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的时代，如何定义礼？ 子贡欲去告朔之饩羊。子曰：“赐也！尔爱其羊，我爱其礼。” 孔子的学生子贡，想要去掉每月初一举行告朔之礼所供奉的腥羊，因为这时候鲁国已经不举行这项礼仪了。告朔是天子颁布来年的政令书，诸侯将之保管于太庙，每月朔日去太庙祭告；接着，诸侯带领文武百官上朝，宣布政事。周幽王、厉王时不举行告朔之礼，底下各自为政，后而亡国。正是因此，孔子说，你爱惜那被杀来供奉的羊，而我爱惜的是那被忽略的告朔之礼。 “有时候我们说这个礼，不是你心里有那个情感感受而已。礼非常讲求成于中，形于外。没有形于外，那个东西是还不够的，不算数的。”林素英用饩羊的故事强调形式的不可废。 社会秩序稳定后，会强化社会规范 礼制就是礼的具体体现。“社会秩序稳定之后，会通过礼节、器物在礼仪中的差异体现社会等级，强化社会规范。”刁小龙介绍。在传统中国社会，礼在于国家层面具体明文的典制规定，也在于社会基层官僚士绅的实践影响。 然而，社会在不断变迁，“礼”也总会发生变化。所谓“礼崩乐坏”，即是指社会实际变动不断突破既有的秩序和规范。柳宗元说在他那时候，“冠礼，数百年来人不复行”。《仪礼》十七篇中的许多礼，也都是很早时候就开始慢慢不再实行，或发生了改变。 “古人说，礼者履也。”葛兆光强调，“孔子所谓夏商周三代之礼他都‘能言之’，不仅说明礼仪之学是一个历史悠久的传统，所谓‘郁郁乎文哉，吾从周’，也说明礼仪是一个活的制度，它因时代而损益，而孔子最重视的就是，如何协调和重建当代即周代礼仪。”  山东嘉祥齐山出土“孔老相见”汉画像石局部。 据《仪礼·士相见礼》：“士大夫相见以雁”，即孔子把雁作为初会老子时赠送的礼物。 协调与重建一直存在于我们的历史中 “礼，时为大”，礼文不是固定不变的。“礼之所尊，尊其义也。”如果没有意义在里面，行为规范或各种仪式典礼就不会一代一代地延续下去，人们就会感到厌烦。而这个意义就是礼学的核心，也就是礼的精神。 协调与重建一时一地的具体规范与礼的精神，其实一直存在于我们的历史之中。 《礼记·乐记》就说：“五帝殊时，不相沿乐；三王异世，不相袭礼。” 汉高祖时，叔孙通改造经典和经学学说，编了一套庄严典礼，凸显皇帝权威。朝廷的礼由此成型。 西汉后期，越来越多的大官们认为朝廷祭礼应该要符合经典记载，于是祭礼又逐渐有所调整。 西汉末，王莽模仿周礼，企图建新朝为理想国。 南北朝，贵族都有自己家一套礼，称为家门文化。 唐代，折衷《贞观礼》《显庆礼》为《开元礼》。 北宋倡导古礼，试图重建三代辉煌。相传南宋朱熹所作的《家礼》，在北宋司马光《书仪》的基础上进一步予以改造。 明初用重建礼仪制度来“再汉化”。《大清通礼》中的礼，和《仪礼》有一定的延续性，但差别也已经很大。 民国建立之后，礼教遭到不断批判，婚俗、年节大变。不过，不论何种政治派系掌握国家权力，都曾开展形式不一的制礼活动，政府相当重视礼制建设。 “某种古代礼仪重新复活，或者重新严厉化，成为官方的制度规定，其实总有当世的用意。”葛兆光认为，古代思想观念常常需要通过“制度化”（经由官方规定）、“常识化”（通过教育与考试）、“风俗化”（借助地方士绅和官僚推动），才能够在生活世界中真正实现。其中，特别是“制度化”，更是礼仪制度真正成为生活规范的途径，也是由“礼”成“俗”的关键。 传统礼制消失，是社会变革的自然结果 近代的巨变彻底突破了传统中国社会的原有规范。现在的情境，就好像孔子说夏朝商朝的礼乐他能说得出来，而在夏商后代所在的杞国和宋国却找不到证明，是因为“文献不足”——如今，“文章（典籍）、贤才”也都没有了。 这是社会变革的自然结果。由于礼仪实践牵涉诸多思想理论、道德规范，乃至国家、社会制度等，因此近代以来传统礼制的消失绝非“忽视”二字所涵盖。港台地区所保留的礼，也更多是以家庭为基本单位的习俗和道德规范。他们也同样面对当代社会西方主流文化的冲击，所面临的挑战与大陆地区无异。 最切近的例子就是丧礼，由此可见时代变迁，观念的嬗变有多么剧烈——“南宋朱熹接受当时礼俗与古礼不同的种种做法，但唯独火葬是他不能接受的；而到了当代，城市人想象尸体腐烂，蛆虫丛生，或许更难接受土葬。”乔秀岩说。大城市近年来的社会风气是相对淡化死亡，但在农村乃至很多中小城市，丧葬相关的法事、道场却又盛行起来，“传统丧礼的基本程式和架构，在几乎得不到现代主流话语任何认同的不利情境下，竟然顽强地生存了下来”，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吴飞在《慎终追远——现代中国的一个童话》中写道。 很多学者受访时表示，当代礼仪的改造，应该从流程冰冷、粗糙的城市殡葬业开始。