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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儒学的转向与中国画艺术平民化、商业化发展的关系分析 荆建设 内蒙古大学艺术学院 呼和浩特010010 摘要：明代是中国近世史颇具特殊性的历史时期，朱元璋尽收元代内府所藏的文化艺术图籍，大兴程朱理学，并对文化士人采取笼络和严酷控制的手段，支持宫廷保守派文人的封建复古主义的风尚。由于封建商业经济的繁荣兴盛，出现了一批工商业发达的商品集散地，这些地区逐渐发展成为繁华的商业都市。明代早期统治阶层在维护其统治的同时，积极提倡大兴程朱理学。宋儒理学与释道心性学的融合重构工作，初步建立了自己既调合释道而又超越其上的心学本体理论的主体思想，使明代的哲学由此开始了向心学的新理论方向发展，并使理学逐渐易位于心学。文人与平民社会关系的日趋密切，使儒学文化与民间文化艺术的相互融合。明代文人“润笔”现象的出现。以此来贴补生活之需，这种现象的出现使传统的儒学价值观念得到了挑战，并使文人的价值意识得到了新发展，封建社会儒学由精英文化已逐渐向平民文化道路转变，明代的政治、经济、文化、伦理、价值观等方面都具有了很明显的近世性特征，人们对“弃儒就贾”、“治生”、“私欲”“功利”、“润笔”、“利市”等价值观念的改变及绘画审美思想的发展，都源自于儒学的平民化转向和释道文化的空前融合。所以说中国画艺术在明代特有的发展现象多归结于儒学的重大转变和同释道文化的大融合。 关键词：儒学 转向 平民化 商业化 明代文化艺术概况 明代是中国近世史颇具特殊性的历史时期，它的特殊性反映在政治、宗教、伦理、文化、艺术等诸多方面。这个阶段是以保守、内向、重复、极端政治专制、文化压制为特色的封建社会历史下滑阶段，它与前朝及历代有着相似的封建国家的统治体系，由于封建皇权的独揽、丞相制度及三省制度的废除，这种政治现象的显现是秦汉以来封建制度的恶性延伸。 朱明灭元代以后，天下既定。朱元璋尽收元代内府所藏的文化艺术图籍，大兴程朱理学，并对文化士人采取笼络和严酷控制的手段，支持宫廷保守派文人的封建复古主义的风尚。明代的教育机构设置县学、州学、府学、国子监，并以八股经义取士的形式恢复科举考试制度，由于以八股文进阶入世、教化士人，使许多才俊之士受到羁束，大兴文字狱、画狱、抄杀文人，使他们为避惨祸、谨小慎微，懦弱成为一代风气，致使明代宫廷的文学艺术倾向拟古、仿古的风格，形成了模型式、套路式的艺术风尚，没有了唐及两宋时期文化艺术活跃与自由的精彩。明代的文运与前代元朝相比稍有发展，唐宋时期之风尚并没有滋长发展，而是明代继承元代民间的平民化之软文学——戏曲杂剧及世俗小说，并出现日渐成熟繁荣的局面，使文学史上出现了一线光彩的风景。透过这种文化现象我们可以看到明代的社会现象。 明代初期文化的复苏和封建农业经济的休养生息，使社会出现了一定时期的繁荣。随着封建农村土地兼并的日益严重，迫使大批农民背井离乡流亡，流民问题逐渐成为明代中期以后主要的社会问题。明代画家周臣绘的《流民图》表现的就是一些老幼病残的社会下层人物，画家通过人物的表现以此来“警励世俗”。由于封建商业经济的繁荣兴盛，出现了一批工商业发达的商品集散地，这些地区逐渐发展成为繁华的商业都市。大批的流民涌入城市，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展，平民阶层人数的增多，成为城市商业、手工业、纺织等行业发展的必要劳动力资源，促进了工商业的迅速发展。印刷行业的木版刻印技术在这个时期得到了成熟的发展。明代是我国木刻版画发展的鼎盛时期，它的艺术成就远远超过两宋及元代，并对当时封建文化艺术的民间化繁荣和发展起到了关键作用。