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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20年我国大陆现代新儒家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胡治洪 一、回 顾 1980年代前期，随着思想解放的深入、改革开放的推进以及文化讨论的展开，以阐扬民族文化特别是儒家传统为一贯宗旨、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曾经发生较大影响并于1949年以后在海外递续发展的现代新儒家，逐渐受到国内学术界的关注，对现代新儒家群体或个案的研究论著开始出现。[1] 应合着这一势头，方克立率先发出了“要重视对现代新儒家的研究”的倡议。[2] 1986年11月，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七五”规划会议上，“现代新儒家思潮研究”被列为国家社科基金重点课题，[3] 方克立、李锦全担任该课题负责人。方、李随后联络国内高校、社科院系统十多家单位的有关人员组成课题组，从而正式拉开了中国大陆现代新儒家研究工作的帷幕。 （一）1987—1996：从宣州会议到“评大陆新儒家推出的两本书” 1987年9月，“现代新儒家思潮研究”课题组在安徽宣州召开了第一次学术讨论暨工作协调会。会议对现代新儒家的学派界定、阶级属性、形成原因、思想特征、学术成就、历史作用、发展阶段、代表人物以及关于现代新儒家研究的方法和工作安排等问题进行了讨论，达成了一些基本共识。课题组成员比较一致地同意以梁漱溟、熊十力、张君劢、冯友兰、钱穆、贺麟、方东美、牟宗三、唐君毅、徐复观作为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亦即作为主要研究对象。研究的指导思想确定为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则以及辩证法精神。[4] 此后，现代新儒家研究便以国家课题组为主体而稳步开展起来。随着研究成果的增加及其影响面的扩大，又由于这一课题本身所蕴涵的理论深度以及研究对象所具有的精神魅力，还由于杜维明等现代新儒家后学在国内的积极推扩，并且不排除某些重建精神家园的企念乃至疗救人伦病态的动机，致使越来越多的学者参与到这一研究领域之中。从“七五”到“八五”的十年间，现代新儒家研究取得了相当丰硕的成果。 在总体研究方面，这一阶段的研究者们探讨了现代新儒家思想的源流、地位及其与同时代其他思想派别的关系，[5] 寻绎了现代新儒家传承发展和代际转变的轨迹及其当下境遇，[6] 揭橥了现代新儒家在思想资源、学派意识、思维方式、生活形态、存在归趋、理论取向诸方面的特点，[7] 论述了现代新儒家的文化观及哲学观，[8] 勾稽了现代新儒家的人生哲学和伦理道德思想，[9] 比较了现代新儒学与现代化以及后现代思潮的关系，[10] 指陈了现代新儒家的理论得失。[11] 一批综论性的论集和专著也于此间出版，其荦荦大者有：《现代新儒学研究论集》第一、二辑（方克立、李锦全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1991年版），《评新儒家》（罗义俊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当代新儒家》（封祖盛编，三联书店1989年版），《现代新儒学概论》（郑家栋著，广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现代新儒学研究》（宋志明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儒学的现代转折》（陈少明著，辽宁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现代新儒学心性理论评述》（韩强著，辽宁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传统与人文：对港台新儒家的考察》（胡伟希著，中华书局1992年版），《寂莫中的复兴——论当代新儒家》（黄克剑、周勤合著，江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哲学与传统——现代儒家哲学与现代中国文化》（陈来著，台湾允晨文化公司1994年版），《新儒家评论》第一、二辑（郑家栋、叶海烟主编，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4、1995年版），《现代新儒家人生哲学研究》（武东生著，辽宁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中国马克思主义与现代新儒学》（李毅著，辽宁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佛学与现代新儒家》（卢升法著，辽宁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现代新儒学在美国》（施忠连著，辽宁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现代新儒家与西方哲学》（赵德志著，辽宁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现代新儒家学案》（全三册，方克立、李锦全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当代新儒学论衡》（郑家栋著，台湾桂冠图书公司1995版），《新儒学批判》（启良著，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版）。专业学术会议主要有国家课题组等单位于1991年初在广州举行的“现代新儒学与当代中国”讨论会。 在个案方面，这一阶段的研究者对于现代新儒家代表人物的研究都有创获。 梁漱溟（1893—1988）研究 研究者们考察了梁氏的思想渊源、理性观、非理性主义、直觉说、人生哲学、中西文化观、文化比较模式、“人生三路向”说、社会改造思想及其生活态度。[12] 有关梁漱溟研究的主要著作有：《最后一个儒家》（[美]艾恺著，郑大华译，湖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梁漱溟文化理论研究》（马勇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梁漱溟与现代新儒学》（郑大华著，台湾文津出版社1993年版），《梁漱溟思想研究》（曹耀明著，天津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梁漱溟与胡适：文化保守主义与西化思潮的比较》（郑大华著，中华书局1994年版），《梁漱溟哲学思想》（郭齐勇、龚建平合著，湖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梁漱溟社会改造构想研究》（李善峰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梁氏年谱和多种传记以及梁氏本人著述的全集、选集也于此间出版。[13] 另外，汪东林编著的《梁漱溟问答录》（湖南出版社1988年版）是对梁氏思想资料所作的一次抢救性发掘。1987年秋，中国文化书院在北京举办了梁漱溟思想国际学术会议。 熊十力（1885—1968）研究 这一研究涉及熊氏思想的演变与形成，熊氏的本体—宇宙论诸范畴、形上学思想、心论、体用论、易学思想、佛道观、文化意识、中国文化观、哲学方法论，熊氏与现代新儒家其他代表人物的思想异同。[14] 研究专著和论集主要有：《熊十力与中国传统文化》（郭齐勇著，香港天地图书公司1988年版；台湾远流出版公司1990年版），《回忆熊十力》（湖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玄圃论学集――熊十力生平与学术》（萧萐父、郭齐勇编，三联书店1990年版），《王学通论——从王阳明到熊十力》（杨国荣著，上海三联书店1990年版），《本体与方法——从熊十力到牟宗三》（郑家栋著，辽宁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熊十力思想研究》（郭齐勇著，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熊十力的新唯识论与胡塞尔的现象学》（张庆熊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评传类著作主要有：《熊十力》（景海峰著，台湾东大图书出版公司1991年版），《熊十力评传》（宋志明著，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天地间一个读书人——熊十力传》（郭齐勇著，上海文艺出版社、台湾业强出版社1994年版）。整理出版的熊氏著述选集主要有：《熊十力集》（黄克剑等编，群言出版社1993年版），《现代新儒学的根基：熊十力新儒学论著辑要》（郭齐勇编，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6年版），《中国现代学术经典·熊十力卷》（王守常编，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此间，台湾学者翟志成发表《长悬天壤论孤心——熊十力在广州（1948—1950）》（台湾《当代》第76—78期，1992年8—10月）一文，对熊十力的人格进行了有失客观公正的过分贬损，并对当时两岸及海外主要的熊十力研究者作了不甚恰当的批评，郭齐勇遂发表《为熊十力先生辩诬——评〈长悬天壤论孤心〉》（台湾《鹅湖》1994年第2期）、《翟志成“审订”之〈熊十力佚书九十六封〉纠谬》（台湾《鹅湖》1994年第3期）二文，对翟氏基于某种政治标准以衡判熊十力道德人格的作法予以严正反驳，并指出了翟氏对熊十力佚书的“审订”所存在的大量错误。这场争论引起了两岸及海外人文学界的关注。[15] 张君劢（1887—1969）研究 这一阶段关于张氏研究的主要成果是吕希晨、陈莹合著的《张君劢思想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刘义林、罗庆丰合著的《张君劢评传》（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张氏著述的选集有《张君劢集》（黄克剑等编，群言出版社1993年版），《精神自由与民族文化：张君劢新儒学论著辑要》（吕希晨、陈莹编，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年版），《中国现代学术经典·张君劢卷》（黄克剑、王涛编，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冯友兰（1895—1990）研究 研究者们考察了冯氏的学思历程，阐发了冯氏的新理学体系及其诸范畴、哲学方法论、人生境界论、文化类型说、中西文化观，勾稽了冯氏哲学的终极关怀及其神秘主义意蕴，比较了冯氏哲学思想方法与实证主义的异同，探讨了冯氏对中国哲学现代化的贡献。[16] 关于冯氏研究的专著和论集主要有：《冯友兰哲学思想研究》（王鉴平著，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冯友兰与新理学》（田文军著，香港天地图书公司、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90年版），《冯友兰先生纪念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冯友兰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清华大学出版社 1995年版），《冯友兰学记》（王中江、高秀昌编，三联书店1995年版）。年谱和传记有：《冯友兰先生年谱初编》（蔡仲德编撰，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信念的旅程：冯友兰传》（程伟礼著，上海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冯友兰评传》（李中华著，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冯氏著述编为《三松堂全集》13卷，由河南人民出版社于1994年出齐。