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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谈先秦若干历史悬案 许雨浓 一、从三皇的来历、诗文化的起源，结合考古说明我们文明年代 我们开口总是以我们民族有五千年的文明史而骄傲！然而，当我们静下来一算时，就有一种迷茫。在我国现有的史料中，我们从三皇五帝算起，定格在公元前二千六百年，加上公元二千零七年，也只有四千六百年。还有四百年到哪里去了呢？我看大家一时谁也没有准确的答案。 随着人类考古发掘，随着碳十四在考古领域的应用，我们对一些淹没的历史窥视出了它原有的面貌。比方说湖北屈家岭遗址，山东王因灰坑遗址通过碳十四的测定，我们知道了六千年左右的古人有了人工取火，说明三皇之一的燧人氏发明钻木取火应该在六千多年前。 我在写《帝王文化》随笔之前，开头写了一篇说明文，标题是《释“皇”、考“三皇”》。 “‘皇’和‘王’古为煇煌、光明之意。《诗．小雅．渐渐之石笺》‘皇，王也’。分开来说，‘皇’是像太阳一样光辉灿烂的意思。”这是王凤阳先生在《古辞辨》中对“皇”字的解释(吉林文史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六月第一版。第353页)。王凤阳是文字学家，他的姊妹著作有《汉文字》一书（一百万字）。 《现代汉语词典》对“皇”字意思有三条解释：一、盛大。二、君主。三、姓。《康熙字典》古体“皇”字有五种写法，其中有两种写法是上部一个“自”下部不是王，也不是土，而是“缶”、“田”之类的构体。如果我们不看“皇”字的原貌，对这些字根本就认不出。有一个上面是“白”下面是“田”的皇字和周鼎文上像“白”下“土”的字还有通意，“田”、“土”都指大地嘛。周鼎文“皇”字下面的“土”字变成了楷书后的“王”字是秦朝的事。会稽山有秦朝石刻“皇”，这一皇字就是下面一个“王”字。而甲骨文目前还没有发现“皇”字。周，毛公鼎上的“皇”字上面介于甲骨文的“日”与“白”二字之间，像甲骨文“日”顶上有三竖（像太阳的光芒），下面是一个“土”字。周，颂鼎同周毛公鼎字形一样，只有周，五年旌簋上的“皇”字是：由颂鼎上面的三竖变成了四竖。从“皇”的字形上看，像太阳照耀大地（故周鼎文下面是“土”字，而不是秦朝楷化后的“王”字）。这也许就是“皇”有光明、煇煌、大也（汉。许慎《说文解字注》）本意的来由。那么，皇为何又成为古代最高级形容词的呢？ 《诗．大雅．皇矣》中有“皇矣上帝，临下有赫”，《书．蔡仲之命》中有“皇天无亲，唯德是辅”，《国语．越语》中有“天道皇皇”，《楚辞．九歌．云中君》中有“皇皇兮既降”这些“皇”字，要么是上帝，要么是大公无私、道德高尚，要么是公正、光明，这当然是最高级的形容词了。 王凤阳先生在《古辞辨》中还有如下解释：“用‘皇’字表示君主，是战国末期的事。战国时期的某些思想家，竟相标榜自己的学说来源古老，于是尧舜等传说人物之外又造出所谓的‘三皇’，如《吕氏春秋•孟秋纪•禁塞》上称：‘三皇五帝之业，以愉其意。’”这也是秦始皇用“皇”来表示自己地位之尊的原故。所以中国最早的一部词典《尔雅•释诂》就有“皇，君也”之说，导致后世“三皇”之说主要有六种： 1、《史记》中记载是：天皇、地皇、泰皇。 2、三国时吴国人徐整的《三五历记》中记载是：天皇、地皇、人皇（《三五历记》又作《三五历》，内容是论三皇以后的事，是我国最早记载盘古开天的一部著作，这部书已经失传，仅有部分段落存于《太平御览》、《艺文类聚》之中）。 3、《春秋纬运斗枢》中记载是：伏羲、神农、女娲（《春秋纬运斗枢》只有兰州大学列有名录）。 4、东汉《白虎通》中记载是：伏羲、神农、祝融（东汉汉章帝建初四年（79年）朝廷在白虎观召开了一次学术会议，会上由大夫、博士、和儒学大师陈述经学观点，汉章帝亲自裁定，会议的成果由班固整理成《白虎通义》，简称《白虎通》）。 