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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农:刘师培怎样写文学史

http://www.newdu.com 2017-12-05 中华读书报 顾农 参加讨论

    文/顾农
    近代国学大师刘师培著作甚多,他去世后友人编为《刘申叔先生遗书》(凡74种,1936年宁武南氏刻本),今有影印本(简称为《刘申叔遗书》,二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集外著作尚多,被编为《刘申叔遗书补遗》(万仕国辑校,二册,广陵书社2008年版),刘师培全部著作的最新整理本《仪征刘申叔遗书》近年来也已出版(万仕国整理,凡15册,广陵书社2014年版)。
    刘师培的文学史著作以《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最为著名,又《汉魏六朝专家文研究》亦颇重要;此外尚有《中国文学讲义槪略》和《中国文学教科书》也各有精彩,但这后两本书所讲的并非今天所说的文学,《概略》讲的是经学——《尙书》《毛诗》《左传》等等固然也是文学史上的重要著作,但刘师培是当作“经”来讲的;《教科书》则是文字音韵训诂的概论。
    
    刘师培(资料图 图源网络)
    
    应蔡元培校长的聘请,刘师培于1917年到北京大学教书,在这里他开过四门功课,可惜在两年后的1919年11月20日,他就死于肺病了。《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原是刘师培为北京大学“国文门二年级”学生编写的讲义,他死后不久由北京大学出版部印刷发行,初印本版权页署“中华民国九年(1920)六月”,封面及书口皆题“中古文学史”,而正文第一页则题“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此书的出版显然带有纪念的意思,可惜这个初版的《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错字甚多,这当是因为作为遗著出版得相当匆忙,没有经过认真审校,也同刘师培的手稿难以辨认有关。此书后来收入《刘申叔先生遗书》,列为第七十四种即最后一种,错字有所减少。
    《刘申叔先生遗书》印行时,蔡元培为作《刘君申叔事略》,着重介绍刘师培在北大讲课受到热烈欢迎的情形,对他治学之勤敏也予以充分的肯定,文末感叹道:“向使君委身学术,不为外缘所扰,以康强其身而尽瘁于著述,其所成就宁可限量。惜哉!”
    据听过刘师培讲课的学生冯友兰说,刘师培老师“上课既不带书,也不带卡片,随便谈起来,就头头是道。援引资料,都是随口背诵。当时学生都很佩服。”(《三松堂自序》,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325页);但另据同事周作人说,刘师培学问很大,而写字很不讲究,甚至“实在可怕,几乎像小孩子描红似的,而且不讲笔顺……只看方便有可以连写之处,就一直连起来,所以简直不成字样”(《知堂回想录》,香港三育图书文具公司1980年版,第480~481页)。另一位当年的学生杨亮功则回忆说,刘师培上课时两手空空,而竟源源本本,滔滔不绝,只是他“最怕在黑板上写字,不得已时偶尔写一两个字,多是残缺不全。”(《早期三十年的教学生活》,转引自万仕国《刘师培年谱》,广陵书社2003年版,第263页)这样的稿子排起字来就难免会错字多了。
    《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的最大特色,是花很大的力气辑录排比当年的评论资料,用古人的观察来叙述这一段文学史,并由此而得出一系列简明深刻的结论。例如关于建安文学,这里根据“史乘群书之文涉及文学变迁者”,得出如下的结论:
    建安文学,革易前型,迁蜕之由,可得而说:两汉之世,户习七经,虽及子家,必缘经术;魏武治国,颇杂刑名,文体因之,渐趋清峻,一也。建武以还,士民秉礼,殆及建安,渐尚通脱,脱则侈陈哀乐,通则渐藻玄思,二也。献帝之初,诸方棋峙,乘时之士,颇慕纵横,骋词之风,肇端于此,三也。又汉之灵帝,颇好徘词(见杨赐《蔡邕传》),下习其风,益尚华靡,虽迄魏初,其风未革,四也。
    他总结得非常深刻到位,后来被广泛接受,特别是清峻、通脱这两条。
    关于南朝的文笔之辨,前人议论颇为纷纭,刘师培作了长篇辨析,细致地说明其区别之所在,但又补充指出道:
    当时世论,虽区分文笔,然笔不该文,文可该笔,故对言则笔与文对,散言则笔亦称文。据《陈书·虞寄传》载衡阳王出阁,文帝敕寄兼掌书记,谓“屈卿游藩,非止以文翰相烦,乃令以师表相事。”又《梁书·裴子野传》谓子野为喻魏文,武帝称曰:“其文甚壮。”是奏记檄移之属,当时亦得称文。故史书所记,于无韵之作,亦或统称“文章。”观于王俭《七志》于集部总称“文翰”。阮孝绪《七录》,则称“文集”。而昭明《文选》,其所选录,不限有韵之词。此皆文可该笔之证也。
    明白这样的惯例,则不至于产生疑惑和误解。刘师培对中古的材料极其熟悉,分析亦客观而深入。在另外一些地方,书中虽未尝提出如此明确的结论,而他本人的意见即已寓于其中。这部讲义曾经得到鲁迅极高的评价,他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的讲演中说过:“辑录关于这时代的文学评论,有刘师培的《中国中古文学史》,这本书是北大的讲义,刘先生已死,此书由北大出版”;“我今天所讲,倘若刘先生书里已详的,我就略一点;反之,刘先生所略的,我就较详一点。”后来他又在1928年2月24日复台静农信中说过:“中国文学史略,大概未必编的了,也说不出大纲来。我看过已刊的书,无一册好,只有刘申叔的《中古文学史》,倒要算好的,可惜错字多。”《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此后曾多次重印,这些错字已陆续得到订正。
    
