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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勇于造道”的创新精神 张载是北宋时期伟大的哲学家，但他学无师承，他的哲学是自己经过几十年的探求、体会出来的。他自称“学贵心悟，守旧无功”。朱熹也说：“横渠之学，是苦心得之”。他一生穷神研几，探索宇宙人生的真谛，著有《正蒙》、《横渠易说》、《经学理窟》等著作，在前代哲学的基础上，“芭蕉心尽展新枝，新卷新心暗已随。愿学新心养新德，旋随新叶远新知”，以“古今无两”的“学问思辨之功”和“勇于造道”的创造精神，为中华民族的智慧宝库作出了重大贡献。  张载纪念馆碑刻（资料图 图源网络） 1、张载在中国哲学史上第一次建立了比较完整的气一元论哲学体系，开辟了朴素唯物主义哲学的新阶段。“气”是中国古代哲学用以表示物质存在的基本范畴，但在张载以前依然没有超出宇宙构成论和生成论的范围。张载在前代哲学的基础上，“旋随新叶起新知”，以“古今无两”的“学问思辨之功”和“勇于造道”的创造精神，提出了比较细致、系统的气论，建立了较完整的气一元论哲学体系。把气论从宇宙构成论和宇宙生成论发展为本体论，并在气范畴的基础上建构了自己的哲学体系，形成了与二程理本论、陆九渊的心本论鼎足而立的唯物主义气本论哲学体系，开创了朴素唯物主义哲学的新阶段。 2、张载是中国哲学史上第一个从思维与存在关系的哲学理论高度批判佛教唯心主义的哲学家。佛教从东汉时传入中国以后，一方面与中国固有的思想、文化相融合，另方面又与中国传统的儒、道哲学相矛盾。张载以前的许多思想家都对佛教进行过批判，这种批判基本上是从社会批判道德批判思想理论批判三个层次上进行的，张载把对佛教的理论批判提到了新的水平，真正从哲学世界观的高度，剖析了佛教的理论核心。后代不少批佛的哲学家如罗钦顺、王廷相、王夫之等人，都肯定了张载彻底批佛的理论贡献，并从张载哲学中吸取了丰富营养和宝贵经验。正如王夫之所云：“横渠早年尽抉佛志之藏，识破后更无丝毫粘染。一诚之理，壁立万仞。”（《读四书大全说》卷十）。识“使张子之学晓然大明，以正童蒙之志于始，则浮屠生死之狂惑不折而自摧”（《张子正蒙注–序论》）。 3、张载是宋代理学的奠基人。理学（或称道学）是北宋兴起的学术思潮，是儒家学说的新形态。理学的基本特征是使儒学哲理化，为儒家的伦理道德提供一个本体论的依据。理学形成于北宋，成熟于南宋，盛行于明代，成为封建社会后期的统治思想，占据着学术思想的主流地位。在漫长的七百年间，学者辈出，成果累累，产生了极其深远的社会影响。在理学发展史上，张载处于相当重要的地位，他是理学的奠基人之一。学术界认为，“宋初三先生”胡瑗、孙复、石介是理学的先驱，而周敦颐和张载则是理学的真正奠基者。张载作为理学奠基人的主要贡献是：（1）提出了理学的一系列基本范畴和命题。（2）建构了理学的基本框架。（3）确立了理学“民胞物与”的价值理想。张载在《西铭》中提出了“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的理想人生境界，二程之后的理学家，几乎无不推崇备至，认为其“言纯而思备”，“深发圣人之微意”，“真孟子以后所未有也”，并都以此作为理学所追求的价值理想。正由于张载为理学奠定基础，所以深得以后理学家和统治者的推崇，二程把他与孟子、韩愈相比，朱熹称其学为“精义入神”，说“横渠所说，多有孔孟所未说底”。历代统治者也给张载以很高的荣誉，宋理宗封他为眉伯，“从祀孔子庙庭”。元代赵复立周敦颐祠，以张载与程、朱配食。明清两代，张载的著作，一直被统治者视为理学经典，作为开科取士的必读书，并先后汇入御纂的《性理大全》和《性理精义》。由此足见，张载在理学中的重要地位和深远影响。 4、张载是宋代四大学派之一——关学的创始者。张载哲学，在关中地区影响很大，从学者甚众，一时门生如云，声势颇大，以他为领袖的关学学派就形成了，此后，一直延续到明清之际。从关学形成和发展的总体来看，它在中国理学史和哲学思想史上具有显著的特点和独特的地位。“关学始终葆其‘躬行礼教’、力排二氏（佛道）的‘崇儒’宗旨。它以‘气本’、‘气化’之学和‘精思’、‘实学’之风，同朱学、王学相依相离，鼎足而立，为宋明理学写下了独放异彩的篇章。”（陈俊民：《张载哲学思想及关学学派》） 张载哲学思想的内容十分丰富，对中国哲学史和关中思想文化史的贡献是多方面的，所上所论，仅就其大端言之。但亦足以表明张载哲学及其关学在历史上的重要地位。 （三）“崇礼贵德”的道德理想  先贤横渠张子遗像（资料图 图源网络） 张岱年先生曾云：“张载学说有两个最重要的特点，一是以气为本，二是以礼为教”。