冯氏著述选集有：《冯友兰集》（黄克剑等编，群言出版社1993年版），《阐旧邦以辅新命：冯友兰文选》（谢遐龄编，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版），《极高明而道中庸：冯友兰新儒学论著辑要》（田文军编，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1995年版），《中国现代学术经典·冯友兰卷》（陈来编，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1990年和1995年冬，由中国文化书院等单位在北京举办了两次冯友兰思想国际学术会议。 钱穆（1895—1990）研究 这一阶段切入钱穆研究的主要有罗义俊、郭齐勇、汪学群，他们对钱氏的史学、儒学、文化学思想及其学术成就进行了梳理。罗氏的主要论著有：《论国史大纲与当代新儒学》（《史林》1992年第4期）、《钱穆与顾颉刚的〈古史辨〉》（《史林》1993年第4期）、《钱穆历史观要义疏解》（《史林》1994年第4期）、《钱穆学术综论》（《上海文化》1995年第5期）、《论钱穆与中国文化》（《史林》1996年第4期）。郭、汪合作的论著有：《钱穆的文化学思想》（《中州学刊》1995年第1期）、《钱穆评传》（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纵横中西，集异建同──论钱穆的文化学与文化比较观》（《新儒家评论》第二辑）。郭氏另有《论钱穆的儒学思想》（《学人》第八辑，江苏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汪氏亦独著《钱穆学术思想史方法论发微》（《孔子研究》1996年第1期）。另外，张学智《钱穆先生治朱子学之方法举隅》（《原道》第三辑，1996年）对钱氏在其《朱子新学案》中所贯彻的方法论进行了考绎。 贺麟（1902—1992）研究 有关这一个案研究的论文有郭齐勇的《贺麟前期的中西文化观与理想唯心论试探》（《天津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论贺麟的中国哲学史研究》（《哲学杂志》1993年第1期），周炽成的《贺麟：抗战时期的伦理学家》（《广东社会科学》1994年第1期）。论集有《会通集――贺麟生平与学术》（宋祖良、范进编，三联书店1993年版）。传记有张学智著《贺麟》（台湾东大图书出版公司1992年版），王思隽、李肃东著《贺麟评传》（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贺氏著述选集有《儒家思想的新开展:贺麟新儒学论著辑要》（宋志明编，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年8月版）。 方东美（1899—1977）研究 这一阶段关于方氏研究的成果不多，现在可见的主要有余秉颐的《方东美论中国传统形上学》（《学术月刊》1994年第6期）、《方东美的哲学观》（《学术界》1995年第2期）等论文。方氏著述选集有蒋国保、周亚洲所编《生命理想与文化类型：方东美新儒学论著辑要》（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黄克剑等编《方东美集》（群言出版社1993年版），刘梦溪主编《中国现代学术经典·方东美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牟宗三（1909—1995）研究 应该说，在这一阶段，大陆学者对于牟氏庞大深邃且尚未完结的理论体系还在观察、研究和消化之中，因此只有少量论著初步探讨了牟氏的道德形上学、文化哲学观、中西文化观、历史观。[17] 从总体上对牟氏思想加以概括的文章有郭齐勇的《牟先生的学术贡献不朽》（香港《法灯》1995年5月号；台湾《鹅湖》总240期，1995年6月），郑家栋的《牟宗三思想的意义与当代儒学的转型》（《哲学研究》1995年第11期）。比较全面地研究牟氏思想的著作则有颜炳罡的《整合与重铸——当代大儒牟宗三先生思想研究》（台湾学生书局1995年版）。此间出版的牟氏著述选集有：《道德理想主义的重建：牟宗三新儒学论著辑要》（郑家栋编，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牟宗三集》（黄克剑等编，群言出版社1993年版）。1992年秋，在济南举行了牟宗三与当代新儒家学术思想研讨会。 唐君毅（1909—1978）研究 郭齐勇、景海峰大致是大陆最早发表关于唐氏研究论文的学者，郭氏的《唐君毅与熊十力》（台湾《鹅湖》第164期，1989年2月）、景氏的《唐君毅先生之生平与著作论述》（《深圳大学学报》1989年第2期），对唐氏的师承、际遇及其学术进行了梳理。此后发表的一批论文，对于唐氏的哲学史观、中国哲学范畴研究、华严思想、人文观、文化哲学理论、传统文化观、人生观、道德伦理观以及唐氏与现代新儒家同代学人之异同、唐氏哲学对黑格尔哲学之取舍，分别进行了论述。[18] 唐氏研究专著有张祥浩所著《唐君毅思想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唐氏著述选集有《文化意识宇宙的探索：唐君毅新儒学论著辑要》（张祥浩编，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唐君毅集》（黄克剑等编，群言出版社1993年版），《中国现代学术经典·唐君毅卷》（黄克剑编，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1995年夏，四川省社会科学院与香港法住文化书院在成都合办了第二届唐君毅思想国际会议。 徐复观（1903—1982）研究 这一阶段发表的论文主要论述了徐氏的思想史观、文化哲学及其对于儒家精神的阐扬乃至道家思想研究。[19] 徐氏著述的选集有：《徐复观集》（黄克剑等编，群言出版社1993年版），《中国人文精神之阐扬：徐复观新儒学论著辑要》（李维武编，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6年版）。1995年夏，武汉大学与台湾东海大学合办了徐复观思想与现代新儒学发展学术讨论会。 除了以上十位研究对象之外，“现代新儒家思潮研究”课题组在研究工作开始后不久，就根据海内外一些比较重要的学者的意见，将马一浮纳入到研究对象范围之中。[20] 而当时在大陆具有较高知名度和一定影响力的现代新儒家第三代学者，如杜维明、刘述先、成中英等人，虽然其学术和思想尚在发展之中因而还不足以被列为正式研究对象，但有关资料的准备以及偶或为之的探讨也已开始。 这一阶段关于马一浮（1883—1967）研究的论著主要有：《中国当代理学大师马一浮》（毕养赛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学问方向之扭转的生命路之展示——读马一浮先生〈尔雅台答问〉》（罗义俊著，台湾《中国文化月刊》1993年第11期），《马一浮的人格境界与哲理诗》（郭齐勇著，《中国文化》第9期，1994年2月），《马一浮与儒学文化体系的重建》（范兵著，《中国文化》第9期，1994年2月），《略论陆王心学在马一浮哲学中的地位》（夏瑰琦著，《孔子研究》1994年第3期），《马一浮的儒佛会通观》（李明友著，《孔子研究》1995年第3期），另外还有非正式出版的《马一浮学术研究》（毕养赛、马镜泉主编，杭州师院1995年印行）；《马一浮评传》（马镜泉、赵士华著，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也已面世；《马一浮集》全三册由浙江古籍出版社和浙江教育出版社于1996年联合出版，马氏著述选集则有《默然不说声如雷:马一浮新儒学论著辑要》（滕复编，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年版）和《中国现代学术经典·马一浮卷》（马镜泉编，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1993年春，杭州师院举办了马一浮国际学术研讨会。 有关杜维明（1940—）的研究多是对他当时在大陆出版的几种著作的商讨，[21] 根据杜氏著述选编的《儒家传统的现代转化：杜维明新儒学论著辑要》（岳华、关东编，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也已出版。刘述先（1934—）著述的选集《儒家思想与现代化：刘述先新儒学论著辑要》（景海峰编，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亦于同时出版，但研究论文似乎仅有李翔海的《方东美成中英刘述先合论》（《学术月刊》1996年第1期）。关于成中英（1935—）研究的论文也只见到方克立、李翔海的《成中英新儒学思想述评》（《学术月刊》1993年第2期）、周炽成的《分疏·沟通·融合——评成中英的比较哲学研究》（《文化中国》1996年3月号）等少数几篇。 到1996年，“现代新儒家思潮研究”虽然尚未完全结题，但作为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则已截止。当此之时，该项目负责人方克立发表了一篇引人注目的文章《评大陆新儒家推出的两本书——〈理性与生命〉[1]、[2]》（《晋阳学刊》1996年第3期）。文章批评了国家课题组原成员、“后因思想观点分歧”而退出的罗义俊和另一位学者陈克艰，指出他们“公开批评‘大陆马列派’”，“无条件地认同港台新儒家”。文章还提到蒋庆的《中国大陆复兴儒学的现实意义及其面临的问题》（台湾《鹅湖》第170-171期，1989年8-9月）一文，并提及“所谓包容了马克思主义的‘大陆新儒学’或‘社会主义新儒学’”，得出了“大陆新儒家”“在中国大陆已作为一个学派而存在”的判断。实际上，在此之前，方氏就已多次批评过蒋庆的观点，[22] 但撰写《评大陆新儒家“复兴儒学”的纲领》（《晋阳学刊》1997年第4期）一文，专门对蒋氏的“儒学复兴论”予以反驳，也是在1996年。[23] 选择这一时间对蒋庆1989年发表的文章和罗、陈1993至1994年间出版的文集进行批评，固然由于“大陆新儒家”或“文化保守主义”在此时“已有相当的势力和影响”，有必要基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对之表明态度，但也应该是方氏对于“现代新儒家思潮研究”十年工作得失的一种特殊的总结。[24] 从此，以国家课题组为主体的现代新儒家研究基本结束，这一研究转入一种多元开展的局面。 （二）1997—2004：从批评“儒学复兴论”到“文化保守主义年” 1997年及以后几年间，基于马克思主义立场批评现代新儒家的文化保守主义以及由这一研究所引发的同类思潮乃至所谓“儒学复兴论”的论著时有发表或出版，除方克立在《现代新儒学研究十年回顾》（《社会科学战线》1997第2期）的访谈中重申对罗义俊、蒋庆等人观点的批评之外，这类论著主要还有：《马克思主义永远是我们的指导思想——兼评“儒学复兴说”》（李鸿军，《毛泽东思想论坛》1997年第3期），《对文化保守主义和现代新儒家的再认识》（李毅，《教学与研究》1998年第10期），《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文化保守主义思潮》（李毅著，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年版），《在世界文化中创造中国现代先进的民族文化》（刘中树，《清华大学学报》2002年第4期）。但这些论著并未引起争论，也没有影响现代新儒家研究的继续深入。现代新儒家研究呈现出比前一阶段更加踊跃的势头。