    《汉魏六朝专家文研究》是刘师培讲中古文学的一份记录稿,记录整理者是他当年的学生罗常培。此书于1945年11月由重庆独立出版社印行,为《现代学术丛书》之一。书前罗常培《弁言》有云:“曩年肄业北大,从仪征刘申叔师(师培)研治文学,不贤识小,辄记录口义,以备遗忘。间有缺漏,则从同学天津董子如(威)兄抄补。两年之所得,计有:一、群经诸子,二、中古文学史,三、《文心雕龙》及《文选》,四、汉魏六朝专家文研究,四种。日积月累,遂亦裒然成帙。惟二十年以来,奔走四方,未暇理董,复以兴趣别属,此调久已不弹。友人知有斯稿者,每从而索阅;二十五年秋,钱玄同师为南桂馨氏辑刻《左盦丛书》,亦拟以此入录,终以修订有待,未即付刊。非敢敝帚自珍,实恐示人以朴。及避地南来,此稿携置行箧,朋辈复频勖我订正问世。乃抽暇誊正,公诸世人,用以纪念刘、钱两先生及亡友董子如兄,且以质正于并时之治中国文学者。”因为此书是刘师培四种“口义”的记录稿,所以他将《汉魏六朝专家文研究》称为“左盦文论之四”;此外他又曾发表过刘师培关于《文心雕龙》的部分“口义”。
    记录本《汉魏六朝专家文研究》在下列四个方面给予读者很大的启发:
    首先,这里介绍了研究本阶段文学最基本的资料严可均所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刘师培说:“此书于隋以前文,裒集略备,除史传序赞外,百遗二三。且断代为书,览诵甚易。故凡治一代者固不可少此书,即专治未有专集之各家者,亦应以此书为本。”按严氏的体例,不收史书,而按萧统的意见,历史书的一部分应视为“文”,他说“记事之史,系年之书,所以褒贬是非,纪别异同,方之篇翰,亦已不同。若其赞、论之综缉辞采,序、述之错比文华,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故与夫篇什。杂而集之。”(《文选序》)刘师培要讲汉魏六朝专家文,自然也包括史书之赞论序述,而且他认为作为记叙文,这一时段出现的几部史书:《史记》《汉书》《三国志》和《后汉书》(后来合称“前四史”)都具有很高的价值,《汉书》和《后汉书》都收录了不少前人的作品,但往往有所改动;刘师培指出从这些地方最容易看出班固、范晔本人为文的水平,关于这一阶段文学的基本分期,刘师培提出一个六分法:
    自两汉以迄唐初,文学断代,可分六期:
    一、两汉此期可重分为东西两期,东汉复可分为建安及建安以前两期。
    二、魏此期可专治建安七子之文,亦可专治王弼、何晏之文。
    三、晋宋此期可合为一,亦可分而为二。
    四、齐梁
    五、梁陈梁武帝大同以前与齐同,大同以后与陈同,故可分隶两期。
    六、隋及初唐初唐风格,与隋不异,故可合为一期。
