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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生活在人世间，感知宇宙天地，认识大干世界，生息序活的经验、文化、科学便构成了人类的文明。然而，有“生”就有：“死”，“死”是每种有生之物的最终结局，“死”是人类无法抗拒的命运，是每个人无从躲避的宿命。人一思到此，一念及此，便会恐惧不安，甚至万念俱灰，从而在人生中做出一些异常或反常的行为来。生命是一部壮丽的乐章，死亡犹如一个休止符、对于人来说，这是最沉重的毁灭性的打击，是最不愿意接受的一个事实。为了否定生命的界限，于是人就去追求生命的永恒无限，那么，人类用什么途径与办法超越死亡以及摆脱死亡的痛苦与恐惧呢? 中国古代儒家的贤哲为我们提供了一条用显扬精神价值的办法来超越死亡的途径。儒家学者是清醒的现实主义者，他们认为人类的生命是宇宙大化生生不息之大生命的表现形态之一，人生显露了宇宙的仁爱之心，人死亦为自然造化的必然结果。所以，人的死亡既为自然，也是必然，任何从肉体上达到永生的企图都是徒劳的。因此，人们只能在生前努力于建功立业，努力于道德的烙养与人格的塑造。通过立德．立言、立功创造不朽，超越死 亡，亦即在个体之我的肉体死亡、腐朽之后，仍然能以精神价值 的形态而存在于世，对社会、众生、国家、民族产生经久不衰之 影响．从而达到水恒。 但是，要经由儒家提供的这条途径实现不朽，其前提是人们 必须学会区别价值的大小，确立人生过程中哪种目标最值得去追求。许多人把个人的私利私欲的获取视为最高价值，并作为自己 终身追求的目标，那么就决然不可能通过立德、立功、立言来实现不朽了。 儒家的圣哲坚持认为，人类崇高的理念，如道德价值，是高于自我的生命价值的。所以孔子教诲人们，凡是志士仁人，都不会因贪生怕死而损害“仁爱”，只会勇于牺牲来成全“仁爱”。孟子则认为．保存自我的生命，是人人都追求的，实现仁义道德，也是人人都想做到的。在二者不可以同时做到时，则应该舍弃生命而成全道德。所以，儒家圣哲的意思明白无误：人有生理生命．它对人是惟一的、短暂的，故而弥足珍贵；人又有道德生命，它是人崇高的精神理念，是人之为人的本质所在，因此，对人而言，应该比生理生命更加重要。人在生理生命的时限内应该去追求建构道德的生命，努力于充实自我的精神世界，终至成为“内圣”者。然后进一步以自我崇高的精神人格感化万民，以自我非凡的能力和辉熄的业绩改造、推动社会，以自我感人的言论引导民众，这样，即便自己死了，人们也永远会感其德、感其言，感其行。如此，就能够虽死犹生，虽殁犹存，虽亡身体而精神永在。 因此，孔盂告诫人们，必须在价值判断上置道德生命于生理生命之上，一旦二者有冲突，则必须做到。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因为”身-虽死，“生”虽逝，而道德的榜样则长存．造福民众的辉煌功业、言沦亦传之千秋万代，永垂不朽。 李泽厚先生曾指出，-这种理想的道德人格并不是宗教性的精神，而是具有审美性的灼灼光华的感性现实品格；它不是上帝的：忠诚的仆人’，而毋宁是道德意志的独立自足的主体。”它不是服从于外在权威的神，而是听从自身内在的。所欲”，即无上的道德命令。它是最高的本体和存在，世间的一切都低于它，也应从属于它。 那么．如何来达到这种独立的个体人格呢?除上述的-学”外，盂子还有一个最为奇特的理沦，这就是他的-养气。说：”夫志，气之帅也，气，体之充也。……持其志，无暴其气。……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行有不慊于心，则馁矣。我故曰，告子未尝知义，以其外之也。”这似乎相当神秘。两千年来，对此也有种种解释。李泽厚先生认为：-我以为除去其中可能涉及养生学说的生理理论外．它主要讲的是伦理学中理性凝聚的问题，即理性凝聚为意志，使感性行动成为一种由理性支配、主宰的力量，所以感到自己是充实的。作为伦理实践必要条件的意志力量之所以不同于一般的感性，便正由于其中已凝聚有理性，这就是所谓‘集义’，它是自己有意识有目的地培养发扬出来的．这就是：‘养气’.” 儒家对人体生命并非轻视、忽视，更非无视，而是恰恰相反表现出高度的重视，体现出真诚的人道主义光辉。