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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苏俄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历程 近三百年来的俄罗斯和苏联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俄罗斯阶段（18世纪－19世纪叶初）；苏联阶段（1917－1997）和新俄罗斯阶段（1998－）。下面对此研究历程加以略述： 1、俄罗斯阶段（18世纪－19世纪叶初），其中可以1860年前后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以俄罗斯东正教驻北京的传道团为主，可称为传教士阶段；后期以彼得堡大学东方学系等学者为主，可称为专业学者阶段。 俄罗斯与中国为近邻，两国正式的外事接触始于17世纪初，但俄罗斯学者对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却比西方诸国尤其是英法要迟。大约在十八世纪，中国古典文学开始陆续被介绍给俄罗斯读者，俄罗斯东正教驻北京的传道团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从1715年俄罗斯东正教第一节传道团驻京开始，一直到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在这一个半世纪内，先后有近100名东正教神职人员和60多位随团的学生、医生、科学家和艺术家来到中国。这些俄罗斯的传教士和随团人员除了传播东正教外，还有一个主要任务向俄国政府汇报中国国内情况， “使俄国政府了解中国经济、文化的方方面面。”[1]此外便是进行个人的汉学、满学研究。150多年间，俄国驻华东正教团培养了诸如伊拉里昂·罗索欣、亚金甫·比丘林、巴拉第·卡法罗夫、瓦西里耶夫等众多杰出的汉学家，使俄国的汉学研究在世界汉学史上独树一帜。 列·罗索欣和阿·列昂节夫是十八世纪的俄国汉学的拓荒者和代表人物。罗索欣早年就读于伊尔库斯克的蒙语学校，1927年作为第一批来华的学生随传道团来到北京并在此先后生活了十一年。在这期间，他编译了第一部供中国学生使用的俄语教科书《俄罗斯翻译提要全书》，向沙皇政府提供了第一份详细的中国地图《皇清一统图》，同时着手翻译《八旗通志》。1941年罗氏回国进入俄罗斯帝国科学院，继续从事汉学研究，先后编译了《资治通鉴纲目》、《中国康熙皇帝征服大鞑旦游牧民族史》等近三十部著作。列昂节夫是沙俄外交部莫斯科公署附设的华语学校最早的学生之一，1743年来华，作为第三和第四届传道团的随团学生，在北京居住了十三年。1755年回国后也进入俄罗斯帝国科学院，协助罗索欣完成16卷的《八旗通志》翻译工作。在俄国汉学家中，列昂节夫是最早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兴趣的学者之一，他先后编译了《中国臣子》、《中国君子》、《圣贤格言》、《三字经》、《大学》、《中庸》等一大批历史文学和哲学著作。列昂节夫还先后将《大清会典》、《大清律例》、《理藩院则例》等译成俄文。在18世纪俄国出版的120种有关中国的论著中，列昂节夫的占1/5，其中许多译著为欧洲最早的译本。 进入十九世纪后，起代表人物则是比丘林。比丘林神父（1777—1853）是俄罗斯汉学的开创者。他于1799年毕业于喀山宗教学院并留校任教员，曾担任过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大寺院的司祭喀山约安诺夫斯克修道院院长等职。1808年作为使华布道团第九班的团长来到中国，从而开始他在中国的活动和汉学研究生涯。十年后，比丘林给俄罗斯东正教总管理局写了一封长信，信中批评使华布道团一百多年来在中国的活动，认为它没有给科学和国家带来任何好处，由中文翻译的资料，错误百出，文字粗糙。为了更深入的研究中国，他请求再留中国以便完成历史、地理以及其它方面著作的编写和翻译工作。在此以后，比丘林在中国工作的重心由调查研究、收集情报转移到学术研究领域，十三年间完成译著达17种之多，代表性的有《汉俄词典》、《蒙俄词典》六部、《中国居民的风俗、习惯和教育》、《中华帝国详志》，翻译有《大清一统志》、《西藏志》等。他的这些著作和译著，为世界各国汉学家所倚重。1822年比丘林回国后创办了俄罗斯第一所汉语学校，培养出一批俄罗斯政界的中国通和首批研究中国的学者，从而成为俄罗斯汉学的奠基人。与他的前辈罗索金和列昂节夫相比，比丘林对于中国的了解和研究，无论在深度还是广度上都有很大的突破。他自称在北京居留的十三年中所做的事情，“要比传道团以往一百年所取得的成绩多五倍以上” 。比丘林的汉学研究成就是杰出的。首先，他在研究中不抱民族歧视和宗教偏见，较为客观的介绍中华民族和其灿烂文化。他推翻了西方流行一时的所谓中国文明来源于埃及和巴比伦的理论，指出，中国文化最早发源于黄河流域，并批判欧洲的传教士“企图在中国神话传说中寻找与亚洲东部毫无关联的圣经历史中的古代事件的相似之处”[2]，对 “总爱用阴暗的笔调把中国描写的一团漆黑”的欧洲学者极为不满，他对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充满新奇和敬仰：“毫无疑问，在这样一个国家里有许多使人感兴趣、我们还不知道的东西，而它对处在各种风暴中的欧洲人是有教育意义的”[3]；第二，在研究态度上重视中国第一手原始资料，力求客观、忠实、完整。他认为“必须坚定不移地以中国史料为依据”，而且“中国有许多东西在政府出版的书籍中讲的非常清楚和完整”[4]他批评西方人“对中国态度错误，又不熟悉中国史料，用自己已形成的错误的模式来看中国”，结果是“欧洲人写关于中国的书已有两百年的历史了，但到目前为止，往往不同的作者对同一问题的论述是互相矛盾的”。苏俄学者对比丘林有关中国的著述评价很高，认为“他的著作不是根据偏见，也不是由个别旅行家提供的资料，而是他亲自看过实物后才确定下来的”，比丘林“在引用和翻译中国史料的数量和译文完整方面远远超过了西欧汉学家”[5]。第三，他的中国边疆研究成果丰硕，在这方面先后发表有《蒙古札记》、《西藏纪事》、《准葛尔志》、《中亚各民族史料汇编》等118种著述；第四，编写了大量小册子，介绍中国社会、民风民俗、国家机构、军队设置、刑法、对外关系，如《北京纪事》、《中华帝国详志》、《中国的国情与民风》、《中国农业》、《中国社会道德状况》等，并编著了六部《汉俄词典》、《蒙俄词典》，为俄罗斯人了解中国思想文化也起了先驱作用。别林斯基曾称赞说：“这位很被尊敬的神父的书，有丰富的重要事实，是可供学习的真正宝库”，“从各方面都可以看出，他了解中国比欧洲要好得多”[6]。巴托尔德也指出：“俄国汉学著作，特别是比丘。林的著作，远远超过了西欧的汉学”[7]。 十九世纪中叶以后，俄罗斯的汉学研究逐步朝着学术化、专门化的方向发展，喀山大学和彼得堡大学逐步取代北京传道团，成为俄国汉学教学和研究中心，俄国汉学也在1860年前后完成了由传教士阶段向专业学者阶段的转换。1837年喀山大学东方系正式成立汉语教研室，并最早在俄国高等学校开设汉学讲座。当时的喀山大学的汉语教研室和汉学讲座的历任主持人有西维洛夫、沃伊采霍夫斯基、索斯尼茨基和瓦西里耶夫，可谓人才济济。1855年彼得堡大学成立东方学系，瓦西里耶夫即是该系的创办人和第一任汉语教研室主任。扎哈罗夫、斯卡契科夫等亦先[FS:Page]后担任过该系的汉学教授。在他们的悉心培育下，一大批俄国汉学家脱颖而出。这一阶段的代表人物有所谓“四大汉学家”：卡法罗夫、扎哈罗夫、斯卡契科夫和瓦西里耶夫，他们在世界汉学领域开始以“俄罗斯学派”而著称。卡法罗夫先后作为第12届传道团修士的辅祭，第13、15届的大祭司，在北京生活30年之久，经历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四朝，他在汉学方面的贡献主要在边疆实地考察和宗教研究方面，撰写过一批有关中国北部边疆的历史和地理著作，以及《佛陀传》、《古代佛教史纲》、《基督教在中国的古老痕迹》、《中国伊斯兰教文献》等。另外，还创办了十月革命前俄国唯一研究中国问题的定期刊物《汇报》。扎哈罗夫是第12届传道团的随团学生，他是第一个研究中国土地制度史的学者，其专著《中国的土地所有制》在国际汉学界享有盛誉。他还依据清政府户部的18个省户籍资料，编写了一部人口史专著《中国人口的的历史考察》，根据学术和史料价值。他编纂的《满俄大辞典》被学术界誉为最完善的一部满俄辞典，曾获俄国地理学会金质奖。斯卡契科夫是位天文学家，1849年随第13届传道团来华，担任北京气象观测台长。在华期间先后编撰了40余种学术著作。他在华期间购买或雇人抄写了1435卷中文刻本或手抄本藏书，内含数百种罕见著作、地图和图册，具有极高学术价值。瓦西里·巴甫洛维奇·瓦西里耶夫（1818－1900）是继比丘林之后俄罗斯最大的汉学家，汉学俄罗斯学派的集大成者。早年在喀山大学研究东方哲学，以《论佛教的哲学原理》获硕士学位。1840年随第12届传道团来华，1850年回国主持喀山大学汉学讲座，先后在喀山大学和彼得堡大学东方系任教五十年（其中在彼得堡的大学45年）为俄罗斯培养了大批汉学家。1866年当选为俄罗斯通讯院士，1886年升为院士，也是俄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国文学研究领域的院士。他精通汉、满、蒙、梵、朝、日等多种文字，他编纂的《华俄辞典》在世界上第一次对中文作字形偏旁分类，长期为许多中外辞典所使用。他的研究涉及中国历史、地理、宗教、文学多方面，发表专著、译注几十种，还有大量手稿（现存档可查的就有140多种）。其代表作有：《佛教教义、历史、文献》（三卷，1857－1869），《十至十三世纪中亚东部的历史与古迹》（附《契丹国志》、《蒙鞑备录》译文，1857），《东方的宗教：儒、释、道》（1873）和《中国文学史纲要》。《中国文学史纲要》为当时的东方学家柯尔什主编的《世界文学史》第一卷，同时也出版单行本，全书译成中文为32开本，十余万字，163页。书前的简介中特别强调“书中不援引其他欧洲学者的著作，而是扼要地转述自己备课写讲稿时所形成的文章和笔记”。而“这些讲稿所依据的原始材料，绝大部分是中国原书。我所论述的作品，没有一部不是亲自过目的”。这段自白不仅表现的作者的学术报复，也说明这是一部相当严肃的学术著作。但是，如从中国文学史的角度来看，全书十五节谈到文学的内容只有三节，约43页，仅占全书的四分之一，更多的是谈中国文化典籍和哲学，如叫《中国文化史》或《中国思想史》可能更妥当一些。但是，瓦西里耶夫是第一个在欧洲讲授中国文学史的学者，《中国文学史纲要》是世界上第一部由外国人编写的中国文学史专著。他从中国思想文化等宏观高度来讨论中国文学，更能让不了解中国的俄罗斯人从总体上把握中国文学的思想精髓和理论体系。书中对一些中国古代作品如《诗经》、《西厢记》等有着相当精辟的见解，他还特别重视《红楼梦》、《金瓶梅》等长篇小说，认为只有长篇小说“才能使我们充分了解当时的生活，诗歌和戏曲则不能做到这一点，因为他们不能提供同样的细节”。中国古典诗文研究在苏俄的汉学研究中起步较迟，研究成果也不及小说和戏曲，除了中国古典诗歌的语言简约、意境含蓄、格律严谨这个因素外，与这位汉学俄罗斯学派的集大成者的观点不无关系，可见其学术影响之大、之深。 俄罗斯阶段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除了瓦西里耶夫的《中国文学史纲要》和阿列克谢耶夫《中国论诗人的长诗：司空图（887－908）的〈诗品〉》[8]等少数几部部论著外主要是译介。译介开始于十八世纪中叶，但因古汉语的艰深，整个百年仅有寥寥几篇译作。十九世纪译作也不多，据Ｂ·斯卡奇科夫《中国书目》[9]：整个十九世纪发表的中国文学评介文字约18种，译文32种。其中影响较大的主要是小说，如《玉娇梨》（片断，1827）、《好逑传》（1－4卷，1832）、《红楼梦》（第一回，刊于《祖国纪事》26期，1843）、瓦西里耶夫翻译的《聊斋志异》中的《阿宝》、《水莽草》、《毛狐》等五个短篇（1883）阿法纳西耶夫节译的《施公案——中国福尔摩斯》（1910）、什库尔金《白蛇传》（1910），叶戈里耶夫和马尔可夫合编的中国古典诗歌集《中国之笛》（1911）等。