厄鲁特部,最后一个试图重续蒙古统一、壮大和辉煌的民族,在两个大帝国的建立者——沙皇俄国和清代中国,其时分割草原和两个势力——之间被排挤失败5。“一个强大、独立的蒙古游牧政权在草原的消灭,是一个世界历史性的事件。草原地区的切分意味着一个流动、自由往来、征战和边界变动的时代的结束,同时也意味着蒙古人的分裂、分散和消灭——他们现在散布于从伏尔加河到中国北部的广大地区,是在欧亚大陆发生的最广的非自愿人群散布之一。”6 直到近期,在这一大局中,中国通常被笼统标志为不分辨汉人和其他人的“中国人的”。而清代的统治者是满族——从最初就与漠南、北蒙古有着特殊关系的民族——这一事实却没有得到足够的考虑。即使是注重研究满族的作品,也易于忽略或没有足够考虑蒙古的影响。以前在美国,对中国人和内亚民族之间关系的研究,比其他人更为重要的是Owen Lattimore,他因为强调地理环境和自然经济是古代欧亚文化的实际决定力量而广为人知。例如,在他看来,从兴安岭东南至朝鲜和海的复杂混合地理环境造成了满族人迁移狩猎、森林采集以及从事部分农业的生活方式,这与蒙古人在亚洲东北部东至小兴安岭的地区发展起来的草原和游牧生活方式有一定的差异,而这种差异决定了蒙古人和满族人文化上的重大区别。相比之下,他认为由于共同地熟悉于农业,使满族人容易与中国人混合。因为倾向于忽略经济地理之外的因素,如语言共享、家族关系和思想交流等,作为独立历史因素的力量,Jattimore只注意到新生满族国家和邻近蒙古人的军事联合,并将满洲对蒙古地域的最终征服看作是蒙古人内部矛盾的结果,而不是衡量满族和蒙古文化相近的任何尺度”。7 与Lattimore同时代的是Franz Michael。主要运用18、19世纪和20世纪中文的资料,Michael只用满族“封建体制”和中国官僚主义之间的两方关系来描述早期满族国家的发展。他认为前者基本上重复了早期欧洲封建主义模式,而后者主要以控制东北边境的明政府机构为代表。例如,Michael因此而将满族八旗制度看成是完全建立在明军守边“卫所”制度的模式上。而蒙古文化只被看作是落后的容易分裂的家族组织的来源,是一种满族人在通过日益集中的封建主义,向中国方式的官僚化发展的过程中必须克服的力量8。 然而,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满学家将清代(起于努尔哈赤)的满文资料进行发掘的贡献,以及日渐提升的资料来源批评和资料分析水平,对这种将清代作为一个中国朝代,最终平息了蒙古人的描述进行重要改写已变得可能。这种可能性的核心是清初的满蒙古联系。先要承认蒙古的直接影响以及蒙古经中国的语言、文化、意识形态和军事上的渗透9,对早期努尔哈赤和皇太极的组织、计谋和建国是多方面和十分重要的。甚至可以认为:满清政权代表了蒙古传统的精华。譬如:通过一种社会政治和军事组织形式的“旗”制而强化军事成就;包含一个承认不同民族各自的社会政治习俗和文化特征的合理性、灵活多维的世界统治概念;相对平等地看待不同政体且相对自如地对待外国人;使用多种语言的记录方法、政治语词和表达方式——这些满族人所继承的蒙古作为是否使得清代中国比起其他同时代的帝国(如奥斯曼帝国、帖木儿汗国、沙法维王朝等),更能免于衰落或灭亡呢? 比较起清代中国在海洋领域方面的表现来说,她在处理内亚的民族和国际问题上是相对成功的。通过文化、制度和军事手段,清代在内亚获得了极大的地域扩张并保持了和平与稳定。如17和18世纪,中国和俄国的关系以完全依照19世纪中叶西方发生变化之前所有最先进的欧亚国家承认的国际法律和外交模式为特征。10与此同时,在对待东亚和其他海外国家上,经过最初的相对开放和灵活时期之后,清朝很快开始依赖明代风格的附庸关系培养的傲慢屈尊的“幻觉”,来局限与外界的接触并回避问题。他们没能发展“任何能够辅助他们注意并实际上处理以后150年间中西关系变化的新政策、态度和机构。”11 在满族管理蒙古、新疆和西藏的成功经验中,起举足轻重作用的是直接从清初满蒙关系演变来的一个机构,即理藩院。正是这一机构,而并非礼部(继续按照明代模式处理中国以东、中国以南和海外国家关系的机构),在1840年以前提供了中国在双边协议基础上对待欧洲人的唯一经验。理藩院建立在早期处理蒙古事务的机构(蒙古衙门)的模式上,并主要由蒙古人和满族人所任职。恰好是这个机构的政策,比满族从汉族继承的倾向于提倡汉化非汉民族的其他政府机构,为现代中国提供了更多的保持民族文化和给予少数民族一定程度的政治自制权的先例12。当然,清政府的首要任务是加强控制和维持屈服,而并非提倡文化多元化。但是通过利用或与清代内亚的当地贵族合作,而达到的控制和屈服,使得清政府机构的这部分与同时代的欧洲列强的海外殖民机构的高级复杂程度达到相当的水平13。 换言之,当蒙古人作为一个从草原地带的畜牧和贸易中获得力量的民族,在18世纪中期丧失了其独立势力之时,也许清朝对蒙古的“征服”所造成的蒙古“终结”可被积极地看为一种双边利益:漠南、北蒙古文化为亚洲一个强大的新国家的建立提供了其精要因素(以及关键的军事联合);而作为回报,满族保留、扩展并创造性地运用了他们从蒙古人学到的东西,并在统治内亚方面给予了她们一个有分量的角色,从而为蒙古人在世界历史上增加了一个重要的篇章。