5、蜀汉人谯周，他认为是：燧人、伏羲、神农。 6、汉武帝时的孔安国认为是：伏羲、神农、黄帝（孔安国是孔子的第十一代孙。武帝末年，鲁共王撤孔子旧宅，在壁中得古文《尚书》、《礼记》、《论语》等文献，由于是科斗文，当时有些人不认识，由孔安国整理了这些古籍）。 以上三皇六种说法，我们公认的是谯周说的：燧人、伏羲、神农。谯周不仅是儒学大师，更重要的他和刘禅投降到魏，两年后晋武帝司马炎逼曹奂禅位，自己当了皇帝。晋武帝太康二年（281）在河南汲县发现了魏国的纪年史《竹书纪年》，当时晋武帝让和峤负责带头整理，我相信谯周也可能是《竹书纪年》的见证者之一。加上《三国志》的作者陈寿是他的学生，所以他的这一说法有一定代表性。另外，谯周所说的三皇是人，而不是像《史记》所说的“天皇、地皇、泰皇”，也没有《白虎通》中的祝融，《春秋纬运斗枢》中的女娲之类的神。 从古至今我们都认燧人氏为燧皇，意思是钻木取火的发明者。那么，燧人氏是什么年代的人呢？在没有通过现代考古发现屈家岭遗址和王因灰坑遗址之前，我们谁也没有一个比较准确的说法。一般认为燧人氏应该是五千年文明之内的人；当我们从屈家岭遗址和王因灰坑遗址中，发现早在六千年已经用火煮饭、烧烤鳄鱼的证据后，我们对燧人氏所处的年代才逐渐清晰起来。 根据王因灰坑和屈家岭遗址年代测定，说明燧人氏是六千多年前的人。今天商丘燧人氏墓地附近的人，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仍然还在用钻木取火的方法。 自1987年五月在河南省濮阳市西水坡发现仰韶文化遗址後，引起了世人的广泛关注。经考证，西水坡45号墓墓主人是伏羲。从考古对伏羲的即位时间来看，多数学者认为约在公元前4530春分时节（称太昊帝）。这又一次与屈家岭文化和王因文明年代相吻合。 我这一说法是综合了多处考古发现和多数学者认可的说法，是比较客观的。唐兰先生认为伏羲氏族距今8000～7000年之间（唐兰（1901-1979） 历任北京大学、师范大学、清华大学、辅仁大学、中国大学讲师。25年任故宫博物馆专门委员。28年至昆明入西南联合大学任副教授。讲授《六国铜器》、《甲骨文字》、《古文字学》、《说文解字》）； 段邦宁教授认为：西水坡45号墓建墓为6500年前；山东社科院院长、刘蔚华教授根据传说文献和考古资料，推测伏羲生活的时代大约距今6500年前的时限内；我认为这些说法可信，可信的原因有两点： （一）从诗文化的发源，能证明六千年前人类主要发源地进入了文明社会。 诗，既是人类的语言文化，又可谓是人类共性的、必然的、进化到智能人的第一文明。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不妨先看一看世界诗歌起源史： （A）古埃及的《亡灵书》成书于公元前3100——前2686年之间。 （B）古巴比伦的《吉尔伽美什》成书于公元前1900——前1600年。 （C）古印度的《吠陀》成书于公元前1500——前1000年。 （D）我国的《诗三百》成书于公元前1100年——前600年。 以上四例诗歌文明发源现象告诉我们，早在五千多年前，我们的祖先在交通不便，语言不通的情况下，他们同时有了诗乐文明。这不可能是历史的巧合！我认为是历史的必然。 我说诗文化的起源是人类进入文明阶段的必然是有依据的：马克思说劳动创造了人，那么与人相关的语言也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们人类在狩猎、捕鱼的劳动进化过程中，首先是从声、仿声（仿鸟兽之音引诱鸟兽，达到猎取），到音、仿音开始迈向语言文明的。比喻八音：金（钟）、石（磬）、丝（筝）、竹（笛）、匏（葫芦丝）、土（埙）、革（鼓）、木（梆子）。