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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1日下午，文汇讲堂第113－2期暨“优秀传统文化接着讲”第二讲开讲。武汉大学国学院院长郭齐勇主讲《“修己安人”在当下社会的创造性转化》，复旦大学复旦学院院长吴晓明与华东师大哲学系教授郁振华分别担任对话及点评嘉宾。“修己安人”的创造性转化就是在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的基础之上展开，传承优秀传统，并和西方文化和现代文明相融合，使我们的国家民族更加强大，人文素质更加丰富。  武汉大学国学院院长郭齐勇教授 修己安人如何连接家国天下 先从两段语录来看看孔子对“修己安人”的阐释。 孔子眼里，修己是君子的第一步，安人是第二步。 子路问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 《论语·宪问》里记录的是孔子与子路的对话，一位善问，一位善答，三问三答。子路问：怎样才算是一个君子呢？孔子回答：修养自己，严肃认真地对待工作。子路说：这样就够了吗？孔子说：修养自己，使周围的人都安心。子路又问：这样就够了吗？孔子说：不断修养自己，使老百姓安乐。不断修养自己，安定天下百姓，尧舜大概还没有完全做到哩！这里阐述了孔子的道德观与政治思想。 《论语·公冶长》记载，有一次颜回与子路，文武两位弟子站在孔子身边，孔子道：何不各人说说自己的志向呢？子路说：愿意把我的车马衣服与朋友们共享，用坏了也没关系。颜回说：愿意不夸耀自己的好处，不表白自己的功劳。子路对孔子说：希望听到您的志向。孔子说：“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夫子之志，是使上一代的老人在精神与物质上都得到安顿，使平辈、同一代人信任自己，使下一代的青年人怀念自己。这样的人，做到了孔子说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克己奉人，使人安定，也是孔子推崇的理想。  孔子讲学图 桂希恩医生和武汉犟妈的助人是当代的“安人” 这两则对话，不仅让我们体会到了孔子作为大教育家是如何启诱后学、从生活中传达德性生命的智慧，同时也让让人发问：当今社会，儒家核心思想之一的“修己安人”是否还有价值？ 我也讲两个当代故事。 武汉大学医学院有位传染病学专家叫桂希恩，他也是贵地王元化先生的表亲。1980年代到1990年代期间，河南省上蔡县发生了一种怪病，桂教授去调研后认为是艾滋病，因为输血工具感染而得。他非常焦虑，而当地政府认为他败坏当地名声，要驱逐他，所以他像打游击一样，非常紧张地采集了一些样本后向国家卫生部报告疫情，中央非常重视。由于当时医院无法对艾滋病进行有效的治疗和防护，他只好把艾滋病人接到自己的家里，夫妇两人睡地铺，四五个艾滋病人睡在床上，也只好违规在家里给病人抽血。温总理几次到桂家看望桂教授，曾向世界卫生组织的专家推荐说这是我的朋友桂希恩教授。桂教授自小接受仁义礼智信的教育，他做到使艾滋病病人心“安”。  武汉大学医学院传染病学专家桂希恩教授 武汉市有个小小的食品厂，企业主是位中年妇女易勤，当时响应政府号召，她收纳了两个智障青年作为员工，她像妈妈一样善待他们。2005年时，十几位智障人闻讯都赶来求职。为了安顿这些智障人，食品厂经济几近崩溃，她出售了自己的两套房产，获得80多万元，坚持把厂办下去，一家三口则挤住在10来平方米的小房子里。这些智障员工和她一起成长，非常有尊严，厂也办得有声有色，她被誉为“武汉犟妈”，得到了省市政府的表扬。她并没有什么目的，只是有一颗恻隐之心、仁爱之心，她使得智障者心“安”。 《大学》三纲含有修己的“内圣”和安人的“外王” 修己就是修身，《大学》里曾说“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 《大学》仅1700字，孙中山先生曾赞誉：“把一个人从内发扬到外，由一个人的内部做起，推到平天下止。