14 也许可以说特殊的军事敏锐,统治多民族帝国的广阔视野,处理和运用一系列外族社会政治、宗教政治思想和机构的灵活性都是满族自身的品质,或是他们在草原东北边缘发展势力的过程中自己发展起来的能力。这些确是Thomas J.Barfield在对两千年间游牧帝国和中国之间的关系的大体解释中所表示的观点。 在Barfield看来,从公元前3世纪开始,一直就有三个不同的,相互敌对的意图控制草原和中国中原之间广大地区的势力:游牧政权、中国政权以及“满洲”政权。他想象三个循环反复的“势力周期”,在其中,因为游牧民族总是依赖中国的资源以提高他们的生活条件,当中国稳定繁荣之时,他们的财富和政治联合也随之增长。正因为此,匈奴帝国与汉朝是同时代的,突厥的实力与唐朝也是同时代的。而反过来,当中国的情况恶化,游牧政权的力量也相对削弱。而当中国和依赖于她的草原势力都变弱的时候,第三个势力,满洲民族,就进入权力的真空,占据戈壁大漠和淮河之间的辽阔地区,通过索取贡品来削弱中国,并通过攻击和分裂来更削弱草原部落。所以,在魏、晋和六朝时期,就有为拓拔魏做前身的慕容燕,在宋代则有契丹和女真。在Barfield看来,除了周期循环以外,在游牧帝国之间没有连续的模式或从一个向另一个的发展。在每一个周期中,游牧首领都只是回应中国带来的挑战,而并没有任何关于早期成就的“记忆”。 Barfield只有通过强调元、明、清时期都在一定方面上有“例外”之处才能将它们放置在这一模式之中:对元来说,这种特殊性源于成吉思汗及他的后裔,旨在主宰世界而并不止于向外亚获取贡品;对明来说,因为她是惟一的拒绝与游牧民族有合作关系的稳定强大的汉族王朝,而正因为此,没有允许一个统一和繁荣的草原帝国的发展;对清朝来说,则因为他们不满足于局限在中国北方,他们也并不急于分裂草原部落,而是通过合并的方式将他们压制于一个政体之下。 然而,这是一些大的例外,并在几乎一半的时间段上破坏了Barfield自己的模式的完整。Barfield对这些例外情形的分析,实际上否认了13至15世纪的蒙古曾划时代地改变了内亚的政治文化的历史,并否认了对他人来说颇为明显的事实:在以后不再强大的时代里,蒙古人延续了强大的时代的思想、观念、宗教政治格式、当时的运行方式以及表达这些方式的词汇,并影响了与他们接触的其他有相似生活方式的民族。为了解释为什么满族人和女真人对内亚有很不同的态度,Barfield引证了西伯利亚俄国人施加的新压力以及西藏宗教政治的新发展。16除了提到清初满族和蒙古之间的敌对之外,他的讨论没有包括从蒙古传播来的积极影响或任何其他方面。 在我看来,最近Nicola Di Cosmo所提出的对内亚历史的时期划分模式,在两方面比Barfield的观点更令人满意:它不要求进行对草原和草原边缘民族或政权的严格区分;并且它承认后期北亚征服政权从它们的先行者学习经验的过程。Di Cosmo从“‘草原’帝国”(包括出发于草原边缘,如黑龙江——松花江——辽河地区的帝国)获取和管理来自它们基本环境之外(通常及最显著的来自外亚农业地区,如中国)资源的能力提出对不同发展阶段的假设。他看到在这种资源获取和管理方面四个渐进复杂的阶段——纳贡、贸易合作、双向管理、直接收税——在其中,连续的内亚政体“展现了在不排斥早期经验的基础上扩展他们策略的能力”,有选择性地利用通过口头和文字传承得到的他们先行者的方式,并同时发明新的方法。Di Cosmo将蒙古族建立的元和满族建立的清置于最先进的类别当中,即直接税收帝国阶段,“它们一点都不再将他们的生存建立在从一个相邻大农业国家获得贡品之上,而是能够直接地从被征服地区榨取资源。”他强调这种复杂程度的发展不是直线的而是断续的,中间穿插了许多停滞时期。 例如,即使重建蒙古帝国的理想仍未灭,漠南、北蒙古人在对明朝的关系上采取了一种贡礼——贸易的经济策略。15和16世纪蒙古人实施13世纪成吉思汗及其后裔政权的先进资源管理、征服和主宰模式停留在一种“虚象”的或开端的情况。只有当特定的历史条件……允许一个内亚政体的建立和成功扩展的时候,由以前建国经历代表的“传统”材料才被开发,而进一步在性质上增加经济管理才成其为可能。当努尔哈赤和皇太极带领下的满族人开始向中国人居住的领域扩张的时候,他们就有意识地诉诸了13世纪开始成吉思汗及其后裔的领导传统17。 清朝在利用蒙古文化的要素(如旗制)和在与蒙古密切合作之下继续创造和成功利用新机构(如理藩院)的革新能力上完全地契合了这一概念。因此,在Di Cosmo对“内亚政体”的时期划分模式中,清朝是最先进的成功者。 然而,将满洲政权包含在“草原帝国”的范畴之中,更不必说将它置于显要地位之上,并不是无争议的。对那些在20世纪60年代设计“剑桥中国史”整体构架的人来说,这样一个概念是显然不存在了,因为对他们来说,清朝似乎代表了中国领导传统的顶峰而并非草原帝国的方式。第一卷发表的《剑桥中国史》(1978年)是“晚清”之第一部分,而第六卷“外族政权及边境国,907—1368”(1994年)以元朝为终,排除了清朝。不仅如此,第六卷几乎未提及满洲政权,而编辑者对此没有提到任何原因18。这显著表明了汉学家在认识如满洲政权这样“混合”政权形式的非汉方面的困难,因为这样的政权形式熟练吸收了汉学家比较熟悉的中国传统。 