古人在应该这些音器的同时，也丰富了人类的语言，有了语言，才有交流，有交流，才促进思维发达。当代语言学学者刘志诚认为，人类的语言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1）、形体为主辅助以不分音节的声音（旧石器早期。约250万年到一万年左右，不同地域有异）为语言的第一个阶段。 （2）、不完整的音节语言并重（旧石器中期）为第二个阶段。 （3）、较为发达的有声语言辅助以形体语言（旧石器晚期以后）为第三阶段（见《汉字与华夏文明》巴蜀书社出版，一九九五年，第十三页）。我们人类真正有发达的语言，应该是公元前四千年左右。这种语言就是早期的诗歌文明。诗即是歌，歌即为诗的时代（当今我们傣族、瑶族等少数民族还有以唱歌代替语言的习俗）。 鲁迅先生在《且介亭杂文．门外文谈•不识字的作家》曾说过这样一段话：“人类在未有文学之前，就有了创作的，可惜没有人记下，也没有法子记下。我们的祖先的原始人，原是连话也不会说的，为了共同的劳作，必须发表意见，才渐渐的练出复杂的声音来。假如那时大家抬木头，都觉得吃力，却想不到发表。其中有一个叫道‘杭唷杭唷’，那么这就是创作。……倘若用什么记号留存下来，这就是文学；他当然就是作家，也就是文学家，是‘杭唷杭唷’派。”鲁迅先生这段话虽然说是“门外文谈”，但这段话说到了历史的脉搏上。 诗、乐文明对我们人类的进化起到了关键性的第一步。我们通过语言，才有交流，通过语言才步入智慧的大门，如果有人不信，就看看今天还没有进化到智能动物的鸟、兽和猩猩，它们因没有丰富的语言，所以仍处于愚昧状态。然后结合我国先秦古籍文献《尚书．尧典》去分析诗歌文明与声音文明的脉络： 《尧典》有这样一段文字；“帝曰：‘夔！命汝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志，歌咏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伦，神人以和。’夔曰：‘於，予击石拊石，百兽率舞。’” 这里的帝曰，是指舜帝。舜帝说：“夔呀！我命你去负责管理诗乐，教贵族子弟，你要做到因人施教，循序渐进，由浅入深，谦虚谨慎。诗是抒发情怀的，歌是一种语言，声要有节奏，律才和声。八音和谐，不能相悖，做到了这些，神和人就能相勾通了。” 夔马上回答说：“好哇！我敲击石磬，拍打石鼓，百兽都会随声跳舞。”夔的回答虽然太夸张，但说明了一个问题——古人仿声就像我们今人研究生命科学和核能一样专注。我想他们这样对声的研究，一是为了破译鸟兽语音，二是谋生需要，三是从中得到声乐的享受。 舜帝和夔的对话，告诉了我们两个信息：一是诗歌起源比我们现在认可的公元前一千一百年早。二是古人仿声水准高。 根据一些学者考证：《易》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来推算，那么我们的诗歌起源可以追溯到伏羲年代。这一说法源于《易》更三圣之说。 所谓《易》更三圣，说通俗一点，就是《易经》有三位作者。它的第一位作者是伏羲（摆出了八卦），第二位作者是周文王（演绎了八卦），第三位作者是孔子（整理了八卦）。如果这一说法成立，也就是说我国诗文化早在公元前四千年左右就形成了（这一历史断面是根据对伏羲墓的考证而定的），公元四千多年是新石器晚期，和刘志诚在《汉字与华夏文化》一书研究的人类语言第三阶段时间上相符，证明人类这时有了发达的有声语言，他们把这种语言经典收集起来，由矇瞽人（瞎子）传承下来，这就是诗。 在《易经》里，根据当代学者黄玉顺的考释，其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条爻辞中，被支解的古诗是六十六首。