像这样精微开展的理论，无论外国什么政治哲学家都没有见到，都没有说出，这就是我们政治哲学的知识中独有的宝贝，是应该要保存的。”《大学》讲的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八条目是以修身为枢纽，向外推，修齐治平，向内做功夫，格致诚正。八条目要往上走，有三纲领，“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三者有递进关系。明明德就是修己，亲民就是安人，至善是追求尽善尽美。 有人讲我们怎么推呢？修身好就能够齐家吗？齐家好就能够治国吗？治国好就能够平天下吗？用形式逻辑肯定推不下来，家庭和谐和公共事务的好坏没有一个必然的逻辑关系。但修齐治平包含了深厚的生命理性或生存体验。比如为何中外都重视家呢？因为它是我们每个人最早的学校，也是终身的学校。 儒家强调为己之学，修身为本是内圣之学，澄明“天命之谓性”的明德；心忧天下、视民如伤则是外王之学，由明明德的执政者实现人间正义的“亲民”。而“内圣外王”最早是《庄子·天下》提出，它是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主流。因此，《大学》德化八目，完全可以和当代法治社会的要求相结合。现代法治的顺利实施要有伦理共识作为基础，而伦理共识则离不开伦理传统。  《大学》 修己是对为官者、管理者的要求，不能用于治人。“亲民”在程子、朱子看来，还有除旧布新之意，因此，为官者不仅要将百姓生命放在第一位，还要用礼乐教化百姓。朱熹曾在南康（庐山一带）担任知军，治理星子县的大旱灾有功，又被派去浙江中部治水灾。而“三百年事功第一人”的王阳明每到一处恢复社学，招揽本地青年，大兴讲学之风。即使带兵打仗之余，也讲学不辍，出现了观者如堵的盛况，他讲“心即理”、“知行合一”和“致良知”，后学里有很多盐工、贩夫、走卒。 私德和公德的有效转化 修己安人这组关系，让我们很自然联想到近代对私德和公德的讨论，私德好能否推到公德好？公德是否需要私德做基础？ 蔡元培1910年代亲自撰写国民修养书，提倡“孝亲即美德” 蔡元培先生1912年受邀任国民政府首任教育总长，那年他把京师大学堂更名为“北京大学”，9月，46岁的他辞职携家眷去德法留学四年。在莱比锡大学期间，他撰写了《中学修身教科书》，商务印书馆于1912年至1921年间共印行了十六版，他还为在法华工写了《华工学校教材讲义》，这两本书在民国期间影响甚大，复旦的张汝伦教授把这两本书合编为《国民修养二种》。 蔡元培这样中西兼通的大家的用心值得我们重视，他创造性地转化本土的文化资源，特别是儒家道德的资源，以此服务于近代转型中的中国社会，服务于公民的公德教育。蔡元培首先讲孝亲是美德，为何如此重要呢？“百善孝为先”。一个人能孝敬父母，友爱兄弟，也可能会把无私的爱推己及人，推到邻居和陌生人中去，在这种美德的浸润养育之下，有利于形成君子人格，并以这种健康的心理、性情、人格、品质，来增加他的公德、正义，使他能服务于公共事务，进而忠于社会、为国家赴汤蹈火，所谓“国之良民即家之孝子”。  蔡元培先生撰《中学修身教科书》 所以，礼文化涵盖一切的儒家一方面严格门内门外之治，区别公私、义利，另一方面，又从道德上强调私德的养成可以助建公德。亲情、孝道、健康的家庭生活，这是几千年来中华民族的志士仁人不绝如缕地成长起来的基础，也是今天我们文明社会的国民健康成长的起点与源动力。 梁启超改变观点：铸造国民公德，养成私德是第一要务 在理论上，蔡元培超越了日本人福泽谕吉与早期梁启超的公私德对立论。福泽于1875年出版的《文明论概略》中，把道德分为“私德”和“公德”，内心活动的如笃实、纯洁、谦逊、严肃叫做私德，和外界接触的社交行为，像廉耻、公平、正直、勇敢，叫做公德，按照福泽的定义，儒家并不缺乏公德的资源。梁启超早期受福泽和边沁的影响，于1902年发表《论公德》一文，他批评中国传统强调独善其身的私德，缺乏人人相善其群的公德；但1904年他又撰文《论私德》，他说知私德而不知公德，所缺就在于推，所以，从事于铸造国民的公德，培养私德是第一要务。