《俄国皇家地理杂志》于1868年刊登的《中国文学新闻》是俄罗斯杂志首篇关于中国文学的专栏报道，在此后的五年中，这家当时俄罗斯最高级别的地学杂志每年都刊登一篇关于中国文学方面的专栏报道。1890年，俄罗斯的著名杂志《东方评论》于第六期刊登汉学家Ａ·伊凡诺夫斯基在俄国皇家地理学会发表的演讲讲稿《中国人的美文学：小说、章回小说和戏曲》，这是俄罗斯关于中国文学的第一篇专论。 2、苏联阶段（1917－1991）。可分为三个时期：从1917年苏联建立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为承续期；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61苏共二十二大前为鼎盛期；1962年苏共二十二大到1991年苏联解体前为沉潜期。 1917年的“十月革命”推翻了沙皇帝制，建立了苏维埃社会主义联盟（简称苏联）。苏联虽然在政治体制和社会思想上产生了巨大变化，但汉学研究传统并未发生断裂，仍然在承续沙俄时代的学术思想和研究成果。这其中承前继后的关键人物便是B.M阿列克谢耶夫（1881－1951）。B.M阿列克谢耶夫（1881－1951），他是苏俄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奠基人，被苏俄学术界称为“阿翰林”（即最高汉学家—－引者注）。他1881年生于彼得堡，1902年毕业于彼得堡大学东方语言系，留校从事教学，他的硕士论文是长达790多页专著《中国论诗人的长诗：司空图（887－908）的〈诗品〉》（1916），它打开了俄罗斯汉学研究新的一页，也使阿列克谢耶夫一举成名。他的《论中国的“文学”定义和中国文学史家当前的任务》、《罗马诗人贺拉斯和中国诗人陆机论诗艺》以及《〈聊斋〉中儒生的个性与士大夫意识的悲剧》等在俄罗斯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方法论上也都有开导性意义。1923年任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1929年任院士并获博士学位，曾任教于列宁格勒大学、列宁格勒东方学院、莫斯科东方学院、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中国研究室主任。他研究中国文学近五十年，多次到中国进修讲学。一生发表论著260多种，并首创用比较文学的方法和原理来研究中国文学，他还培养了数位出色的汉学家，其中就有著名的中国古典文学专家C·格奥[FS:Page]尔吉耶夫斯基、B·彼得罗夫和李福清等。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苏联与中国的关系进入“蜜月期”，苏联的汉学研究进入高潮并形成跨越，处于鼎盛阶段。从某种角度说，苏联读者是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才真正认识中国古典文学。五十年代苏联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主要是中国古代文学译介，相当一批中国古代作家作品被译成俄文出单行本，如帕纳秀克《司马迁文选》（1950年），康拉德《孙子兵法》（1950），阿列克谢耶夫等《屈原诗集》（1954），吉托维奇《杜甫诗集》（1955）、《李白抒情诗集》（1956）、《王维诗集》（1959），布图金《诗经全译本》（1957），艾德林的《白居易诗集》（1958），施泰因《管子》（1959） ，休茨基《周易》（1960），戈鲁别夫《陆游诗集》（1960）。中国古典小说中的名篇也都有了俄译本，如帕纳秀克《三国演义》（1954）、《红楼梦》（1958），罗加乔夫《水浒》（1955），罗加乔夫、科洛夫合译的《西游记》（1959），沃斯克列辛斯基（华克生）《儒林外史》（1959），费什曼等的《镜花缘》（1959），就连西方汉学界尚未问津的《老残游记》、《孽海花》等晚清小说也有俄文译本。1957年中俄两国文学界的领军人物郭沫若和费德林还共同主编了《中国诗选》，共四卷，收集了上起《诗经》下至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中国诗人郭沫若、臧克家等人的作品，第一次向苏联读者展示了中国诗歌的全貌，也成为中俄文学研究合作的典范。正如苏联的汉学家沃斯克连先斯基所指出的：“五十年代翻译活动之广，数量之大，为世界汉学界所未见”。 据有的学者统计：从1917年苏维埃成立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的三十多年间，中国类的书籍约百余种，但从1950年到1957年这八年间，就出版了447种，印数达2300万册，仅1958年到1959年两年间就出版了242种，印成俄文和苏联境内28种其它民族文字，印数达2000多万册，正如日本汉学家细川廓真说的那样： “从中国解放到五十年代，是苏联研究中国的鼎盛期”[10]。随着五十年代中苏友好“蜜月期”的到来，苏联涌现出一大批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学者，人数达千余人，其中代表人物有艾德林、C·格奥尔吉耶夫斯基、A·伊瓦诺夫斯基、H·波波夫、H·扎哈罗夫、H·费德林、李福清、达格达诺夫、B·索洛金、谢曼诺夫、切尔卡斯基、N·利谢维奇、E·谢列布里亚科夫、K·戈雷基娜、B·彼得罗夫、A·热洛霍夫采夫、缅什科夫、B·谢马诺夫、O·菲什曼、Д·沃斯克列斯基，C·马尔科娃、B·利西查、N·齐佩罗维奇等，在上古神话和民间传说，《诗经》、《楚辞》汉乐府、曹植、陶渊明、陆游、李清照等诗歌及其作者，《三国演义》、《水浒》、《西游记》、《红楼梦》等明清小说，《窦娥冤》、《西厢记》、《倩女离魂》、《桃花扇》、《长生殿》等戏曲研究方面也取得了较大的进展。 1956年2月14日至25日，苏共二十大召开，赫鲁晓夫在会上作秘密报告，全盘否定斯大林；1961年苏共召开二十二大，制定《苏共纲领》，中苏开始进入意识形态的冷战期。1966年中国进入“文革”十年动乱期。1969年3月的珍宝岛时间使两国关系降到冰点，几乎处于战争状态。进入六十年代中期，由于中苏关系变冷，两国文化交流深受影响，其主要表现之一便是汉学人才的培养数量锐减，缺乏年轻的后备力量。当今俄罗斯汉学界著名人士多是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初培养的，已进入老年，很少见到中青年名家。研究中国文学的机构压缩在莫斯科、列宁格勒和海参威这三个城市的莫斯科大学中文系、亚非研究所，彼得堡大学（前列宁格勒大学）中文系和海参威大学中文系，人数比起五十年代也大大缩水，如当年瓦西里耶夫执教45年、俄罗斯汉学研究龙头老大的彼得堡大学中文系在七十年代初只有80多名学员，海参威大学中文系只有70多名学员并一度停办。但与汉学人才数量锐减相反的是：由于老一代汉学家的努力，研究的层面却在加深，研究的范围也在拓展汉学研究呈现一种冗繁削尽后的清劲，寂寞沉潜中的寥阔深沉。如果说五十年代苏联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主要是译介的话，六、七十年代已以论著为主，探讨的范围也较为广泛：既有文学流派、体裁、风格和文学史等宏观论著，也有具体作家作品的研究。如文学史方面索罗金、艾德林合著的《中国文学史略》（1962），该书以资料详实、结论精辟而著称。另外，由莫斯科大学和苏联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合编的多卷本《东方文学史》，将中国文学与东方其它民族文学进行大量的比较，它作为大学教材在六、七十年代产生很大的影响。费德林《中国文学问题研究》（1974）、《中国古典文学名著》（1978）、《中国的文学遗产与现时代》（1981），波兹涅耶娃《中世纪东方文学》（1970），戈雷金娜《中国美文学理论》（1971），李谢维奇《中国的文心：中国古代和中世纪之交的文学思想》（1979），波梅采娃《晚期道家论自然、社会和艺术》（1979）等，皆结合中国古典文学作家作品对一些文学理论进行探讨。其中《中国的文学遗产与现时代》主要论述中国古典诗歌遗产中的一些问题，它写于中国正在全面否定古典文化遗产的七十年代，更值得我们重视。波兹涅耶娃《中世纪东方文学》是莫斯科大学中文系的教科书，对中国古典文学在俄罗斯的普及，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这一时段，列宁格勒大学的《东方学》丛刊发表了不少论述中国古典小说、戏曲和文学理论方面的专论。他们和列宁格勒东方所召开过一系列研究中国和其它东亚国家文学理论方面的学术会议，出版了一批论文集，如《古代中国文学》（1969）、《中国和朝鲜文学体裁和风格》（1969）、《中国的文学和文化》（1972）、《苏联对中国的文学研究》（1973），《远东文学研究中的理论问题》（1974）、《远东国家的文学》（1979）等。 在综论方面有李福清的《万里长城传说与中国民间文学的体裁问题》（1961）、《中国的历史演义与民间文学传统》（1970）、《从神话到章回小说》（1979）， 热洛霍夫采夫的《话本——中国中世纪的市民小说》（1969），费什曼《中国讽刺章回小说（启蒙时代）》（1966），谢曼诺夫《中国章回小说的演变》（1970），谢列布里亚可夫《中国10－11世纪的诗歌》（1979），索罗金《中国13－14世纪的古典戏曲》（1979），戈雷金娜《中国中世纪短篇小说：题材渊源及其演化》（1980）、《中国中世纪前的散文》（1983），施奈德《俄国古典作品在中国》（1979），还有一些集体撰写的论文集如《中国古典文学论文集》（1969），《中国和朝鲜的文学体裁与风格》（1969）以及纪念阿列克谢耶夫九十诞辰的论文集《中国文学与文化》（1972）和庆祝费德林六十寿辰的论文集《苏联对中国文学的研究》（1973）等。这一时段出版的综论还有《话本—&md[FS:Page]ash;中世纪中国市民小说》、《评话——人民的历史小说》、《从神话到小说》、《六朝和宋初的诗歌》、《唐代小说（7－9世纪中国短篇小说）历史和文学的分析》等。 作家作品论方面有切尔卡斯基《曹植的诗》（1963），波兹涅耶娃《中国古代的无神论者，唯物论者，辩证法家列子、杨朱、庄子》（1967），艾德林《陶渊明及其诗歌》（1969），克罗尔《司马迁——历史学家》（1970）， 谢列布里亚可夫《陆游传论》（1973），马里亚温《阮籍》（1978），巴德尔金《谢灵运》（1980），罗加乔夫《论吴承恩的〈西游记〉》，乌斯金《蒲松龄及其小说选（1981），费什曼《中国17－18世纪三位小说家：蒲松龄、纪昀、袁枚》（1980）等。有些学者还运用比较文学的一些原理和方法，把中国文学中的一些现象同世界文学中相近的或类似的现象进行比较研究，从而推动了比较文学的研究，如阿列克谢耶夫《中国文学·论文选》（1978）和康拉德《东方与西方》（1966）、《康拉德论文选·中国学》（1977），都是研究中国文学同世界文学发展关系的重要论著。这方面的论著还有《中世纪东方与西方的文学类型与相互关系》、《十七世纪世界文学发展问题》等对国际上很少有人研究的变文、宝卷、碑文、石刻等，苏联的中国学者中也有人翻译并开始研究，如孟列夫译注《维摩诘变文·十吉祥变文》（1963）、《影印敦煌赞文附宣讲》（整理并作序，1963），《双恩记变文》（1972）、《莲花经变文》（1983），司徒洛娃的《普明宝卷》（1979），古列维奇的《百喻经》（1985）等。1960至1965年出版的中国类书籍为325种；1971至1981年这十年间为500余种， 200多篇副博士论文，另有这类论文数千篇，其中以中国文学和语言类为多。 译注工作这二十多年间也仍在进行，而且逐步扩展到各种体裁的作品。诗 艾德林《白居易抒情诗集》（1965）、《白居易诗集》（1978）、《陶渊明抒情诗集》（1964）、《陶渊明诗集》（1975）、《中国古典诗歌》（1975），克·瓦西里耶夫《战国策》（1968）、佩列洛莫夫《商君书》（1968），波兹涅耶娃《中国古代的无神论者，唯物论者，辩证法家列子、杨朱、庄子》（1967），切尔卡斯基《曹植七哀诗集》（1973）戈鲁别夫《苏东坡词集》（1975），巴斯曼诺夫《辛弃疾诗词》（1961）、《李清照漱玉词》（1974）、《白居易抒情诗集》（1965）、《白居易抒情诗集》（1965）、《梅花开（中国历代词选）》（1979）等。