    这里除个别提法略有疑义(例如建安七子在曹魏政权建立以前均已谢世,所以在魏这一期之下应当说“此期可专治竹林七贤之文,亦可专治王弼、何晏之文。”)之外,大体甚好;虽然刘师培基本按王朝分段,但也有不尽如此者,例如他特别提出梁之大同(535~545)前后文学方面有比较大的变化,即为见道之论,因为到这时候许多老一代作家以及昭明太子萧统都已经去世,梁武帝萧衍也老了,文坛以萧纲为盟主,大同以后与陈几乎全是宫体的天下,不再有先前那种比较多元、比较丰富的局面了;又刘师培将初唐与隋划归一段,也是非常深刻的观察,亡国之君隋炀帝和一代明主任唐太宗尽管为政风格完全不同,而写起诗来皆为宫体,陈朝的宫体遗老在隋及初唐活跃了很长时间,正是这些大人物主导了当时的诗坛。诗风的改变要到武则天以后,要到盛唐。但是按王朝为文学史分段具有顽强的惯性,所以刘师培在《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里将齐梁与陈划为两段,并没有标举梁之大同的分水岭意义。
    第三,书中提出了研究中古文学的几条原则。
    例如,“论各家文章之得失应以当时人之批评为准”,这是因为汉魏六朝去今已远,作品散佚严重,只有当时的人才能看得比较完全,“去古愈近,所览之文愈多,其所评论亦当愈可信”。更具体地说:“建安七子文学,魏文《典论》及吴质、杨德祖辈均曾论及,《三国志·王粲传》及裴松之注亦堪参考。至于钟嵘《诗品》、刘勰《文心雕龙》,所见汉魏两晋之书就《隋(书·经籍)志》存目覆按,实较后人为多,其所评论迥异后代管窥蠡测之谈,自属允当可信。譬如《史记》全书今已不传而惟存《伯夷列传》一篇,后人若但据此篇以评论《史记》列传之体,岂如当年曾见全书者所论为确耶?”应当特别重视“当时人之批评”这一点,可视为研究古代文学的重大原则之一。刘师培又指出“研究文学不不可为地理及时代之见所囿”。一个作家难免会受到他出生与成长之地的影响,包括自然和人文环境的熏陶,但这一点弄不好就会被夸大。文人流动性往往比较强,他后来很可能生活在别的地方而且不止一处,接受过更复杂的自然和人文环境的熏陶,何况中国统一的时间比较长,大的文化环境往往相差不大,于是作家的籍贯对他的影响这一条就不能作太高的估计。
    刘师培又很强调研究文学须注意学术思想对创作的影响,其说具见于“论各家文章与经子之关系”一节。在古代,学术与文学关系往往比较密切,那些横跨研究与创作两界的人物尤其是如此。刘师培出身经学世家,对诸子的研究也很深,所以他研究文学从来不单就文学论文学,而能打通四部。
    第四,这里讲明了文章学的许多规律和奥妙。《汉魏六朝专家文研究》一书的大量内容,与其说是评论作家作品,不如说是研究文章的写法,按现在的知识分类来说,属于文章学的范畴。现在我们研究汉魏六朝文学,可以根本不会写文言文特别是骈体文,而这在一百年前乃是难以想象的事情。刘师培在《汉魏六朝专家文研究》中总结了许多写文章的规律和奥妙,这只须看下列几个标题就很清楚了:《论谋篇之术》《论文章之转折与贯穿》《论文章之音节》《论文章宜调称》,如此等等。研究文学的著作中包括文章学的内容,是古代的一个传统,例如《文心雕龙》一书中就有大量的文章学成分,以致曾经有人特别强调其为文章学专书,不承认它是一部理论批评著作。古今知识分类的办法不同,如果缺乏通识,很可能就此缠夹不清。研究中古文学,应当包含一条文章学的思想路径。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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