中国画谱学在这个时期得到空前发展，出现了许多优秀的画谱及作品。如：《高松竹谱》、《淇园肖影》、《雪斋竹谱》、陈洪绶绘的《水浒叶子》、《博古叶子》、《西厢记》、《九歌图》等。 这个时期思想领域方面发生了重大变化，明代早期统治阶层在维护其统治的同时，积极提倡大兴程朱理学，代表人物是明初大儒曹端、薛瑄、吴与弼、胡居仁、陈献章等。由于这个阶段中国历史上儒、释、道三教合一、思想交融高潮的出现，这些人中一部分人在宋元理学中逐渐吸收了陆九渊的心学成分，并痴迷地从事着宋儒理学与释道心性学的融合重构工作，初步建立了自己既调合释道而又超越其上的心学本体理论的主体思想，使明代的哲学由此开始了向心学的新理论方向发展，并使理学逐渐易位于心学，这其中吴与弼是明代心学的先驱人物，其弟子陈献章在这个阶段的心学理论是宋儒理学向明代心学过渡的转折点，并确立了其开创者的地位，他发挥的是承前启后的作用。明代中期以后，由于封建商品经济的较快发展，市民阶层群体的不断滋生和扩展，人的功利主义思潮逐渐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力量，这个时期王阳明吸收了“道禅的自信精神，确立了良知观念；他吸收了道家道本论及禅宗心本论，建立了良知本体论”，[1] 同时他建立起的心学思想体系奠定了他在明代心学体系中的主导地位，并使心学盛极一时。在其后的王学诸多学派中泰州学派的王艮提倡“圣人之事即百姓日用之事，圣人之道就是百姓穿衣吃饭”[2]的思想，即“百姓日用即道”。由于这一时期封建皇权专制的恶化所导致的政治的僵化下滑，士人寻求政治自保，以及人口的迅速增长，封建科举制度录用人数的沿袭不变，致使许多文人失去“治国平天下”的入世机会，他们不得不寻求更多“经世致用”的途径，例如：弃儒就贾、民间讲学、民间文化艺术集社、著书立说等。这样文人与平民社会关系的日趋密切，使儒学文化与民间文化艺术的相互融合，出现了文人民间文化艺术集社，促进了平民文化艺术的发展，使儒学的平民化思想体系具备良好的发展空间，世俗化文化的繁盛进程加快，封建社会儒学由精英文化已逐渐向平民文化道路转变。 据史料记载，明代一些文人在清苦的仕途官场中所得到的俸禄银两是以前各朝代中最少的，所以出现了文人以文取酬、以书画取酬的社会新现象，即：明代文人“润笔”资费现象的出现。以此来贴补生活之需，这种现象的出现使传统的儒学价值观念得到了挑战，并使文人的价值意识得到了新发展。这时中国的诗文书画在封建社会的文化市场上已经确立取得了商品的地位。由于文化艺术发展的地域性差异，画家艺术形式矛盾的复杂性因素，使明代画派丛生，画家的绘画理论著述及其作品空前的繁多，绘画显示出了在这个时期艺术发展的多样性、繁荣性。城市平民的日常家居生活完全美术化了，生活环境亦溶入诗文字画的艺术境界中，从“比德化”的绘画作品中体味人生的境界。这个时期园林建筑亦是反映“人与天调，天人共荣”书画溶入其中的中国文化特点。 明代儒学的转向对中国画艺术平民化、商业化发展的影响 明代的哲学是两宋及元代哲学发展的延续，十四世纪后期至十六世纪这个时期明代统治阶层利用儒释道宗教道德伦理各自所具有的宗教规范及各自的社会功能，来作为统治服务的工具。由于佛道两教的发展由前代至此时期处于冷落期，两股宗教力量为了自身发展积极向儒学理论靠拢，强调“若欲修行，在家亦得，不由在寺”、“在家出家，在尘出尘，在事不留事，在物不恋物”，学习儒学的伦理价值观，并与其忠孝道德伦理观念相融合，向世俗化平民人群容易接受的层面发展，形成了各自新的以心性论为主导的思想体系学说。儒学完成了由程朱理学理气论向王氏心学心性论的转变，宋元时期的儒学程朱理气论渐渐褪色。儒释道思想学说的世俗化倾向是它们共同的显著特点。