小说方面吉什科夫《搜神记》，李福清等《紫玉：中国一至六世纪小说集》（1960），费什曼、吉什科夫《唐代传奇》（1960），维尔古斯和齐别罗维奇合译的《今古奇观》（1960），索科洛娃《浪子与术士（又名《枕中记》）》（1970），戈雷金娜《浮生六记》（1979）、《剪灯新话》（1979），费什曼《阅微草堂笔记》（1974），帕纳秀克《说岳全传》（1963）、《三侠五义》（1974）、《平妖传》（1983），维尔古斯、齐别罗维奇《今古奇观》（1962），佐格拉夫《十五贯：中国中世纪短篇小说集》（1962），马努辛《金瓶梅》（节译本，1977）。散文方面有杨希娜《山海经》（1977），维亚特金、塔斯金《史记》（1972，1975），索科洛娃《韩愈、柳宗元文选》（1979），谢列布里亚科夫《入蜀记》（1968）李谢维奇《圣贤文选·中国古代散文》（1983），西门年科选译《论语》（1989）。另外，由司徒卢威和列德尔编选的《古代东方史文选》（1963）中还收入由波兹涅耶娃所译的《春秋》、《左传》、《国语》、《论语》、《孙子》、《老子》、《孟子》、《墨子》、《庄子》、《荀子》、《吕氏春秋》、《战国策》、《列子》等书，虽然都是摘选片段，但却是在俄国第一次全面地介绍了中国古代诸子百家，后来东欧有的汉学家就是从这个俄文译本了解中国文化典籍的。戏曲方面有孟列夫《西厢记》（1960），彼得罗夫等《元曲》（1966），其中收录了关汉卿、马致远等八位作家十一部杂剧，说罗金等《东方古典戏曲》（1976），其中收录汤显祖、洪升、孔尚任等六位剧作家的六部传奇。从事选本和翻译的多是五十年代培养起来的著名汉学家如谢列勃里亚可夫、索罗金、罗加乔夫、艾德林、李福清、李谢维奇、戈雷金娜，其中不乏蜚声世界的学者。他们又长期从事这一专业领域的研究，所以译本不但准确，而且把握很到位，能得其神髓。如《聊斋志异》就是由被称为“阿翰林”的阿列克谢耶夫翻译的，由于译文“信、达、雅”，在俄罗斯很受欢迎，七十年代又再次出版。索罗金专门从事元曲研究，其专著《中国13－14世纪的古典戏曲》是苏俄研究中国古典戏剧最重要的也是最全面的一部专著，其中所附的162首元曲译文和注释就非常精到。节译《金瓶梅》的马努辛长期致力于《金瓶梅》研究，他的副博士论文就是《社会暴露小说〈金瓶梅〉：从传统到创新》（1964），以后又在列宁格勒大学的《东方学》丛刊上发表多篇相关论文。所以他的《金瓶梅》尽管系节译，但仍受到苏联评论界以及美国著名汉学家A·普拉克斯的好评。罗加乔夫和费什曼皆致力于明清小说研究，罗有专著《论吴承恩的〈西游记〉》，费的博士论文为《启蒙时期的中国长篇讽刺小说》，由他们分别翻译《水浒》和《阅微草堂笔记》，应当是驾轻就熟。M·巴斯曼若夫是研究宋词的专家，他翻译的《辛弃疾诗词》、《李清照漱玉词》和中国历代词选《梅花开》也自然是精品。 另外，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期，随着政治思想和经济制度产生的巨大变化，研究观念和研究方法上也呈现出多样性文学思想和研究方法上，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期是苏联社会发展阶段上一个大变革时期，在政治思想和经济制度产生巨大变化的同时，学术思想也空前活跃，比较文学、结构主义、接受美学、符号学等所谓西方学术思想和研究方法也开始在苏联流行并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加以运用。这在后一部分将作专论。 3、新俄罗斯时代（1991－） 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执政，发表《改革新思维》，推动经济改革，不久又推出激进的政治体制改革，苏联政局发生剧烈振荡，1991年8月19日军方政变继而失败，叶利钦执政，苏维埃社会主义联盟变成了俄罗斯联邦，我们姑且称之为新俄罗斯时期。这个时期亦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 1991－1999叶利钦执政时期为前期，急剧向西方靠拢；1999至今，普京执政时期，由于经济开始复苏，汉学研究也开始恢复，尤其是在2004开始的普京第二任期内，出于全球战略考虑的需要，中俄开始靠拢，经济文化交流随着升温，2005年和2006年开始互相示好的中国文化年和俄罗斯文化年。 在新俄罗斯时期，俄罗斯社会和思想都进入急剧动荡时期：苏联解体、经济衰退，大国地位急剧跌落，给俄罗斯人在经济上、政治版图和社会心理上都带来巨大冲击波，作为最为敏感的意识形态之一的文学艺术自然首当其冲受到冲击。昔日颇富盛名的汉学研究基地，如莫斯科大学东方学院，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圣·彼得[FS:Page]堡大学东方系、俄国科学院图书馆圣·彼得堡分馆东方部，都面临着队伍老化、资料陈旧、工作条件极为艰苦的困境。有关中国的出版物如《亚非人民杂志》、《莫斯科大学学报》、《马华文学》等，初版大致发行七万册左右。经费不足、工资过低，致使年轻一代的汉语人才纷纷改弦更张，另求发展。今日的俄罗斯中国古代文学学者，面对俄罗斯汉学的窘境，深为其往日的辉煌而唏嘘。 新俄罗斯时代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呈现以下几个明显特征： 第一，中国文学研究的重心已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转向当代文学尤其是“文革”以后改革开放时期文学研究。八十年代以来，新俄罗斯汉学界特别关心中国的改革，对中国当代文学兴趣很大，苏俄汉学家已把译介的重点放到中国新时期文学上。近年来，随着苏联兴起的中国当代文学热，李福清、索洛金等以中国古典文学为研究方向的一些俄罗斯学者也开始研究和译介中国当代文学，如李福清其间发表的论文有《论中国当代中短篇小说及其作者》、《中国当代小说中的传统成分》、《评钱钟书的长篇小说〈围城〉》、《冯骥才创作三题》等，但与中国古典文学相比，无论是深度还是广度都嫌不够。 第二，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近年来已开始复苏，情况与中国“文革”后的八十年代初颇为相类，即经过近三十年的中断和隔阂后，又从新开始普及工作，涌现一批中国古典文学的选本，如И·C·斯米尔诺夫主编的《陶渊明诗选》（1999年）、《唐代诗歌选》（1999年）、《明代诗歌选》（2000年）（以上均为圣·彼得堡东方学中心出版）；И·C·李谢维奇主编的《中国山水诗》（两卷本，莫斯科“蚂蚁”出版社，1999年版）；P·B·戈里申科娃主编的《杜甫，感伤诗百首》（圣·彼得堡“水晶”出版社，2000年版）；Г·H·费拉托娃主编的《中国古典诗歌·杨柳枝》、《中国四行诗（绝句）·离别苦》（莫斯科“编年史”出版社2000年版）等。但如同所有进入市场化经济初期的中国一样，这些选集在某种程度上纯属满足文化市场需求，多是前苏联时期老一代汉文学翻译家Л·艾德林、A·吉托维奇等人的译作，其前言或序言也是苏联时期老一代学者论文的移植，如《中国古典诗歌·杨柳枝》的序言就是经过压缩的艾德林于1977年写的一篇文章《中国古典诗歌》；《杜甫感伤诗百首》则以苏联老一代著名汉学家H·И·康拉得1960年写的一篇文章为序言，很少有当今学者的选译，更谈不上体现学术价值论文式的前言。 第三，今天的俄罗斯汉学研究，为了自身的生存与发展，体现出急于适应市场经济的新特点，以往那种国家资助、系列、大型的或是基础理论方面的选题已经很少，多在市场上能否有卖点，体现一种研究选题的现实性和迫切性。部分研究人员开始趋时，不愿意再做那种既消耗时间又费力气的辑佚、笺注、考辨之类基础性扎实功夫，一些适时随俗的选题开始大行其道，这也很像九十年代的中国学术界。一些出版社将以前的中国古典文学翻译和研究成果改头换面，拆装重组，标上一个吸引眼球的题目上市炒卖。如莫斯科“正方”出版社在1999年推出过一部名为《中国色情》的文集，其中收录的“中国色情文学”译文，多为前苏联时期中国古典小说研究专家K·И·戈雷金娜、Д·H·沃斯克列辛斯基（华克生）、B·M·阿列克谢耶夫、B·C·马努辛等人的旧译。莫斯科“古基亚尔-波列斯”出版社于2000年出版的《肉蒲团》、《隔帘花影》、《剪灯新话》、《剪灯余话》等一批“性学大全”，也是苏联时期老翻译家沃斯克列辛斯基、Д·沃斯克列辛斯基、K·戈雷金娜等人旧译作，加了个香艳的书名或介绍。除 “性学”、“房中术”以外，《周易》预测、风水、相术等，在政治动荡、经济低迷的今日俄罗斯也引起不少人的兴趣，近一两年问世的这方面的书出了不少，仅《周易》俄译本及研究著作就有大约四、五种之多。此外还有“中国风水”、“中国相面术”和一些关于服装方面的小册子，一般发行量在五千册左右。[11] 第四，有着光荣学术传统的俄罗斯汉学界，今日仍有一批恪守清贫、坚持自己学术追求的学者在固守着汉学研究阵地。同时，俄罗斯作为一个文化大国，即使今天的出版事业再难回到当年苏联时的盛况，在困境中仍每年有汉学新作出版，延续着世界文化大国的流风余韵。在近年来浮泛的“短平快”的中国文学译著中，也有一些精心构造的翻译与研究力作，如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研究员、女汉学家玛丽娜·克拉芙佐娃1994年出版的《古代中国诗歌》，圣·彼得堡东方学研究中心2000年出版的由斯米尔诺夫翻译的《明代诗歌选》，圣·彼得堡“结晶”出版社2001年出版的圣·彼得堡大学东方系中国语文教研室副教授A·Г·斯塔拉茹克（汉名索嘉威）的学术专著《元稹———唐代诗人的生活与创作》等，都具有创新意义[12]。克拉芙佐娃的《古代中国诗歌》一书除了在研究方法与视角上颇具新意外，还附录了从《诗经》、《楚辞》到魏晋南北朝的诗歌，皆是作者重新译出。最近，圣·彼得堡“科学”出版社又出版了克拉芙佐娃的新著《永明诗歌》。该书完成于1986年，由于出版社经济困难，一直未能出版。现在经过15年尘封之后，终于面世，不能不说是严肃的俄罗斯汉学研究再度复兴的征兆。该书重点研究了沈约、谢脁、王融、萧衍的生平与创作，旁及“竟陵八友”等南齐永明诗人的作品。探讨了永明诗歌的基本思想倾向及其题材、主题与形象，分析了永明时代的山水诗、应制诗、爱情诗和友谊诗，并论述了“永明声病说”等与诗歌韵律有关理论和创作实践问题。其成果不仅填补了俄罗斯中国古典诗歌研究的一项空白，就是在中国，也算是革故鼎新之作。 值得注意的是：这批严肃地从事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学者，面对着政治和经济的转向，也在进行自我调整。这种调整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调整自己的研究方向，跳出单一文学研究的框子，走向更为宽泛的文化领域。如前面提到的克拉芙佐娃，其研究的主攻方向本是中国六朝诗歌，但现在正在作广泛的中国文化研究。她在1999年出版的专著《中国文化史》，被俄罗斯联邦教育部确定为全俄高等学校文化艺术专业教材，现已出版了第二版。目前她正全力进行更为宽泛的《中国艺术史》的写作工作。莫斯科国立人文大学东方语言教研室主任[FS:Page]葛里高利·阿历克山德洛维奇·特卡琴科，他的研究方向本是中国先秦诸子散文，尤其是《吕氏春秋》。他一方面使自己的专业方向与哲学、美学、音乐等学科结合起来，写出专著《〈吕氏春秋〉中的宇宙、音乐、礼仪、神话和美学》（1990），同时也进行更为宽泛的中国文化学方面研究，编写了《中国文化词典》（莫斯科 “蚂蚁”出版社1999），在俄国社会也引起广泛关注。二是研究观念和研究手段呈现多元化。苏联解体以后，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发生了很大变化，作为文艺学研究前沿的文艺理论首先出现明显的“路标转换”。正如莫斯科大学教授切尔涅茨在他主编的《文艺学概论》一书的绪言中所说∶“我国文艺学经历了迅速而急剧转变的时代。从一方面说，它摆脱了（在几十年时间里实行的）许多教条和神话，摆脱了残酷的意识形态监管，积极地与世界文艺学，首先是西方文艺学相联系。”