后来的关学后继者，虽多未能发扬以气为本的思想，但却“大多传衍了以礼为教的学风”。关学的“以礼为教”，约有二义：一是崇尚古代的礼制，二是重视道德的教化。在礼制上，张载平生用心于“复三代之礼”，认为推行“三代”的井田制可以实现“均平”理想。在德教上，张载认为“知礼以成性、性乃存，然后，道义从此出”。这就把“礼”和“德”贯通了，由“崇礼”引申到“贵德”。从这一认识出发，他提出了自己的道德理想。 其主要内容是： 1、“诚明互用”的立身之本。他说诚明是“天德良知”，“性与天道合一于乎诚。”诚是人成功的根本，“不诚无物”。人的修养有“自明诚”—由聪明到诚实和“自诚明”一由诚实到聪明两种方式，二者是互动的。诚而不明会流于愚笨，明而不诚会走向狡诈。只有把诚实和聪明统一起来才是一个真正的人。 2、“民胞物与”的道德境界。张载云：“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正蒙·乾称》）既然人与我、物与人，都生在天地之间，都秉有天地之性，所以每个人都应该以万民为同胞，以万物为朋友。 3、“太和之道”的崇高理想。“太和”就是至高无上的和谐。“太和”既是张载对太虚本体状态的描绘，又是张载追求的最高理想境界。因此他说“太和所谓道”（《正蒙·太和》）。“太和”一词出于《周易·彖传》对乾卦功能的赞颂，本义就含有深厚的价值意蕴。张载称“太和”为“道”就从本体和价值的统一上赋予了“太和”以崇高的地位。他说：“语道者知此，谓之知道；学《易》者见此，谓之见《易》。”这种至高无上的和谐，就是张载追求的普世价值的理想境界。在张载看来世间的万事万物虽然存在着种种矛盾、对立和斗争，但终归会化解矛盾，实现和谐。“有象斯有对，对必反其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正蒙·太和》）。 4、“大心体物”的人生态度。他认为首先要有“大心体物”的自觉精神。“大其心，则能体天下之物，物有未体，则心为有外。世人之心，止于见闻之狭；圣人尽性，不以见闻梏其心，其视天下无一物非我，孟子谓尽心则知性知天以此。天大无外，故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心”（《正蒙·大心》）。就是说要超越个体狭隘的见闻和私心，弘大其心境体察万物、承载万物、关爱万物，与天心合一，就能达到“体物未尝遗”（《正蒙·诚明》）、“视天下无一物非我”的普世价值境界。天地之性不是某一个体所独有的，乃是所有人的共同本源，而这就决定了人们不应该局限于仅以一己私意为取向的狭隘的价值视野，而应该具备关怀万物、关爱他人的宏大价值情怀，做到“立必俱立，知必周知，爱必兼爱，成不独成”（《正蒙·诚明》）。 张载这种“崇礼贵德”的学术宗旨，对关学有深远影响，后代关学学者，都不同程度地认同和发扬了这种精神。张载弟子吕大临后来虽受洛学影响，但仍然没有改变关学“躬行礼教”的主旨，论选举、明兵制、行井田、制乡约、明教化，主张葆“赤子之心”，弘“孟子之义”。 明代关学学者吕柟，著《礼问内外篇》，任国子监祭酒时期，以四书五经及仪礼为教材，贯彻“礼以立之，乐以和之”的教育方针，并把正心、修身、忠君、孝亲作为道德教育的基本内容，注意对学生的道德品行培养，要求学生严格按各种道德规范和礼节约束自己。他说：“若无礼以提防其身，则满腔一团私意，纵横四出矣”（《明儒学案》卷八）。他认为从“正己”入手，通过改过行善功夫，就能达到张载所说的“乾坤便是吾父母，民物便是吾胞与，将己身放到天地万物中作一样看，故曰：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的精神境界（同上）。 与吕柟同时的杨爵，大力倡导“克己复礼之学”，认为“人若非礼则率意妄为”，从而把习礼视为把握人本性之善、制约人言论行为、完善人道德品节、实现为仁之道的重要途径和功夫。并把礼的内容和标准具体化，以适应不同地位和处境的人。 后来，冯从吾在关中书院讲学时，也始终坚持德教为先的原则，提出“讲学即讲德”，制定《书院会约》，规定了各种礼仪，着力于培养“粹然之养，卓越之识，特然之节”的真人品。他说：“学者须是有一介不苟的节操，才得有万仞壁立的气象。” 明未清初的“关中三李”，继承关学传统，进一步阐发了张载“以礼教人”的思想，李因笃主张理学应以经学为本，为人应以“圣人为规矩”；李柏提出“当仁不让于师”，要求人们在道德修养上艰苦磨炼，防微杜渐；李二曲提倡“悔过自新”、“为学修德”，主张培养“真儒”。他还从《礼记》中摘录关于儒者的论述，写了《儒行篇》，以作为“真儒”的行为规范，要求从学者。 