它们各自的思想学说都作了通俗化的研究和推广，并以通俗民间化的方式在社会广泛传播，并影响渗透到平民百姓的文化思想的各个层面。 明代初期，儒学在继承宋儒理气论的同时，渐渐溶入了陆象山心学的哲学思想，并使其沿着这一方向发展，明代主观唯心主义哲学体系得到了完善，心性论逐渐成为明代哲学思想学说的核心。王阳明继承和发展了陆象山的哲学思想，吸收了道释两家宗教的道本理论及禅宗的心本理论，创立了以“道德理性为统领，以知识理性为辅翼”[3]的明代心学基本纲领。王阳明在这个时期提出人的道德在于意志活动的修炼，丰富的知识只能帮助人的理智能力进步和经验积累。他很尖锐地强调人不应只在知识能力上争高下、放弃道德涵养提高。很明显他的哲学思想具有封建道德的思想意识成分特征。但他强调的不能只注重知识能力提高而忽视淡化了道德修养的提高和完善是可取的，这种思想同样适用于现代社会。王学强调道心即是人心，它是人的本体，一切知识学问都是为了道德良知的培养和精神境界的提高。他所强调的“道德”、“良知”是一种封建传统的伦理规范。“心即理”是王阳明的心学观点，这个观点和宋儒“性即理”的截然不同具有突出的反传统的性格，反对僵化教条的、束缚人性的宋儒理学思想，这是王学 具有先进性、突破性的一面。王阳明心学的确立使儒学由宋元时期的政治伦理社会化倾向完成了向明代道德伦理本体化、个体化的转变。王阳明之后其弟子们对其理论的吸收各有所侧重，出现了王学理论不同的学术内容和研究路径。王门学术活动主要分布在江浙、江西及山东、湖北、安徽、福建广东一带。王门之后的学术思想由王艮创立的泰州学派在这个时期影响比较大。代表人物有：王艮、罗汝芳、耿定向、李贽等。他们主要以强调“百姓日用即道”和“顺势自然”为主要学术思想。至明末，王学末流的发展阻碍、蒙蔽了朱子理学的现实，文人学者开始重新认识总结评价心学学术思想的利弊，逐渐实地做功夫成为思想学术界的主流，这个时期主要以顾宪成、刘宗周为代表，刘宗周是明代儒学承上启下的一位大师，他把王阳明的思想总结为“即知即行，即心即物，即动即静，即体即用，即工夫即本体即上即下，无之不一”[4]他是明代儒学后期发展阶段的总结性人物，逐渐为以后的义理考据实证之学的发展明确了发展方向。明代儒学学者们多以开门授徒、民间讲学的形式传播其学术思想，学术趋于平实，追求“圣人之事，即百姓日用之事，圣人之道就是百姓穿衣吃饭”的境界。这个学术思想形成与传播同道家的人人皆可成仙、佛家的众生皆是佛、佛是众生象的理念是一致的，这都是它们民间化、平民化发展的特征性标志。释儒道已经完成了由贵族政治型文化向社会型文化、精英文化向平民文化的转变。 在传统治学进仕的过程中，首先士人学者要在农业经济的日常生活中取得自给自足的经济保障，然后才有能力维护自己的人格和尊严，这才是士人儒生为学的“学人本事”。明代由于诸多社会因素的影响，士人开始逐渐重视自身道德的物质基础，意识到利用“私”与“欲”以求“治生”。这个时期儒家对于士人不经商的传统观念开始了重新认识，对商人的态度有了新的变化。儒学开始出现关于个人人权社会存在的思想观点。“弃儒就贾”现象的出现，致使一些弃儒经商的儒生商贾以“虽终日作买卖，不害其为圣贤”为信条，尽心于所从事的“圣人之学”。完全打破了传统世俗“荣宦游而耻工贾”虚荣的价值观念。这种儒学伦理价值观念的转变无疑对于传统儒学来说是一次大的飞跃。以文利市、以书画利市的文化艺术现象成为这个时期新的价值趋向，出现了专门从事书画专业创作并以鬻画为生的专业画家，但亦有一批文人士大夫兼职画家以“润笔”的费用来补充生活。他们都溶入到书画商品化发展之中，那个时期是一个文化艺术兼融、多样化、风格化的时期。明代以至清代是一个商贾与儒士合流的时代，主要表现在商贾利用自身成功的商业机会寻找到了通过“捐纳制度”来达到入仕之路，寻求政治上的参与。