因为这是对逝者的尊重和怀念，也是对生者的教化，让在世的人体会生命与情感的代代延续。 礼是文化的表现，因此无处不在，而礼仪形式可以起到意义强化的作用。对于个体的实际功能，乔秀岩说“礼的理想是大家都得到心理上的满足”。而对于群体，通过具体礼仪可以强化认同与归属感，从而传递和确认文化的内在精神。在现代学术中，社会学和人类学的方法对理解礼的问题有很大帮助，如费孝通、潘光旦、冯汉骥、芮逸夫、李安宅等先生的研究，都有很高的价值。在这些功能性的解释之外，“对礼的理解，其实是对中华礼乐文明内核的理解，是从中国文化的角度对人类普遍问题的一种理解”，吴飞强调，“目前研究礼学和经学，我认为最重要的是以现代的方式来诠释这种礼乐精神，是以人伦为出发点的文明体系，以爱敬为核心理念的道德体系，是素其位而行、非常通达的中庸之德，是文质彬彬的精神气质。” “任何时代的礼仪绝非凭空出世” 新的时代，需要对礼做出重新定位和定义。人们需要礼，为心理满足，为增进和乐。而“具体什么样的礼仪能够得到同时与传统、与现实对接，这更加需要朱熹一样的智慧，以及社会的总体认同和推广”。刁小龙说。“礼必然包含与平常生活不同的动作、行为，所以需要特殊的依据，才能决定如何为妥。这依据有《三礼》《开元礼》和朱熹《家礼》等文献，也有历史先例、家族传统等。”乔秀岩表示。打开传统，面向当代、面向世界，才能去除过于宽泛的范围、内容和不合时宜的实践，在文饰和节制之间，探索出新的礼仪形式，构建新的社会道德。盲目恢复过去，开历史的倒车回到一百年前，未免可悲，也注定失败。在这一问题上，学术界同样有驱魔的义务和责任。彭林恰恰希望通过研究古礼，来承担起这一责任：“本课题的宗旨，可以说是对盲目恢复古制或是盲目诋毁古人两种极端思想的扬弃。”他在仪礼复原与当代日常礼仪重建课题的开题书中写道，研究古礼的意义，绝不是为了复古，或是泥古，更不是以古非今，而是古为今用。“任何时代的礼仪绝非凭空出世”，他想要探索古礼内在的人文精神，给时下日常礼仪的重建提供一条可能的路径，这一路径的探寻，离不开向中华先贤汲取经验。“我们现在做礼学研究的人，有这样的责任重建礼仪，重新恢复礼对社会的推动价值。”彭林说。  四库全书本《性理大全书·家礼》图 “需要朱熹一样的智慧” “礼，时为大。有圣人者作，必将因今之礼而裁酌其中取其简易易晓而可行，必不至复取古人繁缛之礼，而施之于今也。古礼如此零碎繁冗，今岂可行？亦且得随时裁损尔。”（《朱子语类》卷八十四） 历经中古动乱之后，隋重新统一中国，至唐时国家开放、文化多样、典制混杂，这是盛世景象，但也引发学者反思。宋代学者甚至批评这是违背经典。朱熹也是其中之一，他几乎将所有传统经学典籍都做了整理。中年时，更萌发为朝廷编修礼书的念头，因为偏安的南宋朝廷也需要一套完整、有系统的礼制来抚慰飘摇的人心。朱熹晚年尤其归于礼学，和讲求经世致用的中国传统学术的精神不无关系。 在着手编辑早已湮没无闻的《仪礼》，梳理经学资料的同时，朱熹更编订了《家礼》，根据时代的变化，在司马光《书仪》的基础上灵活改造，对社会一般大众实际礼仪进行指导。《家礼》影响至明清两代，也远及朝鲜半岛。 介于经学与历史、理论与实践之间的礼学，在今天亟待被改造，被接纳。今天的礼学研究者所面对的西潮新潮，也许是比朱熹更加复杂又有些类似的情境——要精研文本，也要考虑时俗，在新的时代里，接续和传达出中华文明的礼乐精神。 《周礼》原名《周官》，一般认为，是战国时代所编的关于西周政治制度的书。汉初废除秦代的挟书律，广开献书之路，从民间发现《周官》。后来王莽建立新朝，刘歆为国师，力排众议，称《周官》是周公制礼作乐的典章，并改名为《周礼》。新朝覆亡之后，东汉仍旧延续西汉时期官府的以今文经学为主流，不过民间已经大兴古文经学，《周礼》研究与传授也在其中。 《仪礼》记载上古礼典的具体内容，是先秦饮食起居、揖让进退的礼仪记录。《仪礼》是礼的本经，共有十七篇。其中九篇是以士为主的礼仪，如冠、婚、丧、祭之礼；还有《乡饮酒礼》和《乡射礼》，是乡人集会饮酒和射箭竞技的礼仪。另有八篇是诸侯、大夫的礼仪。 古人把解释经典的文字称为“记”，《礼记》就是《仪礼》的“记”。多数篇章可能都是“七十子后学者所记”（《汉书·艺文志》），也就是孔门七十二子散居各诸侯国，他们的学生又各传其师说，所传的解释《仪礼》和阐发礼义的文章。流传至汉已有一百数十篇，相当繁复，西汉戴德选其八十五篇为《大戴礼记》（今残），其侄戴圣又选编四十九篇，为《小戴礼记》，即今本《礼记》。 东汉末，郑玄注《周礼》《仪礼》《礼记》，打通今古文，发明义例，去取谨慎，裁断得当。郑注三礼出，而各家注本尽废。“三礼”的名称得以成立，要归功于郑玄出色卓绝的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