此说不仅完全抛弃了公私德对立，还深刻地认识到儒家道德近代转化的真正价值和作用。 现代社会不仅要强调个体的权利，还要重视责任和德行，儒家资源中不缺乏当下公德所需要的内涵。比如，南宋以后，在中国和东亚社会流传甚广的朱熹的《家训》：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见不义之财勿取，遇合理之事则从，人有小过，含容而忍之；人有大过，以理而谕之……都属于今天公共领域的道德范畴。  朱熹家训 儒家与社群主义的对话：“成德之教”与公共善 以麦金太尔和查尔斯·泰勒等人为代表的社群主义认为一个好人有足够的潜力成为一个好公民，后者的先决条件是拥有公共的德行，因此非常重视公共精神的培育，并认为每个人都有可能支持、维护、达成社群的公共善，公民的自由也由此得到真正的保障。从这个角度，儒学确实可以和社群主义来对话、沟通。 儒家在人己的关系上，强调自立自律、自强不息、人格尊严、道德价值；人和社会的关系上，关心弱势群体、关心公共事业、有批评精神、尽责公共事务；人与国家的关系上，理念上认同、言行上忠诚廉洁；人和生态环境的关系上，尊重生命、仁民爱物、天地万物一体。因此，儒家有丰富的文化资源可以调动，为新时代的人与天地人物我的健康关系服务。这方面，注重“成德之教”的儒学强调知行合一，内在的良知的养成，与社群主义的达成公共善有相通点。 由上不同学者、不同理论的讨论，我们可以看到修己对应的私德，是可以转化为具有安人性质的公德，而好的公德氛围中，私德也可以更健康地良性发展。 从五伦到六伦的重建 剖析了修己安人、私德公德两组关系的推展和现代转化后，我们将目光转向传统的五伦范畴，连接着上述两种内外范畴的关系。贺麟先生1940年发文《五伦观念的新检讨》，认为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五伦观念虽是几千年来支配中国人道德生活最有力量的传统观念之一，也是礼教的核心，但“要检讨这旧的传统观念，去发现最新的近代精神。” 父子关系的当代挑战：日本社会学家倡议“一碗汤距离” 父子关系，包含父慈子孝，是无法选择的“天伦”：父母有责任与义务养育子女，子女有责任与义务赡养父母。孝道反映的不仅是自然生命的延续，也是文化生命的延续，不仅是社会伦理的秩序，也是内在的道德价值。  复旦大学复旦学院院长吴晓明（右）对话武汉大学国学院院长郭齐勇（左） 今天父母子女的伦常关系面临着巨大的挑战。房产在内的经济利益的纠纷在裂解着亲情，知识家庭中年轻一代又如何处理与父母的平等关系？尤其突出的是高龄化社会的养老矛盾。新加坡政府的安居工程值得学习，他们对一个楼盘住两代人给予优厚，日本社会学家提出了“一碗汤距离”的理论，做子女的把汤端到父母家，汤还是热的，两代人住两套房，既有分又有合，还激活了“孝道”这个儒家资源。现代社会，提倡以子女为主，子女、社会和政府共同赡养老人，解决“病不起”、“死不起”的问题，既体现社会治理能力，也是倡导全社会奉行“孝养父母”的文化，保留家庭伦理的核心。 离婚率过高的年代尤当提倡夫妇伦理的“尊重和忠诚” 夫妇伦理在大家庭解体、核心家庭普遍化的时代尤为重要。妇女在家庭社会的地位今非昔比，但是夫妻之间的相互理解、尊重、敬爱与忠诚仍然必要。夫妻关系相对稳定是子女培养教育的良好前提。有的社会学家过于夸大离婚率。没有一定的离婚率，社会不文明，而过高的离婚率，会特别不利于孩子的身心健康，导致社会问题。除此外，当前突出的矛盾是，上亿离土赴城的农民工夫妇的身心健康以及其家庭的整全性问题。 兄弟这一伦的伦常关系在一胎化的时代很难实现。我自己在多子女家庭长大，父母关注我们的生活，兄长把我们带大，主要是通过哥哥、姐姐来学习家庭内部的体谅、尊重、关爱、谦让，这是学习社会的第一步。 朋友这一伦，先儒有丰富的交友之道，与何人交，怎样交，经典、蒙学书中均有论述，如《论语·学而》中，有子说，“信近于义，言可复也。”师生关系可以宽泛地纳入这个体系。 