但是得益于近几十年来特别是中国满学家在编辑、出版、翻译和运用从清代流传下来的满文资料的学术成果,美国学者变得对将清代看作是一个草原帝国的看法更加开放了。在1996年亚洲学会的会长——提倡运用满文作研究的著名美国学者Evelyn Rawski——向亚洲学会提交了一份报告,重点探讨由满文资料可用性的提高所造成的我们对清代历史的整体理解和对其特点分析等方面的变化19。在这份报告的发表版本中,Rawski争论说,与三十年前以何炳棣的作品为代表的主导看作相反,清代研究的学者已意识到清代成功的变化政策。而是“恰恰捣反:满族至少在帝国建立上成功的关键,在于他运用与内亚非汉民族文化的联系。以及他区分对非汉地区和以前明朝省份地区统治的能力。”20 这引起了何炳棣的激烈反驳,他强烈反对他所称为Rawski的“对汉化和满族与亚非汉民族关系的假造二分”,以及她“对作为满族和作为汉族的假造二分。”在他看来,正因为随着时间推移在很大程度上从北方来的少数民族与中原地区居民的混合不断改变了“作为中国人”的意思,汉化才成其为一个长期重要的历史主题。由此,“满族与中国行为和思想格式的认同并不排除他们其他的认同方式。”21 在:Rawski怀疑我们是否应该将“清朝”和“中国”相等同之时,她将满族“征服领导阶层”描述为视自己为统治一个包括满族、蒙古族、藏族、维吾尔族和汉族等的多民族帝国,并且只有在最适用的时候才运用中国的语文、官僚制度和权威符号。而何炳棣认定,满族统治者“理解知识就是权力并且理解这种权力的关键是中文。”22在他看来,只有通过广泛的汉化,并在同时为作为中国人的意义增加新的内容,满族统治者才能面对从17至19世纪它面临的最大挑战——即中国领土上不断增加的巨大人口。 从世界史的角度,这场辩论最终是关于清代是否通过将一个古老的农业文明带到了一个帝国扩张、政权发展的和文化精深的新高度而代表了内亚文化要素的连续活力,还是它是否代表了内亚民族独立力量被外亚文明最终淹没的一个相对温和过程的问题。许多事实和解释还有望被带到这场辩论中来,并增加我们对以上提出的问题的新理解。在2l世纪,满学家的国际群体一定会作为这些宏观历史讨论的重要参与者。 注 释: 1、在很大程度上,这得益于在过去二十年来极有影响的William H.McNeill的开拓性研究成果,尤其是他的论著Rise of the West:A History of the Human Community(《西方的崛起:人类大众史》)(1963),Contemporary world(《当代世界》)(1967),A World History(《世界历史》)(1967),Europe's Speppe Frontier(《欧洲的草原边境》)(1974),以及Plagues and Peoples(《灾疫与民族》)(1976)。McNeill的贡献一直继续为世界历史学术界提供着重要的灵感,在其著作中最广为阅读的大概要算是Pursuit of Power:Technology,Armed Force,and Society since A.D.100(《权威追逐:公元1000年后的技术、武力及社会》) (1982)和The Age of Gunpowder Empires,1450——1800(《枪炮帝国时代:1450——1800》)(1989)。McNeill也是1982年成立的世界史学会的创始人之一。 2、到目前为止唯一用西方语言写就的从世界史角度分析中国历史的论著是S.A.M.Adshead的China in World History(《世界史中的中国》) (NY:St.Martin’s Press,1988)。然而,这一优异成就表现了西方学者放弃欧洲历史中的时代划分概念和用欧洲中心的目光看待世界的困难。由于Adshead延续运用标准欧洲时代划分方法,中国和世界的发展被分为“古代”、“后古代”、“中世纪”、“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和“现代”等章节来讨论。他几乎没有提到清代早期,只提及了康熙统治时期耶穌会士介绍到中国的科技。 3、Joseph Fletcher(1934—1984), “Integrative History:Parallels and Interconnections in the Early Modem Period,1500——1800”(《全面的历史:前现代时期的平行和联系,1500——1800》)。最初写于1973年,而后几经易稿,在作者逝世后发表于1985年第九期的Journal of Turkish Studies(《土耳其研究杂志》)上,并被收于由Beatrice Forbes Manz编辑出版的Fletcher的专集Studies On Chinese and Islamic Central Asia(《中国和伊斯兰中亚研究》) (Aldershot:Variorium Press,1995),pt.X.(第十部分)。关于Fletcher所做贡献的回顾,请参看R.Bin Wong的文章“China and World History,” (《中国和世界史》)发表在Late Imperial China(《古代晚期中国》)6.2(1985):1—12。