[25] 这一阶段研究的一个特点是出现了一批综述性论著，如《现代新儒家研究综议》（向世陵，《人民日报》1998年7月11日），《近五年来中国大陆儒学研究的现状与发展》（郭齐勇，《原道》第六辑，贵州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此著全面论述了1993—1997年大陆儒学研究状况，其中第三部分专门论述了现代新儒学研究），《近二十年当代新儒学研究的反思》（郭齐勇，《求是学刊》2001年第1期），《牟宗三哲学的研究现状及其局限》（王兴国，《哲学动态》2001年第4期），《近二十年中国内地学人有关当代新儒学研究之述评》（郭齐勇，《人文论丛》2001年卷，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近二十年熊十力哲学研究综述》（秦平，《哲学动态》2004年第12期）。这些论著从不同视角，对此前的现代新儒家研究给予了概括的描述和评价。 在总体及个案研究方面，这一阶段较前一阶段不仅论著数量大大增加，而且内容都有深化或开拓。总体研究除了继续深入探讨现代新儒家的渊源承传、[26] 思想特质、[27] 表现形态、[28] 发展路向、[29] 理论局限[30]及其文化观、[31] 伦理观[32]之外，还从宗教性、[33] 美学、[34] 诗学、[35] 经子学、[36] 方法学、[37] 社会政治理论、[38] 全球化[39]等方面，对现代新儒家思想作了发掘和阐释。一些学者还选取不同的参照对象与现代新儒家（学）进行了比较，诸如新兴宗教巴哈伊与现代新儒学在世俗性格方面的差异以及由此导致的现实影响力的强弱，[40] 西方后现代主义注重生命意义安顿的思想转向对于置身于前现代、现代与后现代文化被挤压在同一个平面上的基本存在境遇中的现代新儒家所造成的困境及其提供的机遇，[41] 晚清以迄民国时期的儒者段正元的“中道”观与现代新儒家的“心性之学”在把握和承续儒家“道统”上的畸正，[42] 等等。这些比较对于认识和评价现代新儒家提供了新的视角。在研究对象和时段方面，这一阶段也有拓展，金岳霖（1895—1984）、陈荣捷（1901—1994）、蔡仁厚（1930—）、李泽厚（1930—）乃至“鹅湖系”都被一些学者纳入到研究范畴之中，所谓“后新儒家时代”也受到了关注。[43] 这一阶段比较重要的专著、论集和译著有：颜炳罡著《当代新儒学引论》（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版），黄克剑著《百年新儒林——当代新儒学八大家论略》（中国青年出版社2000年版），陈来著《现代中国哲学的追寻：新理学与新心学》（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刘雪飞主编《现代新儒学研究》（《二十世纪儒学研究大系》第四卷，中华书局2003年版），吴光主编《当代新儒学探索》（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美国学者列文森著、郑大华译《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比较重要的会议有2004年4月在杭州举行的当代儒学国际学术研讨会。 在个案研究方面，有关梁漱溟的研究较多地探讨了梁氏的儒佛观、东西文化观、人生哲学，[44] 一批梁氏传记于此间出版，[45] 美国学者艾恺的梁氏研究专著在此阶段又有新译本。[46] 此阶段熊十力研究的最大创获是由萧萐父、郭齐勇分任正副主编的《熊十力全集》九卷十册（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一次出齐，为此，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等单位于2001年9月举办了熊十力与中国传统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暨《熊十力全集》首发式；该会议论文集《玄圃论学续集》（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收入论文50余篇，对熊氏思想作了全面深入的探讨，并涉及现代新儒家其他一些人物思想。其他一些论著分别研究了熊氏的本体论、宇宙论、体用思想、道家思想、唯识学。[47] 丁为祥著《熊十力学术思想评传》（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年版）于此间面世。为数不多的张君劢研究论著主要围绕张氏的科学观、宪政观、自由民族主义思想立论；[48] 郑大华著《张君劢传》（中华书局1997年版）、《张君劢学术思想评传》（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年版）和陈先初著《精神自由与民族复兴――张君劢思想综论》（湖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于此间推出。马一浮研究亦相对冷清，专著唯见滕复所著《马一浮思想研究》（中华书局2001年版），论文《马一浮的儒学教育思想与教育实践》（金荣昌、马镜泉，中国教育和科研计算机网）、《马一浮教育思想精粹及其意义》（朱晓鹏，浙学网）表彰了马氏的教育理念及其实践。 此阶段的冯友兰研究堪称热点。1997年10月和2000年12月，在郑州—开封和北京举办了两次冯友兰学术思想研讨会。一大批研究论集和专著出版。[49] 新出传记有宋志明、梅良勇的《冯友兰学术思想评传》（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年版），田文军的《冯友兰传》（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其他论文则或阐发冯氏的人生哲学、文化观、中国哲学史学、道家和宋明理学研究、对现代新儒学的审视、对传统与现代化的思考，[50] 或梳理其思想历程、考稽其理论探求、比较其哲学与西方哲学的关系，[51] 或评析其形上学与境界论的张力，[52] 一时蔚为大观。经过增补调整的《三松堂全集》共14卷也于2000年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再版。钱穆研究主要围绕其历史观展开，一些论著还涉及钱氏的学术观、文化观、知识分子观及其朱子学研究。[53] 汪学群著《钱穆学术思想评传》和陈勇著《钱穆传》分别由北京图书馆出版社于1998年、人民出版社于2001年出版。《中国现代学术经典·钱宾四卷》（郭齐勇、汪学群编）则由河北教育出版社于1999年出版。贺麟研究的主要成果是宋志明所著《贺麟新儒学思想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2002年12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在北京举行了贺麟诞辰百周年纪念会。关于方东美的研究探讨了其哲学思想的儒释道精神；在判定方氏思想属性的问题上，胡军、蒋国保、余秉颐等学者还进行了小规模的争论。[54] 第一部方氏研究专著《方东美思想研究》（蒋国保著）由天津人民出版社于2004年出版。 牟宗三研究洵为此间另一热点。作为两岸分治以来牟氏所接纳的大陆唯一的弟子，罗义俊在积极推动牟著在大陆出版的同时，撰写了一批导读性论著，并针对“后牟时代”的概念提出了“续牟时代”一说。[55] 其他学者对牟氏的师承、[56] 宋明理学研究、[57] 宗教观、[58] 康德研究及其与康德思想之异同、[59] 对现象学的把握[60]以及牟氏哲学对中国哲学的继承与开展、[61] 牟氏思想学说的得失及其当下境况[62]等方面进行了探讨和评论。几种牟氏传记于此间出版。[63] 1998年9月，由中国孔子基金会、山东大学与台湾东方人文学术基金会、《鹅湖》杂志社联合主办的牟宗三与当代新儒学国际学术会议在山东济南召开。唐君毅研究的最重要成果是单波著《心通九境——唐君毅哲学的精神空间》（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出版，此著全面论析了唐氏的心本体论、道德哲学、人文精神论及其宗教哲学。其他论文亦围绕唐氏的“心灵境界”说发论，探讨其中蕴涵的道家精神和华严意旨。[64] 比较而言，徐复观研究亦属热点之一。有关论著探讨了徐氏的文化哲学、政治哲学、中国史学精神论、中国道德精神论、中国艺术精神论、知识分子论、现代性反思、国际政治观，评价了徐氏作为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学思成就。[65] 研究专著有萧滨的《传统中国与自由理念――徐复观思想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论集有李维武编《徐复观与中国文化》（湖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传记有李维武著《徐复观学术思想评传》（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1年版），新编选集有5卷本的《徐复观文集》（李维武编，湖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2003年12月，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和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举办了徐复观与20世纪儒学发展海峡两岸学术研讨会。 与杜维明在大陆学界的活跃表现相应，这一阶段有关杜氏的研究也日益增多。除了宋开芝、胡传胜基于话语系统与意义系统相割裂的思维方式判断杜氏对于儒学的挖掘乃是对于儒学的“埋葬”之外，[66] 其他学者基本上肯定杜氏将儒家传统注入了现代精神。这一观点通过探讨杜氏的儒学第三期发展说、儒学与马克思主义互动说、儒家传统现代转化说、儒家知识分子论而表现出来。[67] 东方朔的《心灵真切处的体知——杜维明的刘宗周思想研究》（载《杜维明学术专题访谈录：宗周哲学之精神与儒家文化之未来》，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透过杜氏的蕺山学研究，抉发了杜氏的“体知”说、哲学的人学思想及其天人观。郭齐勇的《论杜维明学术思想——以新出〈杜维明文集〉为中心》（《中国哲学史》2002年第4期）则第一次全面概述了杜氏的儒学创新、启蒙反思、文化中国、文明对话诸论域。2004年间，有两种关于杜维明研究的专著出版。[68] 5卷本的《杜维明文集》（郭齐勇、郑文龙编）也由武汉出版社于2002年推出。刘述先的系统哲学思想开始受到关注。[69] 有关刘氏研究的专著则有姚才刚的《终极信仰与多元价值的融通——刘述先新儒学思想研究》（巴蜀书社2003年版）。李翔海的《寻求德性与理性的统一——成中英本体诠释学研究》（台湾文史哲出版社1998年版）是迄今唯一的研究成中英哲学思想的专著。 这一阶段，一些儒学研究者基于对儒家精神的深切体认，参以对家国天下的现实感知，将研究凝炼为思想，提出了一些具有创发性的论说。如蔡德贵等提倡注重现代社会发展和人类精神家园重建的“实用儒学”，[70] 任剑涛期待作为中国现代社会政治理论建构的前提条件之一的“社会政治儒学”，[71] 蒋庆主张以《春秋》公羊学所体现的孔子“王心王道”创设中国式政治制度的“政治儒学”，[72] 郭齐勇标举作为生命生活生存之常道的“生活方式”儒学，[73] 吴光揭橥以“民主仁爱为体，科技法制为用”的“民主仁学”，[74] 黄玉顺构思将生活本源、形而上学、形而下学一体囊括的“生活儒学”，[75] 康晓光力陈作为国家合法性基础的“仁政”和关涉中国未来政治发展前途的“儒化”。[76] 若稍加延展，则宋志明于2005年提出的从理论转向实践、从精英转向大众的“德性儒学”亦属此类。[77] 其基本旨归都在于将儒学从学院推向社会，从理论落实到现实，从知性了解转化为德性推扩。 2004年间还出现了一系列与儒学相关的引人注目的事件。5月，蒋庆选编的《中华文化经典基础教育诵本》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并引发“读经运动波澜”；7月，蒋庆、陈明、盛洪、康晓光等文化保守主义人士在贵州阳明精舍举行以“儒学的当代命运”为主题的会讲；9月，中国人民大学举办“孔子文化月”；同月5日，在许嘉璐、季羡林、任继愈、杨振宁、王蒙发起的“2004文化高峰论坛”闭幕会上，70位高层人士或社会名流签署发表了旨在保存和发展传统文化、高扬中华文化的人文精神、捍卫世界文明多样性的《甲申文化宣言》；28日，山东曲阜举行建国以来首次由政府主持的公祭孔子大典；亦于此时，一篇署名“炎平”的《洙泗新声——新儒洙泗民间学人宣言》在网络上流传；12月，“共同的传统：新左派、自由派和保守派视域中的儒学”暨《原道》十周年会议在北京举行。