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高正先生讲《近思录》·导读第三 之五:中华文明完全有可能开创出第三周期 在这种情形之下,我在这儿就要跟大家提出一个问题了,也就汤恩比提的问题。他说中国的儒学本来在隋唐的时候,已经都快要淹没掉了,但是它却是以孔孟思想为基础,吸收了印度大乘佛教的精华,熔铸而成,造成中华文明的复兴。 我现在就要问大家一个问题,在上个世纪40年代,有一位也是搞宏观历史研究的雷海宗教授,他就提出这么一个问题。他说我们中华文明有第一周期,新儒学出来之后就是第二周期。他在问一个问题,中华文明可不可能开创出第三周期?就我们今天来讲,什么叫做中华文明开创出第三周期?也就是说我们有没有可能以新儒学为基础——什么叫新儒学?我已经跟大家讲过了,就是以孔孟思想为基础,凸显《大学》、《中庸》还有《易传》的重要性,用这样来弥补孔子不谈怪力乱神,孔子很少去讲性、命、天道的这种缺憾,而且又吸收了佛道两家的长处,熔铸而成,这叫新儒学——所以我们现在讲的问题就是说,我们可不可能以“孔、孟、程、朱”这一个传统文化的主干,吸收西方的基督教文明、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包括工业文明这些东西,把它重新熔铸到我们新的传统里头来开创出第三文明?从最近这20年的发展来看,显然这一种期待是完全可能的。大家看看,我们现在不就是随着经济上的成就,我们对自己的传统文化也越来越有信心了吗?而且事实上,我们的传统文化讲王道,跟西方讲那种霸道是完全不一样的。 雷海宗教授(资料图 图源网络) 我在这儿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给大家看。在《资治通鉴》里面就有一段谈到汉朝去征服楼兰的事情,当初汉朝的使节用了诡计,被司马光批评。司马光认为堂堂的汉朝怎么可以使用诡计,言而无信,来骗少数民族呢?同样的道理,司马光也批评了唐朝。唐朝那时候为了维州的事情,在维州的时候收纳了吐蕃的叛将,这个也有违国际道义。我就举这几个例子给大家看,按照《大学》来讲,我们一定要光明磊落,要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然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一贯的道理。你怎么对自己,你就怎么对别人,你对少数民族也要像对自己一样,你不能另立标准啊!但是现代的西方,大家常常讲外交就是以追求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以维护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我告诉大家,如果人跟人在交往,说我跟你在交往是以维护我的最大利益为准则,可以这样吗?我想大家都对孔子、孟子都已经熟悉了,孔子早就讲了“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对不对?《孟子》开篇第一章就讲说“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所以说,事实上在孔孟那里,义利已经分得很清楚。不是说不可以逐利——追求利益不是不可以,但是有一点——不能背义求利,不能见利忘义。“义”永远优先于“利”,这一点是很重要的。但是现在竟然美国人都公开讲,维护美国国家利益是最重要的。我在这里问大家,如果每个国家都说维护他的国家利益最重要,其结果是怎么样?其结果就是“强凌弱,众暴寡”。 其实欧洲本来也不是这么野蛮的。我们来看看,国际法之父,就是Hugo Grotius,格劳秀斯。格劳秀斯在他的《战争与和平法》里面讲的很清楚,说国与国之间一定都要服从自然法,国家只能在不违背自然法的条件之下,才能去追求国家的利益。但是现在是这样的吗?现在大家竟然不考虑自然法,只考虑到维护、扩大自己的国家利益。孟子早就讲了,每个人如果心中只有利没有义,只有私没有公,天下不乱都难。所以说现在的国际秩序会这么乱,需不需要我们中国的儒学思想来调整调整它呢?我认为是需要的。 这一代的中国人已经挣脱了贫困了,我们现在更重要的,大家渐渐在恢复对传统文化的自信。我们现在讲制度自信、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归根究底到最后,如果没有文化自信何来理论自信,何来制度自信,何来道路自信?我们现在完全可以期待怎么样以孔、孟、程、朱这个传统文化的骨干,来吸收西方的,包括但不限于基督教文明、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工业文明还有社会主义的文明,把这些都吸收到跟我们的传统文化融合起来。如果我们能够完成这一点的话,事实上现在证明,我们在经济上已经在方方面面都走出来了,现在重要的就是我们一定要有这一股文化自信。 我们一定要有这一股文化自信(资料图 图源网络) 雷海宗先生在七十多年前所期待的,中华文明可不可能开出第三个周期?我们有没有能力开创出第三个周期?你要开创第三个周期,它的前提是什么?你总要把我们的文化大根大本,也就是儒家、新儒学都有点了解,然后面对世界的形势,知道有所借鉴、有所取舍,然后基于“天下一家,万物与我是一体”的理念,然后为一个更公义、更合理的世界秩序,来重新提出一个游戏规则出来。 如果我们要这样做的话,那我们怎么样花最少的时间能够达到这个目的呢?那就是从《近思录》着手。因为《近思录》就是一代儒学宗师朱熹,他把北宋四位大儒,除了邵雍以外——周敦颐,两位程夫子跟张载——这四位大儒把《四书》、《五经》都融会贯通以后,都消化了,然后从他们的十四部代表性著作里面摘录了622条,编成十四卷。我已经跟大家讲过了,就随便以对科举制度的态度为例,有人曾用微观的角度来研究,在《二程遗书》里面讲到科举的有一百多条,但讲来讲去就离不开朱熹所提出来这三条。可见,大家一出手就知出手不凡。 主讲人简介: 朱高正,1954年出生,南宋大儒朱熹的第26代孙。1977年台湾大学法律系毕业,1980年赴德国波恩大学深造,1985年获哲学博士学位。1998年9月获聘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特邀教授。博览群籍,学贯中西,向以弘扬优秀传统文化、重建中国文化主体意识、推动中国全方位现代化为己任。著有《近思录通解》,德文著作《论康德的人权与基本民权学说》,易学专著《周易六十四卦通解》,《易经白话例题》,作品精选集《中华文化与中国未来》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