关于非专门研究内亚地区的世界史学家的观点,请参照载于Journal of world History(《世界历史杂志》)5.2(1994):173—211,David Christian的文章“Inner Eurasia as a Unit of World History”(《作为世界史一员的内亚》)。 4、请参看,如Naomi Walford翻译、Rene Grousset的The Empire of the Steppes:A History of Central Asia(《草原帝国:中亚历史》) (New Brunswick:Rutgers Univ.Press,1970),513—4l页;S.A.M.Adshead的Central Asia in World History(《世界史中的中亚》)(NY:St.Martin’s Press,1993),7—8章;Fred W.Bergholz的The Partition of the Steppe:The Struggle of the Russians,Manchus,and the Zunghar Mongols for Empire in Central Asia,1619——1758:A Study in Power Politics(《草原的划分:俄罗斯人、满族人和准噶尔蒙古人对中亚帝国的争夺,1619——1758:权利政治研究个案》)(NY:Peter Lang,1993),结论部分;Sechin Jagchid和Van Jay Symons的Peace,War,and Trade Along the Great Wall:Nomadic—Chinese Interaction Through Two Millennia(《长城沿途的和平、战争和贸易:两千年间游牧民族和中国的往来》)(Bloomington:Indiana Univ.Press,1989),见多处;以及Micheal Kodarkovsky的Where Two Worlds Met:The Russian State and the Kalmuk Nomads,1600—177l(《两个世界相遇之处:俄国和卡尔梅克牧民,1600—177l》)(Ithaca:Comell Univ.Press,1992)。 5、见Berholz,Partition of the Steppe(《草原的划分》);Modem Asian Studies(《现代亚洲研究》)30.4(1996):757—93;Peter C.Purdue的文章“Military Mobilization in Seventeenth and Eighteenth—Century China,Russia,and Mongolia”(《十七十八世纪中国、俄国和蒙古的军事凋集》)。 6、Peter C.Pedue,“Boundaries,Maps,and Movement:Chinese,Russian,and Mongolian Empires in Early Modem Central Eurasia”(《边界、地图和运动:早期现代中亚的中国、俄国和蒙古帝国》),The International History Review(《国际历史评论》)20.2(June 1998):263页。 7、见Lattimore,Manchuria:Cradle of Conflict(《满洲:矛盾的摇篮》) (New York:Macmillan.1932)42至62页;详见Inner Asian Frontiers of China(《中国的内亚边疆》)(Boston:American Geographical Society,1940),第4至5章。 8、见Michael ,The Origin of Manchu Rule in China: Frontier and Bureaucracy as Interacting Forces in the Chinese Empire (《满族统治中国的来源:中国帝国中作为相关力量的边境和宮僚制度》)(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Press,1942)。 9、在这方面英文中最好的总结仍是载于John K.Fairband编辑的The Chinese World Order(《中国的世界秩序》) (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Press,1968),l98至205页,David M.Farquhar的“The Origins of the Manchus’Mongolian Policy”(“满族蒙古政策的起源”)一节。 10、见Mark Mancall,Russia and China:Their Diplomatic Relations to 1728(《中国和俄国:1728年前的外交关系》) (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Press,1968),267至273页。 