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范仲淹 庆历新政 庆历四年，赵祯提拔韩琦、富弼、范仲淹三人为相，着手准备改革。钱穆在《国史大纲》中认为，宋王室在危机面前主动要求变革，显示出巨大的勇气。改革进程中，赵祯显得非常焦躁，每次召见三人时，都必定要求马上提出改革方案，要天下立致太平。范仲淹私下对人说：“皇帝对我可谓优厚之极，但事情有缓急，革除多年的积弊，不是一朝一夕能做到的。”赵祯继续颁下手诏：“朝野上下都认为你们是国家人才，我寄予厚望，希望范仲淹、富弼你们不要回避，尽快拟定改革方案，陈列献上。”督察得很急。 天章阁是宋室陈列供奉先皇画像、遗墨、御集的地方，有着神圣的意义。赵祯打开天章阁，召见范仲淹、富弼，赐座，赐纸笔，命两人立即上奏当世急务。宋初宰相地位下降，不能像汉唐那样与皇帝坐而论道。赵祯如此举动，自认为是天大的恩赐，将振兴国家的责任丢给臣子。二人感到压力巨大，不敢就座，仓皇告退。范仲淹穷尽心力，用一个多月的时间，写成《答手诏条陈十事》，提出改革纲领：一是明黜陟，二是抑侥幸，三是精贡举，四是择官长，五是均公田，六是厚农桑，七是修武备，八是减徭役，九是覃恩信，十是重命令。前四条是人才选拨政策，第五、六、八条是经济政策，第七条是军事政策，第九、十条是提高行政效率政策。新政在皇帝直接干预之下，得以全面推动。 然后，欧阳修敏锐地意识到，范、富二人可能会受到攻击，上书给皇帝打预防针：“当今君臣同心协力，是难得的局面。范仲淹等人定会承受小人的怨恨，陛下应当尽力支持、信任他们，拒绝听信谗言。”然而，新政规模阔大，行之过急，各方面利益纠缠不清。一时之间，心存侥幸之徒大肆造谣，朋党之论大兴。 赵祯毕竟身居天子至尊之位，需要一些人揣摩、迎合自己的意思。范仲淹笃信儒学，刚正不阿，行事但求合乎道义、无愧于心，并没过多考虑皇帝的感受。他曾经得罪宰相吕夷简，被贬到饶州。后来，吕夷简得知皇帝有意重用范，便请求特别加以提拔。赵祯因此认为吕是厚道的长者，要范表示感谢，冰释前嫌。范仲淹断然拒绝，说：“我曾经讨论的，都是国家大事，与吕没有私人过节。” 君臣之间的嫌隙，是观念、思想的不同，皇权不可以无限妥协，需要奉承逢迎；以天下为己任、从道不从君的士大夫需要更多的政治自由。双方始终貌合神离，不能对国家大事进行充分、自由的讨论，找不到改革平衡点。范仲淹对此体会很深，很有危惧之感。淮南匪徒作乱，高邮守将晁仲约估计抵挡不住攻击，要郡中富豪献出金银，杀牛备酒，向匪徒送上厚礼。匪徒高兴，绕行而过，不侵害高邮百姓。朝廷得知，要诛杀晁仲约以正法纪。范仲淹想为其开脱，富弼则以为非杀不可。二人在皇帝面前争论，最终赵祯听从范仲淹的主张。退朝后，范仲淹对富弼说：“宋朝开国以来，未曾轻易诛杀大臣，是天大的好事。同僚之间，哪里还有像我与您这般深厚的情谊？此事皇帝没有明确表态，我们如果轻率引导他杀戳大臣，他日杀得兴起，我和你不一定能自保。”富弼不以为然，后来从河北回京，被拒在城门外。他猜测不到皇帝的用意，安危未卜，整夜彷徨不已，叹息说：“范六丈，圣人也！” 一年多之后，范仲淹、富弼终于抵挡不住不小人的疯狂攻击，相继求外任，赵祯无可奈何，批准他们离开京城，庆历新政至此偃旗息鼓。然而，范仲淹身上刚毅正直的品格，希望向“古贤人”看齐的人生境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情怀，深刻影响着有宋一代的士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