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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学和西方的神学体系很像 如果我们站在自己的文化之外，用更远的目光打量礼学，会发现还有一种理解框架。 认为礼学在十几年前还能说是绝学，但是现在非常活跃的牛津大学东方学系副教授罗伯特·恰德（RobertL。Chard）从经学讲起，做了一个类比：“经学就相当于西方的神学体系，当然神学是宗教，但它们的前提很像，就是这个东西是正确的，这儿有真理，这里就是你的开始。所以它跟科学的逻辑是倒过来的。科学是想找一个结论，但完全是凭证据，结论是什么都行；但神学和经学就必须得按照它的经里的真理来走。” “经学的文本本身就是一个标准，相当于圣经，并且其中很大一部分内容是注疏，这跟神学完全一样。并且，经学和神学也都有哲学的层面，有非常抽象的概念。第三个很像的地方，就是西方的liturgics，就等于中国的礼学。天主教的仪式特别多，也有很多关于仪式的理论，怎么执行怎么弄，是非常讲究的一门学问。当然天主教礼拜学是更实用的礼，而中国的礼学有更多文本意义上的东西。” 西方人所谓“文明”和“秩序”，在古代中国都在“礼”里 “在很长时间里，‘礼’无疑是古代中国最重要的学问之一，西方人所谓‘文明’和‘秩序’，在古代中国常常就是属于‘礼’的范围。”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教授葛兆光说。固然东西方不管什么文明都会有礼，或者说跟中国的礼相当的东西，但是没有一个文明像中国的礼那样，发展得那么成熟。“礼，也就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定得最清楚，而且定得不死。如果一个人出身非常低，但有能力，道德又好，那就是一个非常优越的人。”在恰德看来，这可能就是中华文明的一个优势。而这一文化特色，并不是那么容易为人领会。恰德谈到，19世纪的苏格兰传教士、翻译四书五经的理雅各在《礼记》上用力最深，但这部译得最精确、水平最高的《礼记》却是他所有翻译里影响最小的一部。书出版的时候还有人写书评，说理雅各很厉害能把这个东西翻出来，可是翻它干嘛？为什么非得在这个上面费那么大的精力？“这是一个文化的问题。他们看不出来为什么在中国这么一部书，又是帽子又是衣服又是马车的，会那么重要。他们看不懂这个礼真正的意思。理雅各自己看出来了，所以他愿意费这个劲儿。”恰德说。中国的礼并没有很强的宗教意味，它有一个重要层面是不属于礼拜、仪式的，即日常生活礼仪。“礼节之于中国人就像教育一样，与其说是出于他们的需要，还不如说是他们的本能。事实上，礼节完全成为了他们生活的一部分。”1872年来华的基督教美国传教士明恩溥在《中国人的特性》中写道，这也是为什么，在从前很长一段时间里，“外国人对于中国风俗习惯礼仪规范的无知，是中国人产生优越感的另一个原因。” “只靠几个荒江野老式的学者在苦撑残局，不是长久之计” 对于礼学的前景，也有些学者不太乐观。 河南师范大学教授、上海古籍本《礼记正义》整理者吕友仁认为，礼学成为绝学的实际危险仍然是存在的。废除科举一个多世纪以来，“没有了考试这根指挥棒，学校不教，学生不学，只靠几个荒江野老式的学者在苦撑残局，不是长久之计。我这样说，并不是要恢复昔日礼学研究的风光，而是说礼学是客观存在，它不但存在于我们的浩瀚历史文献中，而且存在于我们的现实生活中。” 礼不只停留在经书的书本上，也渗透到史部、子部、集部的写作，历代的礼仪志、舆服志、十通、书仪、家礼、族谱、方志等，也都记录了礼的历代沿革，或一代、一地、一家的礼仪。礼不着痕迹地影响到人们的生活方式。“古代文献中大量地暗引《礼记》便是一个证明。”吕友仁举《孔雀东南飞》中刘兰芝为例，“这个动人心弦的文学艺术形象，其模式便来自《礼记》。搞古代文学的学者如果不明乎此，其讲解很难到位。” 《汉语大词典》上的常识性错误 吕友仁希望，应该继续有相应的关注与投入，特别是其他学科的“渗透”，以避免礼学失传。“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一个多世纪，按照三十年一代的算法，就是三四代人。三四代人与礼学基本隔绝，后果相当严重。且不说一般人，就是一流的学者，遇到礼学方面的问题，往往也出现常识性的错误。”他举大家最常用的《汉语大词典》“礼辞”一条为例： 【礼辞】按照礼节辞谢；辞谢。 《仪礼·士冠礼》：“主人戒宾，宾礼辞许。”郑玄注：“今将冠子，故就告僚友使来。礼辞，一辞而许。”《仪礼·燕礼》：“射人命宾，宾少进，礼辞。”郑玄注：“礼辞，辞不敏也。” 吕友仁表示，“应该说，本条的书证选择是很好的，问题就出在释义上，把意思说拧了。”其实郑玄注中的六个字“礼辞，一辞而许”就已经言简意赅地作了释义。对于对方的第一次邀请表示婉言谢绝，等到对方第二次发出邀请时才表示接受，叫作“礼辞”。《汉语大辞典》把释义的落脚点放在“辞谢”上，有所偏差。