这种现象是社会进步的迹象，是商贾之士在社会政治方面的一次觉醒，但之后在封建集权的高压下始终没有走到历史的前台。这个时期士与商贾的合流所带来的是儒学的社会思想变革和发展，文化艺术的通俗化、平民化、商业化很大程度取决于儒释道的融合及“士大夫的商业化”、“商人的士大夫化”的士商合流的社会因素，通俗化、民间化的文化艺术在这个时期得到空前繁盛发展，如：戏曲、小说、风俗画、木版年画、人物写真等。 明代社会思想意识的重大变动与商品经济的快速发展，使绘画领域十分活跃，士大夫画家与专职画家、民间画工的人数猛增，文人画家和民间画工主要集中在江浙、南京、北京及一些经济、交通便利的商业城市，并且民间画工具有相应完善的行会组织，如：“画坊”、“画帮”、“画场”等。这个时期以地域、绘画艺术思想的差异形成的诸多画派亦活跃于文化发达地区，书画商品的交流异常活跃，名人书画价格的高利，致使制作书画赝品的人群繁多，书画流通市场的赝品之多已经开了宋元以前历史之先河。文人儒士逐渐对书画的利润表现出应有的重视，这是对传统以鬻画为耻的一种挑战，是文人传统价值观念的新突破。 两宋儒学影响下的中国绘画在这个时期强调“物理”、尚真、重活、追求神趣的画风，宋人绘画讲理、在里中求神，元代还有追求“形理”的余续，但已经在艺术强调“形理”的标准上开始了向写意化发展的趋势。同唐代绘画美学思想相比实为是一种发展和解放。历史发展到了明代绘画总是承接一些前代遗风，但随着明代儒学思想的重大转变，儒学的转向影响着艺术思想的蜕变，绘画强调“形理”者逐渐少于“重意”者。强调“意趣”、人文情态的抒写的绘画美学观念以成为这个时期主要的艺术追求。明代的近代著名理论家郑午昌先生在他撰写的《中国画学全史》中是这样描述那个阶段的“虽思想极解放，艺术极高明者，亦以追踵古人为能事；其泥古者，多学唐以前法则，重在得形，否则多近法元人，以写意鸣高；其宗宋人者，亦往往失之过于形似，或失之过于写意。总之，明人图画之思想杂，学术浑，美言之，可谓集前代之大成；毁言之，则为杂法前人，极无新建树可言。”[5]以上这种艺术现象的形成与出现是由于传统的儒释道三家思想的空前融合，以及海外文化的进入，在重构新的哲学思想及艺术审美标准的时期，往往呈现的文化现象是多元的、多样性的、多视角的、多派别的。所以这个时期诸多绘画派别林立亦不是奇怪的事。 儒家理学由“性”至“心”的转变，使绘画的写意性发展找到了哲学审美标准理论基础。所谓“心”，心是意的源发，感知是意的本体，意由人感知物象而产生，重情趣、精神意趣的审美趋向影响了明代画坛。例如：明代花鸟画写意化发展尤显明显突出,人物画和山水画稍逊之。写意花鸟画早期以林良、吕纪、沈周、唐寅、夏昶、孙隆等为代表，中后期以陈淳、陆治、徐渭等为代表；花鸟画延续了两宋以来水墨的表现形式，至明代由于传统哲学领域审美意识形态发生了新的转变、新的风气，水墨写意花鸟画进入了飞跃发展期。表现的内容亦逐渐平民化、生活化，常以梅、兰、竹、菊、松石、荷花、牡丹等运用“比兴”手法，寓意人生的道德化境界，通过这些作品的比德化功能使人在日常生活环境中既享受了居室的人文优雅、又起到了教化文人的君子、圣人之典范。这个时期宫廷绘画的影响与文人绘画、民间绘画相比较逊色一些，但仍有一些大家，如：边文进、吕纪等。 人物画在这个时期的发展远不及花鸟画、山水画，但有一些亦影响明代画坛的大家，如：戴进、吴伟、 周臣、唐寅、仇英、崔子忠、陈洪绶、曾鲸等。明代宫廷人物画以延续前代绘画传统为特点，主要是两宋时期色彩艳丽、细密的工笔画传统。题材范围小、人物缺乏精气神、表现技法单一，他们主要表现文人、仕女的生活及历史人物，人物表现苍白无力、病态僵化。但亦有在人物画方面突破的画家，如:吴伟、周臣、唐寅、仇英等。崔子忠、陈洪绶、曾鲸是明代后期影响大的画家。