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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无常师，文如断壁。晚年这一自我鉴定，好似有点自嘲，其实很是认真。我的自选集，便是明证。选集凡三辑，“一分为三”、“忧乐圆融”、“古墓新知”，分别收录了我在宇宙规律探秘、中华文化鸟瞰和出土文献解读诸方面的零思碎想和浅见陋识。 从未想过以哲学为职业 却与之相伴一生 回忆少年时代，未能受到良好的学校教育，也没遇到深厚的知识环境，真正知道有所谓哲学，自觉去思考哲学问题，并留下有记忆的，大概已是二十岁以后的事了。所以，即使在最爱幻想的青年时期，也从未想过今生会以哲学作为职业，而且竟然乐此不疲，与之相伴一生的。  庞朴先生 资料图 图源网络 哲学问题宽广多端。说不清楚什么缘故，我的兴趣始终集中在方法论上。1952～1954年间，有幸脱产专门研读了两年哲学课程，其主要成绩，便体现为后来发表的、可以视同毕业论文的《否定的否定是辩证法的一个规律》（《哲学研究》，1956）一文。那是一篇很幼稚的文章，充满了教条主义气息（也可说是时代气息）；但是它提出了一个在当时曾是很敏感的问题：要求恢复否定之否定规律在辩证学说中的地位。 “否定之否定”的再讨论 斯大林的坚冰难冲破 否定之否定本是辩证法的一个基本规律。黑格尔倡之于前，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扬之于后；到了斯大林，却给一笔否定了。斯大林的做法，本是基于政治上的考虑，即不能给人以革命者（否定者）应该再革命（被否定）的印象和藉口；当然，公开讲出来的理由不是这个，而是别的学究式的道理。 我之所以敢于挑起这个问题，一是因为，那时候，适当批一批碰一碰斯大林，已经成为一种时髦；这是普遍性的原因。再一个特殊原因是，我自己对方法论的特殊兴趣。至于斯大林的那个政治上的考虑，我当时并不深知，也未敢多想。其实有那种考虑的，恐怕还不止于斯大林一人而已。所以我惹起讨论的否定之否定问题，虽是马克思主义学说中的重要理论问题，但在彼时的学术界，并未引起多大强烈反应。 当然也不是毫无反应。到1957年上半年止，总算有那么七八个人出来写过十来篇文章，事后，浙江人民出版社还编成为一本薄薄的讨论集。此外最大的反响是，有人就此提议将否定之否定规律改称为“肯定否定规律”；据说一来可以保留否定之否定规律中的合理因素，二来可以避免否定之否定规律的正反合套子，三来也照顾到了马恩列著作中的历史事实。这个主意在当时算得上不卑不亢，因而颇有市场，似乎还曾经运用到了教材上。其实，用“肯定否定”替换“否定之否定”，等于还是用对立斗争来排斥对立统一，用二分法来代替三分法，在理论上，和斯大林抛弃否定之否定规律的结果并无差别，甚至不妨认为，它正是斯大林理论在新条件下的某种变形。 这说明，要想冲破斯大林的坚冰，绝非轻而易举便能成其功和奏其效的。 视野转向：中国哲学的“名家者流” 接下来的喧嚣岁月，很不利于理论问题的探讨，我的视线于是转向了中国哲学的历史。我们知道，中国哲学虽说常常过度热衷于政治和伦理，但也不乏方法论的研究；特别是有些学派和个人，专以辩论认识方法为乐事，因之被称为“析辩抗辞”的名家者，值得予以认真关注。 名家者流有着种种不同的思想倾向。冯友兰先生曾经敏锐地指出，所谓的名家，可以归并为“合同异”与“离坚白”两派，也就是相对主义派和绝对主义派。其一派强调事物的相对性、共性和对立的同一性，另一派则强调事物的绝对性、个性和对立的斗争性；二者形成了一正一反的两大派，攻讦不已，后息为胜。事实上，二者之间还有一派，试图兼顾相对、绝对的合派，那就是墨家辩者派。这一合乎逻辑的三部分，在中国战国年代的百家争鸣声中，表演得有声有色，蔚为大观。 可惜，似乎到目前为止，也还很少有谁如此明快地来界定名家的派别性，来分析他们在中国哲学史上的地位和作用。而所以如此的最大原因，恐怕正出在我们自己的方法论上，是我们的认识方法障碍了我们的眼睛。我自己便是其中之一。 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之际，所谓的三年困难时期，肚子虽说受了不少委屈，脑袋却相对得到点宽松，因为人们都忙着填肚子的事情去了，没时间来管你脑袋应该怎样想。因之，我曾得空跟古代名家打了几年交道，写了几篇文章，后来甚至也编成为一本书，叫《公孙龙子研究》。现在看，那些东西里，除了涉及训诂和考据的地方还有点价值外，其他哲学性的论点，多还需要再讨论和再认识。