其原因是六十四卦中的第三、第五十四、第六十二卦各有两首，而四十一、四十两卦合为一首。 我们要认可《易》中的诗文化，就应该从爻辞说起。在古代，爻辞的“爻”与歌“谣”的谣和系部“繇”三字音同意通，这正好说明“爻辞”即是“歌谣”的化身。如唐代 《易》学家孔颖达在《周易正义》中称“《易》之爻辞，亦名为繇”。 孔颖达所说的亦名为“繇”就是指系部繇。系部繇在今天《汉语词典》里与言部歌谣的“谣”同一个意思。《左传》、《国语》称爻辞为系部“繇”。故《汉书．李寻传》有：“人民繇俗”之说。并注明系部“繇”与言部“谣”音同、意通。 当我们从这些古籍中寻找到了爻辞的“爻”与系部“繇”和言部“谣”意通的足迹后，结合古代中国传统的“祭政合一”、“尹寺文化”、“矇瞽文化”等文化现象，再回过头来看看当今的矇瞽人算命抽签这一活化石现象，就对《易》之爻实为谣歌不足为怪了。这也证明诗文化本身就是语言文化。 在《红楼梦》第一百零一回里，王熙凤到散花寺抽签，签上说“去国离乡二十年，于今衣锦返家园。蜂采百花成蜜后，为谁辛苦为谁甜？” 为了考证瞎子算命，我还专程到武汉“归元寺”找瞎子抽签。我抽第一签给一位六十多岁的阴阳先生，他用手摸了摸签上面的标记，口中念诵：“一轮红日东方出，万事兴隆吉祥遇。雪中送炭予人善，它日厚德布广宇。”接着我又抽了第二签，签上竟然是“时运不佳命不中，海底捞月白费工。镜里观花莫欢喜，竹篮打水一场空。”这种打油诗不正好说明《易》文化就是当今矇瞽人签文化的演绎吗？ 由此可见，自《易》诞生之日，它既有载史的义务，又有“祭政合一”为统治者服务的功能；它既是占卜文化，又是诗文化。只不过在西周早期成为了舆论工具。因此《史记》在西周共王死，懿王立时，就明确记载有诗人作诗讽刺朝政的记载（共王 前922年——前900年 在位23年。懿王 前899年——前892年 在位8年）。同样在《史记•夏本纪》中还有这样一段记载：“于是夔行乐，祖考至，群后相让，鸟兽翔舞，《箫韶》九成，凤凰来仪，百兽率舞，百官信谐。帝用此歌曰：‘陟天之命，维时维几’。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这一现象告诉我们：《诗》诞生之后，就有载史的功能，这种功能与《易》是相通的。 下面我们不妨举《易》中第二十五卦《无妄》看看： 无 妄 无妄：元亨，利贞。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 初九：无妄，往吉。 六二：“不耕获，不菑畲。”则利有攸往。 六三：“无妄之灾，或系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灾。” 九四：可贞，无咎。 九五：无妄之疾，勿药，有喜。 上九：无妄，行有眚，无攸利。 这里的“无妄”是《易》中卦名。《史记》对“无妄”的解释是：无所希望。“妄”字，古代本意是：乱。又含虚妄之意。这里是假借、通希望的“望”（见黄玉顺《易经古歌考释》巴蜀书社，一九九五年版，第一二0页）。黄玉顺在《易经古歌考释》中将《无妄》释之为《灾难之歌》，我在黄玉顺教授（黄玉顺，1957年9月生，成都人。哲学博士。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哲学系教授、中国哲学硕士点负责人。）《灾难之歌》的基础上用现代语法对比如下： 《易》《无妄》 黄玉顺《灾难之歌》 笔者代韵对比 不耕获， 不能耕种、收获， 无法耕种何谈收 不菑畲， 不能开荒、种田。 荒田废地又一秋。 无妄之灾， 令人绝望的灾祸， 无妄之灾由谁起， 或系一牛。 因为空空的牛栏。 有人夺走我家牛。 行人之得， 是官府夺走耕牛， 夺牛之徒是官吏， 邑人之灾。 给百姓留下苦难。 百姓只能把泪流。 又如三十一卦《咸》 咸其拇，咸其腓。咸其股，执其随。憧憧往来，朋从尔思。