同时“熟悉了俄罗斯美学思想的总体层面，不同方向文学批评的经验（“机体论”的、“精美论”的、“民粹派”的、宗教哲学的等等）”。[13]理论的多元化促使汉学─文学研究在研究思路与方法上也出现了许多创新之作与新的尝试。上文提到的M·E·克拉芙佐娃的《古代中国诗歌》，以中国古典诗歌两部最重要的文献——《诗经》和《楚辞》为依据，从文化人类学角度分析了中国诗学传统的起源及特点。克拉芙佐娃指出∶要理解“被研究的诗歌传统的性质”，就必须研究“它同产生它的地区的一切精神生活的内部联系”，“注意最广泛的历史文化范围的事实”。要“搞清中国文明的全部历史—文化特点”[14] ，这也就是她把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扩大到整个文化学研究的理论根源。1995年，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东方文学”出版公司出版了该所研究员К·И·戈雷金娜的新著《太极——1至13世纪中国文学与文化中的世界模式》。书中运用神话原型学的观点和方法，把中古代神话、诗歌以及后世的小说与远古时代的宗教祭祀仪式和占星术联系起来考察，提出了不少令人耳目一新的见解。如她分析《诗经·周南·关雎》，认为这首诗实际上是远古时代的占星记录。她写道∶“ ‘关关’一词通常被解释为模拟声音。但很可能，这是祭司喊叫的某种声音的记录或者是‘观’卦”。[15] 佩列洛莫夫还有研究儒学的专著《孔子：生平、学说、命运》（1993）。 二、苏俄的中国古典作家作品研究概况 1、神话、小说研究 俄罗斯学者对中国神话研究是国外最早的。其先驱者是俄罗斯时代的彼得堡大学中国古代史教授С·奥尔吉耶夫斯基，他在1892年出版的《中国人的神话观念与神话故事》，是中国以外第一部研究中国神话的专著。在这部专著中，奥氏依据中国的《尚书》、《诗经》、《礼记》以及《搜神记》、《太平御览》、《太平广记》等历史典籍和类书，探寻中国人的神话观念及其演进过程，对什么是神话？民间流传的神话与“文人幻想”之间的关系以及研究中国古代神话的方法和途径，都提出了一些很有深度的见解。例如他认为全体人群中形成的“某种宇宙观基础，存在于作为神仙故事的神话之前”。例如关于共工的神话，只有在“天空是倾斜的”这种普遍观念的基础上才能产生。在探讨民间流传的神话与“文人幻想”之间的关系方面，他提出道家文人“常常以民间神怪小说为基础，把那些已经烩炙人口的情节加以敷陈”写成小说。他认为，这类小说完全可以重新传入民间，被群众消化吸收，并与早期形态的神话同时在民间流传。可以说，他是包括中国学者在内的中国古代神话研究者中，最早看出中国古代神话与稍晚出现的道家神仙小说内在关系中的一位。在研究中国古代神话的方法和途径方面，他也是最早提出利用“当代的调查材料”来阐释古代神话的形象和情节，这对神话学者也有启导作用。后来中国学者闻一多就是沿着这个方向，在古代神话研究中，进行了大量的民俗学调查，其范围不仅限于汉族，也扩大到苗、彝等其他少数族，并在楚辞等研究中，大量运用当代流传的民间故事作为研究资料。当代台湾学者李丰楙等在对道教和唐诗的研究中重视民间资料的积累，重视田野调查也都是这一研究方式的延续。奥尔吉耶夫斯基之后苏联研究中国古代神话的代表人物有马佐金、李福清等。马佐金毕业于海参威东方学院，他的《中国神话中的帝王与图腾崇拜》发表于1918年，这是奥氏以后的第一篇关于中国神话的论文。在这篇论文中他注意到中国神话帝王相貌的动物特征，从而推测这与希腊神话中的图腾概念残余属于同一类现象。李福清1955年毕业于列宁格勒大学东方系中国语文科，老师就是阿列克谢耶夫，毕业后分配到苏联科学院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又先后得到著名的民间文学家、神话学家普罗普、契切罗夫的指导，为他在中国民间文学和神话学研究取得卓越成就打下坚实的基础。他最初投入神话研究，是从1965年翻译中国学者袁珂的《中国古代神话》开始的。1979年，他研究中国古代神话的第一部专著《从神话到长篇小说·中国文学人物形貌的演化》出版。“在这本书里，我试图依照远古哲学家及礼仪文献以及中国神话中几乎无人问津的纬书，揭示神话人物相貌的各个类型；探明文字肖像的形成过程；由静态肖像描写到多角度动态描写的演变方式”。[16]在两卷本《世界各民族神话百科全书》中，作者又依据古代文献以及现代中国、日本、欧洲的论著，进一步表述各类神话人物的上述特征[17]。 俄罗斯学者接触中国古典文学作品是从小说开始的。最早在俄罗斯出版的中国古典小说是1763年发表在《学术情况通讯月刊》12月号上，题为《中国中篇小说》，是从英国著名作家Oliver Goldsmith编的《世界公民或中国哲学家的来信》英文本转译的。苏俄的中国古代小说研究以苏联时代的五十年代成果最丰，涉及小说史、《搜神记》、唐传奇、敦煌文献、《李义山杂纂》、宋话本研究，以及《武王伐纣平话》、《大唐三藏取经诗话》等民间平话、诗话研究，《醒世恒言》之类明代拟话本研究，《三国演义》、《水浒传》、《金瓶梅》、《红楼梦》、《聊斋志异》、《儒林外史》等明清小说研究等。研究人员集中在苏联科学院东方研究所、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以及莫斯科大学，其代表人物有杨希娜、李谢维奇、李福清、戈雷金娜、谢列布里亚可夫、费什曼、热洛霍夫采夫、罗加乔夫等。 李福清的中国古典小说研究着重探讨民间读物与中国长篇小说的源流关系和演变过程。其主要著作有《万里长城的传说与中国民间文学的体裁问题》、《中国的讲史演义与民间文学传统——论三国故事的口头和书面异体》、《[FS:Page]三国演义——三国故事的各种口头与书面材料》、《从神话到章回小说》等，还有直接以中文出版的著作，如《中国神话故事论集》、《李福清论中国古典小说》、《关公传说与三国演义》、《从神话到鬼话——台湾原住民神话故事比较研究》等。其中《从神话到鬼话——台湾原住民神话故事比较研究》（台北·学生书局2002）是李福清在1998年起任台湾大学讲座教授期间研究台湾原住民文化的一部专著。为此，作者进行了大量的田野调查，深入、高山族、布农族等少数民族地区中去访问、采录，搜集到大量素材，仔细整理并把它同大陆各族文化作比较分析。这部专著不仅是作者中国民间文学和古典小说研究的延伸，对两岸文化的同根同源更是一个重要的佐证，对两岸文化的沟通交流自然也是一个促进。另外，他还有一些介绍俄罗斯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专著、论文以及学术研究书目如《苏联藏中国民间年画珍品集》、《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在苏联》（田大畏译，台北学生书局1991）等。他的有关汉学论著亦由北京大学的李明滨教授选编为《李福清汉学论文集》于2003年在中华书局出版。 K·戈雷金娜的研究对象主要是中国小说发展史和古典小说作品研究。同苏联的许多学者一样，她也较为注重民间文学以及民间文学与古典作品之间的关系。戈雷金娜1959年毕业于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为苏联科学院东方研究所研究员，七十年代起，她开始上述领域的研究，1980年出版了这方面的专著《中世纪中国的短篇小说：素材来源及其发展》。这部专著主要研究民间文学中的“掠妻”“配天仙”、“游水府”等主题，以及这些主题在六朝志怪中的嬗变。作者指出：小说的情节与民间文学的主题有时是完全相符的，有时候因为情节搬进了日常生活环境，民间文学主题便失去原来的意义，只构成小说情节中的一个因素。她在分析六朝小说掠妻、掠女主题时，就揭示出这类小说怎样逐渐包含更多的日常生活内容，怎样愈来愈远地脱离纯民间文学的故事格局。戈雷金娜的另一部专著《世纪之前的中国散文（三至六世纪的神怪小说及小说起源问题）》（1983，莫斯科）则着重分析了这一时段的民间文学和神话所反映的中国人的世界观以及这种世界观对形成小说艺术境界所起的作用；六朝小说中的冥府观念；图腾崇拜残余的反映；“前定”主题；古代礼俗及其在题材形成中的作用；自然哲学与宗教观念对六朝小说的影响以及三至六世纪小说中的人物形象等。她的另一部专著《中世纪初的中国散文》，从题目看似乎是谈宋代散文，实际上是有关神话小说和叙述故事起源的研究（苏联学术界将小说归类为“文艺散文”）。苏联著名汉学家H·费德林在评价这本专著时说：“它分析了长期处于中国传统文学评论界关注之外是中国文艺散文——小说，分析了中国文学中最民主的、在民间最受欢迎的一个文学领域。K·戈雷金娜的著作似乎填补了当时无论在中国还是在西方都很少有人研究的令人遗憾的空白”。雷金娜也是苏联研究唐传奇的少数学者之一[18]。其研究方向仍然是选择与民间文学相关的作品，如《补江总白猿传》的“掠妻”，《柳毅传》、《郑德璘》、《张无颜》中的“游水府”，《任氏传》、《崔炜传》、《周秦纪行》中的“娶仙女”等。戈雷金娜还对明代瞿佑的《剪灯新话》和李昌祺的《剪灯余话》做过研究，分析了它对日本、韩国、越南小说的影响。费什曼1941年毕业于列宁格勒大学语文学系， 1965年以《启蒙时期的中国长篇讽刺小说》获博士学位。先在列宁格勒大学任教，1958年起为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研究员。她致力于明清小说研究，其博士论文《启蒙时期的中国长篇讽刺小说》（莫斯科1969）是前苏联学者这方面最早的论著之一，她在这部专著中认为中国在十七——十八世纪出现了启蒙运动，并用这个观点来研究《西游记》、《西游补》、《红楼梦》、《儒林外史》和《镜花缘》，从而引起前苏联学术界持续多年的热烈讨论，结果费什曼宣布放弃自己的观点。在《聊斋志异》研究上费什曼同样表现出特立独行：她先致力于对蒲松龄两位后继者纪昀和袁枚的研究。根据研究这两个作家所得的材料，费什曼制定了一个别开生面的系统方法。她认为《聊斋志异》是一个有完整构思的统一体。它的各个组成部分，或是以统一的主题，或是以相似的情节结构互相联系着，构成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她还翻译出版过纪昀的《约微草堂笔记》和李义山的《杂纂》。 2、诗文研究 苏俄对中国古代诗文研究要比小说起步要迟，俄罗斯学者对中国古典诗歌的兴趣主要集中在《诗经》、《楚辞》、《汉乐府》、陶渊明、曹植，相反对唐诗的兴趣并不大，还不如对宋代诗人陆游、李清照的研究，明清诗词更是很少触及。只是到了新俄罗斯时代方有所拓展：2000年圣·彼得堡东方学研究中心出版的斯米尔诺夫翻译的《明代诗歌选》， 2001年圣·彼得堡“结晶”出版社出版的A·Г·斯塔拉茹克（汉名索嘉威）的《元稹——唐代诗人的生活与创作》，2001年圣·彼得堡“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克拉芙佐娃的《永明诗歌》皆填补了一些诗歌领域研究的空白。至于中国诗歌发展史、韵律研究以及诗歌意境和表现技巧研究，更几乎无人问津，这可能也与中国古典诗歌的语言简约、意境含蓄、格律严谨有关。苏俄最早的中国古典诗歌俄译本是1923年出版的《唐诗选》，由俄罗斯汉学家Ju.K.Shchjutskij从《古唐诗和解》中并参照一些日本的唐诗选本选译的。整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可以说是苏联读者对中国古典诗歌兴趣最浓的时期。有的诗人自己不会中文，就请汉学家们先一行一行译成俄文，然后再加工成俄文诗，如列宁格勒诗人A.Gitovich就这样翻译了李白（1956年出版）、杜甫（1962年出版）和 王维（1959年出版）的诗集。另一位诗人A.Steinberg也在1979年用这种方法翻译了《王维诗集》。世界著名的女诗人 A.Akhmatova也用此法翻译了屈原的《离骚》和李白的诗歌。在俄罗斯学者中，研究《诗经》的开创者是上面提及的瓦西里耶夫。他对《诗经》有着深入的研究和独特的理解，他认为《诗经》是一部民歌集，反对儒家解经所附着的政治寓意，反对“毛诗序”的“君子之德”等附会之说：“我们手上的这些歌，既保存了当地的天才，中国人民的天才，又证明了过去的中国人同其他人一样，欲望和缺点很相近。在可爱的教师没有把他们教育成伪君子之前，他们曾经比较坦率。我们在这里既可看到情歌：想出嫁姑娘的歌；迷上自己女友的情人的歌；安排幽会；被抛弃的妻子的怨歌；离别的夫妇、情人、亲眷更为哀怨的歌。