由此可见，从张载到李顒七百年间，“关学世所渊源，皆以躬行礼教为本”，“崇礼贵德”是关学源远流长的传统精神，虽然不同时期的关学学者，强调和侧重的具体内容不同，但其以礼为制、以礼教人、以德为先、以德为本的思想主旨都是一贯的。就恪守礼制的一面言之，“崇礼贵德”无疑有着保守性的局限，但其重视道德价值、培养道德人格的精神却包含着积极的因素，至今仍有着现实意义。 （四）“经世致用”的求实作风  张载像（资料图 图源网络） 在宋代理学的濂、洛、关、闽四派中，关学是最具求实精神的学派。关学的创始人张载，建立了以气为本的哲学体系，其理论深邃、逻辑严密、分析细致，达到了很高的思辩水平。然而，张载为学却不尚空谈，而是“语学而及政，论政而及礼乐兵刑之学”（《二程粹言》卷上），有着鲜明的求实作风。早在青少年时代，张载即向邠人焦寅学习兵法，并曾想组织兵力对西夏作战，解除西北边患，21岁时上书延州知府范仲淹，提出“边议”九条。走上治学道路之后，他依然关心当时的军事、政治，不把“道学”与“政术”视为“二事”。在他38岁至50岁的十二年为政期间，“躬行礼教”、“敦本善俗”，建立了卓著的政绩。晚年回到故乡横渠镇著书讲学时期，一方面与弟子们读书论学、著书立说，另方面仍联系实际、关心时政、体察民情，并试验井田制。在他看来，治学讲学的目的是为社会服务，是为了培养合格的实用人才，“学与政”应“不殊心而得”。张岱年说：“关学和洛学，两派的学风颇不相同。关学关注研究天文、兵法，医学以及礼制，注意探讨自然科学和实际问题。……洛学则专重内心修养，‘涵泳义理’，提倡静坐，时常‘瞑目而坐’”（《关于张载的思想和著作》、《张载集》第12页，中华书局，1978年版）。张载的这种“经世致用”的求实精神，也基本上为后代的关学家们所继承和发扬。 从宋末至清初，关学学者们无论是入仕为官，还是著书讲学，都表现了求实尚用的可贵精神。 元朝统一后，朱子之学北传入关，为关学复起创造了条件，尽管当时的关学受到了朱学的影响，但仍然保持着张载的“实学”学风。杨奂、杨恭懿、同恕诸人，治学总是从“志于用世”出发，“指陈时病”，“耻为章句”，其著述“往往有关名教”。 明代关学中兴，学者们虽然受到朱、王二学浸染，但其实学之风，持而不坠。吕柟、杨爵、马理、冯从吾这些代表人物，都不以“空谈性命”为尚，而是以“学贵力行”、“体用一原”为宗。 吕柟认为学问应“从下学做起”，把“做事”与“做学”统一起来。他说，“今人把事做事，学做学，分作两样看了，须是即事即学，即学即事，方见心事合一、体用一原的道理”（《明儒学案》卷8），他还要求弟子们要“干禄念轻，救世意重”。 杨爵提出，为学既要“慎思不怠”，也要“有睹有闻”，主张深入实际。亲身体验、认识事物、应酬事态。 冯从吾力倡“困而能学”、“学而能行”的习行学风，认为知识能运用于实践，才是真学问，他以学射为例，阐述学行结合的道理，说“学射者不操弓矢而谈射，非惟不能射，其所谈未必当。” 明清之际，随着实学思潮的激荡，关学学者在这时代思潮的大合奏中，又一次高奏起“经世致用”的乐章。 李因笃提出，研究经学的目的是通晓治国之道，有裨于国计民生。据此，他在自己的学术著作中，结合现实，针砭时弊，陈献良策。例如，对于以科贡之法还是以选举之法选拔人才这一问题，他的看法是“天下必无无弊之法，善用之可也”。李柏针对夸夸其谈、华而不实的学风，倡导“石不言而自坚，兰不言而自芳，海不言而自深，乾不言而自刚”的笃实精神。 李顒更是以“开务成务，康济时艰”为己任，提出“儒者之学，明体适用之学也”的重要思想。他说：“明体而不适用，便是腐儒；适用而不明体，便是霸儒。既不明体，又不适用，便是异端。”又说：“道不虚谈，学贵实效”；“立身要有德也，用世要有功业”。为了经世实用，他于政治、军事、律令、农田、水利、天文、地理无不广泛涉猎。他明确地把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作为自己“立志”、“治学”、“做人”的崇高目标，指导自己的人生实践，使自己成了明清之际国内实学思潮中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 “经世致用”、“开物成务”的实学精神，是关学七百年来培育的优良学风，它不但在宋明理学中独具特色，也在整个中国的思想史、学术史上放射着光彩，是至今值得我们珍惜和学习的优良传统。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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