咸其辅颊，咸其脢。 这是《易》中的一首性交歌，如果我们把“咸”字译成“吻”字，一切都能让现代人理解了。这种原生态的动物本能，千万年后也是如此。 再从《易》、《吴越春秋》、《诗三百》三部古籍中的《蒙》、《弹歌》、《关雎》三首诗进行比较，我们也能看出诗歌发展的踪迹： 蒙 弹歌 关雎 发蒙 断竹 关关雎鸠 包蒙 续竹 在河之洲 困蒙 飞土 窈窕淑女 击蒙 逐肉（肉是代替字） 君子好逑 从以上来自三部古籍的三首诗中，我们可以看出诗文化最早是二字一句的形式，到《诗经》时代多为四字一句。这一语言从简单到复杂现象，说明我们祖先语言进化的过程。 诗文化在当时物质落后的条件下，只能由那些通阴阳的矇瞽人口头传承下来，这也是“祭政合一”、“矇瞽文化”的印痕。 我国诗文化的发轫，和古埃及《亡灵书》的诞生一样——开始以民谣的形式出现，反映劳动人民的生活，接下来传承历史。所以儒家始祖孔子在《论语．泰伯》中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 十八世纪德国诗人诺瓦利斯曾这样感叹：“万事归结于诗”。 前面我们提到古埃及《亡灵书》成书于公元前3100——前2686年；古巴比伦的《吉尔伽美什》成书于公元前1900——前1600年；古印度的《吠陀》成书于公元前1500——前1000年；我国的《诗三百》成书于公元前1100年——前600年。从这四处诗文化起源来看，我国的《诗三百》要晚《亡灵书》二千年，《吉尔伽美什》约一千年，《吠陀》500年。这样算来很不公平，如果我们从《易》算起，正好同古埃及和古巴比伦的诗歌起源竞相辉映。这就是我要从诗的起源说我们人类文明史的原因。有了这样的文化底蕴，才能说明一个问题——诗就是我们人类祖先在新石器晚期进化过程中的语言。 （二）从考古发现的几大遗址，说六千年文明。 我国古人类考古有云南的元谋猿人（一百七十万年），北京周口店的猿人（六十万年到二十万年之间），山西襄汾丁村的早期智人（十二到二万年）和北京周口店后来发现的一万八千年的晚期智人。这四个地方古人的发现，都一一地在告诉我们，我们亚洲人种系华夏民族的种类。为中国人种究竟是从非洲还是从欧洲传入来的奠定了一个基本框架。 目前我国古代遗址大致有如下几大版块： （1）、以河洛为中心的前仰韶文化（约在公元前6000年到公元前5400年），后仰韶文化（约公元前5000年到公元前3000年）。庙底沟二期文化、河南龙山文化（约在公元前2900年到公元前2000年）。 （2）、以黄河下流泰山为中心的青莲岗文化（约在公元前5400年到公元前4400年），大汶口文化（约在公元前4300年到公元前2500年）。 （3）、以太湖平原为中心的长江下游河母渡早期文化（约在公元前5000年到公元前4000年）……等等，等等，都在说明我们的文明起源远远超过了五千年—— 从河母渡文化遗址中，考古学家们发现了我们祖先早在公元前五千年的井和水稻。在湖北京山屈家岭遗址中，考古学家们又发现了迄今为止世界上最早的农耕文化遗址（据中央教育台报道，近期内考证在六千五百年）。从这一个个信息中，如果说神农氏是发明五谷栽培技术的第一人，那么神农应该追溯到六千年以前，燧人氏的钻木取火也跟着向前推进。 在屈家岭的城头山，考古学家们还发现了部落居住的房屋，从这些房屋中，我们还得到这样的信息，——这时的部落有尊卑之分。 这一点，又把轩辕黄帝发明了住房上推了一千多年。有的人会问：黄帝之后的四位帝王年代又怎么定位？我想这是一个断代史，只能让那些遗址来说话。至于五帝的关系，历史上众说纷纭。面对扑朔迷离的史前史，只有等待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一天，再去进一步的考证。综上所述：我们中华的文明史，应该在六千五年左右。 