同时应当注意的是，这些哀怨也反映了社会政治的环境情况”[19]。瓦西里耶夫还注意到：《诗经》虽出自当时不同的诸侯国，但他们的[FS:Page]题目是同样的，各种题材有各种说法，“这是注释家们完全忽略掉的意见”，并由此指出研究中国现代民歌以及各地区特征的重要性。这个问题的前瞻性，中国学者到1919年“五四”以后才注意到。苏联时期成就最突出的则是H·费德林。费德林的《诗经及其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1958）是苏俄首部研究诗经的专著，也代表着苏联汉学家研究诗经的最高成就。书中系统地阐述了《诗经》的思想内容、艺术特色以及它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书中吸收了理雅各、顾塞芬、韦利、高本汉等西方学者的观点，从对儒家解经的观点批判来看，他也很熟习中国学者的观点。直到三十年后的1985年，圣·彼得堡大学的E.A.Serebrjakov教授才写出另一篇专论，讨论儒家如何解读诗经中的情歌，研究“儒家怎样利用诗经来讨论君王与他的妻子应具备那些品德，夫妻之间的关系应当是怎样的”等，又回到了毛诗序的观点。苏联时期《楚辞》研究的代表人物则有H·费德林和彼得堡大学的E.A.Serebrjakov教授。早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费德林在苏联驻重庆大使馆工作时就师从郭沫若，开始研究《楚辞》，1943年以《屈原研究》获博士学位。但其间中断，直到四十多年后的1986年，才出版一本一百多页介绍屈原的小册子《屈原·他的时代背景·创作根源及其它问题》。书中对屈原作品进行了一般性分析。1969年，彼得堡大学的E.A.Serebrjakov教授发表长篇论文《论屈原和楚辞》，论文中较为详尽的分析与介绍了屈原以及宋玉等其它楚国诗人的作品。他观察的角度不同于中国学者，例如，他认为屈原善于利用植物形象来抒发情感，对植物性质特别敏感，屈原诗中人物的伦理品行与人物美丑有关等。苏联学者对汉魏六朝诗歌研究集中在汉乐府、曹植和陶渊明几部分，代表人物有李谢维奇、B·瓦赫金和Cherkasskij（车连义）等。李谢维奇为苏联科学院东方研究所研究员，1955年毕业于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从1960年开始研究乐府，1969年出版专著《中国古代诗歌与民歌（汉代乐府）》。在这部专著中，作者有一些独特的见解，如他认为“乐府”不是一个体裁，而是一组体裁，包括“抒情歌词”、“谣” 和“叙事诗”；乐府中真正的叙事诗很少，也不是汉代的作品，如《焦仲卿妻》；大部分都是一些片断作品，情节不完整，有些作品位于叙事诗与抒情诗边缘上，如《孤儿行》；某些歌如《击壌歌》是古代说唱的片断，这对中国学者来说是很难接受的。B·瓦赫金首次将汉乐府译成俄文，并在 “前言”中介绍了乐府诗的产生背景、社会价值和乐府诗的若干特征，指出：“中国诗歌和音乐的血缘关系正是在乐府诗的影响下产生的”。并指出：“乐府对中国诗歌的影响是巨大的。正是乐府为包括唐王朝统治时期在内的中国诗歌繁荣作了准备，乐府仿佛是架设在著名的《诗经》和唐朝泰斗诗歌之间的一座桥梁”。[20] Cherkasskij（车连义）1963年出版《曹植诗歌研究》。同苏联其它学者一样，作者较注意文人作品同民歌的关系，明确提出研究的宗旨就是找出曹植诗歌同民间诗歌的关联。车连义还指出，曹植的世界观中既有儒学的因素也有道家因素。作者认为曹植从道家思想中主要汲取它的奇幻思想，而不是它的哲学基础。文章还研究了曹植对五言诗的革新，并认为曹植对诗的开头和结尾特别注意，而这些诗句是最重要的。[21]д·切尔卡斯基在《曹植的诗》（1963）这部专著中，也着力探讨曹植诗歌同民间文学的关系，也阐释了诗人的创作道路、诗歌创新特质及其审美价值，还很注意对2—3世纪文学的整体分析。苏俄陶渊明研究的开创者也是阿列克谢耶夫。他在《司空图及其诗品〉》中第一次提到陶渊明，称陶为“自觉的平民化伟大诗人，他第一个把诗歌从宫廷关系和长期压在中国诗人肩上的社会与信仰的等级观念重荷中解放出来”，并认为陶“在中国诗歌中起到了我国普希金的作用”。苏联时期陶渊明研究中成就最突出的是其艾德林。他翻译了两部陶渊明诗歌集：《陶渊明抒情诗集》（文艺出版社1964）和《陶渊明诗歌集》（1972）。1969年以《陶渊明及其诗歌》获博士学位。这部博士论文与一般的写法不同：一部分是翻译，一部分是研究。研究部分最有价值之处有两点：一是探讨陶渊明对自然的看法以及对生命和死亡的态度，作者依据陶渊明的《形神影三首》，认为陶渊明怀疑赤松子和王子乔的长生不老从儒学出发，批判佛道对身体和灵魂的看法。二是陶渊明对道德与贫苦的看法。艾德林不同意朱熹所说的陶渊明思想基础是庄子和列子，或是有人认为的儒家思想，他认为陶渊明的世界观是较为复杂的。 俄罗斯学者研究唐诗的并不多，研究对象也局限在李白、杜甫、王维、白居易等少数几个诗人身上，但也多是选译和介绍性的小册子。相反对宋代诗词特别是陆游和李清照的研究要充分一些。其代表人物有谢列布里亚可夫、巴斯马诺夫等。彼得堡大学的谢列布里亚可夫教授在1968年出版的《陆游〈入蜀记〉：翻译、评论和跋》，是《入蜀记》俄文第一次全译本，也是首次在海外全面介绍了陆游的生活和创作道路（在此之前，只有澳大利亚出版了一本小册子《陆游——炼丹术士》，把陆游说成是炼丹士），另外也介绍了中国中世纪文学日记体的独特风格。他在另一本学术专著《陆游：生平与创作》（1973）是他的博士论文。在这部专著中，作者进一步探讨了陆游的思想构成因素和来源，认为陆游的世界观中有着各种错综复杂的思想成分，儒家、道家和佛学禅宗以及王安石的革新主张对陆游思想都有较大的影响。谢氏还在1979年出版过一本词学专著：《中国十至十一世纪的诗词》，这也是俄罗斯唯一的一本词学专著。巴斯马诺夫则分别翻译和介绍了宋代两位词人李清照和辛弃疾。作者在《李清照〈漱玉词〉》“序言”中高度评价李清照的文学地位，认为继古希腊伟大的女性主义诗人萨福以后，“不仅中国，而且世界的古代和中世纪的诗歌恐怕都不曾有过一位女性可以和李清照相比”。作者指出：李清照的作品之所以被广泛传颂的原因在于感情的真实、抒情的强烈和蕴涵的音乐性融为一体，并与生动的形象和完美的形式相结合[22]。巴斯马诺夫对于辛弃疾，巴斯马诺夫还翻译有《辛弃疾诗词集》，在其“序言”中认为辛词的价值在于：他率先克服了同时代人仅用词描写风景，抒发儿女私情的局限性，把词作为与女真及投降派斗争的有力武器[23]。 苏俄的中国古典戏曲研究亦发轫于В.Л瓦西里耶夫院士。1880年，他在《中国文学史纲要》还在西方世界第一次提供了中国古典戏剧研究简略资料，并对中国古典戏剧的创作历史进行了探讨，而且不同于传统的看法：他认为中国剧场不是传统所说的唐明皇的梨园，而是产生于隋代，因为“具有科白和唱词而可以称之为戏剧的作品，从隋代起就流传于民间。而官方得知民间的创造，总是为时较[FS:Page]晚的”。另外，他还推测中国戏剧可能受印度梵剧的影响，这比郑振铎等人的推断要早五十多年。在《纲要》中他还把《西厢记》作为中国古典戏剧的代表加以分析和推介，认为这个剧本的价值，不仅在于它精巧工丽的语言，也在于它的关目、曲辞以及整个剧本的主旨，“如果撇开语言不谈，单拿情节和剧情的发展来和我们最优秀的歌剧比较，再加上台词和曲辞，即使全欧洲恐怕耶找不出多少像这样完美的剧本”[24]。苏联时期关于中国古典戏剧研究的专论是列宁格勒大学的Б.Α 瓦西里耶夫（王希礼）教授在1929年发表的，题为《中国的戏剧》。在这篇长篇专论中，作者详细介绍了中国戏剧的种种特点、角色行当、年谱、服装、身段、剧场等戏剧形式。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在论述中国戏曲发展史时，已参照了王国维、刘师培等人在《宋元戏曲史》等著作中的观点。1935年，作者又发表《中国历史上的优伶英雄》，该文对中国历史上留下姓名的名伶，从战国时代的优孟到宋代的伶人，都有辑录和评论，类似钟嗣成的《录鬼簿》。[25] 1958年是苏俄的中国戏曲研究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前苏联的中国戏曲研究至此才呈现规模化和系统化。按照世界和平理事会的决议，世界各国在这一年要开展纪念中国元代的伟大剧作家关汉卿的活动，前苏联在这年出版了《关汉卿——伟大的中国作家》纪念集，作者是费德林。研究关汉卿及其作品的论文如Л.Э艾德林的《关汉卿》，В.Ф索罗金德《伟大的戏剧家关汉卿》等，关汉卿作品《窦娥冤》、《救风尘》的节译本也都在这年出版发表。[26]费德林是前苏联通讯院士，著名的汉学家，1912年生于皮亚蒂戈尔斯克，1937年毕业于莫斯科东方学院， 1957年起任苏联科学院东方研究所研究员，著有《当代中国文学概论》、《中国文学史纲要》、《诗经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中国文学研究问题》、《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国文学遗产与现时代》等。在《关汉卿——伟大的中国作家》中，作者对关汉卿生活的时代，中国戏曲的特点以及戏剧文学从宋代到近代传统剧目的发展过程进行介绍，对关汉卿的两部代表作《窦娥冤》和《救风尘》也作了评述。苏联研究元人杂剧的另一位代表人物是索罗金，他于1950年毕业于莫斯科东方学院， 1967年后在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中国文化组从事研究工作，任欧洲汉学家协会副主席。著有《十三——十四世纪的中国古典戏曲：起源·结构·形象·情节》、《中国文学》（与艾德林合作）等。其中《十三——十四世纪的中国古典戏曲》是苏俄研究中国古典戏剧最重要的也是最全面的一部专著，书中对保存下来的162种元人杂剧每部都进行研究，简述了每折的内容，列出了全部主要人物和角色行当，附录中编制的五百多条参考书目，也是迄今为止在俄罗斯最完整的元曲研究学术资料。B·索罗金同时还撰写了大量论述传统戏曲的论文，他也是苏联唯一研究东方戏剧的刊物《东方戏剧》中国篇的主编。苏联的中国古典戏曲研究者还有Л·缅什科夫，他的论文《〈西厢记〉及其在中国戏剧中的作用》1960）是俄罗斯研究《西厢记》的第一篇专论。论文中讨论了《西厢记》这个剧本的发展形成过程以及它在十四世纪初中国戏剧发展中的典范作用。缅什科夫还翻译了《西厢记》和郑光祖《倩女离魂》这两部元人杂剧。В.И谢马诺夫在1960年发表了研究关汉卿创作艺术的专论《论关汉卿剧作的特色》也是苏联研究元曲的一篇重要论文。列宁格勒大学的Е.谢列布里亚可夫是位研究唐宋诗词的专家，因对王昭君这个形象产生兴趣而开始研究马致远的《汉宫秋》，论文题为《论元代剧作家马致远剧本〈汉宫秋〉》。这篇论文在追溯王昭君故事的历史演变过程中，着重分析了在敦煌发现的《王昭君变文》的价值[27]。关于明代戏曲，苏俄没有专著，研究者也只有马努辛、马里诺夫斯卡娅等少数几位，涉及的明代剧作家有朱有墩、徐渭、冯梦龙、汤显祖等。马里诺夫斯卡娅的三篇论文：《明初杂剧（十四世纪下半期至十五世纪上半期）》、《中国杂剧发展的明代中期阶段（十五世纪末到十六世纪末）》和《晚明的中国杂剧（十六世纪末到十七世纪上半期）》，对明杂剧发展的三个阶段进行了系统地探讨。清代戏曲在苏俄的介绍，比明杂剧更少。苏俄读者能见到的，只有马里诺夫斯卡娅翻译的洪升的《长生殿》和孔尚任《桃花扇》的片断和马里诺夫斯卡娅和古谢娃的几篇介绍清代戏剧的论文，如马里诺夫斯卡娅的《十七世纪下半期的中国杂剧》等。 三、苏俄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学术特征 近三百年来的苏俄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有以下几个明显特征，有的足以引发我们的相关思考 1、一批著名的汉学家都有到中国访学，亲历中华文化的学术经历，他们仰慕中华文化，这往往成为他们选择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为终生方向的主要动机，五六、十年代的中国政府也为来华学习的汉学家提供便利，从而更加深了他们对华的感情和汉学水平的提升 有着到中国访学、亲历中华文化的学术经历，这几乎是苏俄杰出汉学家的共同特征，而且生活的时间都较长，一般十年以上，甚至长达三十年。