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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郑珉中 对于传世的宋琴，过去的收藏家有一种习惯的看法，他们除肯定刻有宋款或刻有题为宋斫跋语的琴外，就是把形体扁平而又发大小蛇腹断纹的琴定为宋物。对于形体圆厚、髹栗壳色而断纹又起剑锋的宋琴，皆视为唐琴的野斫。将形体不扁平、髹黑漆、发短小的牛毛断纹的宋琴，则视为元明之器。于是把宋琴的视线局限在一个狭小的范围内，给鉴别、鉴定古琴带来了混乱。这是长期囿于“唐圆宋扁”、“官琴野斫”之说所造成的误解。他们相信款字题跋，而不采取用典型器比较的鉴定方法，故不能明辨是非。殊不知宋以后元明的制作也有形制扁平而又发蛇腹断纹的琴。由于对唐宋琴的界线和宋元明琴的区别分不清楚，因而在传世古琴中哪些是宋琴，哪些不是宋琴，就出现了极不一致的看法。 鉴定宋琴确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一方面是受上述传统观点影响，另一方面也确因宋琴的风格、大小、工艺与断纹特点上都存在着差别。故对宋琴特点就不能作出举一反三的概括，只能凭借传世宋琴中具有典型特点之器作为依据进行具体分析，或者对两宋古琴形制看法的基础上，进而探讨宋琴的发展变化，比之以往则大为有利了。今就管见所及，将宋琴分为北宋、南宋兼及宋斫伪品三个部分缕叙于后，以供识者参考。 一、北宋时期古琴的发展 宋代结束了五代以来的混乱局面，国家统一，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科学技术与文化艺术得以繁荣。古琴音乐在统治阶级的重视和提倡下，出现了唐代以来的新高潮，涌现了一批以鼓琴为专业、世代相传的琴师。擅长弹琴的人发展到各阶层人士之中，弹琴者的范围扩大，对琴的需求自然也多了起来，“官琴”、“野斫”就在这种情况下产生了。 在中国封建社会中，任何一种艺术、工艺的兴起和盛衰，都是和当时经济发展情况与统治阶级的好恶分不开的。古琴在北宋得到繁荣，就直接与皇帝的爱好有关。据《宋史》载，宋太宗于至道元年（995年）下令将七弦琴改为九弦琴。及至徽宗大观四年（1110年）又采用魏汉律之说，制造了一、三、五、七、九弦的“五等琴”。在祭祀、朝贺时的大乐中，五等琴用了89张之多，仅七弦琴就有23张。从邓椿的《画继》与汪珂玉的《珊瑚网书画跋》的记载中还可知道，宋徽宗嗜琴成癖，收集古今名琴藏于“万琴堂”中。而今还可以看见赵佶亲笔绘制的、十分传神的《听琴图》传世，可见他对古琴的爱好是与书画相等的。从以上文献中可以看出，北宋宫廷中对琴的改制、应用，的确一度出现过畸形的发展，设“官琴局”造琴，自是有其必要的。 至于当时的民间，据北宋政和间成玉磵的《琴论》记载，“京师”、“两浙”、“江西”的能琴者极多，然指法各有不同。元代吴澄在《赠琴师李天和序》中说：“浙操兴于宋……浓丽切促，里耳无不喜。”可知当时浙操之琴，绝非以后文人士大夫提倡的“轻微淡远”一类的情调，而是以优美悦耳之音为闾里百姓所喜爱，这就说明古琴在北宋时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曾昌盛一时。于是，乐器的需求量增加，“野斫”之琴自然随之而发展，一些擅长造琴的名家自然相继出现。如《云烟过眼录》中记载，庆历中僧智仁、卫中正，崇宁中的朱仁济、马希仁都是北宋斫琴的大家。在这本书中还记载了若干流传于当时的唐代名琴，其中一则说：“李公略（一作公路）收雷威百衲琴，云和样，内外皆细纹，腹内容三指，内题‘大宋太平兴国七年岁壬午六月望日，殿前承旨监杭州瓷窑务赵仁济再补修进入’。”可知赵仁济不仅是一位烧瓷的窑官，也是北宋初年的一位斫琴名手，北宋初的官琴，很有可能是由他监督制造的。自北宋太祖开宝元年至宣和末年（968－1125年）的157年间就涌现出五六位造琴大师，这也是古琴音乐兴盛的结果。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