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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先生的学术 1、梁先生的“理性” 梁先生的代表作《东西文化及其哲学》，1921年由商务印书馆正式出版。梁先生的主要看法是：西方、中国、印度是世界上三种不同类型的文化，各奉行不同的哲学。就人生的态度而言，西方文化是向前追求的文化，所面对的是人与物的关系；中国文化是调和、持中、郑重的文化，所面对的是人与人的关系；印度（佛教）文化是转身向后去的文化，所面对的是人对自己本身，即心与身的关系。他的这些概括当然是比较简单化的，但在当时，从文化比较类型学出发来考虑问题，也很了不起。他主张“世界文化三期重现说”：西方文化是解决生存的前提与条件问题的，是第一期；中国孔子的文化是人心即精神生活的，是第二期；印度佛学是超越的宗教境界的，是第三期。在他看来，中西之别在一定意义上是内与外、玄学与科学、义与利、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理性与理智的区别。他认为，促使西方人向外逐求的是意欲，是物质利益；促使中国人向内聚敛的是道德，是义。他说，未来中国文化，很可能是孔子儒家文化的复兴。 梁漱溟认为，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就是理性。中国传统文化彻头彻尾就是理性的发挥。正因为中国民族与文化植根于理性基础上，理性力量特别深厚，所以，虽然在历史上辗转变迁，此刻，遭遇这种西方风雨的摧残，它依然深藏在民族文化与灵魂的深处。中国文化与民族之所以有如此顽强坚韧的精神力量，得之于理性。中国民族在外族的武力征服面前没有屈服，而最后反而不断地同化各个民族，使其国土日广，民众日丰，并不是靠武力，而是靠理性。在这种意义上，理性就是中国的风俗教化、伦理精神等。而且，梁漱溟根据这一认识，发表了他对中国民族文化的前途和未来的预见。他相信，“只要人类存在，中国人的精神即可存在；因为人类从来即由于此（理性），中国人能把握住这个（理性），当然可以站得住。”中国文化的理性精神实质也就是人类的共同精神，只不过是中国人认识得早，而西方人认识得较晚罢了。 梁先生把理性视为一种心思作用、情感、认知的方式、行为的方向、人的本质、生命努力奋斗的目标等等。理性是人们的一种平静通达的心理状态。在梁先生心目中，就今天世界范围内的文化而言，真正体现人类理性精神的，只能是代表中国文化的儒家道德哲学。理性就是一种向上心，一种不断求取、奋进、超越的精神。向上之心，即中国民族生命赖以开拓的一种精神。总之，与西方启蒙时代以降的工具理性、科技理性不同，梁先生的理性是价值理性、生命理性。他讲的理性，其实是中国文化精神。 2、马先生的“性德” 马先生以本体言心，此心即性、亦即天、亦即命、亦即理、亦即性德或德性。他有一套天、命、心、性、理、事物相互贯通的看法。马先生指出：“德是自性所具之实理，道即人伦日常所当行。德是人人本有之良知，道即人人共有之大路，人自不知不行耳。知德即是知道，由道即是率性，成德即是成性，行道即是由仁为仁。德即是性，故曰性德，亦曰德性。”他认为，性德就是仁体，就是善。就超越面而言是“天”、“帝”，但性外无天，人外无帝，是内在具足的心体和性体。 马先生的工夫论，亦是佛儒之辩证综合。其纲领是《复性书院学规》中论述的四条：（一）主敬为涵养之要；（二）穷理为致知之要；（三）博文为立事之要；（四）笃行为进德之要。 他的六艺论与道德理想主义的文化哲学观不仅从中国出发，而且从整个人类出发，从真善美的价值追求出发，从人的精神世界的安立和多维发展出发，仍然是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的。他把六艺之教的重点落实在六艺之人的培育上，这对现代人素养的提升和宇宙伦理的关怀都有借鉴意义。马一浮先生的最高成就是诗，尤其是他的哲理诗。他是本世纪中国最大的诗人哲学家。他的诗被方东美、徐复观称赞为“醇而雅”、“意味深纯”。 马先生一生读书刻书，嗜书如命。苏曼殊说他“无书不读”，丰子恺说他“把《四库全书》都看完了”，朱惠清说他是“近代中国的读书种子”。然而，他却有他独特的书观：“吾生非我有，更何有于书。收之似留惑，此惑与生俱。书亡惑亦尽，今乃人无余。” 书籍、文字、语言乃至思辨，不仅不能代替而且很可能肢解、拘束生命与生活。圣人语默，不在言语文字上纠缠。因此，他常说要走出哲学家的理论窠臼。诗能空、能舍，而后能深、能实，把宇宙生命中的一切理、一切事的最深意义、最高境界，呈露出来。 3、熊先生的“本心” 熊十力思想的发展轨迹，大体上是：早年批判六经，认为六经是拥护帝制之书；中年趋向佛法一途，直从大乘有宗唯识论入手，不久舍弃有宗，深研大乘空宗，投契甚深，久之又不敢以观空之学为归宿；后仍返求诸己，通过自己的人生体验，契合于儒家《周易》。 熊十力认为，哲学就是本体论。他所穷究的“玄学的本体论”或“玄学的真理”，与“科学的真理”是根本不同的。“盖哲学之究极诣，在识一本。” 熊十力主要的哲学观点是：体用不二、心物不二、能质不二、天人不二。他所谓“体”是“本心”，是“心体”、“性体”，即人的生命存在的本体、宇宙万物之本根及其生生不息的源头活水，在一定意义上也是道德的本体和道德的主体。所谓“体用不二”，也就是肯定生命的意义和人生的价值，是为了在物欲横流的世界重新寻找“人生本质”和“宇宙本体”。熊氏认为，吾人与天地万物所同具的仁心本体，内蕴着极大的力量，可以创造出、生化出整个人文世界。他高扬了仁心本体刚健、创生的特质，实际上是以积极的人生态度、生命意识和人本精神去面对世界、创造世界，同时又主张不被人们创造出来的物质世界和人文建制所异化、所遮蔽，以致忘却、沦丧了人之所以为人的根蒂。 熊十力以他的本体论统摄了宇宙论、人生论、知识论、治化论等等。他自诩其《新论》将此融成一片，抓住了穷究宇宙实体的一本性这个核心，从而继承了中国哲学的传统。这一传统，张东荪解释为：“其道德观念即其宇宙见解，其宇宙见解即其本体主张，三者实为一事，不分先后”。他切身体验到革故鼎新和变化日新的氛围。他服膺王船山哲学，将其概括为“尊生以箴寂灭，明有以反空无，主动以起颓废，率性以一情欲”。 熊十力是我国现代哲学史上最具有原创力、影响力的哲学家，他奠定了现代新儒学思潮的哲学形而上学之基础。他的“体用不二”之论，成为整个当代新儒学思潮“重立大本、重开大用”的滥觞，亦成为这一思潮的基本思想间架。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