俄罗斯汉学的开创者比丘林神父，1807年作为使华布道团第九班的团长来到中国，从而开始他在中国的活动和汉学研究生涯。十年后，为了更深入的研究中国，他请求再留中国以便完成历史、地理以及其它方面著作的编写和翻译工作。比丘林回国后创办了俄罗斯第一所汉语学校，培养出一批俄罗斯政界的中国通和首批研究中国的学者，从而成为俄罗斯汉学的奠基人。被称为“阿翰林”的Б.Α瓦西里耶夫也是一个典型的个案，他取了个中国名字叫王希礼， 1927年、1930年两次到中国进修。作为苏俄第一篇研究中国古典戏剧的专论《中国的戏剧》，就是以王国维、刘师培等人《宋元戏曲史》等著作为参照系。他在论文中认为：“中国人崇尚雅洁文学可能甚于我们。在那些作品中他们认识了人类完善的最高极至，作品不仅表现了人的理性，而且描绘了人的全部道德风貌”。[28]瓦西里耶夫《西厢记》极为推崇，他认为这个剧本的价值，不仅在于它精巧工丽的语言，也在于它的关目、曲辞以及整个剧本的主旨，“如果撇开语言不谈，单拿情节和剧情的发展来和我们最优秀的歌剧比较，再加上台词和曲辞，即使全欧洲恐怕耶找不出多少像这样完美的剧本”[29]。沙俄时代的汉学家卡缅斯基对《红楼梦》情有独钟，在华期间搜集了大量《红楼梦》的各种刻本和手抄本，他所带回1791年“程甲本”至今仍收藏在俄国，上面有他的题记：“道德批判小说，宫廷印刷所出”，对红学研究具有极重要的价值。被称为俄罗斯“四大汉学家”之一的卡法罗夫在北京生活30年之久，经历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四朝，对中国边政和宗教有很深的研究，撰写过一批有关中国北部边疆的历史和地理著作，以及《佛陀传》、《古代佛教史纲》、《基督教在中国的古老痕迹》、《中国伊斯兰教文献》等。 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苏蜜月阶段，苏联的汉学家来华的更多，中国也给来华的汉学家们提供更为优渥的学习和工作[FS:Page]条件，今日任活跃在俄罗斯汉学界的老一辈专家，几乎都曾在五十年代来中国访学过，在中国获得大量学术资料并接受过一代名师的指导，如切尔卡斯基师从王瑶，施奈德师从曹靖华，查瓦斯卡娅师从宗白华。费德林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在苏联驻重庆大使馆工作时，师从过郭沫若研究《楚辞》，并以《屈原研究》获博士学位。五十年代初他再次来到中国任驻华大使馆参赞（1950—1952），继续从事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元曲专家В.И谢马诺夫1955年从列宁格勒大学东方系毕业后，曾到中国进修元曲， 1960年发表了研究关汉卿创作艺术的专论《论关汉卿剧作的特色》，以后一直从事这方面研究。另一位元曲专家索罗金在中国进修期间曾得到著名戏曲史家周贻白的指导，此后二十年间一直钻研元曲，先后写出不少论文，最后终于形成《十三——十四世纪的中国古典戏曲》这样一部苏俄研究中国古典戏剧最重要的也是最全面的专著（1979）。索罗金从1948年到中国起到1993年，已来华工作或访问已达18次之多，其中包括两次到台湾参加学术会议或进行合作科研。他对中国有比较广泛和深入的了解，尤其对中国近年来的巨变和进步极表惊佩。苏联著名的中国古典小说专家李福清也许更具代表性，他原名鲍里斯·李沃维奇·弗里京，因仰慕中国文化取名李福清。1965年到1966年在北京大学进修，他至今还很怀念1965年他在北京大学进修的时光：白天在北大图书馆查阅资料，每周一两次进城逛书店和到天桥听说书。他至今还记得这么一件事：五十年代中期开始研究孟姜女时，由于缺乏资料，就凭着年轻人的胆量和热情，给各省的文联发了封求助信，请求代为收集。不久之后，几乎各个省都给他寄来了孟姜女资料，包括民歌、传说、地方戏、宝卷直至名胜古迹的照片。当1958年郑振铎访苏时知道这件事时也很惊讶，对李福清说，就是他这个文化部副部长向各省征集这类资料，各省也不会这么积极主动。这件事也让李福清终生难忘。三十多年后的今天，他对前去采访他的研究俄罗斯文学的中国学者李明滨说：“中国朋友对我的关心帮助使我非常感动，终生难忘”。[30] 2、苏俄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从一开始就带有政治功利性，并一直与政治气候和现实生活密切关联 如上所述，俄罗斯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是从18世纪俄罗斯东正教驻北京的传道团开始的。俄罗斯传道团之所以能成为沟通俄国与中国之间的特殊桥梁和俄国早期研究汉学的大本营，与两国政府对此的态度关系极大：清政府在康熙、雍正两朝（1662－1735）一方面禁止西方耶稣会士在华传教，但出于怀柔和稳定边陲的政治考虑，对俄罗斯东正教却采取宽容政策，给驻北京的俄国传道团相当优厚的待遇：由理藩按月发给月规银，每五天供给一次食品，每三年发放一次四季所需服装并定期提供其它日用品。这种优渥的待遇从1715年第一节传道团驻京开始，一直延续到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近150年。沙皇政府也把传道团作为了解中国的耳目和工具。如1818年8月8日沙皇政府对驻华东正教团发出指示：要他们“向俄国政府汇报中国国内情况；搜集书籍、地图、种子，尤其是能够在俄国种植的植物种子、植物、矿产等”。[31]。因此，这些传道团的成员除了传道，“使中国和西伯利亚那些黑暗中的愚昧无知、执迷不悟的人们皈依正教”外[32]，还有一个主要任务向俄国政府汇报中国国内情况， “使俄国政府了解中国经济、文化的方方面面。”[33]。从上面列举的俄罗斯汉学代表人物在华活动和著述来看，也确实不是单纯的宗教活动，而是对中国经济、文化进行全面研究，并负有将中国政治生活中重大的事件报告外交部的责任。如第一批来华的传道团成员列·罗索欣，1729年来到北京并在此先后生活了十一年，向沙皇政府提供了第一份详细的中国地图《皇清一统图》并翻译了清廷的皇族史《八旗通志》。第三和第四届传道团成员、也是俄国汉学的拓荒者阿·列昂节夫协助罗索欣完成16卷的《八旗通志》翻译工作，并先后编译了《中国臣子》、《中国君子》、《圣贤格言》、《三字经》、《大学》、《中庸》等一大批历史文学和哲学著作。他还遵照叶卡捷琳娜女皇的指示，先后将《大清会典》、《大清律例》、《理藩院则例》等清廷法律、外交文书译成俄文。俄罗斯汉学的开创者比丘林神父也将《大清一统志》、《西藏志》等中国历史地理著作翻译上呈俄罗斯外交部。卡法罗夫作为传道团的大祭司，对中国边政却有很深的研究，撰写过一批有关中国北部边疆的历史和地理著作。这些传道士只是由于在华时间很久（一般都是十年以上，卡法罗夫则长达三十年），深受中华文化浸染，从而仰慕中华文化，才把研究和传播中国文化作为终生方向的。第一部分曾提到的比丘林的转变就是典型的一例。这与单纯出于宗教献身精神，受教会派遣来东方布道的西方天主教或耶稣会传教士是有所不同的。[34] 苏联学者对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亦与政治气候密切关联：1917年十月革命苏维埃政权成立后，一批中国共产党人提出“走俄国人的路”，一批前苏联学者对中国古典文学兴趣渐浓起来，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可以说是前苏联学者对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开拓萌芽期，但到了三、四十年代国民党取得政权后这类研究几乎停滞。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的五、六十年代，前苏联与中国的关系又进入“蜜月期”，可以说，前苏联读者是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才真正认识中国古典文学。到了七、八十年代，前苏联的汉学研究水平整体上有了很大提高，规模也有了很大发展，形成了一支以研究中国文学为毕生事业的汉学研究队伍，集中在莫斯科、列宁格勒和海参威三个城市中。两国的政治气候甚至影响研究者的研究方向，热洛霍夫采夫的汉学研究就是一例。他从1958年开始，就致力于中国中古文学的研究，著有一大批论著。《中世纪中国华北市民文学》（1969）、《七至九世纪哲学散文》、《十至十三世纪哲学散文》、《十至十三世纪宋代民间小说》。1966年，A·热洛霍夫采夫在中国见习时亲眼目睹了“文化大革命”，这改变了他的研究兴趣和专业方向，由中国古典文学改为“文革学”，在七十年代陆续发表的论著有《“文革”近距离目击记》（1968）、《中国的文艺理论与政治斗争》（1979）、《“文革”后鲁迅著作在中国的遭遇》、《郭沫若——“文革”的“英雄”还是受害者》、《论邓拓的杂文》（1972）、《邓拓死后的遭遇》、《七十年代下半期中国文学的代表趋向——以历史剧〈大风歌〉为例》（1982）、《巴金：爱国主义作家》（1983）等。其中《“文革”近距离目击记》在1973年出版了单行本，被译成多种文字，在法国、意大利、土耳其、保加利亚、捷克等国家出版。 新俄罗斯时代面对政治经济改革遇到的种种难题，俄罗斯急于向各方面寻求摆脱社会困境的良方，古老的中国智慧自然也成为他们汲取营养的源泉之一。包括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在内的汉[FS:Page]学研究也体现了为现实政治经济改革服务的历史文化传统，如1998年莫斯科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学”出版公司出版了被称为“莫斯科孔夫子”的俄国孔子学会会长列奥那尔得·谢尔盖耶维奇·贝列罗莫夫（汉名稽辽拉）的研究专著《孔子·论语》。作者在“后记” 《孔子学说与俄罗斯文化（十九世纪至二十一世纪）》中写道∶“戈尔巴乔夫及盖达尔于改革之初，均以西方的国家制度，首先是美国型式为典范，其结果使俄罗斯陷入很深的经济、社会危机。……正因俄罗斯领导人无法选择正确的战略方向，使俄国现今处于痛苦的摸索状态。越来越多的政治家开始了解，俄国系一欧亚国家，不能不考虑中国文明化的经验。共产党人认为中共模式最适用于俄罗斯，而民主人士则认为是台湾模式。在此条件下，俄国政治家开始重视孔子的学说及儒家在该国现代化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至于俄国社会，其本身就像是脱离国家，找寻更有前瞻性的复兴之途，期盼能在孔子学说中得到解答。”[35]贝列罗莫夫在1992-1993两年间出版了三本书∶《孔子言论》、《商君书》和《孔夫子∶生活、学说及命运》，其中关于孔子的两本书各自印行了一万册。可见这类著作在俄罗斯受欢迎的程度。孔子儒家著作之外，老子的《道德经》当今也很受欢迎，其原因就是面对当前动荡纷扰的社会现实，人类生存环境的日益恶化，重新唤起了俄罗斯人对提倡无为而治、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老庄哲学的兴趣。近几年，研究老子哲学思想和翻译《道德经》的著作就有五、六部之多，如俄罗斯神智学协会“环”出版社1996年出版的A·A·马斯洛夫的翻译与研究专著《道德经的世界》，莫斯科“艾克斯莫-波列斯”出版社和哈里克夫“弗里奥”出版社2000年联合出版的“世界思想宝库”系列丛书之一《道——世界的和谐》，圣·彼得堡大学学系东方哲学与文化学教研室主任E·A·陶尔奇诺夫教授的《道家》和《道家与道德经》[36]等。1999年，莫斯科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学出版公司出版了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研究员И·Ф·波波娃的新著《唐初治国之要术与思想》。书中讨论了唐代贞观之治的成就、唐太宗李世民的政治思想，唐代统治者处理与人民关系的方法，唐代的政治经济、军事政策等问题，很明显是要为俄罗斯的“中兴”打气和提供历史借鉴。莫斯科大学亚非国家研究所研究员И·Г·巴拉诺夫撰写的《中国人的信仰与习惯》（莫斯科“蚂蚁”出版社1999年），市场销路也很好。 