君臣这一伦，可转为现代国家与官员、国民的关系，健康的上下级关系、同事关系，提倡敬业乐群、忠诚爱护，体现现代的管理秩序，在传统道德上可借取规范性的“礼”与道德判断的“智”等两个德目。  华东师大哲学系教授郁振华担任点评嘉宾 群己关系中包含与陌生人关系，当以“忠恕之道”应对 除了五伦，群与己的关系，网络时代和陌生人的关系，如何纳入到今天的伦理中？这是新时代必须面对的挑战。 《大学》云：“与国人交，止于信。”国人就是城邦的人，国人比朋友的关系范围大，包含有陌生人。哲学家张岱年曾评价，这是《大学》的新观点。他晚年认为应建立一种陌生人之间的伦理，即第六伦。台湾经济起飞之父李国鼎先生等，在1981年提出“群己”之伦，思想家韦政通提出了补充。 公共道德在现代社会非常重要，群己一伦，可以应对个人与社会、国家、人群之间或陌生人之间的交往，乃至扩展到人类与天地、山河、动植物的关系，处理好自我与他者的关系问题。这一伦的“理”不仅是“群己权界”，而且更应是“忠恕之道”。在个人与社会、国家、大群的交往上，我们提倡“忠”，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尽己之心，讲求奉献；在个人与陌生人、与他者的交往上，在不同国家、民族、宗教、文化的对话及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我们提倡“恕”，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推己之心，将心比心，宽容厚道。 因此，新六伦可改造转化为新的礼治秩序，进而发展文明间、宗教间、民族间、国家间的交往伦理，乃至生态伦理。可描述为：父子有仁亲、夫妻有爱敬、兄弟有情义、朋友有诚信、同事有礼智、群己有忠恕。 培养平民化的自由人格 新六伦的重建，其实是创造性地转化了传统的修己安人、私德公德的资源，那么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我们如何去掌握这种途径呢？培养平民化人格，既是一种途径，也是一个目标。众所周知，西方的道德是通过宗教传达给社会民众的，而中国的道德是通过人文的教化渗透到民间的，所以中国人的教育无所不在，家庭家教、社会教育、学校教育……。我们小时候站在茶馆里看皮影戏、听说书，忠孝节义的观念就自然地接受了。戏文、蒙学、家训、家教、韵文诗、对联，都是道德教化的工具。 《礼记》十六字规定人文教育功能：育人和美俗 《礼记·学记》仅一千多字的文章，它把教育的社会功能概括为十六个字：“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化民成俗，其必由学”。教育第一是培养国家所需人才及人才的全面性，第二是形成良风美俗、道德风尚与人文环境。这两者相互联系又交叉整合。  《礼记》 儒家教化的功能一为美政，二为美俗，手段上并非道德说教，而是春风化雨。 以传统的六艺培养君子为例。儒家教育寓于礼乐射御书数等技艺之中，现在日本的各个大学里都有射箭馆。“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论语·八佾》）孔子说，君子有所争，就如比赛射箭那样吧，相互作揖，然后登堂，射箭之后下堂，互相作揖、饮酒。谈到乡饮酒礼，《论语·乡党》：“乡人饮酒，杖者出，斯出矣。”行乡饮酒礼尊老敬贤，散场离开时要等老年人先出去，中青年再出去。因此，乡射训练，既陶冶情操也形成公共活动中的行为规范。 儒家诗教、礼教、理学相当于艺术、宗教、哲学 除技艺外，通过理解经典、实践经典来培养君子，故有诗教、书教、礼教、乐教、易教、春秋教的说法。孔子说：“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通过礼乐教化与养心修身，君子体现了中道之美。在社会管理中，礼、乐、政、刑互相补充。贺麟先生认为，儒家诗教、礼教、理学中的基本概念可以从艺术、宗教、哲学三方面加以发挥。