11、见John E.Wills,Embassies and Illusions:Dutch and Portuguese Envoys to K’anghsi,1666——1687(《外交和幻觉:荷兰和葡萄牙的康熙使者,1666——1687》)Harvard East Asian Monograph No.113(Cambridge,Mass: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 of Harvard University,1984),179页。 12、Nicola Di Cosmo,“Qing Colonial Administration in Inner Asia”(《内亚清的殖民管理》),载于The International History Review,20.2(June 1998):293—294页。并见载于Late Imperial China,14.1(June 1993):60—92页,Chia Ning的文章“The Lifanyuan and Inner Asian Rituals in the Early Qing(1644——1765),” (《清代早期(1644—1795)的理藩院和内亚礼仪》)。 13、见Di Cosmo,“Qing Colonial Administration”(《内亚清的殖民管理》),306页。然而,如果我们注意殖民系统的动机,从16到19世纪清在内亚的殖民措施和欧洲在世界各地的殖民活动的区别变得极为明显:对后者而言,本于重商主义的经济利益追求是最重要的动机并导致了广泛的和故意的对当地生产力的剥削;而对中国而言,维护自身安全是主要的目的。关于清代殖民政策的长时期经济影响,请参照第14条注释。 14、这并不是否认清朝之下所发生的对蒙古传统经济以及传统生活方式的破坏,如James A.Millward,Beyond the Pass:Economy,Ethnicity,and Empire in Qing Central Asia 1759——1864(《关外:清代中亚地区的经济、民族和帝国1759——1864》)(Stanford:Stanford Univ.Press,1998)一书中详细研究所示的。正如Pamela Kyle Crossley所言: “清朝廷在保持其认同的蒙古文化和成就的威望的同时也削弱了蒙古联盟的经济和政治自立。这并不矛盾。”见The Manchus(《满族》) (Cambridge,Mass:Blackwell,1997),97至98页。 15、见Barfield,The Perilous Frontier:Nomadic Empires and China.22l BC to AD 1717(《危险的前沿:公元前221年至公元后1757年的游牧帝国和中国》) (Cambridge,Mass:131ackwell,1989),尤其是介绍和后记。 16、同上,284页。 17、Nicola Di Cosmo, “State Formation and Periodization in Inner Asian History”,(《内亚历史上的国家形成和时代划分》),Journal of world History 10.1(1999),见27—28页。 18、关于Nicola Di Cosmo对这部书精彩的批评介绍,见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哈佛亚洲研究学报》)56.2。 19、例如,见Rawski与Pamela Crossley合写的文章“A Profile of the Manchu Language,”(《满文轮廓》)。载于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53.1(June 1993):63至88页。 20、Evelyn S.Rawski,“Presidential Address:Reenvisioning the Qing:The Significance of the Qing Period in Chinese History,”(《会长报告:重新认识清代:中国历史上清代的重要性》),Journal of Asian Studies(“亚洲研究学刊”)55.4(Nov.1996):831页。 21、Ping-ti Ho,“In Defense of Sinicization:A Rebuttal of Evelyn Rawski’‘s Reenvisioning Qing”(《为汉化辩护:对Evelyn Rawski“重新认识清代”的反驳》),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57.1(Feb.1998):125页。 22、同上,142页。 (资料来源:《满学研究》第五辑,民族出版社2000年12月版) 转自:http://www.historychina.net/cns/WSZL/XLXH/LSDL/03/15/2005/5739.html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