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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是征实之学 “彭林老师说靠谱不靠谱，我从来都没想过这东西还能靠谱。”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吴丽娱说到这里，自己也笑了，“是真的呀！对我来说，也非常新鲜。”吴丽娱专治礼制史，与经学领域的礼学，是两个行当。“我们做的都是跟王朝结合的国家礼制的问题，对三礼的了解也就是知道个后世制度的来源。原来对他们礼学这块到底做到什么程度，还真是不了解。” 她对会场上所见所闻连连赞叹，特别是相较于各地兴起的民俗化取向的祭典仪式，“因为听到复原，觉得一般都是很糙的，大概齐，有个意思就得了。但他们是属于完全不一样的性质。现在这个的性质是很规范、很学术的。” “所以我为什么下定决心”，彭林在接受采访时说，“你不拿出那个权威的东西来，假货、水货就到处都是了。我为了这一天可以说准备了十年。”彭林希望，能够做出一个精良的复原版本，让大家通过了解去思考古礼合理在哪里：“我们不是要复古。谁复得了古？”而是想让人们比较一下，中国传统的冠婚丧祭仪式和舶来品相比，优长在哪里，里面的文化元素会不会更适合我们自己，以重建出适合当代日常的新礼。“你要批评，也先看完以后再批评。” 两千年下来，动作会走样吗？ 当然，这样专业、细致的复原，代价也不小。“这是一个烧钱的活。我们拿一个国家社科基金项目80万元，光是一个士冠礼就做了差不多200万元，这个都是嘉礼堂在支持。” “其实我今天才知道，沈葹老师说沈文倬先生生前也有这个愿望。”彭林在纪念活动上说。浙江大学古籍研究所教授贾海生回忆，沈先生曾经讲起自己跟曹元弼先生学习礼学时，曹先生已经双目失明了，他一边读郑注贾疏，一边在曹先生家里类似于宗庙的房间里，一遍遍地演习揖让周旋的各种动作。 每一个动作都有礼义在里面，边读书边演习，比只读书对仪式典礼的细节把握更准确。“因为文字记载的礼书文本，不可避免地会有所省略，比如说，人们举行仪式的时候，一个人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怎么走的，往往文字会记录这个人原先站在什么位置、面向，下一个动作可能已经到达要行礼的地方；但怎么走过来、怎么转的身，礼俗就可能像现在的录像那么直观。所以要一边演习一边推测细节。”贾海生解释。 不过，两千年下来，动作会走样吗？时移世易，在历史发展中，尽管有文字记载，但是人们对于《仪礼》以及其他礼仪中记载的礼仪器物、方位逐渐模糊不清，需要在后代礼仪实践中加以明确。这就是后代礼图产生的原因。 15年前以孔德成的《士昏礼》为蓝本，制作3D动画版本的台湾大学中文系教授叶国良，曾经在《汉族成年礼及其相关问题研究》导言中谈到礼仪研究的要点。他认为，由于礼仪变动不居的特性，必须对其同时作“共时性与历时性的观察”，也就是既要将某一特定仪节放在各种同时存在的仪节之中，以掌握该仪节的意义与定位；也要做探源与变革的追踪，这样更能够突显这一仪节的意义。 “面对同一个文本，复原的仪典，包括彭老师这个，再有一个人也做仪礼复原，也不可能达到一模一样。”贾海生说，“原因就是，对文本省略的部分如何补充出来，一要靠历代学者的研究成果，二是在具体场合下一个人对文本、历代成果的理解和接受程度。所以恢复礼典，不同的人肯定会有不一样的地方，每个人都有自己心目中的一个规范。” 从出土文献的角度来讲，最容易有新发现的学科是礼 新时代，除了借助全新的科技手段，可以进行前人无法想见的《仪礼》复原，还有大批20世纪的出土材料，是近两千年来的礼学研究都未曾面临的新境。 从出土文献的角度来讲，最容易有新发现的学科是礼。例如，对周祭制度（商王朝遍祭祖先的仪典）的研究，就是甲骨文研究中的一个重要亮点，虽然现在人们对商礼的认识还是有些模糊。西周青铜器铭文的相当大一部分内容是策命礼，这在传统文献中也有记载，但没有像铭文那样提供如此完整的、反反复复的典礼活动记录。此外，郭店简、上博简、清华简这些战国材料，也包含很多礼类文献，近年来相关研究著作与论述不断。新文献的出土将《礼记》的成书年代大幅提前，也将与礼有关的诸多未知细节呈现给世人。 “礼是征实之学，不能全凭训诂手段。”贾海生回忆起他向沈文倬先生的第三次问学，“沈先生有篇文章叫《略论宗周王官之学》，对‘甿’的身份的考证非常精道。我问沈先生，诗经中‘氓之蚩蚩’的‘氓’，是不是就是周礼中的甿的后裔。沈先生听了这话没吭气，过了一会儿跟我说，如果从训诂上讲，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毕竟要有其他的证据。” 建立地上与地下材料的关系，需要提防哪些逻辑的陷阱？ 不过，无论是落实到时空上的复原，还是建立地上与地下材料的关系，都涉及厘清经学、经学史、训诂学、文献学、名物学的分别，也涉及到底是以研究三礼来推测构建历史事实乃至文化创造，还是以此来理解历代注疏者的思维，进而研究经学史的分别。 “近年来出土战国及汉代帛书、竹简，证明传世古籍都渊源有自，并非后人杜撰，同时也显示在具体字句上，和传世古籍之间仍有较大距离。借用蓝永蔚先生的说法，可以说‘出土文献带有一定的偶然性和片面性，而传世文献具有规律性和普遍性’。”乔秀岩曾在一篇书评中这样强调。 那么，通过经书等文献进行名物研究，又需要提防哪些逻辑的陷阱呢？乔秀岩指出两点。 一是出土的实物材料与先秦文献尤其经书之间，不一定有直接的对应关系。以经学家考订周代士阶层宫室各部位的长度为例，《仪礼》记述的统一格局可能是当时的实录，但也可能是理论上的构拟。因为实际上，周代的士阶层未必家家都按照这样的图纸盖房子。可是，经学家“必须将经书字句的意义一一讲通，而且还要在各种不同的经书以及其他古籍记载之间，互相参证，解决其中的矛盾”，也就是所谓会通群经，这样“才能达到他们追求经义的目的”。 其中，就有一种抽象化、概念化的倾向。并且，“从经书的萌芽形成开始，一直到汉魏注家编订以前，一种古籍的不同传本之间以及各种不同古籍之间也经常发生互相影响，因而加大了经书的普遍性”。 二是，今天对《三礼》的订正辨伪工作，实际上都是以恢复郑玄等整理校订的原貌为最终目标，“一般而言，无法再追溯到郑玄等人校订以前的状态”。乔秀岩解释，这并不是因为他们的诠释精确无误，而是因为今天我们没有比郑玄他们更早的、完备的文献资料可以拿来对照，进而判断他们的正误。我们现在看到的武威汉简，是郑玄校定之前的文本，是当时存在过的大量书本中极个别的几种，也只能说，对我们推想郑玄的校定情况很有帮助；而甲骨文、郭店简这些“源文件”，有助于后人推测先秦时代的相关历史，而“对研究郑玄以后的礼学史、经学史没有太大意义”，他表示。 因此，他提醒在这几个密不可分的领域之间开展研究的学者：从文献学的角度看，能准确了解郑玄理解的先秦制度，已相当不易；对考古学家来说，新发现的先秦遗物细节和屡经历代学者改造的传世文献，并不适合做直接的对比研究，两者之间不能打上等号。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