二、周昭王死亡之谜和周穆王即位年龄考证 神话困扰着我们，也困扰着历史。我们人类在某种意义上起源于神话文明，也因为神话而迷茫……。下面我要讲的是内容与神话有关，所以发出这样的感叹。 根据“夏商周断代史”考证，周昭王是公元前995年——前997年的人，在位19年。周穆王是前976年——前992年的人，在位55年。 《史记．周本纪》记载：“昭王之时，王道微缺。昭王南巡狩不返，卒于江上。其卒不赴告，讳也”。 这段史料里，我们看出周昭王是一位贪玩、不理朝政的浪荡公子，他南巡狩猎死在了江里，不向天下发布赴告，怕张扬是不正常的事，这其中，是不是有见不得人的事，带着这一疑惑我翻阅了大量的史料，《古本竹书纪年辑证》中记载的与《史记》恰恰相反： 〔八〕《纪年》曰：周昭王十六年，伐楚荆，涉汉，遇大兕。《初学记》卷七地部下。 案：《左传．僖公四年》：“昭王南征而不复，寡人是问”，“昭王之不复，君其问诸水滨。”此齐桓公伐楚，管仲与楚使讯答之辞。 《吕氏春秋．音初》：“周昭王亲将征荆，辛余靡长且多力，为王右。还反涉汉，梁败，王及祭公抎于汉中，辛余靡振王北济，又反振祭公。” 《楚辞．天问》：“昭后成游，南土爰底，厥利维何，逢彼白雉。” 闻一多先生云：“ ‘雉’当为‘兕’，声之误也。 《吕氏春秋．至忠篇》：‘荆庄襄王猎于云梦，射随兕。’ 〔九〕《纪年》曰：周昭王十九年，天大曀，雉兔皆震，丧六师于汉。《初学记》卷七地部下。 《纪年》曰：周昭王十九年，天大曀，雉兔皆震。《开元占经》卷一０一。 以上《竹书纪年》被后世典籍引用对周昭王征伐楚国的说法不一，《竹书纪年》是记载夏、商、西周、春秋、战国历史的，其中从周幽王开始用晋国来纪年，三家分晋后用魏国纪年。 《竹书纪年》算是战国时魏国的史书，晋武帝太康二年（公元二八一年）由盗墓贼在汲郡（治所在今河南汲县西南）魏襄王墓中被盗墓贼盗出来的。盗墓贼不认货，准备一把火烧掉，后来被县令发现，把这一堆破烂竹简送到洛阳，由当时的大学士和峤带一帮学士整理出来。《竹书纪年》早于《史记》二百四多年，很多记载和甲骨文相吻合，所以在一定程度上比《史记》更有权威性。 以上《竹书纪年》第八条说“周昭王十六年，伐楚荆，涉汉，遇大兕”被《初学记》引用。第九条说：“周昭王十九年，天大曀，雉兔皆震。”后世典籍《开元占经》引用。第八条的说法是昭王去征伐楚国、涉汉江遇大兕受到惊吓掉进汉江而死。第九条的说法是昭王十九年天阴沉，像是地震，野鸡飞，兔子跳。没有说到昭王涉江死。而是《吕氏春秋．音初》说“周昭王南征荆楚，辛余靡这个人长得高大有力，他跟随昭王出征。在返回的路上过汉江时，桥梁塌了，昭王和祭公掉到了水中（抎：音云，滑落的意思。《现代汉语词典》没有这一字），辛余靡先背昭王过汉江，然后返回背祭公。”按照《竹书纪年》第九的说法，在文字上与司马迁的记载是两个不同的定义。一个说六师死于江中，昭王以身殉国，一个说是贪玩而死，我们能相信谁？ 《吕氏春秋．至忠篇》说‘荆庄襄王猎于云梦，射随兕。’《吕氏春秋•至忠篇》大概是为了正本清源，说明遇兕的人是楚庄襄王。同样是《吕氏春秋》，《初音》和《至忠篇》一篇说遇兕的是楚庄襄王，而不是周昭王，一篇说周昭王死于征讨楚国的途中。这让我们对《竹书纪年》之后的典籍所引用的《竹书纪年》说法持怀疑的态度。 犀牛是不是害死周昭王的真凶，史料也没有详细说明，下面我想从“兕”说起。 “兕”现代说法就是雌犀牛。而《竹书纪年》第八条说昭王十六年，伐楚荆，涉汉，遇大兕和第九条“周昭王十九年，天大曀，雉兔皆震，丧六师于汉”这两种不同说法来看，周昭王死的时间相隔三年，这让我们更加怀疑昭王是不是遇上“兕”而死，加上屈原在《天问》中说“逢彼白雉”，让这一历史沉案变得更加模糊起来；“兕”与“雉”现代说法不是同一物种，“雉”我们通常说的野鸡，兕是雌犀牛。“兕”在水中游，“雉”在天上飞，你能说“兕”和“雉”是一个物种吗？闻一多先生认为兕”、“雉”谐音，兕就是雉。