-厩捷。子曰：‘伤人乎?’不问马”就是珍视人的生命大干珍惜物质财产的生动例子。不仅如此，儒家对统养生学中的整体观念也有相当的把握。它首先认为人体本身是二个统一的、完整的有机整体，其次是认为人体本身与其所处的外界环境是相互渗透的统一体。因此，养生的基本理论，便是在对人体本身及人体与外界环境全面认识的基础上，进行全面的协调：孟子况： “人之于身也，兼所爱。兼所爱，则兼所养也，无尺寸之肤不爰焉，则无尺寸之肤不养也。所以考其善不善者，岂有他哉?于己取之丽已矣。体有贵贱，有小大。无以小害大，无以贱害贵。、养其小者为小人．养其大者为大人。今有场师，舍其梧樱，养其械棘，则为贱场师焉。养其一指而失其肩背．而不知也，则为狼疾人也。饮食之人，则人贱之矣，为其养小以失大也：饮食之人无有失也，则口腹岂适为尺寸之肤哉。”。 儒家创始人不仅注意到生命的整体现念，还总结出性情调养对人体生命活动的作用与意义。性情调养．又可称为精神凋摄，是指通过调节意识思维情绪等心理活动以促进人体身心健康，进而达到防病治病，延年益寿的方法和原则。精神凋摄是养生的重要内容之一，保持精神与形体的协调一致，是人体健康的保证。精神方面的异常变化影响身体的健康：只有-形与神俱”，才可尽其天年，因此，主张调身先调心，守形先守神，孔子提出了“仁者寿”，大德必得其寿。的论断，强调道德修养对养生祛病的重要作用。这实际上与道家的老子“见素抱朴”，“少思寡欲”，-致虚极，守静笃”和庄子的“平易怙淡则忧患不能人，邪气不能袭，故其穗全丽神不亏-的看法是相通的，于养生学有异曲同工之妙-孔子进一步明确精神甚至道德方法与养生之关系：-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电，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袁，戒之在得。”他把人生分为三阶段：少年、中年和老年。每个年龄身体有不同的特征，即血气的变化——未定、方刚和既衰。在此情况下，人必须据此戒备三个行为：少年戒色，中年戒斗，芝年成得。朱熹注曰：血气，形之所待以生者，血阴而气阳也、血气和精力包括身体和心理，各个年龄段都有损害身体的冲动点和微弱短处，少年贪色，中年好斗，都是常见的现象，必须以性情修养调和之，缓冲之。特别是老人贪恋已有之名位利禄，患得患失。迎合当权，丑态毕露，虽白发岸然的名学者亦不或免．今屡见之矣。孔子又说过：-益者三乐，损者三乐。乐节礼乐．乐道人之善，乐多贤友，益矣。乐轿乐，乐佚游，乐晏乐，损矣。”其大意是：有益的快乐有三种，有害的快乐有三种．喜欢用礼乐调节自己，喜欢讲别人好处，喜欢多交好朋友，这是有益之乐；喜欢骄纵放肆，喜欢放荡闲逛，喜欢吃喝宴请，这是有害的乐法。遵循孔子之大义，儒家的集大成者苟子更明确指出：“遍善之度：以治气、养生，则后彭祖。”意思是说：遵循善的准则。用以理气，养生，就可以在延年益寿上迫承彭祖。荀子还认为：“凡用血气、志意，知虑、由礼，则冶通；不由礼，则悖乱．提慢。食饮．衣服，居处．动静，由礼，则和节；不由礼，则触陷生疾。”真可谓把孔子的性情调养法发挥得淋漓尽致，并且用经验之谈，总结出冶气养心之术，“血气刚强，则柔之以调和”的辩证法则。 在养生理论上，如前所述，儒家养生的首次阐发者为孟子。与道学一样，先秦儒学典籍也对古代的养生实践进行过总结和论述．并打上了儒学的印记，最著名的英过于孟子的”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及有关论述。荀子则有“凡治气养心之术，莫经由礼．莫要得师，奠神一好”的养生原则等等。先秦儒家把习静养气作为修身的基本功。 然而，养生理论和功法要与儒家思想彻底融通并形成有别于道、佛等家的养生，则须等到秦汉之际的儒学神学化进程以后，才能得以真正实现。儒学在秦汉神学化过程中．最重要的是董仲舒的阴阳五行，天人合一思想的杂糅和东汉时期的谶纬化这两端。或者更进一步说，儒家只是儒学思想，养生只是古代养生法术．二者合和而成儒家养生，则是经过儒学发展史上一系列生化变异、改造之后才形成的：我们可以用一公式来表达：中国儒家养生-先秦元典儒学+两汉儒学神学化+魏晋儒学玄学化+宋明儒学理学化。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