因为，我虽久已高悬辩证法为研究对象，其实我并未学会辩证地看待事物看待历史，一脑袋的形而上学偏见，常使自己陷入泥潭。 最好的老师是文化大革命 最好的老师是文化大革命。它教人懂得许许多多东西，而且真是一天等于二十年。我从中学到的真理之一，便是“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能久矣” ！这本是孔子的一段话，五四以来一直遭受批判，文化大革命中尤甚。但也正是文化大革命，是那份因整个社会都陷入分裂、斗争、动乱、沉沦而引起的危机感，以及那种“吾党之小子狂简，不知所以裁之”局面所造成的恐怖性，才使你真的能以懂得中庸至德之可亲可贵，并亲身感触到了“民鲜能久矣”的可叹可悲。 于是，我有了认真看待“中庸之道”的酝酿。随后更鼓足勇气于八十年代之初，发表了《中庸平议》一文；并在太原、黄山、密云等地学术讨论会上，提出一分为三的命题。 多年以来人们心目中的“中庸之道”，大都偏重在政治伦理修身养性方面，而且常是一副乡愿式的丑态。这些都应该说是出于误解。其实中庸首先是一种方法，一种“执两用中”的方法，亦即将对立面统一起来以寻求两全其美前景的方法。在这个意义上说，中庸问题，也就是一分为三问题。 至于一分为三这个口号，文革前已有人提过，听说是从结构上来谈论三分的；没有见到过正式发表的文本。一分为三口号直接关系到一分为二命题，而一分为二曾经是理论禁区。64年5月至66年5月间，有过一场“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问题的大讨论；第一个年度里，全国各地便发表文章近五百篇。那本来是一件大好事，因为，能以提出合二而一来与一分为二较量，本身便是对一分为二威权的挑战。而以合二而一来补充一分为二，实际上就是以对立的统一来补充对立的斗争、以否定之否定来补充肯定与否定，其结果，必将引导人们发现，现实的事事物物，不仅是一，不仅能分而为二，而且还是三，是合二而成的新一。可惜好事多磨，讨论并没能按照理论自身的理路进展，最后竟突变而为政治大批判，书生们一个个都瞠目结舌，莫名其妙了。 中国文化体系有个密码，就是3 文革后，79～80之交，报纸上又重提“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问题；事情带有平反的性质，理论上并无突破。倒是从此各地时有零星的一分为三火花在闪烁，虽说不成气候，倒也难能可贵，惹人遐思。 我在《中庸平议》之后已经深信，中国文化体系有个密码，就是“3”。于是便用这个密码去开中国文化宝藏之锁，也用开了锁的宝藏文化来反证密码之存在。比较鲜明的例子当数《解牛之解》与《相马之相》，那是两篇以实践和认识各自的三部曲来剖析中国经典典故的姊妹文章。它向人们证明，这些典故之所以脍炙人口，历久弥新，就在于其中深藏有三分法的哲理，因而能使人躬鞠心折，获得理智上的满足，会心惬意，饱享精神上的娱悦。 所以，我在证明中国文化有其密码和运用这个密码来解读中国文化方面，游荡了好长时间，乐而忘返。直到古稀钟响，才恍然觉得应该停止这种漫步，在剩下的时间里，尝试着对一分为三给出理论上的说明，庶几能够执一御万，以简制繁，使得众多并不习惯从文化方面切入的朋友，也能在他们自己的领域里，发现三分的真理。于是有了《三分法论纲》、《中庸与三分》、《三极：中国人的智慧》、《关于中国古代三分法的研讨——四圣二谛与三分》和《一分为三论》等尝试。 1995年春天，我有缘到达海德堡大学。前不见古人，只是见到了又一群好学深思的学子，不由得想起了黑格尔先生的放言高论，说是中国硬是没有某种“三位一体的高卓的意识”。我深信，黑格尔是诚实的，严肃的，他没有鄙夷中国的意思，一切误会统统来自交流手段的欠佳。其实，就在他发表那场著名的哲学史讲演前一百六十四年，中国庐山脚下，一位比他大上一百六十岁的避世僧人，正在撰写一部叫做《东西均》的著作。书中所着重阐发的，正好就是后来黑格尔所常讲述的三位一体的辩证法；其思想的深度，完全可以和黑格尔比翼齐飞，毫无逊色；而且由于早出一百六十多年，直可看成是黑格尔思想的先行。于是，在流连于海德堡的那些日子里，在黑格尔当年的讲堂中，我发了一个宏愿，也可以说准备冒它一次大险，下定决心注释它，因六十年代到八十年代，我曾先后读而又废者，凡三次。此后三载，不自量力，时止时行，注其所知，缺其所疑，终成一册。我越来越相信，它所抉发的宇宙奥秘，那个一分为三的道理，很是应该也很有必要广为众人周知，以利于认识世界建设世界。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