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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郭齐勇 摘要 梁漱溟、熊十力与马一浮是现代新儒家思潮第一代的代表人物，三先生及其门生故旧属于一个文化共同体。梁先生是文化学者兼社会活动家，熊先生是起于草莽的哲学家，马先生是国学大师，精通经学、佛学与理学。三先生特立独行，性格迵异。他们的共同点是：掉背孤行，抗拒时俗，为中国文化的存亡继绝争一线之机。熊先生规模宏大，马先生义理精纯，梁先生践履笃实。 现代新儒学思潮，大体上有三代学人。第一代学人中有梁漱溟、熊十力、马一浮等先生，三先生及其弟子交往甚密，属于一个“文化共同体”。我先分别介绍三先生的学术与人生，再讲他们之间的联系，他们的人格境界。 三先生的行迹  梁漱溟（资料图 图源网络） 梁漱溟先生（1893年－1988年）是一位性格特异、风骨嶙峋的人物。他是桂林人，但生长在北京。他并未接受过旧式教育，他的父亲很开明，让他在新式学堂里接受了小学、中学教育。1916年，24岁的梁先生在《东方杂志》上发表学习佛学的心得《究元决疑论》，得到北大蔡元培校长的赏识，蔡校长即与文科学长陈独秀商量，决定聘梁先生为特约讲师，讲授印度哲学。梁先生是20世纪面对西化狂潮最早肯定中国文化价值的文化人。其实他是非常主张科学与民主的，而且积极参与了民主建国的政治活动。 梁先生是有操守有气节的人，他的骨头很硬，我深深敬服他的人格。我曾经五次到北京看望、拜访他，为他的精神所折服。他是一位真儒，决不趋炎附势。他有自信力。1941年他在香港主持民盟事务，创办《光明报》。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他坐小船回来，非常危险，但他若无其事，心地坦然地说：“我相信我的安危自有天命”。“我不能死，我若死，天地将为之变色，历史将为之改辙。”他说，孔孟之学的意蕴，中国文化在人类的地位，只有我能阐发，我还有三本书要写，我怎么能死呢？天怎么会让我死呢？梁先生就是这样自信，这样有担当意识的人。这很像孔子。如孔子所说的“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那样。解放前夕，他代表民主团体到昆明调查闻一多、李公朴遇害案，在群众大会上痛斥国民党特务。他说，民主知识分子是杀不绝的，你们有胆量就朝我开枪，我不怕死。 抗战时与抗战后，他曾经两度去延安，曾经与毛泽东多次交谈，乃至在窑洞同榻而眠。建国以后他多次成为毛泽东的座上宾，但没接受毛主席让他在政府中任职的建议，又多次提出不同意见，后来就有“廷争面折”的局面。1974年，他发表《我们今天应当如何评价孔子》，反对以非历史的观点评价孔子，反对把林彪与孔子相提并论。梁先生的代表作是《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国文化要义》等，他的哲学是文化哲学、生命哲学、人生哲学。他主要用心于人生问题与中国问题，为此而思考与行动了一生，其哲学与他的生命融合在一起。  熊十力（资料图 图源网络） 熊十力先生（1885年－1968年）与梁先生一样，也参加过辛亥革命。他原名子真，湖北黄冈人，是一位传奇式的人物，从没有受过任何旧式与新式教育，只读过半年私塾。他生长在贫瘠乡间的一个贫苦农家，幼时为人牧牛。16－17岁时游学乡间。不久，他与同道受到维新派影响，欲物色四方豪杰，共图天下事。为“运动军队”，他投身行伍，又考入湖北新军特别小学堂为学兵，宣传革命，联络同人。他加入日知会，并发起组织“黄冈军学界讲习社”，主持该社的革命活动。他曾参与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护法运动，目睹鼎革以还，世风日下，“党人竞权争利，革命终无善果”，痛惜“党人绝无在身心上做工夫者”，深感“革政不如革心”，遂慨然弃政向学，研读儒佛，以探讨人生的本质、增进国民的道德为己任。这是熊十力一生中重要的转折。他曾自谓：“决志学术一途，时年已三十五矣，此为余一生之大转变，直是再生时期。”熊十力早年就有佛学的“天上地下，唯我独尊”的意识。他是自学成才的，特别有天赋，有悟性。 熊十力先生是一个怪才，他从他的老师欧阳竟无先生那里走出来，批评佛教唯识学，创立了融会儒佛的“新唯识论”的哲学体系。抗战时期，熊十力入川，颠沛流离，生活拮据。他凭着对国家、民族、人民和传统文化执着的爱，自甘寂寞，乐以忘忧，勉力著述讲学。熊氏哲学体系之充实、发展、完善并在国内哲学界产生一定影响，亦是在抗战期间。抗战末期出版的《新唯识论》语体文本和《读经示要》是他的思想成熟、体系完成的标志。 孔子基于上天不会丧失掉华夏斯文的信念，自觉身系斯文之传的使命，一身系文化神州之安危，是文化托命之人。熊十力先生30年代在北平居住时，曾自题堂联：“道之将废矣，文不在兹乎？”熊先生以“上天将斯文属余”的气魄，承担着中华文化的慧命。  马一浮（资料图 图源网络） 马一浮先生（1883年－1967年）是一位大名士，大隐者，大儒，理学大师，又是著名的诗人与书法家。他早年到美、德、日游学。他是绍兴人，长年隐居杭州。抗战军兴，才出山讲学，他随浙大迁居江西泰和、广西宜山，讲学的内容后来编成《泰和会语》、《宜山会语》。1939年，马先生到四川乐山创办复性书院，有《复性书院讲录》6卷。马先生认为，六经可以统摄一切学术。马先生的儒释道的学养特别深厚，佛学造诣颇深，对宋明理学也有精湛的研究。 抗战时在后方，蒋中正常常召见一些学者去谈话，冯友兰先生、贺麟先生等都分别去见过蒋，据说这都是陈布雷的安排。马先生见蒋是在抗战初，办复性书院之前。据说马向蒋讲两个字：“诚”、“恕”（一说为“虚”）。他希望蒋“恕以接人，诚以开务，以国家复兴为怀，以万民忧乐为念”，强调“诚即为内圣外王之始基”。据说蒋对这种劝诫甚为不快。事后，友人问马先生对蒋的印象，马的评价很有趣，他说蒋“英武过人而器宇褊狭，缺乏博大气象”，又说蒋“举止过庄重，杂有矫揉”。他评价蒋是“偏霸之才，偏安有余，中兴不足。比之古人，不过是刘裕、陈霸先之流人物”。这个评价是很确当的。大家知道，刘裕是南朝宋齐梁陈的宋的建立者，即宋武帝，虽代晋称帝，但没有统一中原。陈霸先是南朝陈的建立者，即陈武帝。这两个王朝都是短命王朝，都没有完成统一大业。大概从心胸、气度和霸业上看，蒋不过是宋武帝、陈武帝之类人物，后来的历史果然验证了马先生的判断。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