3、中国神话和古典小说研究处于海外领先地位，苏俄学者尤其重视中国民间文学和民俗文化在中国古典文学尤其是古典小说产生和演进中的作用 俄罗斯学者对中国神话研究是国外最早的，俄罗斯学者接触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也是从小说开始的，这在前面已作论述。需要强调的是，一批苏俄著名的中国古典小说研究者如李福清、戈雷金娜、米列娜等都非常重视中国民间文学研究，尤其是对中国民间文学在古典小说产生和演进中的作用的探讨，并以此为起点，进一步研究它对周边国家乃至欧美的影响。李福清从五十年代起开始从事中国民间文学编译和研究工作。1961年发表《万里长城的传说和中国民间文学的体裁问题》（见《孟姜女故事论文集》，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3），1969年发表《中国古代神话与小说的发展》，论述了中国古代神话与小说发展的渊源关系。他在平话、诗话研究上，则着重探讨民间读物与中国长篇小说的源流关系和演变过程。他在1969年发表的《〈武王伐纣平话〉——中国民间读物的标本》一文中提出一个观点： “平话”就是西方和俄罗斯称为“民间读物”的中国变体。[37]在《中国历史长篇小说与民间文学传统（三国故事的各种口头与书面材料）》（莫斯科1970年版）一文中，对《三国演义》与民间文学《三国志平话》之间演变关系作了细心的寻绎。李福清的中国民间文学研究有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特别重视民间文学中的口头文学和说唱艺术，他认为中国封建时代的民间文学作品有相当大的一部分保存在口承和说唱艺术如戏曲当中；二是努力探索中国民间文学发生发展中某些带规律的东西，找出所谓“中国特色”，例如，他通过对孟姜女各种形式的文学作品研究，发现中国民间创作有一个鲜明的特点：那些通常为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情节，常常通过多种不同形式与体裁表现出来。这些民间口头作品有极强的生命力，而在若干世纪的流传过程中，作品的核心部分（主要人物和基本情节）并没有多大的变化。这种传统性和稳定性是中国民间文学区别于其它民族文学的一个主要特色。李福清为了尽多的占有资料，还专门对列宁格勒和莫斯科的各家图书馆进行详细搜寻，结果从中发现了一百五十余种中国俗文学作品，包括弹词、鼓词、子弟书、大鼓书、牌子曲等。我国著名民间文学专家钟敬文充分肯定李福清的中国民间文学研究：“许多民间文学上有意味的问题，有的是我们没有想到的，看了作者的论述，很佩服他的眼光和学力”，并认为李福清的研究，做到了“论证态度严肃与公允相结合”。 中国古代小说研究专家里夫金的《中国历史小说和民间创作传统》认为中国历史小说与民间口头创作如评话之类关系密切。作者指出：民间评话中人物描绘中广泛运用的是“分述法”，即按人体部位依次分别予以描写，这种静态性的描绘方式给后来的历史小说[38]中人物塑造以很深的影响。另外，他在《金瓶梅》俄译本所写的长达近五万字的“前言”中，也详细地考论了《金瓶梅》与中国民间文学的密切关联，认为他是在宝卷、评话等口头文学发展的基础上形成的一种新型文学。[39]还有戈雷金娜则从魏晋六朝小说和唐传奇出发，来探讨中国民间文学在古典小说产生和演进中的作用。其研究成果前面已作介绍，不再赘述。 在民间文学研究理论上，苏联学者也有不同于欧美学者的特色。欧美学者主要采用新批评和神话原型理论，但苏联汉学家米列娜研究金元诸宫调时却采用社会历史的传统方式。她认为民间文学的生产方式与精英作家的创作方式迥然不同，民间文学在题材和主题方面是非常传统和保守的。民间艺人与其说是创造者，不如说是改编者，他们很少去创作一个属于他们自己的新故事，而宁肯采用一个业已存在且广为流传的故事，在故事原有基础上加油添醋，形成一个既有联系又有差异的变体。米列娜认为，民间文学的这种属性，就决定了研究者不能像“新批评”那样把诸宫调视为一种完善独立、超越时空的艺术结构，而孜孜于其内在成分的分析。作者以《刘知远诸宫调》为例，通过对故事的若干文本进行文献学分析和比较，揭示其主题的传统性和稳定性，以及不同改编者所附加的可变性因素，并解释这些因素产生的历[FS:Page]史社会原因。美国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的奚如谷教授也是诸宫调的研究者，他是汉学家柯润璞的高足，其博士论文《通俗剧与叙事文学：金代戏剧面面观》中有三分之二是讲述诸宫调的。与米列娜相比，奚氏采取的完全是类型研究和神话原型的理论模式[40]。 4、在学术思想和研究手段上存在多次反复和论争，总的趋势是从单一走向多样，从封闭走向开放 传统的俄罗斯汉学研究由于俄罗斯民族本身有着悠久的现实主义文学与文学批评传统，加之受苏联时期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理论的影响，偏重于社会历史的研究方法。注重作品对社会现实生活的反映，注重研究作家与人民群众、与民间文学的联系等。从现代俄国汉学的奠基人阿列克谢耶夫起，老一代俄罗斯汉学家的研究往往在背景材料上下很大功夫。从作家所处的时代、社会生活特点，直到他所接受的文学传统，他与同时代人的相互影响，以及他对后世的影响等等，论述面铺得很广。当年阿列克谢耶夫论司空图是如此，后来的切尔卡斯基论曹植的诗、李谢维奇论古代中国的诗歌与民歌，以及艾德林论陶渊明也是这样。这种宏观的研究视野，使得俄罗斯汉学家的研究一般具有比较宏大的气魄。但与此相联系的缺点则是 “本文”的研究显得薄弱，研究手段也比较单一。 文学思想和研究方法上，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期是苏联社会发展阶段上一个大变革时期，在政治思想和经济制度产生巨大变化的同时，学术思想也空前活跃，比较文学、结构主义、接受美学、符号学等所谓西方学术思想和研究方法也开始在苏联流行并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加以运用。比较文学而言，俄罗斯本来有着比较文学的学术传统，被称为比较文学之父的A·维谢洛夫斯基就是位俄国学者。被称为”阿翰林的著名汉学家M·阿列克谢耶夫以及B·日尔蒙斯基等也从未中断过对比较文学理论和东西方文学比较的研究实践。但从二十年代年代起，苏联官方学者提出“不同阶级、不同社会制度的文学是无法比较的”，[41]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与现代资产阶级的“比较主义”是针锋相对的。有的批评家甚至拒绝沿用“比较文艺学”这个术语，提出用“文学的相互联系和影响”来代替它。其理由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研究文学的相互联系和相互影响的方法同比较主义之间有原则的区别。正是从这种庸俗社会学的观点出发，苏联学者长期忽视比较文学研究。亚历山大·维谢诺夫斯基（1838——1906）是俄罗斯比较文学的创始人。十月革命后，他的理论遗产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研究和公正的评价。特别是在四十年代末，他的著作被当作唯心主义实证论受到批判。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期，苏联学术界提出要编写多卷本的苏联文学史、多民族文学史和世界文学史，这必然要对世界各国、各民族文学作出评估和比较，思想界的活跃和文学批评的现实需要使得苏联学术界对比较文学加以重新审视和研究。1960年在莫斯科召开的“各民族文学相互联系和影响”学术讨论会是个转折的标志，会上苏联学者对以往的观点进行反思，对维谢诺夫斯基作出了重新评价，恢复了他的声誉，后来苏联学者相继出版了一系列研究维谢诺夫斯基的专著，肯定了他的学术功绩，称他是俄国的“杰出学者”、“科学巨人”。会上也肯定了M·阿列克谢耶夫的东西方古代文学比较的研究方向。十年后，在1971年召开的“斯拉夫文学比较研究”会上，一些理论家进一步对二、三十年代对形式主义的批判，四十年代末对“世界文学”的斗争等进行反思和清算，如尤·列文在会上就发表了《对外国作家创作的接受》一文。文中肯定文学影响的存在和展开比较研究的必要性，并公开批判四十年代在反对“崇拜西方”的旗帜下，否定了开展比较研究的积极意义。[42] 从此，“文学比较研究”在苏联已正式取代“各民族文学相互联系和影响”作为这一学科的正式名称，并开始广泛研究国外比较文学研究的进展情况，七十年代中期以后，苏联的比较文学研究开展的相当活跃，以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而言，其比较范围，既有从东西方文学比较，也有东方各国如朝鲜与中国文学、日本与中国文学、，俄罗斯文学与中国文学，西方作家与中国作家之间的比较，如阿列克谢耶夫《中国文学·论文选》、《中国文学·论文选》》、《罗马人贺拉修西贺中国人陆机论诗的技巧》、《法国人布瓦洛与他同时代的中国人论诗的技巧》，康拉德《东方与西方》（1966）、《康拉德论文选·中国学》（1977）等，都是研究中国文学同世界文学发展关系的重要论著。莫斯科大学和苏联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合编的多卷本《东方文学史》，将中国文学与东方其它民族文学进行大量的比较，它作为大学教材在六、七十年代产生很大的影响。这方面的论著还有《中世纪东方与西方的文学类型与相互关系》、《十七世纪世界文学发展问题》，《亚非文学中的小说起源》等。 从具体内容来说，过去主要是神话和民间文学，现在扩大到元人杂剧与西方戏曲，陶渊明与西方田园诗人，李白与拜伦等。如前苏联学者戈雷金娜曾对明代瞿佑的《剪灯新话》、韩国金习时的《金鳌新话》、日本上田秋成的《雨月物语》和越南阮屿的《传奇漫录》进行比较，发现远东各国以及越南的短篇小说，皆是在业已成熟了的中国传奇体裁的基础上形成的；传奇题材成为该地区各国文学共有的体裁。然而，瞿佑的各国追随者也都努力使借来的题材民族化[43]。S.Zenin在其论文《谣：从古代到十七世纪》中还将整个远东地区的同类题材作一比较，从而得出别人未能得出的结论。作者在考察伪造“（童）谣”时，不仅利用中国史籍，也利用朝鲜古典文献中关于童谣的资料，还比较了越南的史籍《越史略》和日本的古代资料《日本纪》。作者通过比较得出如下结论：利用童谣作为政治武器是中国文化（主要是儒文化）的特色，也是深受儒文化影响国家分共同特点[44]。李福清是在类型研究和比较研究方面运用的比较成功的一位，不但有这方面的实践，有《从神话到长篇小说·中国文学人物形貌的演化》、《三国演义——三国故事的各种口头与书面材料》、《中国历史长篇小说与民间文学传统（三国故事的各种口头与书面材料）》等专著，而且还有理论建树，有专论《中世纪文学的类型研究与相互关系》、《文学类型研究的几个问题》、《关于文学区域性的内部规律与相互关系的探讨》等。 比较文学的理论探讨也更加深入，诸如各民族文学之间的相互联系和影响，类型方法在文艺学中的运用，世界文学发展一致性的原则内涵以及这一原则与另一个基本规律——历史发展的不平衡性之间的相互影响及其规律等。七十年代中期以后，苏联出版了相当一批有分量的比较文学论著，如普鲁茨科夫《文艺作品的历史比较分析》（1974），戈尔斯基《亚历山大·维谢洛夫斯基与现代生活》（1975），集体论文集《文学的比较研究》（1976），日尔蒙斯基《[FS:Page]比较文艺学》（1979），赫拉普钦科《历史研究的主要方法》（1982），阿M·列克谢耶夫《比较文艺学》（1983）连在过去一直拒绝使用“比较文学”术语的涅乌帕科耶娃也开始改向，著有《世界文学史——系统和比较分析问题》（1976），D·马尔可夫《社会科学中比较历史和综合研究》（1983），集体论文集《俄国与外国文学的相互关系》（1983）、《文学联系和文学过程》（1986）等。但是，比较文学方面的论争并没有就此结束在如何看待西方比较文学理论和比较文学学科性质等问题上，苏联学者的认识并未统一，七十年代以后仍争论不断。相当一部分苏联学者虽然对西方比较文学有所肯定，承认“资本主义世界各国比较文艺学的领袖们表现了不同寻常的灵活性”，但对包括雷马克、韦勒克在内的西方比较文学的代表人物仍主要持批评态度，认为他们是“把对形式主义的研究提到首位”，“企图把比较文学研究引向结构主义轨道”[45]。