实际上，落脚点应该放在“接受”上，只不过这个接受不是痛痛快快地一下子就接受，而是要先婉言谢绝，等到对方第二次发出邀请时才表示接受。为什么要礼辞呢？郑玄在注释《仪礼·燕礼》时说：“礼辞，辞不敏也。”意思是说，做人要客气，要首先表示自己不行，不是被邀请的最佳人选。做人要谦恭，这是一种礼貌。 吕友仁担心的是，这一点一滴的错失和偏差，未来可能汇成将错就错的洪流。  在互动平台上，可以一边观赏仪式影片，一边探究礼经名物。 想培养一支熟知《仪礼》的学术团队 “‘为往圣继绝学’——好多人喊得非常慷慨悲壮，但是他们不知道绝学在哪里。”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彭林说。“韩愈都说‘余尝苦仪礼难读’，你想想老先生干的活。”而彭林想将流传至今仅存余绪的仪礼，通过现代手段复原出来。 目前，清华大学礼学研究中心与香港城市大学创意媒体学院合作的仪礼复原项目，正在进行中。2013年，他们已经完成了士冠礼的拍摄，现在正在制作的是乡射礼，并且成功中标2014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仪礼》复原与当代日常礼仪重建研究”。 两千年前就“礼坏乐崩”，现在可能恢复出两千年前的礼吗？ “我们还是根据文本研究，实在书本上找不出，就看汉画像石，看出土的材料，我总要找到一个让我这个说法靠点谱的东西。所以我现在做这个项目一个很直接的目的，就是想培养熟知《仪礼》每一个环节、每一件器物的学术团队。这样，这个学就绝不了。” 仪礼如何复原？ “我们的仪礼复原是受了上世纪60年代台湾大学孔德成带领他的弟子复原了士昏礼的影响。”彭林谈起复原的来由。60年代至今几十年过去了，当时的黑白电影胶卷已经发黄发脆，那个小电影机都没有人生产了。 “我第一次看这个片子时，就下决心，要把十七礼全部复原。”彭林说。 从单线的叙述，发展为全方位的解构重组 幸运的是，彭林通过香港大学单周尧教授，结识了香港嘉礼堂张颂仁先生，又经张颂仁的联络，请到了香港城市大学创意媒体学院的邵志飞（JeffreyShaw）院长一起来提供技术上的支撑。 “清华大学礼学研究中心的学术成绩要介入今天的媒体世界，这个过程要经历脱胎换骨的转换。”张颂仁介绍道，“用媒体的语言来说，这是一种analog（类比）的思维，也就是从一种比较单线、叙述的方法，发展为全方位的解构和重组的方法。这样，在表达意义、找到连带关系方面，都能达到更高层次的结论。这是我们希望通过数码技术来取得的成绩。” 在这一方面，邵志飞是专业人士。“不要看他现在这个样子，他其实在60年代是非常前卫的观念艺术家。”张颂仁打趣道。这位新媒体科技的元老，曾经是德国一个很重要的新媒体中心ZKM的核心成员，现在，他致力于将数码分析解构技术应用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存。 在会场上，邵志飞给大家展示了他们曾经制作的新媒体案例——用图形分析的方式勾勒出芭蕾舞演员行动中的身体，用六台3D摄像机拍摄日本舞者的动作，近期他们还在试图捕捉香港功夫大师的招式，以不同颜色的线条记录大师头、手、腿等身体各部分的运动路径，展示不同空间在运动中被逐渐占据的过程。 “我们曾做过一个日本传统剧种‘狂言’的多媒体互动项目，这也是我们将来仪礼复原的工作方向，也就是发展成一个完全互动的平台。”邵志飞点开“狂言”的页面，呈现出一个3D的舞台。点击这个舞台所有建筑细部和器物道具，都可以阅读描述。演员的每个肢体动作也都做了搜集分析，如各种跳。在观看一出戏的时候，可以随时翻阅所涉人物角色、戏剧动作、妆容服饰等细节。最后有一个索引，可以查到所有提到的名词术语。“我们也想对仪礼复原做这样一个数据库。”邵志飞说。 纸上得来终觉浅 因此，彭林团队的复原工作，必须细化到所涉每一件器物、每一件服饰，制作完成后，要经得起全方位地观看。为此，他和学生们每周进行一到两次会读，“这个东西你读不透，你是说不出来的，而且每一条你都要嚼烂。这件上衣多长，拖到地上还是到踝骨，还是在膝盖下面。没有一个地方能躲过去，每一个地方都要经得住人家问，你为什么是这样。”一位女生负责在团队会读《礼记·深衣》一篇的基础上制作服饰，现在做了六箱子；拍摄时还请到国家京剧院的演员来展示，因为他们有身段，形体有标准。乡射礼所涉及的弓矢也是按照《周礼·考工记》的记载复原，团队还去了东北，专门考察做弓做箭的过程；拥有一万多名会员的中国民间传统弓箭爱好者协会的秘书长，也参与了视频的拍摄。 “原来冠礼做完了想做婚礼，但现在考虑到某邻国已经宣布成立世界传统弓箭协会总部，为防止他们抢先申遗，所以我们先做了乡射礼。”彭林把弓箭带到会场，和学生们一起给大家展示他们的研究成果，“参与这个工作使我意识到，仪礼复原和不复原，差距太大。每一个步骤都使我们对文献的理解不一样。纸上得来终觉浅，尤其像礼这样涉及名物制度的。”彭林感叹。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