以学习六艺（主要是礼乐）去修养自己，自觉又自愿，又是生活实践方式，丰富君子自身，又通过君子的行为影响公共事务与民间风俗。 当前建设法治社会，儒学思想资源中官员、教师、高级管理人才的心性修养与人格培养和普通国民的伦理底线与道德素养，都有丰富的论述，有助构建新的伦理体系。 冯契：人人可使自己的精神状态处于“常惺惺”状态 冯契先生讲，培养平民化的自由人格的途径，“各因其性情之所近”地来培养。他肯定孟子的“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孟子·离娄下》）的方法，认为这符合实践和教育结合起来培养人，提高人的价值的过程。冯契先生指出，智育、美育、德育要有机地结合起来。他专门讲理想、信念和德性，强调教育、培养、训练，使理智、意志和情感结合起来。他在《理想人格的培养》专章中，多处引用《论语》、《孟子》、宋儒与王夫之的论述。  中国现当代著名哲学家与哲学史家冯契 他说：“加强修养，使自己的精神处于一种明觉的‘常惺惺’状态，这就是过去人所讲的涵养。对情欲有所节制，有错误及时作自我批评，使心灵解脱束缚，始终能自由思考。这样使明觉的心态与专一的意志力在实践中结合起来，就能逐渐使理想成为信念。”冯先生讲的具有本体论意义的自由的个性是知、意、情统一，真、善、美统一的全面发展的人格，他说这种平民化的自由人格，是人人都可以达到的。 贺麟：要培育儒工、儒农，白方礼老人蹬三轮车助学300人 贺麟在上个世纪40年代就提倡，要培育“儒臣（政治家）”“儒医”“儒工”“儒农”“儒商”和技术人员。简单地说，凡有学问技能而又具有道德修养的人，即是儒者，就是品学兼优的人。在社会主义现代强国的建设中，须有多数的儒商、儒工以作柱石，而品学兼优之士，参入社会经济的建设，也可提升这一行的道德水准和知识水平。  中国著名的哲学家贺麟 天津市退休工人白方礼，自己的4个孩子中3个已经培育读大学。当他回到河北老家时发现还有失学的孩子，当即把身上积累的5000元捐赠给乡亲。这一年是1987年。74岁的他决定通过蹬三轮车来帮助家乡失学孩子读书，于是他回到天津蹬三轮车，后来修自行车、三轮车直到近90岁体力不济。当时没有地方住，他在人家房子的旁边用铁皮、芦席搭了一个3平方米小屋。他一生捐了35万块钱，接济了300多位贫困的中学生。白方礼没有读过书，就是通过《蒙学》读物，懂得一点仁义礼智信的道理，他实践出来了。所以他过世6年后，被评上2011年感动中国特别奖，中央电视台对他的赞词是“他就是圣贤。”圣贤则为儒的至善境界了。 春风化雨的民间儒学旨在养育心性，抵御现代化过程中的压力 今天通过媒体报道，我们看到不少社会的负面现象。需要我们检讨的是，不适当的个体张扬，过头的权利主张乃至于一些唯利是图的导向，低俗文化的泛滥，所以在现代化建设过程中，面对压力、紧张、竞争，更需要培养有操存涵养、有韧性、有承受力与心理健康的人。  现场听众济济一堂，共同学习中华传统文化中的智慧 今天我们要用激活传统的诗、书、礼、乐，借鉴优秀的外来文明综合成新的礼乐来养育人性。培养平民化的自由人格根本上还是要养育人的心性情才，当然它是开放式活泼泼的。所以，优秀的传统文化是一座座富矿，需要我们去创造性地转化。 郑州建业集团每建一个楼盘，在硬件上就建一个本源书院，计划建100个书院。有很多志愿者，也有很多专业人才，使得社区几代人在这里来修习传统文化，聆听国内外专家演讲，特别是通过成年礼和开笔礼、一些节日来做活动。我去郑州本源书院调研，深感儒学教育在民间有生命力，这需要我们努力去实践如何在乡村儒学、社区儒学上用春风化雨的方式培养平民的自由人格。  讲堂宾主与提问获奖听众合影 最后返归主题，儒家所讲的修己和安人，门内和门外，齐家和治国，都反映了今天所谓公私领域的区别，不过儒家的公私领域及其道德是有某种连续性的。借用传统的体用概念来说，培养理想人格、修己还是本体，新六伦的重建或许可以看作在当代的明体达用的创造性转化，而努力培养平民化的自由人格，则是良好的修己推向可能的安人的一种有效途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