所有这些表明，不仅在学术研究领域，而且从高层到民间，已经形成一股以尊孔崇儒为核心的文化保守主义社会思潮。这一思潮的形成当然不完全是由于现代新儒家及其研究的影响，但现代新儒家几代人物对儒家精神的抉发、阐扬和贴近现实的积极推扩，以及近20年现代新儒家研究所积累的社会资本，则无疑是催生这一思潮的重要因素之一。正是基于对这种社会思潮的观察，一些人士将2004年界定为“文化保守主义年”。[78] （三）2005年以来：当代儒学的新面相 近一两年出版的现代新儒家研究专著主要有景海峰著《新儒学与二十世纪中国思想》（中州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李翔海著《民族性与时代性——现代新儒学与后现代主义比较研究》（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陈迎年著《感应与心物：牟宗三哲学批判》（上海三联书店2005年版）；传记类著作有刘克敌著《梁漱溟的最后39年》（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版）；论集有吴光编《当代儒学的发展方向-——当代儒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汉语大辞典出版社2005年版）；陈来主编的“北大哲学门经典文萃”选收了梁漱溟、熊十力、冯友兰、贺麟的论著精粹（各一册，均为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据悉5卷本的《成中英文集》（李翔海编）将于2006年中由湖北人民出版社推出。总体研究方面的论文主要对现代新儒家的思想运动、诠释路径、发展历程、现代转化、开展方向等问题进行了论述，[79] 有些学者还探讨了现代新儒家关于儒家传统与自然科学关系的观点。[80] 个案研究则涉及梁漱溟的文艺思想、熊十力对生命哲学的择取、张君劢新儒学思想的发展、马一浮的学术实践对于现代新儒家具有的启示意义、冯友兰的哲学方法与中国哲学的理性形式和价值内容、牟宗三对康德和海德格尔的研究与吸收、唐君毅思想的现象学基础及其人生哲学和形上学观、徐复观的学术特点及其民主政治与儒学传统的“双重主体性”思想、杜维明通过“体知”儒学而开展的文化社会学诸论域、刘述先“理一分殊”的方法论原则、成中英的学术贡献等等。[81] 2005年10月，江南大学等单位在无锡举办了首届钱穆学术思想研讨会。 近一两年现代新儒家研究的高潮当为2005年9月在武汉大学举行的第七届当代新儒学国际学术会议。来自中国大陆、台湾、香港以及美国、加拿大、比利时、澳大利亚、以色列、日本、韩国、新加坡的150多位学者参加了会议，其中有杜维明、刘述先、成中英、蔡仁厚、戴琏璋等现代新儒家领军人物；台湾“鹅湖”、香港“法住”的新儒家群体几乎全体到场。会议收到论文120多篇，对现代新儒家几代人物乃至原始儒家、宋明儒家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探讨；诸如德性儒学、知识儒学、生命儒学、草根儒学、道德儒教、生态伦理、后新儒学等命题以及现代新儒学与康德哲学、与韦伯宗教社会学、与“李约瑟难题”、与民主政道、与合理化社会、与文明对话和全球伦理等问题，在会议上都有表述和讨论。[82] 在这次会议召开前夕，方克立致信会议主办者，建议“要开始重视对第四代新儒家（即大陆新生代新儒家）所倡导的‘大陆新儒学’的研究”。与1996年对“大陆新儒家”的比较宽泛的界定不同，方氏在此信中明确将“大陆新儒家”（或“大陆新生代新儒家”）指定为蒋庆、康晓光、盛洪、陈明等人。他认为，以这些人士为代表的“大陆新儒家”并不是独立于现代新儒家谱系之外的思想派别，而“正是港台新儒家进行‘反哺’的结果”，是“整个现代新儒学运动的第四个阶段”。[83] 由此，方氏不仅指明了“大陆新儒家”的思想定位，而且实际上理出了“大陆新儒家”与当前大陆文化保守主义社会思潮的相互联系。亦因此，则不仅蒋、康等人的论著及其思想，而且当前大陆体现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诸多社会现象，都应被纳入现代新儒家研究的范畴。对于方氏的观点，被指为“大陆新儒家”的个别人物及某些同情者并不同意，他们从存在境遇、问题意识、学术观点、知行兴趣等方面论证了所谓“大陆新儒家”与通常意义上的“现代新儒家”的差异。[84] 但是，从思想资源、中心关切、理论取向乃至面临的问题来看，两者之间的共同点还是显而易见的；而且在后者对于前者的主导性影响方面，《原道》同人也坦承不讳。[85] 只不过从学术、理论及思想诸方面的现实表现看，所谓“大陆新儒家”都还甚为欠缺，并不足以作为研究对象，至多应予一定的关注而已。 这一两年中，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势头更趋强劲，引起的社会反应也更加强烈。2005年1月，《新原道》第三辑发表杜维明、庞朴、盛洪、程亚文等人文章，率直标举“文化保守主义”或“文化民族主义”。[86] 同辑所收蒋庆《王道政治是当今中国政治的发展方向》一文继续阐扬“政治儒学”观点，冼岩《21世纪来自中国的理性声音――评康晓光新保守主义》则对康氏措意于中国现实社会政治问题的新保守主义作了基本肯定的分析评价。该辑还刊发了一组不同思想立场的学者关于儿童读经活动的争鸣文章，主张读经的观点俨然作为正方。同年，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所儒教研究中心成立，并于当年12月出版了《中国儒教研究通讯》（第1期），其中刊有蒋庆《关于重建中国儒教的构想》一文。该文是蒋氏继提出关于儒家政体之合理性的“政治儒学”论说之后，进而提出的更具涵盖性的重建儒家意识形态的论说，其目的在于“在新的历史时期用儒教来解决中国的政治问题、社会问题和人生问题”，这就明显区别于以往那些从历史形态或比较文化角度讨论“儒教”或“儒学宗教性”问题的理路，而具有了强烈的现实关切。此文一出，便遭到学界和媒体的众多批评，被指为结党营私、争权夺利、思想专制等等。为此，蒋氏借媒体访谈之机，重申了对于“儒教复兴”的信心。[87] 学界与民间结合或民间自发的儒学活动近年来也方兴未艾。一大批以教授传统蒙学和儒家经典、普及儒家文化为主的书院、私塾和读经班在各地出现，如宜宾的中华经典读书班，苏州的菊斋私塾、复兴私塾，珠海的平和书院，行唐的明德学堂，吉林的长白山书院、莱州的王财贵经典幼儿园，以及重庆、深圳、徐州等城市和江西、湖南一些地方的类似民办教学机构；海口甚至开办了“中华少儿读经网”。这些书院、私塾、读经班以及网站的出现及其教学的形式和内容，在社会上激起了很大反响，多家报刊和网站对此进行过报道和讨论。[88] 2005年的祭孔活动也表现出建国以来前所未有的特点。先是4月间十多位来自全国各地服膺儒学的人士身着深衣，按明代规制祭拜孔庙和孔林，开启了当代中国大陆首次由儒家学子自主举行祭孔仪式的先例。[89] 至9月28日孔子诞辰，山东曲阜文庙与河北正定、浙江衢州、甘肃武威、广东德庆、云南建水、上海、台北、香港等国内和台港18个城市的文庙以及韩国、日本、越南、新加坡、德国、美国等国家10个城市的文庙同时举行祭孔活动，首次实现了“世界文庙同祭孔”的盛典。[90] 这些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儒家传统在当代中国社会心理中的深厚底蕴以及理性自觉，[91] 但也遭到了一些非儒或反儒人士的激烈批评。[92] 2006年3月在北京召开的全国人大、政协“两会”，也出现了一些文化保守主义的新动向。一些政协委员建议重树仁、义、礼、智、信道德规范，主张将四书五经列为中小学教育和公务员考试的内容。特别是“建议以孔诞为教师节”的提案，得到40多位政协委员的联署和各界人士的广泛支持，成为一个“挤破头的提案”。[93] 上述所有思想和社会现象，都为当代儒学研究提供了值得注意的新材料。 二、展 望 通过以上远非全面的回顾即可看出，近20年来，我国大陆的现代新儒家研究业已取得十分丰硕的成果，这不仅表现为研究论著质高量丰，研究队伍不断壮大，而且表现为社会影响愈益深广，从而成为培养对于儒家传统的“温情与敬意”的社会心理的重要方面。在当前中华民族全面复兴的形势下，随着民族文化自觉意识的复苏和文化主体性的高扬，现代新儒家研究将会获得更加宽松的社会、政治和思想环境，因而可望取得更大的成就。 诚然，近20年的研究已经对现代新儒家领域进行了相当密集的发掘，现有的研究对象，除杜维明、刘述先、成中英还可能有思想发展和新著产生之外，其他诸家的思想资料已被历史定格，而且绝大多数已被爬梳剔抉，因此，企图在这一领域通过新资料的发现进行外延式的开发，虽不能说决无可能，但期望值也实在不可悬之过高。而将研究领域下延以涵括牟宗三、唐君毅弟子辈的一些台港学者作为研究对象，这种想法也存在问题。这倒不一定是由于这个群体中的一些人的思想已经从牟、唐的谱系转开，[94] 也并非因为他们不再继续心性论形上学的进路而导致所谓“现代新儒家已归于消解”，[95] 而主要在于他们的学思成就与经过近20年发展积累的大陆同仁处于基本相同的水平上；两岸三地的现代新儒家学者或研究者今后更多的将是切磋攻错的关系，而再难以如同1980年代“现代新儒家思潮研究”课题在大陆刚刚开始实施的时候那样，一方被另一方作为当然的研究对象了。[96] 至于所谓“大陆新生代新儒家”，即使确能纳入现代新儒家范畴，也因其学术、理论及思想诸方面均尚甚为欠缺而远不足以作为研究对象。总之，今后的现代新儒家研究，通过外延式取径以求新突破的可能性不大。[97] 但是，思想和思想史的研究乃是基于当下境遇而对思想资料不断进行重新诠释的工作。在这个意义上，从新的问题阈出发而对现代新儒家的深度解读，还大有文章可做。如果说作为国家课题的现代新儒家诠释不同于多元开展条件下的现代新儒家诠释，那么，一方面，在当前社会各层渴求道德规范、生态伦理和安生立命之道的重建，民族成员深入反思续续不断的中华五千年文明之未来发展的精神方向，举国上下期盼增强民族认同感和凝聚力以提高参与国际竞争的综合国力，乃至政治体制谋求防治腐败、提升官员从政素质，防止涉及国家安全和社会安定的国内外各种宗教思想的滲透或扩张，擘画关乎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两岸关系问题的解决，以及寻求在中华民族迅速崛起的形势下重塑我国的国际形象的时代氛围中，另一方面，在西化人士从各个方面质疑甚至否定儒家传统和中华文化的挑战下，现代新儒家的诠释应该而且必然呈现新的面相。 对于现代新儒家的重新诠释，首先在于对其哲学体系的进一步展示。[98] 如果说，现代新儒家建构其本体论形上学的初衷是为了回应科学主义思潮以科学取代哲学的主张（如熊十力、冯友兰等）或凸显西方哲学遮蔽下的中国哲学睿智（以牟宗三为代表），那么，对现代新儒家哲学体系的重新诠释就特别是为了回应近年来出现的所谓“中国无哲学”的论调。“中国无哲学”论者基于西方标准，从学科名称、体系形式、特定术语及其指涉的特定对象等方面否定中国哲学的存在，而将中国近现代以来冠以“哲学”名称的体系化的哲学指为“哲学在中国”，从而质疑其作为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通过展示现代新儒家的形上学体系——如熊十力从理论框架到核心范畴都取之于中国传统思想资源而又确乎涵括了本体论、宇宙论和人生论等纯粹哲学问题的“新唯识论”，不仅足以反驳对于中国近现代哲学“合法性”的质疑，而且可以证明中国历来自有不同于西方philosophy的哲学。应该指出，关于中国有无哲学的问题决不仅仅是一个学术问题，而是关涉民族文化自信心的重大现实问题，因此，对于现代新儒家哲学体系的展示也就不能视为学院派的概念游戏。在这一方面，一些学者已经做了很好的工作，[99] 但是，更加系统显豁的阐述，具体地说，现代新儒家哲学史论的构撰，仍然是一项十分必要的工作。 现代新儒家作为一个学术群体，学术是他们的立身方式，也是他们形成思想、表达理论、发生社会影响的基础。现代新儒家处于包括学术在内的整个西方文化强势入侵、中国主流知识精英从对西方文化被动应激到积极认同并出于反正统的目的而倡导传统文化多元论的时代条件下，为了争取发言权并使其理论具有说服力，便既要护持儒家传统的根本精神，又要因应时代潮流而接纳学术平等和社会进步的观念，因此，其学术照顾面就既须沉潜于传统儒学，又要深研释道诸子，还需把握“两希”传统以及近现代西方思想学说。