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袁琭璐 2017年9月17日，一份由博鳌儒商论坛提供的公共品——以“德以治企、义以生利、信以立世、智以创业、仁以爱人、勇以担当”六大标准为核心的“博鳌儒商榜评估体系”在上海发布。作为该体系的发起人，黎红雷在发布会上掷地有声：“儒商不是一种身份，而是一种行为；不是一种荣誉，而是一种责任；不是一种境界，而是一种担当”，流露出他对中国企业家弘扬儒家商道智慧的期盼。  黎红雷(资料图 图源文汇） 发布会次日，记者来到黎红雷下榻的住所，伴着不时爽朗的笑声，带着海南口音的黎红雷打开了自己久远悠长的记忆库，“一切都是因我的好奇心而起的嘛”，从求学时期儒与商的思索到如今企业儒学学科的创立，从学术上的创新钻研到培育数以万计企业弟子的累累硕果……一句简单的开场白、一副特有的沉厚嗓音，黎红雷30余年“好之不如乐之，乐之不如行之”的治学研究经历一一展现。 一、追根溯源：企业文化背后是“德治”的儒家思想 古人有言“半部《论语》治天下”，大到国家、小到家庭和企业，归根结底都离不开“德治”二字，这是传统文化和企业管理殊途同归之处。自小深受传统文化的滋养，让黎红雷的思维多了一份创新的底蕴，也让他的学术研究最终九九归一。 工厂八年再到学校，深耕比较哲学 1970年，来自海南省琼海市大园古村的黎红雷正值18岁，他怯生生地走进了广西百色造纸厂，成为一名年轻的学徒工。两年半的学徒期，五年后的转干，在这段时间里，敏而好学的黎红雷完成了从学徒工到正式工人再到车间主任的转换。这份在企业的工作，黎红雷一做就是八年。“这段经历对我整个人生和学术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做车间主任整天跟员工打交道，如何才能让下属心服口服，是非常考验智慧的事情，那些年里我成长了很多。”黎红雷感叹。直至1977年底，中国恢复高考，自小被称为“读书种子”的黎红雷自然毫不犹豫地选择参加高考这一难得的机会，并以高分走进了广西大学的校门。此后，世界为他打开了一扇崭新的窗户。  1975年，黎红雷在广西百色造纸厂车间早会上布置工作(资料图 图源文汇） 一杯清茶的回味中，黎红雷回忆起自己求学时期的青葱岁月。那时入读的是广西大学中文系理论写作专业，一年后才改为哲学系哲学专业，黎红雷主修的是中外比较哲学。沉浸在中西哲学家思想的海洋中，黎红雷度过了惬意的大学时光，1982年1月毕业后他便留校任教。1983年9月，不断进取的黎红雷考取了中山大学硕士，研究中国近现代哲学，继续在比较哲学中深耕，《中法启蒙哲学的比较研究》是他当时的硕士论文。成绩优异的黎红雷于毕业后再度留校任教，1987年他成为中山大学招收的第一位哲学博士（在职），洋洋洒洒十万字，短短一年内，博士论文初稿《天火的燃烧——西方思想与近代中国思潮》渐露雏形。从本科攻读到博士，扎实的哲学功底为黎红雷日后对中外思想的融会贯通打下了不可或缺的基础。  1986年11月，黎红雷在中山大学青年教师宿舍备考博士生(资料图 图源文汇） 学术转折，参观企业的意外收获 一次企业参观，成为了黎红雷通往管理哲学研究的契机。“1988年正逢企业文化热，系里组织我们这些老师去企业参观。在座谈会上，一名企业家说‘企业文化是我们企业家自己做出来的，和你们专家学者没有关系。’”在返校的路上，这句话如同魔咒一样回响在黎红雷的耳边。他一路深思，“这和我当年在企业工作时候用的那套思想不就是一回事嘛。后来回去我开始一路查，决心一定要查出一个水落石出来。我翻阅了第一本关于企业文化的书，也就是1981年小肯尼迪写的corporate culture，还有《日本的管理艺术》等等，我发现美国的corporate culture（企业文化）其实是从日本学来的，即日本的‘社风’。” 1950年代初，日本的工业还比较落后，日本企业专门邀请美国质量管理大师戴明博士，多次到日本松下、索尼、本田等企业讲学。他手把手教日本人什么是企业，什么是管理，什么是质量等等，所以戴明对日本的影响甚大，以戴明名字命名的“戴明品质奖”至今仍是日本品质管理的最高荣誉。1960年代，日本的经济突飞猛进，美国特意组团前往日本参观为什么日本企业发展得这么好，日本人当时很诧异，“我们的管理都是跟着你们美国学的啊”，那到底是什么地方不同呢？其中一位日本企业家认为“日本和美国的企业管理有95％是一样的，还有5％不同，我们有社风，包括社训、社歌、仪式等等这些东西。”  美国质量管理大师戴明博士(资料图 图源文汇） 那么，“社风”背后是什么？其实就是儒家的“德治”！一路“追查”的黎红雷对自己的这一发现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虽然当时已经着手博士论文，但黎红雷震撼于这些发现，直接去找导师要求更改题目：“我找到一个很好的思路，现代企业文化用的就是儒家的思想，我要研究儒家思想是否可以应用到现代企业管理中去。”敢于质疑、打破砂锅问到底的执着精神为黎红雷开拓出一条学术新路。 