我认为闻一多先生是一个和事佬，如果他把昭王的儿子穆王伐楚“驾鼋鼍以为梁”的现象分析一下，也许不会轻易下这样的结论。 鼋是我们后世说的脚鱼，鼍是鳄鱼，周穆王伐楚为何要架鼋鼍为桥梁，我个人觉得从穆王的这一行为，正好暴露出了他父亲伐楚国死在了鳄鱼腹中这一秘密。不然，司马迁为何说“其卒不赴告，讳也。”我想，周人的忌讳是：一个堂堂的真龙天子，被伏羲想象中的龙（扬子鳄）吃掉了，这岂不是天大的笑话。如果这件事被天下诸侯知道真相，周朝所谓的“真龙天子”之说又何能成立？周人为了避讳，很有可能把“鼍”（音：陀）说成“兕”，这是我的第一个理由。第二条理由是：穆王以鼋鼍当桥，正好与他父亲死因桥梁塌，掉进汉江相映成趣，这不得不让我们想到昭王之死的原因。 下面我们再看看周穆王伐楚的有关记载： 《纪年》云：周穆王伐大越，起九师，东至九江，驾鼋鼍以为梁也。《北堂书钞》卷一一四武功部。 《纪年》曰：周穆王三十七年，东至于九江，比鼋鼍以为梁。《初学记》卷七地部下。 《纪年》曰：周穆王三十七年，征伐，大起九师，东至于九江，叱鼋鼍以为梁。《文选．江赋》注。 《纪年》：周穆王东至于九江，叱鼋鼍以为梁。 《事类赋》注卷六江。 以上四段史料，大同小异，都说明了一个问题，就是周昭王的儿子周穆王在为父亲报仇伐楚国。周穆王以“鼋鼍”为桥梁，鼋鼍能当桥用吗？这显然是周穆王恨扬子鳄吃了他父亲的原故，才以鼋鼍为桥的诅咒之词。由此可见，周穆王搬出鼋鼍其实是暗示他父亲被“鼍”吃掉。这既有神话的色彩，又反映了周穆王恨鼍！这种历史现象只出现在周穆王时期，加上又是伐楚，这不能不让我们深思！所以我说历史是浪漫的，我们应该用浪漫的思想去解读，如果抱残守缺，这段历史永远说不清楚。 至于这一说法是否正确，还有待史学界进一步地研究。 谈了周昭王死因疑案，再说一说周穆王的即位年龄： 司马迁在《史记•周本纪》中说“穆王即位，春秋已五十矣。”史书上对周昭王在位的时间说法不一，一种说法是十六年，另一个说法是十九年，以新华网湖北频道年表为准，周昭王在位十九年来算，他的儿子（穆王）即位时的年龄决不可能超过三十岁。 我们先从周成王算起：周成王大约十一岁即位，加上在位二十二年，那么成王是三十三岁死的。成王三十三岁死，康王最多也只二十岁即位，不然司马迁为何说：“成王将崩，惧太子钊之不任，乃命召公、毕公率诸侯以相太子而立之”？既然康王也是年少即位，加上他在位二十五年（新华网湖北频道年表），康王也只活了四十五岁。我们再用浪漫的思维去推测，四十五岁的康王能生出四十五岁的儿子周昭王吗？如果生不出来，那么周昭王最多只有三十多岁，加上他在十九年，也只有五十来岁，一个五十岁的老子，能生出五十岁的儿子（周穆王）吗？新华网湖北频道的年表还告诉我们穆王在位五十五年，同《史记》记载一致，新华网不敢对周穆王即位时的年龄提异议，这是历史的悲哀，还是我们抱残守缺的悲哀，这由各位去想，我不想妄加评论。 如果新华网和《史记》所载的周朝前四位王在位年数是真实的，那么就是司马迁和我们开了一个历史玩笑，周穆王决不可能是五十岁即位。 按照邵雍先生的年表，成王十一岁即位，在位三十七年，成王活了四十八岁。康王二十岁即位加在位的二十六年，康王活了四十六岁。邵先生可能发现了司马迁提出的周穆王五十岁即位的问题，就把周昭王在位的十九年改为五十一年，否定了《竹书纪年》中在位十九年或十六年的说法。我按邵雍先生的年表算，周昭王应该活到七十多岁，一位七十多岁的老国王率队亲征，那昭王应该是一位很有作为的帝王。既然是很有作为的帝王，历史的记载就不可能只有十九年的足迹。 由于时间的关系，我就谈到这里，谢谢大家！ 转自“怡红快绿”（http://www.imagegarden.net/bbs/index.php）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