他们表现的题材亦有了世俗化、平民化的倾向，如：吴伟《醉樵图》、张路《老子骑牛图》、唐寅《仕女图》、周臣《流民图》、仇英《人物故事图册》、商喜《四仙拱寿》、丁云鹏《三教图轴》、曾鲸的人物写真绘画等。 明代的山水画继承前代传统的比较多，多以追求古法为艺术的准则，古人多以擅长山水者居多，其次兼善人物、花鸟。它与人物画、花鸟画相比本身的影响大一些，山水画发展的鼎盛期已经渐渐过去，表现技法亦趋于完备。但不乏还有大家的出现。至明代由于社会诸多方面的影响，艺术审美思想呈现出多元化发展方向，诸多的画派并行于世，并且书画界亦出现了“行”家与“利”家之分，他们多承接宋元时期的衣钵。“行”家多为宫廷画家及民间绘画工匠，“利”家多为文人士大夫画家，他们亦有相互兼之的特点。在他们中间亦有善于写生的画家，如：王履、沈周、唐寅等。这个时期山水画中更多的人物逐渐开始成为山水画的重要组成部分，山水借助于人物的艺术烘托，表现出了文人所要追求的艺术境界，这种绘画美学思想的变化是宋元时期绘画造境思想的延伸，亦是儒学及其道释文化平民化、世俗化的文人情态。宋元山水画的绘画审美境界至明代除了大部分画派笔墨重复追求古法以外，最大的突破就是山水与人物巧妙的融和，造就了明代山水画中人与自然的艺术审美境界之和谐。由于封建经济的快速发展，资本的出现与积累，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阻断了人与自然轻松、和谐自然美的沟通，人们渴望置身与自然的广阔空间之中，文人士大夫画家亦是如此，基于种种原因这个时期公私造园数量猛增，并出现鼎盛繁荣的局面。园林的建造必依赖于绘画及其一些物品的装饰，使之构成人与自然的生活艺术美，并成为相互有联系的统一体。我们在这里不详细谈园林建筑，而只谈绘画的发展变化，艺术环境是一个整体，它们之间互相影响、相促动共同发展。人们对绘画的人文情感寄托，使之溶入其中，并达到“可居”、“可游”的审美境界。由于儒学伦理价值观的改变，人们对绘画的需求促进了中国画商业化发展的进程。书画市场日常活跃，收藏之风空前繁盛。山水画也在艺术的重复、保守基础上，不同程度地经历着世俗化、平民化审美思想的影响。 总之，明代的政治、经济、文化、伦理、价值观等方面都具有了很明显的近世性特征，人们对“弃儒就贾”、“治生”、“私欲”“功利”、“润笔”、“利市”等价值观念的改变及绘画审美思想的发展，都源自于儒学的平民化转向和释道文化的空前融合，使之文化艺术、伦理价值观都有了新的拓展和提高。山水画、人物画、花鸟画及其民间绘画都随着哲学审美观念的转变而向着平民化、个性化、多元化、商业化的道路发展。由于政治、文化、伦理从社会本位到个体本位的转变，促使绘画艺术亦要发生同样的发展变化，从绘画现象及其作品中都不同程度的流露出来。绘画具有大气势、大神韵、大制作的作品逐渐减少，追求情趣、意趣、文人情态的小境界的作品开始活跃起来。绘画商品流通地位的确定更进一步使之多元化、个性化发展。所以说中国画艺术在明代特有的平民化、商业化发展现象多归结于儒学的重大转变和伦理价值观的新突破，以及与释道文化的大融合，及资本积累初期书画艺术品商业化现象的出现与繁荣、商品化地位确立。 参考文献： [1]李霞著 道家与中国哲学（明清卷）[M]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4 [2] [3] [4]张学智著 明代哲学史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 [5]郑午昌撰 中国画学全史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 来源：作者赐稿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