填补学术空白，专著《儒家管理哲学》问世 那时候的中国，企业文化才刚刚萌芽，“儒家管理哲学”的概念在大陆还没有人提出，连其导师也未曾涉及过该领域的研究，黎红雷的这一设想可谓相当超前。“当时北京大学的赵靖教授曾写过一本《中国经济思想史》，我为这个新研究课题向他请教，没想到他立马回复我‘太好了，你这是填补学术空白啊！’于是我就开始了系统性的研究。但真正做起来也不容易，毕竟我不是学管理的，要知道儒家思想是否能够运用到现代企业管理中，起码要知道现代企业管理到底讲些什么。” 一贯雷厉风行的黎红雷花了一年时间专门研究现代企业管理理论。当时大多数西方管理学著作还没有中译本，而黎红雷在中学学的是俄文，英文底子并不厚。在短短一年时间里，黎红雷下了“铁杵磨成针”的功夫，去管理学院资料室查找资料，阅读全英文版的著作，翻着字典一个单词一个单词地查找，最终把企业管理的相关知识理顺搞清了。与此同时，黎红雷还将美国人写的corporate culture编译为中文，取名《美国企业文化》，并根据自己的实践和理解写了一本《中国企业文化概论》（这两本书均于1989年正式出版）。 “我们儒家讲的是治理国家，治理企业也一样，需要把‘人’的问题解决好，本质上就是对人性的管理。”研究透彻的黎红雷对于儒家管理思想的兴趣更加浓厚了，其25万字的博士论文《儒家管理哲学》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从管理的角度看哲学的“四论”，即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和价值论；第二部分则是从哲学的角度看管理的“六观”，主要聚焦管理的本质观、人性观、组织观、行为观、控制观、目标观等。“当时我讨教了两位老师，一位是执教于美国夏威夷大学哲学系的成中英教授，1979年他在台湾地区发表过文章《论中国管理哲学》，另一位是台湾交通大学管理学院的曾仕强教授，他在1981年出版了专著《中国管理哲学》，于是便写信向他们两位求教。”  黎红雷专著《儒家管理哲学》(资料图 图源文汇） 1991年，黎红雷通过了博士论文答辩；1993年，黎红雷的专著《儒家管理哲学》正式出版，在其博士论文的基础上又增加了5万字。导师李锦全以及成中英、赵靖教授分别为该书作序并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其中赵靖教授特别提到了黎红雷的学风：“通读其数十万字的博士论文原稿，竟然没有发现一个错别字和错误的标点符号，这在当今是很难得的，文章的思想更是具有很强的创新精神。”对文字的尊重，黎红雷归结为曾经“在中文系学习训练的结果”。  1991年6月15日，黎红雷通过中山大学首位哲学博士论文答辩(资料图 图源文汇） 赴美取经，协助成中英完成“中国管理哲学”架构 1994年，黎红雷决定前往美国夏威夷大学跟随成中英教授从事比较管理哲学的博士后研究，在做学术之余更将中国哲学带到了世界。“现代企业的管理，虽然我们总体上向西方学习，有些东西西方有的我们也有，但我们有的西方未必有”，黎红雷向记者解释道，比如“自我管理”是德鲁克1985年在《有效的管理者》一书中提出来的，他说一个不能把自己管理好的人很难设想他能当个好的管理者。而这个思想孔子两千多年前就已经提出来了，“修已安人”、“正己正人”等等皆是此意，感慨中国文化博大精深的黎红雷做了理性的选择，“不管如何，美国毕竟是现代管理理论的发源地，我要去美国学习取经。” 一年多的博士后生涯里，黎红雷的主要任务就是协助成中英教授完成“中国管理哲学”这一架构。虽然成教授从1979年就开始写作相关文章，但论述还很零散，也没有专著，黎红雷便从搜集整理他的几十篇文章开始，将英文的翻译成中文，并协助提炼完善C理论等。“当然，我也在那里做助教，偶尔讲讲课。”让黎红雷印象最深的莫过于给美国本科生上中国哲学课，他曾记得与当地老师的一番对话：“你要我讲多长时间”？“你认为你可以讲多长时间？”“中国哲学，你让我讲一年我可以讲一年，让我讲一个小时我也可以在一个小时里讲清楚。” 面对美国人的将信将疑，黎红雷在教室黑板上首先画了一个太极图，“这就是我们中国人的哲学图腾，阴阳结合，生生不息，在没有文字表述之前古代中国人就是用这个图形来表达我们的哲学思维。”随后他又在旁边画了一个分割圆形，一半白、一半黑，“这是你们西方人的哲学思维，不是白的就是黑的，中国的哲学和你们的不一样，但这两种哲学各有千秋。”黎红雷娓娓道来，引人入胜，让美国学生充满了兴趣和新鲜感。“但这样的机会并不多，我只是为他们的课程做个点缀而已”，黎红雷一笑而过，而文化的传播有时就是这样不经意却意味深长。 协助成中英完成书稿《C理论：中国管理哲学》之后，当时的黎红雷也面临着“留还是回”的抉择，“我想了很久，做中国哲学的还是回国发展吧，回来有事可做！”这个决定不仅改变了黎红雷的学术道路，更影响了之后中国一大批中小企业家的经商之路。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