另外，他们也仍不接受比较文学是一个“独立的学术领域”，认为它只是“文学史的一个分支”，它与具体的文学史研究区别在于：“具体文学史的对象是一个民族的文学及其内在的继承关系，比较文艺学则首先对两个或几个民族文学及其相互影响的研究，确定其相似和独特的规律性”。[46] 同比较文学的一样，结构主义、符号学和接受美学等新观念和新的研究手段也有着类似的曲折历程和相关争论。以接受美学而言，早在“十月革命”前后，鲁巴金在其著作中就开始强调读者接受的重要性，指出“同一本书或同一句话，有多少读者，就会有多少不同的内容”。到了苏联时期的二十年代，文艺理论家别列茨基在其著名论文《文学史科学的当前任务之一：读者历史的研究》，就提出建立读者接受史研究这一学科。但这些呼声在苏联二、三十年代对形式主义的批判以及四十年代末对“世界文学”的斗争中被淹没了。直到五十年代末才又在整个文学思潮活跃的大背景下从新提起，到了六十年代在苏联形成被称为究的理论体系，这一学派的领袖人物是米·赫拉普钦科和巴赫金。撰有《文学作品的时间和生命力》，《千秋万代的生命——文学作品的内在属性和功能》、《文学的创造性能量》、《文学的诗学问题》（1975）等一系列阐述接受美学理论的论著。但也同比较文学一样，对这一理论仍存在相当多的争论。首先，这两位理论的研究途径和研究方式就不尽相同，叙述角度也不一样。至于这个“文学历史功能”学派与“文学历史起源”学派在“继承”、“移植”和“异相存在”等接受理论上则存在更多的本质的分歧，争论仍在继续。 包括比较文学、接受美学和结构诗学在内的文学研究中的新观念和新方法之所以能在短短的十几年中取得如此进展，至少有两点值得注意： 首先，苏联二、三十年代僵化的理论模式和政治控制束缚了学者们的想象力和创造精神，使学术研究观念和研究手段滞后，从而使十九世纪以来本来处于领先地位汉学研究落后于世界整体水平。五十年代后期思想控制放松带来学术思想的活跃，加上域外的新思潮和新手段大量涌进，主客观条件均臻于成熟，从而使长期受到压抑的想象力和创造力空前爆发，呈现一种极为活跃的状态。其次，这些新的研究观念和研究手段并非是单纯的引进和凭空的想象，五十年代后期的俄罗斯学者也并非是被动的受众或是在废墟上建立空中花园的，而是对前人学术成果的吸收，是与前辈的学术主张跨时空的对接，再加以改造和发展。二十年代以前的A·维谢洛夫斯基和M·阿列克谢耶夫对比较文学的理论架构和研究实践；结构诗学对二十年代之前曾煊赫一时后来却销声匿迹的俄国形式主义学派的继承和改造，苏联结构主义代表人物洛特曼，早年曾师事著名的形式主义大师艾亨鲍姆、日尔蒙斯基和普洛普，这是他后来在结构诗学取得如此成就的主要原因之一。至于接受美学，早在别林斯基时代，这位伟大的俄罗斯文艺理论家就已经注意到了读者对文学现象认识的流动性和可变性，他发现在阅读过程中有着两种相互作用的重要因素，即杰出文学现象内涵的不可穷尽性和历史环境的不断变更性，从而决定了审美内涵的不断变化。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的俄国文艺学心理学派代表人物哈尔科夫学者小组，运用当时的心理学研究成果和科学分析方法来考察文艺创作和接收，从而直接成为后来接受美学的先导。正因为有着前驱者大量的学术积累，后来者的内外条件均成熟时才能突然爆发，在如此短的时间创造出如此丰硕的成果，这是我们在学术研究中如何对待历史和如何向国外学习时值得认真思考的。 5、注意对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历史研究，这虽与沙皇的沙文主义和文化侵略不无关系，但也就此保留了许多珍贵的我国少数族文史资料，也取得了相当的学术成果 俄罗斯学者对中国少数民族文史研究，在清朝前期和中期，主要是对满族和蒙古族的研究，清朝后期后，则是对蒙古族和藏族的研究，这当然与沙皇的扩张主义和文化侵略有关，俄国汉学的拓荒者和代表人物列·罗索欣和阿·列昂节夫都为沙皇政府翻译过《八旗通志》，罗索欣还著有《中国康熙皇帝征服大鞑旦游牧民族史》。俄罗斯汉学的开创者比丘林则著有《蒙古札记》、《西藏纪事》、《准葛尔志》、《中亚各民族史料汇编》等研究蒙、藏族的论著，并按叶卡捷琳娜女皇的指令编辑了《蒙俄词典》，扎哈罗夫亦编纂了《满俄大辞典》。但是，就像东正教传道团成员中产生的变化一样，出于对中国少数民族文化的热爱，这批学者的研究目的也逐渐由为沙皇政府提供文化侵略资料转变为学术研究，因此保留了许多珍贵的我国少数族文史资料，也取得了相当的学术成果，成为苏俄汉学研究中颇具特色的一个亮点。 约在十八世纪二十年代，在额尔齐斯（现属俄罗斯鄂木斯克州）的阿布拉因希特佛寺发现了一些藏文手抄本，这一发现引起俄罗斯学术界乃至其他欧洲学者的兴趣，俄罗斯学术界自此开始对中国西藏及毗邻地区的研究，俄罗斯西藏学由此肇始。十八世纪五十年代，俄国学者席夫内尔（1817－1879）开始编纂经西藏文人加工改造的民间故事《源于印度的西藏民间故事》，并与欧洲民间故事加以比较和诠释，这是欧洲学者的西藏民间文学比较研究的发轫之作。1943年日本学者吉原公平将此译成日本在东京出版，日本的西藏民间文学亦由此发端。沙俄时代的西藏文学研究主要集中在民间故事《格萨尔》、《甘珠尔》以及民间传说“香格里拉”研究上。关于藏族史诗《格萨尔》，俄籍的德裔学者施密特（1779－1847）于1839年在圣·彼得堡就刊布了蒙文《格萨尔》，并用德文进行翻译，开国外研究西藏民间文学的先河。1935年，苏联学者柯津（1879－1956）分别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出版英文版《仁慈的格萨尔汗的传说》，内有《格萨尔传》的译文和注释，前有绪言。在序言中认为该传说源于蒙古的民间口头传说，但却错[FS:Page]误的将格萨尔与成吉思汗混为一谈，因而受到许多学者诟病。关于西藏民间故事《甘珠尔》，继施密特之后，另一位德裔的俄国学者席夫内尔（1817－1879）在俄罗斯科学院对此有较多的研究， 关于藏族民间传说“香格里拉”：俄国学者德尔智（1853－1938）于1873年曾到拉萨入哲蚌寺习经，他的一生与十三世达赖与沙皇的关系密切。1912年，他在圣彼得堡出版一部用蒙文写的《旧青册》（据说亦有藏文本），书中将西藏民间流传的圣地香格里拉说成在俄国，沙皇就是其中的佛法大王，以此来迷惑西藏的佛教徒。1930年，苏联学者罗列赫（1874－1949）在纽约出版英文版《香格里拉》，第一次系统的分析了这一传说的起源和流布情况，对德尔智的香格里拉俄国说进行纠谬，在国际藏学界产生了较大影响。 苏联时期的西藏学研究，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主要是编写西藏文学史，收集西藏历史文献资料和编写西藏文学教程，这些课题主要有苏联科学院院士由沃斯里柯夫主持。沃氏于1932年撰成《西藏文学目录学》，后又与合作继续研究恩嘎帮宗都亚的《西藏历史和西藏文学史年表》，1962年沃氏的《西藏历史文学》出版。沃斯里柯夫之后，H·雅罗斯拉夫采娃曾注释五世达赖喇嘛的《西藏王臣史》，但没有完成。西藏文学作品选读的编辑工作则是由沃斯里柯夫等编选了一本《西藏文学和诗歌选》（1936）。1936年，苏联科学院列宁格勒东方学研究所还计划由谢尔巴茨柯伊、沃斯特利科夫、雅罗斯拉夫采娃、切尔诺夫、巴拉狄因等完成一部《西藏文艺著作和诗歌选集》，但二次大战旋即爆发，谢尔巴茨柯伊死于德军轰炸，沃斯特利科夫病死，巴拉狄因则被枪毙，这项计划并未能实现。 二十世纪五十至六十年代，苏联的西藏学者们主要从事西藏写本和刻本的分析、著录及编目工作。其间虽然也进行一些研究，但较之苏联二、三十年代的规模和水准相去甚远。二战以后苏联的西藏学长久没有恢复，1945年至1968年期间由于缺少研究人员，只有K·K·车列米索夫进行西藏文献的典藏和整理工作，这项工作也因1950年车氏的调离而中断，文献也完全被封闭。直到1951年毕业于列宁格勒大学的B·C·沃罗毕耶夫－杰夏托夫斯基来到东方研究所工作后，手稿中东方文献分类编目工作才得以继续。其间也有一些关于西藏文学的论文面世，如萨维茨基论文《西藏的世俗抒情诗，仓央嘉措的作品》，其中探讨了八至十世纪吐蕃的民间口头创作与仓央嘉措情歌之间的联系。他认为吐蕃诗歌多用六言体，而西藏民歌亦多用每首六言四行“谐”的形式，二者在形式上有明显的继承关系。1977年，他又在周刊发表《仓央嘉措的抒情诗与西藏民歌》，再次探讨仓央嘉措情歌与西藏民歌之间的关系。《萨迦格言》是西藏民间文学的一种重要形式，所言多为处世格言，皆有益于身心，故为人们所乐道，类似汉民族的《增广贤文》。布里亚特社会科学院的藏学家鲍尔索霍耶娃通过于印度文学的比较，认为这种训诲文学源于印度，在元代时传入西藏，由于执政的萨迦派领袖萨班贡嘎意希坚参而成为一种藏文的书面文学形式，被广泛采用。 八十年代后，苏联政局动荡直至解体，俄罗斯藏学研究走向衰落。 综观苏俄250多年的西藏学发展史，可以说是一部由兴盛到衰落的历史，也是一部由文化侵略到学术研究的转变史。苏俄西藏学的最大成就，是汇集了较之西方各国更为丰富的藏文文献，其中有许多是极为珍贵的绝本，苏俄政权虽几经更迭，但对这些珍本一直秘而不宣。无论从国家政治、地域军事还是行政管理、宗教文化，我们都有必要高度关注这批文献以及俄罗斯学者对此的加工整理和研究。 注释： [1] 布纳克夫《十九世纪上半叶俄中关系史上的一页》[J] 苏联东方学，1956(2) [2]杜曼《比丘林——俄国东方学奠基人之一》，《历史问题》[J]，1953.8。 [3]比丘林《中国居民的风俗习惯和教育》，转引自杜曼《比丘林——俄国东方学奠基人之一》，《历史问题》[J]，1953.8。 [4] 比丘林《中华帝国》，北京宗教使团出版社[M]，1910。 [5]米亚斯尼可夫《比丘林的创作遗产与当代》，《远东问题》[J]，1977.3。 [6]比丘林《东亚和中亚历史地理资料汇编》[M]，楚什瓦国家出版社，1960。 [7]杜曼《比丘林——俄国东方学奠基人之一》，《历史问题》[J]，1953.8。 [8]阿列克谢耶夫《中国论诗人的长诗：司空图（887－908）的〈诗品〉》出版于1916年，但阿列克谢耶夫的主要研究活动则在1917年后的苏联阶段。为论述方便，将放在苏联阶段一并讨论。 [9] 苏联国家文学出版社[M]，莫斯科1932年版465－474页。 [10]李良佑、周士琳《六十年代以来苏联对中国文学翻译和研究情况述评》，《上海师大学报》[J]，1983·02 [11]论文《中国文艺散文作品中的佛教思想(17世纪篇小说〈隔帘花影〉的宗教思想问题)》，载文集《中国∶历史文化和史学》[M]，莫斯科1977年版，第222-246页。 [12] 以上出版资料转引自李逸津《世纪之交的俄罗斯汉学－文学研究》，北京《俄罗斯文艺》2002·05；（日）细川廓真《苏联研究中国文学的一些情况》，《国外社会科学》1981·03。 [13] S.V.Zenin： Kitajskaja anonimnaja aforisticheskaja poezija— “Literatura I kultura narodov Vostoka”， Moscow， Nauka， 1990，pp.51-67. [14] M·E·克拉芙佐娃，古代中国诗歌[M]，俄罗斯∶圣·彼得堡“东方学中心”，1994。 [15]К·И·戈雷金娜，太极———1至13世纪中国文学与文化中的世界模式[M]，莫斯科∶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东方文学”出版公司，1995。 [16]李福清《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在苏联》，田大畏译，台北学生书局1991年版，11页。 [17] 《世界各民族神话百科全书》，第一卷，莫斯科1980，第二卷，1982。 [18]在她之前只有两篇副博士论文：波兹列耶娃《论西厢记题材兼论元稹莺莺传》；科洛索娃《论唐传奇》。 [19]瓦西里耶夫《中国文学史纲要》为柯尔施主编的《世界文学史》第一卷，1880年圣·彼得堡出版，41页。 [20]苏联国家文学出版社[M]，莫斯科1959年版。 [21] L.E.Cherkasskij：Poezija Tsao Chzbi， Moscow，Lzdatel’stvo vostochnoj literatury，1963. [22]巴斯马诺夫《李清照〈漱玉词〉》，苏联国家文学出版社[M]，莫斯科，19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