这种极具挑战性的学术氛围恰恰成就了梁漱溟、熊十力、牟宗三、唐君毅等平章三教、轩轾中西的学术巨匠，他们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留下了精见纷呈的原创性学术经典。近20年来，不少研究者对现代新儒家的学术成就进行了探讨，涉及现代新儒家与原始儒学、宋明儒学、道家之学、魏晋玄学、佛学、西学（特别是康德哲学、现象学、生命哲学、存在哲学、分析哲学）等方面，取得了可观的成绩。[100] 但是，这一探讨的整体性、全面性、深入性、系统性都还不够，并未将现代新儒家的学术成就完全呈现出来。因此，继续深入进行这一方面的研究也将是今后现代新儒家研究的重要工作。 现代新儒家是中华文化的体认者、挚爱者和守护者。面对近代开始走向强势的西方文化，他们的基本观点是，中西文化各有长短，强弱之势可能换位；双方应该平等互视，而不应以暂处弱势的一方消泯于暂处强势的另一方。他们对民族文化的阐扬、对西方文化的分析以及对那种“抛却自家无尽藏，沿门持钵效贫儿”的全盘西化派的批判，曾极大地提振了民族成员的文化自尊心和自信心，直接或间接地起到了凝聚全民意志的作用。他们的文化观的确当性，已被“轴心文明”理论以及“多元文化”论说所证明。近20年来，对于现代新儒家文化观的研究是一个相当热门的课题，有不少论著发表或出版。[101] 但是，面对近年来以反文化相对主义名义改装重现的西方中心论，继续大力阐述现代新儒家的文化观，仍然具有十分现实的意义。 作为文化保守主义思想派别，在后五四人士看来，现代新儒家的中心关切与民主、科学扞格难通。在现代新儒家研究启动之前，一些后五四人士想当然地将现代新儒家置于五四民主、科学精神的对立面；随着研究的深入，现代新儒家关于民主、科学的观点渐为人知，于是这些人士又极力贬低或否定现代新儒家在民主、科学方面的用心。[102] 在这些遵循绝对主义思想方法的人士看来，现代新儒家既然护持儒家传统，就不可能容受现代性的民主与科学。然而事实上，现代新儒家在坚守儒家精神的同时，对于社会政治层面的民主、科学大都持赞成态度，其中有些人物甚至是民主政治的积极推行者。只不过现代新儒家对民主、科学的态度是分析的、辩证的、历史主义的，与后五四人士的宗教信仰式的民主、科学崇拜大相径庭；而前者思想观点的相对确当性，也被作为现代民主、科学原产地的西方世界兴起的主张在现代体制中保持传统精神的新保守主义、反对原子式个人主义民主体制的社群主义、以及以制止科学无限膨胀导致生态毁灭为核心内容的启蒙反思思潮所证明。对于现代新儒家的民主、科学观这个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问题，迄今为止的研究还比较薄弱，一些学者在关于梁漱溟、熊十力、张君劢、牟宗三、杜维明等人物的研究中或有不同程度的涉及，只有少数学者对徐复观的民主政治思想作过专门论述。[103] 在今后的研究中，加强对这一方面的探讨，也是十分必要和迫切的。 现代新儒家与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大致在相同时间登上历史舞台。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双方基本上处于思想摩荡的格局中。在1949年以后的约30年间，前者在大陆受到批判、限制或改造，在台港和海外则成为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派别。改革开放以来，双方都开始重新互认。无论双方在哲学观、历史文化观、社会政治观等方面存在多少歧异，但对于积淀着文化传统的祖国、民族的热爱则是根本一致的。在当前中华民族全面复兴的伟大进程中，通过客观研究评价现代新儒家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异同，进而着重勾稽双方的共同点，这对未来中国思想文化的建设无疑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如上所述，近年来表现为尊孔崇儒的文化保守主义社会思潮与现代新儒家研究形成一种相得益彰的关系。学术研究以其厚重的理论成果和相关学术活动为社会思潮的形成积累社会资本；社会思潮则不仅通过推扩和普及方式实现学术研究成果的现实转化，而且以其日新又新的面相为学术研究提供新的思想资料。随着这两方面互动的深入，现代新儒家研究可能日趋泛化，逐渐融入当代儒学运动的潮流之中，从而谱写中华文化在新的世纪实现伟大复兴的新篇章。 转自：国学春秋（http://newttyy.com/viewthread.php?tid=648） 注释： [1] 当时这类论著主要有：郭齐勇、李明华《试论熊十力哲学的性质》（《江汉论坛》1983年第12期），郭齐勇《熊十力的认识辩证法初探》（《中国社会科学》1985年第6期）、《论熊十力“天人不二”的思维模式》（《江汉论坛》1985年第11期）、《熊十力及其哲学基本命题》（《光明日报》1985年12月23日）、《熊十力及其哲学》（华夏出版社1985年版），景海峰《试论熊十力的体用观》（《深圳大学学报》1985年第3期）、《当代儒学思潮简论》（《深圳大学学报》1987年第1期），李泽厚《关于儒学与“现代新儒学”》（《新华文摘》1986年第4期）、《略论现代新儒家》（《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东方出版社1987年版），罗义俊《论钱宾四先生史学对象论》（《史林》1987年第1期），何新《对现代化与传统文化的再思考——评海外新儒家》（《社会科学辑刊》1987年第2期）。1985年12月，武汉大学与北京大学等单位在湖北黄州联合举办了熊十力学术思想国际讨论会。 [2] 方克立《要重视对现代新儒家的研究》（《天津社会科学》1986年第5期）。 [3] 该课题于1992年初又被续列为国家社科基金“八五”规划重点课题。 [4] 参见方克立《关于现代新儒家研究的几个问题》、李宗桂《“现代新儒家思潮研究”的由来和宣州会议的争鸣》，均载《现代新儒学研究论集》第一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 [5] 主要论文有：膝复《“五四”时期的东方文化思潮与现代新儒家》（《孔子研究》1988年第3期），李宗桂《现代新儒学思潮——由来、发展及思想特征》（《人民日报》1989年3月6日），罗义俊《论当代新儒家的历程和地位》（《现代新儒学研究论集》第一辑），周炽成《现代新儒家对五四道德革命的批评与回应》（《华南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第4 期），吴光《略论儒学的衰落与转型——从清代实学到现代新儒学》（《鹅湖月刊》1990年第6期），周炽成《德性之知与见闻之知：从宋明儒家到现代新儒家》（《学术研究》1994年第2 期），郑家栋《当代新儒家的道统论》（《原道》第一辑，1994）。 [6] 方克立《现代新儒学的发展历程》（《南开学报》哲社版1990年第4、5、6期），李翔海《从“内圣外王”到“批判精神”——略论第三代新儒家的新动向》（《河北大学学报》哲社版1994年第3期），李振纲《救世意识与时代悲感——现代新儒家在中国与当代世界的命运》（《河北学刊》，1994年第5期），方克立、李翔海《现代新儒学发展的逻辑与趋向》（《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5年第3期）。 [7] 郭齐勇《试论现代新儒学的几个特点》（《孔子诞辰2540周年纪念与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上海三联书店 1992年版）。 [8] 李维武《现代新儒家文化哲学初探》（《现代新儒学研究论集》第一辑）、《论现代新儒学对中国哲学本体论的重建》（《武汉水利电力大学学报》哲社版1995年第1 期），周炽成《“返本开新”与“中体西用”》（《学术研究》1991年第5期）、《“内圣外王”与“中体西用”》（《东岳论丛》1992年第5期），郑家栋《意义的危机与形上的追求——现代新儒家的哲学取向》（《新华文摘》1993年第2期），张立文《宋明新儒学与现代新儒学形上学之探讨》（《新儒家评论》第一辑）。 [9] 武东生《现代新儒家人生哲学思想的逻辑发展》（《南开学报》1994年 第1期）、《现代新儒家伦理道德思想述评》（《南开学报》1994年 第4期）。 [10] 方松华《现代新儒家与中国现代化》（《新华文摘》1996年8期），衣俊卿《评现代新儒学和后现代主义思潮》（《新华文摘》1996年第8期）。 [11] 郭齐勇《试论五四与后五四时期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潮》（台湾《中国文化月刊》第121期，1989年11月），牟钟鉴《新儒家的历史贡献与理论难题》（《新儒家评论》第一辑），李维武《现代新儒学重建本体论的贡献与困境》（《新儒家评论》第一辑），高瑞泉《新儒学与民族价值的重建》（《开放时代》1995年9-10期）。 [12] 郭齐勇《梁漱溟的文化比较模式析论》（《武汉大学学报》1988年第2期），方克立、曹耀明《梁漱溟非理性主义哲学思想述评》（台湾《中国论坛》第26卷第7-8期），郑大华《梁漱溟与阳明学》（《孔子研究》1990年第2期），胡伟希《梁漱溟“人生三路向”说与中西印文化的互补》（《孔子研究》1994年第1期），柴文华、孟昭红《超越的直觉与直觉的超越——梁、熊、贺三先生直觉说研究》（《孔子研究》1994年第2期），景海峰《梁漱溟对西方文化的理解与受容》（《深圳大学学报》1994年第4期）、《梁漱溟早期思想论略――以佛学研究为中心》（《文化与传播》第三辑，海天出版社1995年版）、《梁漱溟的出世间与随顺世间》（《中国哲学史研究》1996年第1期），乔清举《梁漱溟文化思想通论》（《孔子研究》1995年第1期），陈来《略论粱漱溟对中国文化的社会学分析——兼论粱漱溟与马克斯·韦伯的中国文化观》（《新儒家评论》第二辑），郭齐勇、龚建平《理性──梁漱溟中国文化观的中心范畴》（《珞珈哲学论坛》第一辑，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龚建平《梁漱溟人生哲学中的佛儒双重性》（《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3期）。 [13] 年谱有李渊庭、阎秉华合编《梁漱溟先生年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传记主要有马勇《梁漱溟评传》（安徽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王宗昱《梁漱溟》（台湾东大图书出版公司1992年版），马东玉《梁漱溟传》（东方出版社1993版），景海峰《梁漱溟评传》（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梁漱溟全集》凡八卷，由山东人民出版社于1989至1994年陆续出版；选集有黄克剑等编《梁漱溟集》（群言出版社1993年版），郑大华、任菁编《孔子学说的重光：梁漱溟新儒学论著辑要》（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年版），刘梦溪主编《中国现代学术经典·梁漱溟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14] 郭齐勇《论熊十力的中国文化观——〈读经示要〉、〈原儒〉读后》（《孔子研究》1987年第3期）、《熊冯金贺合论》（《哲学研究》1991年第2期）、《熊十力“本体—宇宙论”诸范畴阐要》（《中国文化》1991年秋季号）、《熊十力——文化意识宇宙中的巨人》（《当代中国十哲》，华夏出版社 1991年版）、《论熊十力对现代新儒学之形上学基础的奠定》（《现代新儒学研究论集》第二辑）、《唐力权的蕴徼论与熊十力的体用论之比较》（台湾《哲学杂志》总第13期，1995年7月），唐明邦《熊十力论船山易学》（《船山学报》1988年第1期），景海峰《略论熊十力哲学思想的演变和形成》（《玄圃论学集——熊十力生平与学术》，三联书店1990年2月版）、《和而不同两大师――熊、梁辩难所引发的问题思考》（《学人》第七辑，江苏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陈来《熊十力哲学的的心论》（《孔子研究》1992年第3期），李维武《重建本体论：熊十力与道家哲学》（《道家文化研究》第十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 [15] 现代新儒家第三代代表人物之一、台湾学者刘述先也发表《如何正确理解熊十力——读〈长悬天壤论孤心〉有感》（台湾《当代》1993第81期）一文，对翟志成进行了反驳。 [16] 主要论文有：田文军《冯友兰文化类型说刍议》（《江汉论坛》1987年第8期）、《冯友兰的中西文化观》（《孔子研究》1989年第1期）、《冯友兰“共相说”钩沉》（《现代新儒学研究论集》第一辑）、《冯友兰人生境界论评析》（《中州学刊》1990年第2期）、《冯友兰对新理学的反省与认同》（《武汉大学学报》1990年第2期）、《新理学方法简论》（《现代新儒学研究论集》第二辑）、《冯友兰与文化保守主义》（《中国哲学史》1996年第 3期），李维武《冯友兰新理学与维也纳学派》（《现代哲学》1990年第4 期），萧萐父《旧邦新命 真火无疆——冯友兰先生学思历程片论》（《中州学刊》1991年第6期），景海峰《简议“新理学”的形上学系统》（《深圳大学学报》1992年第2期），周炽成《重评冯友兰的人生境界论》（《华南师范大学学报》1993年第2期），王中江《极高明而道中庸：冯友兰哲学的终极关怀》（《冯友兰先生纪念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认定超越性的实在：冯友兰与实证主义的紧张》（《冯友兰学记》，三联书店1995年版），方克立《冯友兰与中国哲学现代化》（《中国文化研究》1994年夏之卷），陈来《论冯友兰哲学中的神秘主义》（《中国文化》第13期，1996年），钱耕森、程潮《冯友兰与唐君毅的人生境界说之比较研究》（《新华文摘》1996年第2期），傅云龙《冯友兰的人生价值观》（《孔子研究》1996年第3期）。 [17] 主要论文有：郭齐勇《简论牟宗三的中西文化比较模式》（《现代新儒学研究论集》第一辑）、《论牟宗三“两层存有论”的道德形上学》（《天津社会科学》1993年第5期），景海峰《牟宗三的文化哲学及其历史观析论》（《深圳大学学报》1992年第4期）。 [18] 景海峰《唐君毅先生对华严思想之阐释》（《唐君毅思想国际会议论文集》第二册，香港法住出版社1990年版）、《唐君毅的新人文观试探》（《东西方文化评论》第三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宗教化的新儒学――略论唐君毅重建中国人文精神的取向》（《现代新儒学研究论集》第二辑），方克立《中国哲学范畴研究的鸿篇巨制——唐君毅〈中国哲学原论〉评介》（《唐君毅思想国际会议论文集》第三册，香港法住出版社1991年版），周炽成《唐君毅、牟宗三的道德伦理观》（《社会科学家》1991年第6期）、《唐君毅人生论述评》（《华南师范大学学报》1994年第4期），萧萐父《论唐君毅之哲学史观及其对船山哲学之阐释——读〈中国哲学原论〉》（《吹沙集》，巴蜀书社1991年版），郭齐勇《论唐君毅的文化哲学》（《求是学刊》1993年第4期）、《唐牟徐合论》（《学人》第五辑，江苏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赵德志《〈生命存在与心灵境界〉述评——兼论唐君毅与黑格尔哲学》（《孔子研究》1995年第1期），罗义俊《文化悲愿与传统护法——论唐君毅先生对“保守”之价值厘定》（《原道》第三辑，1996年）。 [19] 李维武《价值世界与人文精神的探索——— 徐复观文化哲学的基本路向》（台湾《中国文化月刊》第130期，1990年8月）、《徐复观文化哲学的基本思想》（《现代新儒学研究论集》第二辑）、《徐复观对道家思想的现代疏释》（台湾《中国文化月刊》第188期，1995年6月），郭齐勇《论徐复观的思想史观》（《江汉论坛》1993年第6期），罗义俊《儒家批判传统的重建——论徐复观的时代贡献》（日本《中国研究》1995年第12期）。 [20] 参见方克立《现代新儒学研究的自我回省——敬答诸位批评者》，载《南开学报》1993年第2期。 [21] 如黄克剑的《“文化认同”和儒学的现代命运：评杜维明〈儒学第三期发展的前景问题〉》（《读书》1988年第3期），冷德熙的《历史神话和现代神话——读杜维明〈人性与自我修养〉》（《读书》1990年第7期），刘军宁的《新加坡：儒教自由主义的挑战》（《读书》1993年第2期），刘墨的《“后儒家的挑战”——杜维明的新儒学著作》（《中国图书评论》1996年第3期）；柴文华、李秀云的《儒学的层面剖析与重建途径——论杜维明先生的儒学观》（《学术交流》1996年第3期）比较深入地论述了杜氏的新儒学思想。 [22] 参见氏著《现代新儒学研究的自我回省——敬答诸位批评者》（《南开学报》1993年第2期）、《要注意研究90年代出现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潮》（《高校理论战线》1996年第2期）以及关东的《现代新儒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访方克立教授》（《哲学研究》1990年第3期）。 [23] 参见氏著《现代新儒学与中国现代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该文题记。 [24] 在《评大陆新儒家推出的两本书》中，方氏说：“十年来这项研究确有一定的进展，但有两个情况开始我却没有想到。一是没想到现代新儒学研究很快会在国内‘热’起来，从断顿30余年的‘绝学’变成一门‘显学’。……二是没想到今天会有一些大陆学者欣赏、认同以至归宗现代新儒学，自称‘大陆新儒家’”。 [25] 在此有必要提及1994—1995年间关于“国学”与马克思主义关系的讨论。1994年6月，《哲学研究》发表《国粹·复古·文化——评一种值得注意的思想倾向》，对“文化复古热”与“马克思主义之冷”的现象提出批评。此后，该刊发表一系列文章，对当时的国学研究展开批评或批判。至1995年6月，《孔子研究》发表一组笔谈，对《哲学研究》的有关文章进行反批评。同年12月，中央党校科研部与中国孔子基金会学术委员会联合召开“马克思主义和儒学”学术讨论会。从会议论文集《马克思主义与儒学》（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年版）来看，对儒学的批评仍是会议的主调。由于这次讨论中马克思主义学者所批评的乃是包括现代新儒学在内的整个儒学、特别是传统儒学及其研究，因此与1996年及以后几年中主要对现代新儒学及其研究的批评还是存在着针对范围上的差异。 [26] 如李道湘《现代新儒学与宋明理学》（辽宁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彭国翔《道德与知识：从宋明理学到现代新儒家——对现代新儒学的一个发生学解说》（《原道》第六辑，1999年），成守勇、陈赟《新儒家为什么出入佛老——兼论儒学在现代开展的途径》（《孔子研究》2001年第4期），姚才刚《“第三代新儒家”刍议》（《南昌大学学报》，2002年第1期），陈代湘《现代新儒学与朱子学》（湖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27] 如叶赋桂《现代新儒家的思想特质》（《清华大学学报》哲社版1997年第1期），樊浩《论“新儒学理性”与“新儒学情结”》（《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第2期），李翔海《论现代新儒学的内在向度——寻求宗教精神、哲学精神与科学精神的统一》（《南开学报》哲社版2001年第1期），郭齐勇《论现代新儒学的特色》（日本北海道大学《中国哲学》第三十号，2001年12月），余日昌《当代海外新儒学的“三统”观》（《江海学刊》2003年第3期）。 [28] 如彭国翔《为道与为学 —— 当代儒者的社会功能与角色定位》（《鹅湖》1999 年第 9 期），景海峰《清末经学的解体和儒学形态的现代转换》（《孔子研究》2000年第3期），颜炳罡《泛化与界域——论当代新儒家的定性与定位》（《求是学刊》2001年第2期）。 [29] 如景海峰《当代儒学走向多元化》（纽约《明报》1997年7月8日），范希春《现代新儒学的转向省察》（《山东大学学报》哲社版2000年第6期），杜钢建《新儒家在大陆的发展前景》（《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4年第2期），王心竹《注定做不了旁观者──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儒学》（《新原道》第二辑，2004年）。 [30] 如孟建伟《以人文涵盖科学——现代新儒家文化观及其偏颇》（《自然辩证法研究》2000年第7期），蒋国保《现代新儒家的理想、困境与迷失》（《江海学刊》2001年第2期），李宗桂《当代新儒学发展的若干难题》（《文史哲》2003年第2期），李宪堂《先秦儒家的专制主义精神：对话新儒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李永忠《享其实者怀其树，饮其流者怀其源——论“新儒家”的存在意义与其内在理论困难》（《湘潭师范学院学报》社科版2004年第5期）。 [31] 如余秉颐《评现代新儒家的文化价值观》（数字中国网，2004年3月23日），柴文华《现代新儒家文化观研究》（三联书店2004年版）。 [32] 如王泽应《现代新儒家伦理思想研究》（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33] 如郭齐勇《当代新儒家对儒学宗教性问题的反思》（《中国哲学史》1999年第1期）。 [34] 如张毅《现代新儒家生命美学引论》（《中国文化研究》2004年第2期）。 [35] 如侯敏《有根的诗学：现代新儒家文化诗学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36] 如陈代湘《现代新儒家的朱子学研究概述》（《哲学动态》2002年第7期），郭齐勇《现代新儒家的易学思想论纲》（《周易研究》2004年第4 期）。 [37] 如宋志明《略论儒家解释学》（《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2000年第2期）。 [38] 如罗义俊《当代新儒家的自我定位与其政治学的现代展开》（台湾中研院文哲所《儒家思想与现代世界》，1997年12月），丁原《海外新儒家及其外王学》（《天津社会科学》1998年第5期），任剑涛《社会政治儒学的重建──关于“儒家自由主义”的理论期待》（《原道》第七辑，2000年）。 [39] 如李维武《全球化与现代新儒家的文化保守主义》（《学术月刊》2001年第10期）、《现代新儒家对全球化运动的反思——以梁漱溟、冯友兰、徐复观为中心》（《中国哲学的创造性转化》，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40] 蔡德贵、牟宗艳《儒学现代化应向巴哈伊汲取什么?》，《海南大学学报》社科版1998年第3期。 [41] 李翔海《论现代新儒学与后现代主义》，《教学与研究》1998年第9期。 [42] 鞠曦《段正元与现代新儒学“道统”观念之比较》，“孔子2000”网，2001年6月12日。 [43] 见乔清举著《金岳霖新儒学体系研究》（齐鲁书社1999年版），周炽成撰《简论陈荣捷对儒学的世界性贡献》（《中国哲学史》1999年第4期）、《向西方介绍中国哲学——陈荣捷的学思与功业》（《学术研究》1999年第8期），景海峰撰《从仁厚先生所赠书观其“昭熊述牟”之志》（《蔡仁厚教授七十寿庆集》，台湾学生书局1999年版），石义斌撰《儒学传统的转化性创造——李泽厚新儒学思想述要》（《学术论坛》2000年第4期），王其水撰《鹅湖系：台湾新儒学的新趋向》（《孔子研究》1998年第2期），范桂萍、干春松撰《后新儒家时代》（《哲学动态》1997年第3期），洪晓楠撰《也谈后新儒家时代》（《哲学动态》1997年第7期）。 [44] 如程恭让《梁漱溟的佛教思想述评》（《孔子研究》1998年第2期），熊吕茂《梁漱溟的儒佛文化观之比较》（《湖湘论坛》2000年第4期）、《评梁漱溟的东西文化观》（《孔子研究》2001年第5期），陈来《梁漱溟早期的中西文化观》（《武汉大学学报》2001年第3期），刘长林《梁漱溟对儒家圣贤人格说的现代重构》（《孔子研究》2001年第5期），杨孝容《不舍众生不住涅槃、出世即救世——梁漱溟人生哲学的佛教底蕴初探》（重庆社会科学院网，2003年10月31日）。 [45] 白吉庵《物来顺应——梁漱溟传及访谈录》（山西人民出版社1997版），马勇《末代硕儒》（东方出版中心1998年版），郑大华《梁漱溟学术思想评传》（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年版），梁培恕《梁漱溟传——我生有涯愿无尽》（明报出版社2001年版），郑大华《梁漱溟传》（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46] [美] 艾恺著，王宗昱、冀建中译《最后的儒家——梁漱溟与中国现代化的两难》（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47] 陈来《熊十力<体用论>的宇宙论》（《现代中国哲学的追寻：新理学与新心学》），张光成《中国现代哲学的创生原点：熊十力体用思想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郭齐勇《熊十力与道家》（《道家文化研究》第20辑，三联书店2003年版）、《熊十力の佛教唯识学批判》（日本关西大学《东西学术研究所纪要》第37期，2004年4月），郭美华《熊十力本体论哲学研究》（巴蜀书社2004年版）。 [48] 江日新《儒家思想与现代世界：“民族复兴之学术基础”的寻求――张君劢的科学概念与研究政策》（《原道》第七辑，2000年），黄东娅《试析张君劢宪政观的文化关怀》（世纪中国网，2001年6月13日），许纪霖《从国民共同体到民族共同体——现代中国的自由民族主义思潮》（上海社联网）。 [49] 主要有：《冯友兰研究》第一辑（蔡仲德编，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7年版），《解读冯友兰》（全三册，单 纯、旷昕编，海天出版社1998年版），《冯友兰哲学思想研究》（陈战国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年版）， 《旧邦新命――冯友兰研究》第二辑（高秀昌编，大象出版社1999年版），《学术与政治之间：冯友兰与中国马克思主义》（郑家栋著，台湾水牛出版社2001年版），《解析冯友兰》（郑家栋、陈鹏主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传统与创新——第四届冯友兰学术思想研讨会论文集》（胡军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生命的层级──冯友兰人生境界说研究》（刘东超著，巴蜀书社2002年版），《哲学与哲学史之间：冯友兰的哲学道路》（郁有学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版），《冯友兰哲学生命历程》（金春峰著，中国言实出版社2004年版）。 [50] 主要有：田文军《冯友兰的生活方法新论》（《中州学刊》1997年第5期）、《冯友兰文化观刍议》（《哲学研究》1998年增刊）、《冯友兰与中国哲学史学》（《学术月刊》1999第4期）、《冯友兰论现代心学与理学》（《玄圃论学续集》，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蒋永青《冯友兰先生的〈老子〉意义论》（《中国文化研究》2000年春之卷），余敦康《冯友兰先生关于传统与现代化的思考》（《中国哲学史》2001年第1期），宋志明《略论冯友兰晚年的中国哲学史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1年第1期），蒙培元《知识还是境界——评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总结”》（《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1年第3期），丁为祥《从形式与质料到真际与实际——冯友兰朱子诠释刍议》（《人文杂志》2001年第4期），陈代湘《冯友兰方法论与朱熹工夫论》（《湘潭大学学报》2002年第6期）、《冯友兰对朱子学的继承和超越》（《船山学刊》2003年第1期）。 [51] 郁有学《试论冯友兰的思想历程》（《中国文化研究》2000年夏之卷），陈鹏《新理学与西方哲学——新理学形上学形成的一种解释》（《哲学研究》2000年第1期），李维武《冯友兰在全球化与民族性之间的探寻》（《南阳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第4期）。 [52] 郭齐勇《形式抽象的哲学与人生意境的哲学——论冯友兰哲学及其方法论的内在张力》（《中州学刊》1998年第3期）、《形式抽象的哲学与生命体验的哲学——冯友兰哲学的内在张力》（日本东北大学文学部《文化》第68卷第1-2号合刊，2004年9月）。 [53] 此阶段对钱氏历史观研究成果最多的是徐国利，其上十篇论文散见于《史学理论研究》、《史学史研究》、《求是学刊》、《史学月刊》、《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学报》等多种刊物及一些文集，分别探讨了钱氏的历史本体论、历史文化构成论、人文历史认识论、圣贤史观、史学方法论、史体史书论、中西史学比较观诸方面，在此不遑列举；其专著《钱穆史学思想研究》于2004年由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他如罗义俊的《钱穆及其史学纲要》（《历史教学问题》1997年第1期），郭晓东的《对历史的一种温情与敬意——读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读书》2003年第10期），亦属此类。探讨钱氏学术、文化观的论文主要有郭齐勇、汪学群《钱穆学术思想探讨》（《学术月刊》1997年第2期），郭齐勇《中国民族性与中国文化精神──钱穆论历史、民族与文化》（《珞珈哲学论坛》第2辑，辽海出版社1999年版），徐国利《钱穆的民族文化生命史观及其意义》（《中西会通与中国哲学的近现代转换》，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研究钱氏知识分子观的论文有罗义俊的《钱穆的中国知识分子观》（《史林》1997年第4期）。关于钱氏朱子学的研究则有陈代湘的《钱穆的朱子心学论评析》（《中国文化研究》2001年第3期）及其《论钱穆与牟宗三对朱子中和学说的研究》（《泉州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1期）等文。 [54] 参见胡军《方东美哲学思想的道家精神》（《中国哲学史》2000年第1期）、《也谈方东美哲学思想的儒家精神》（《中国哲学史》2001年第4期）、《也谈方东美哲学思想的理论归趣》（《学术月刊》2004年第5期），蒋国保《方东美哲学思想的儒家精神》（《中国哲学史》2001年第2期），余秉颐《方东美对原始儒家、道家哲学的阐释》（《江淮论坛》2001年第6期）、《方东美哲学思想的理论归趣——与胡军先生商榷》（《学术月刊》2001年12月号）；另外，李安泽著有《方东美华严哲学理境探赜》（《世界弘明哲学季刊》1999年第12期）、《共命慧与圆融美——方东美哲学理境探赜》（《山西大学学报》哲社版2004年27卷5期），吴光兴著有《方东美对原始儒家的哲学阐释》（《中国文化》第21期，2004年6月）。 [55] 如《读牟宗三〈生命的学问〉》［加拿大《文化中国》1997年第9期］，《我读牟宗三：典范的学思生命和哲学创造》（台湾《鹅湖》1998年第10期），《分判与会通——读牟宗三先生〈中西哲学之会通十四讲〉》（香港《毅圃》第16期， 1998年12月），《宋明理学研究的典范》（载牟著《心体与性体》，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宋明理学的几个问题与牟宗三的通释》（载牟著《从陆象山到刘蕺山》，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牟宗三与魏晋玄学研究——读牟先生〈才性与玄理〉》（《史林》2003年第2期），《圆教与圆善：康德与牟宗三——读牟宗三先生〈圆善论〉》（《社会科学》[沪]2004年第3期）；“续牟时代”说见于氏著《续牟宗三时代：新儒学的继承与发展》（《学术月刊》1997年第9期）。 [56] 如王兴国的《熊十力与牟宗三》（孔子2000网，2002年2月9日）。 [57] 如陈代湘的《牟宗三对朱子中和学说的阐析》（《湘潭大学学报》2001年第5期）、《评牟宗三对胡宏和朱熹工夫论的阐析》（《南开学报》2002年第3期）、《牟宗三“良知自我缺陷”说与朱子学的关系》（《朱子研究》2003年第1期）、《牟宗三“别子为宗”说评析》（《朱子研究》 2003年第2期）。 [58] 如程恭让的《牟宗三〈大乘起信论〉“一心开二门”说辨正》（《哲学研究》1999年第12期），苗润田《牟宗三儒学宗教论研究》（《孔子研究》2000年第6期）。 [59] 如彭国翔的《康德与牟宗三之圆善论试说》（台湾《鹅湖》1997年第8期），郑家栋的《超越与内在超越——牟宗三与康德之间》（《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4期），程恭让的《牟宗三对孟子与康德学理相关性的诠释》（《学术月刊》2001年第6期），以及上揭罗义俊《读牟宗三先生〈圆善论〉》一文。 [60] 如倪梁康的《牟宗三与现象学》（中国儒学网转自中国现象学网，2003年5月12日）。 [61] 如彭国翔的《从中国哲学自身的演进看牟宗三哲学的基本架构与核心概念》（《北京大学研究生学刊》第 54 期，1998年第3期），李维武的《牟宗三对“存在”问题的探寻与未来中国哲学的发展》（《孔子研究》1999年第1期）。 [62] 如郑家栋的《孤独·疏离·悬置——牟宗三与儒家的当代境遇》（载《儒家思想的现代诠释》，台湾中研院中国文哲研究所1997年10月印），景海峰的《简议牟宗三圆善论的理性主义困限》（《深圳大学学报》1999年第1期），杨泽波的《“道德他律”还是“道德无力”——论牟宗三道德他律学说的概念混乱及其真实目的》（《哲学研究》2003年第6期），闵仕君的《中国现代形上学建构的反思——以牟宗三“道德的形而上学”为例》（孔子2000网，2004年6月18日）。 [63] 颜炳罡著《牟宗三学术思想评传》（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版），郑家栋著《牟宗三》（台湾东大图书公司2000年版），李山编著《牟宗三传》（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64] 如李维武的《心通九境：唐君毅与道家思想》（台湾《中国文化月刊》第205期，1997年4月），佚名《试论唐君毅“心灵境界说”对华严佛法的融契和阐扬》（唐学网，2003年9月29日）。 [65] 主要论著分别有：李维武《国族无穷愿无极，江山辽阔立多时——－ 徐复观的文化哲学与人文世界》（《徐复观与中国文化》），洪晓楠《中国文化的现代疏释——论徐复观的文化哲学思想》（《大连理工大学学报》社科版2001年第3期）；李维武《徐复观的政治理想与孙中山的政治哲学》（《徐复观与中国文化》），任剑涛《自由主义的两种理路：儒家自由主义与西化自由主义——徐复观、殷海光政治哲学之比较》（《原道》第4辑，1997年），胡治洪《专制政治·儒家精神·现代自由主义——徐复观政治思想述论》（2003年12月徐复观与20世纪儒学海峡两岸学术研讨会论文），郭齐勇《徐复观论礼乐》（《江西社会科学》2004年第8 期），吴根友《徐复观与儒家的政治哲学》（2004年12月香港中文大学国际新儒学会议论文），陈少明《从徐复观看儒学对当代政治观念的反应》（中国儒网）；李维武《徐复观对中国史学精神的阐释》（《思想与文化》第1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李维武《徐复观对中国道德精神的阐释》（《江海学刊》2002年第3期）；李维武《徐复观对中国艺术精神的阐释》（《福建论坛》人文社科版2001年第3期）；许纪霖《重建知识与人格的立足点——徐复观的知识分子论》（世纪中国网，2004年9月7日）；李维武《徐复观对现代化和现代性的反思》（《山东社会科学》2003年第1期）；李维武《徐复观：一个现代儒者对世界和平的待望》（《孔学论文集》第3辑，马来西亚孔学研究会2004年版），徐水生《徐复观的日本观的研究》（台湾《鹅湖》2004 年第3期）；萧萐父《徐复观学思成就的时代意义》（《徐复观与中国文化》），周炽成《徐复观：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杰出一员》（《华南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6期）。 [66] 见《儒学意义世界的挖掘与埋葬——评杜维明的哲学》（《学海》1998年第6期）。 [67] 主要论著有：采臣《小议儒学三期发展：读〈儒学第三期发展的前景问题〉》（《津图学刊》1998年第3期），李存山《儒学创新与马克思主义创新：和杜维明先生对话》（《哲学动态》1999年第4期），洪晓楠《儒家传统的现代转化——论杜维明的文化哲学思想》（《大连理工大学学报》社科版2000年第1期），程亚文《传统儒家的知识分子形象——评〈道、学、政：论儒家知识分子〉》（《开放时代》2001年10月号），魏彩霞《杜维明现代知识分子观述评》（《贵州文史丛刊》2002年第2期）。 [68] 胡治洪《全球语境中的儒家论说：杜维明新儒学思想研究》（三联书店出版），魏彩霞《全球化时代中的儒学创新：杜维明的现代新儒学思想》（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69] 主要论著有：吴俊明《建构新儒家系统哲学的刘述先》（《北方论丛》1999年第1期），姚才刚《论刘述先系统哲学思想》（《湖北行政学院学报》2002年第3期）。 [70] 参见前揭蔡德贵、牟宗艳的《儒学现代化应向巴哈伊汲取什么? 》。另外，蔡氏在《实用儒学刍议》（《鲁文化与儒学》，山东友谊出版社1996年版）中对此也有论述。 [71] 任剑涛《社会政治儒学的重建──关于“儒家自由主义”的理论期待》，《原道》第七辑，2000年。 [72] 蒋庆《政治儒学——当代儒学的转向、特质与发展》，三联书店2003年版。 [73] 王达三《儒学是我们的生活方式——郭齐勇先生访谈录》，孔子2000网，2004年11月9日。 [74] 吴光《从孔孟仁学到民主仁学——儒学的回顾与展望》，思问网。 [75] 黄玉顺《“生活儒学”导论》，《原道》第十辑，2005年。实际上，“生活儒学”概念是黄氏基于早先几年的思考而于2004年5月在一次网上讨论中正式提出的。参见《黄玉顺“生活儒学”自选集·说明》， 中国儒学网。 [76] 康晓光《仁政：权威主义国家的合法性理论》（《战略与管理》2004年第2期），《我为什么主张“儒化”：关于中国未来政治发展的保守主义思考》（燕南社区网，2004年12月10日）。 [77] 宋志明《德性儒学刍议》（“第七届当代新儒学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第二册，武汉大学2005年9月）。 [78] 参见《2004儒学秀：现代儒生风花雪月》（壁上客，搜狐网，2005年1月26日），《2004：文化保守主义抬头》（陈涛等，原载《外滩画报》，转自新浪网，2005年1月18日），《甲申之年的文化反思——评大陆新儒学“浮出水面”和保守主义“儒化”论》（方克立，载《中山大学学报》社科版2005年第6期）。 [79] 如郭齐勇《An Overview of the New Confucian Intellectual Movement》（Contemporary Chinese Thought，Vol.36,No.2，New York，2005），李承贵《现代背景下的儒学开展方向——百年来儒学开展方向主要论说及评论》（《江西社会科学》2005年第1期）、《儒学当代开展的三个向度》（原载《光明日报》，转自人民网，2005年7月12日），景海峰《儒家思想现代诠释的哲学化路径及其意义》（《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6期），蒋国保《儒学普世化的基本路向》（国际儒联网，2005年7月8日），郭沂《儒学当代发展的回顾和展望》（《新华文摘》2005年第15期），陈寒鸣《现代新儒学的发展历程》（孔子2000网，2005年11月16日）、《关于儒学的现代转化问题——评现代新儒家的儒学转化观》（孔子2000网，2005年12月3日）。 [80] 如郝海燕《儒家文化与中国科学：现代新儒家的见解》（原载《自然辩证法研究》，转自中国公众科技网，2005年5月24日），陈卫平《“李约瑟难题”与现代新儒家》（《儒林》第一辑，2005年9月）。 [81] 主要论著分别有：高迎刚、马龙潜《梁漱溟文艺思想论略》（《齐鲁学刊》2005年第2期）；景海峰《熊十力与柏格森》（《儒林》第一辑，2005年9月）；郑大华《九一八事变后张君劢新儒学思想的发展》（《商丘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3期）；高迎刚、高霞《马一浮与“现代新儒学”的思想危机》（《上海大学学报》社科版2005年12卷4期）；蒙培元《“接着讲”与“天地境界”》（《中国思想史研究通讯》第五辑，2005年5月）；杜霞《论牟宗三的康德研究》（中国儒学网，2005年1月13日），君雅《牟宗三先生论海德格的“基本存有论”》（中国儒学网，2005年3月20日），陈克艰《牟宗三与康德哲学散论》（中国儒学网，2005年8月8日），郭齐勇《牟宗三先生以“自律道德”的理论诠释儒学之蠡测》（《哲学研究》2005年第12期）；黄玉顺《唐君毅思想的现象学奠基问题——〈生命存在与心灵境界〉再探讨》（《思想家》第一辑，巴蜀书社2005年版），何仁富《唐君毅论超越人生之哀乐相生》（唐学网），王怡心《从〈哲学概论〉一书论唐君毅先生中期的形上学观》（唐学网）；周桂钿《徐复观的学术特点》（国际儒联网，2005年5月12日），丁为祥《民主政治与儒学传统——徐复观“双重主体性”思想述评》（《中国思想史研究通讯》第七辑）；宁新昌《“体知”儒学，考量文化——杜维明儒学思想评述》（《中国思想史研究通讯》第八辑）；姚才刚《“理一分殊”与儒学重建——论刘述先新儒学思想的方法论原则》（《湖北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郭齐勇《成中英先生的学术贡献》（《本体与诠释》第五辑，上海社科院出版社2005年版）。 [82] 参见刘体胜《现当代新儒学的一次盛会——第七届当代新儒学国际学术会议综述》（《中国哲学史》2006年第1期）。 [83] 见方克立《致第七届当代新儒学国际学术会议的信》（《原道》第十二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84] 参见陈明、王达三《“原道”与大陆新儒学的建构》（《原道》第十二辑），王达三《“大陆新儒家”与“现代新儒家”》（儒学联合论坛网，2005年9月29日）。 [85]《新原道》第一辑“编后”说：“港台新儒学是《新原道》同人从正面走近传统的接引者。” [86] 见杜维明《〈原道〉、儒学与文化保守主义》，庞朴《我是中国文化的保守主义者》，盛洪《文化保守主义的大旗应该举得高高》，程亚文《文化民族主义的知识卫护――《原道》辑刊读解》。 [87] 见刘敬文《蒋庆：我对儒教复兴信心十足》（《晶报》2005年12月28日），另参见米湾《对蒋庆先生〈关于重建儒教的构想〉一文的质疑的质疑》（2005年12月27日，华夏复兴网）。 [88] 主要有：《私塾教育是教育创新还是文化复辟》（原载《江南时报》，转自新浪网，2005年10月27日），《传统国学风吹草动，“现代私塾”装模做样？》（人民网，2005年11月2日），《菊斋私塾：国学复兴的一个标本? 》（左赞，《郑州晚报》2005年11月2日），《能否给“现代私塾”一个空间？》（黄波，荆楚网，2005年11月5日），《现代私塾：风物长宜放眼量！》（个一，红网，2005年11月7日），《现代私塾，复辟还是弘扬？》（原载《三晋都市报》，转自山西新闻网，2005年11月8日），《“现代私塾”之我见》（孙亚军，中国教育在线网，2005年11月14日），《刘绪贻：不要再毒害孩子了》（学术批评网， 2005年12月31日）。 [89] 人在瑞士论坛网发表了记述这次祭仪全过程的报道，题为《乙酉春新儒学子深衣祭圣礼》，并配发了一组照片。 [90] 参见《聚焦第二十二届国际孔子文化节·全球联合祭孔》（《经济导报》电子版2005年9月23日）。 [91] 这种自觉在参加过“乙酉春新儒学子深衣祭圣礼”的赵宗来所撰《乙酉秋民间学子圣城释奠礼纪事》一文中有较好的表现。文见人在瑞士论坛网。 [92] 主要有：《“祭孔”的忧思》（赵士林，《粤海风》2005年第6期），《祭孔，首先与民族出路无关》（冯磊，天涯杂谈网，2005年10月4日），《不妨将祭孔当做“超女”，谁要玩祭孔，就让他们玩去》（鄢烈山，国际在线网，2005年9月28日，转自《新京报》）。 [93] 见《全国政协委员建议四书五经列入公务员考试内容》（原载《信息时报》，转自搜狐新闻2006年3月18日），《李汉秋委员建议以孔子诞辰日9月28日为教师节》（人民网2006年3月12日）。 [94] 如林安梧认取船山的“气”范畴作为其思想建构的出发点，霍韬晦及“法住”同人对禅学多有吸取。 [95] 参见郑家栋《新儒学：一个走向消解的群体》（《文化中国》第2卷第3期，1995年9月），黄玉顺《文化保守主义与“现代新儒家”》（《读书时报》2005年11月30日）。 [96] 实际上，在大陆“现代新儒家思潮研究”课题启动之初，对于将牟、唐等人作为研究对象也并不是没有争论的。参见方克立《关于现代新儒家研究的几个问题》（《现代新儒家研究论集》第一辑）。 [97] 这里并不排除某些学者选取现有的现代新儒家研究对象之外的人物加以研究，但这种研究的学术、理论和思想价值及其社会反响不会很大。 [98] 有些学者并不同意这一观点，如黄玉顺认为，熊、牟的“哲学形而上学，恰恰是对生活本身的遮蔽。这样的哲学形而上学，在二十世纪以来的当代思想中，恰恰是必须被‘解构’的东西”（见前揭氏著《文化保守主义与“现代新儒家”》）。然而吊诡的是，黄氏“生活儒学”的建构却恰恰是采取的哲学形而上学的进路。实际上，缺少了哲学形而上学建构，生活本身的一切都将失去究极根据。试想现代新儒学若无熊、牟等人的哲学建构，将是一种多么平庸的面相。今后儒学如要发展，仍然少不了哲学形而上学的建构。 [99] 如郭齐勇等对梁漱溟、熊十力、冯友兰、牟宗三诸家哲学体系的中国特性分别作了精到的论述。参见郭齐勇著《熊十力及其哲学》（华夏出版社1985年版）、《熊十力思想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形式抽象的哲学与人生意境的哲学——论冯友兰哲学及其方法论的内在张力》（《中州学刊》1998年第3期）、《牟宗三先生会通中西重建哲学系统的意义》（第七届当代新儒学国际学术会议论文，2005年9月）以及郭齐勇、龚建平合著《梁漱溟哲学思想》（湖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100] 限于篇幅，兹不具引有关篇目，读者可于本文“回顾”部分寻绎。 [101] 关于这方面的情况，亦请读者复按本文“回顾”部分。 [102] 最为典型的是对牟宗三关于通过“良知的自我坎陷”达致“内圣开出新外王”的论说的指责，批评者将这一论说指为完全不具现实可能性的逻辑游戏。对于这种批评可作以下几点辩驳。其一，“良知坎陷”说即使确实不具现实可能性，也不必作为理论家的诟病。理论家只对理论本身的周严性负责，而不包办现实问题，古今中外概莫能外。而从周严性角度看，“良知坎陷”说是成立的。其二，“良知坎陷”是具有操作可能的，这种可能取决于主体的选择；如果主体自觉地暂置德性修养，而将制度安排和知性追求作为阶段性的中心关切，其“良知”之“坎陷”也就得以实现。其三，宽泛地看，近代以来的中国社会进程，大致就是一种“良知”日益“坎陷”的实践。从传统社会以希圣希贤作为首要追求，经鸦片战争、洋务运动、戊戌维新、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乃至当今的现代化建设，民主、科学已经成为社会的中心关切，制度和物质建设也已取得了巨大成就，“良知”已经实现了“坎陷”。问题只是在于，这种“坎陷”，特别自五四以来，采取了非“良知”或反“良知”的方式，民主、科学被当作了唯一的绝对可欲的目的。当前，面对极度“坎陷”的状况，社会各层都在吁求道德重建，“良知”正在被重新唤回。 [103] 参见本文“回顾”部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