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五）“崇高节操”的人格追求 关学学者，大都治学与做人并重，努力把真理追求和人格追求相统一。他们不但在学术研究上，作出了杰出贡献；而且在砥砺节操、锻铸人格方面，为学人们树立了崇高的榜样。崇尚节操的精神也是由张载开风气之先的，张载中年时代，正是王安石任宰相行新法之际，对王安石的新法，张载在政治上是基本赞同的，但由于他是北方学者，在“南北异乡，用舍异道”的风气盛行之时，他又不能不同“旧党”多有联系，而与“新党”“语多不合”。加之其弟张戬（当时任监察御史）与王安石矛盾尖锐，使张载深感不安，觉得“时已失，志难成”。为了不卷入新旧党派之争，他毅然托病辞职，“谒告西归”，隐于“人不堪其忧”的穷乡僻壤，讲学著述为生，“处之益安”，其高尚气节，为时人所称道。 后来关学学者多能继此高风，明代吕柟、杨爵、冯从吾等人不但在学术上，弘扬道德、重视节操、倡“仁心”、“善心”之说，立“正己”、“正心”之本，而且身体力行，躬身践履，养成了高尚的道德品质和超群拔俗的气节。他们少年笃学，刻苦攻读，孜孜不倦，进德修业，志在圣贤。或以“文必载道，行必顾言”为准则（吕柟），或以“做天下第一等人，为天下第一等事”为鸿志（杨爵），或以“个个人心有仲尼”为箴言（冯从吾）。入朝为官时，刚正不阿，忠肝义胆，不畏权贵，直言敢谏，“直声震下”。 吕柟先后因上疏武宗、世宗“亲政”、“兴礼”、“勤学”，几乎被权倾朝野的宦官刘谨杀头，曾经被皇帝下狱、贬官； 杨爵因上疏批评皇帝“任用非人，兴作未已，朝讲不亲，信用方术，阻抑言路”而被世宗两度入狱究治，在狱中数年，被毒打折磨得屡濒于死而素志不移，秦然自若，最终被削职为民； 冯从吾任御史时，坚决与贪官污吏作斗争，冒死直谏指责神宗“朝政废驰”，两度被罢官，多次受宦官诬陷，而不改特然之节。 任职地方时，他们勤政廉洁，不收贿赂，拒收馈赠，兴利除弊，秉公执法。如吕柟为解州判官时“善政犁然”，杨爵任河南监察御史时，反对朝廷横征暴敛，汉从吾在河南长芦负责监政时，严厉打击不法商贾及税吏。 明代的关学学者大多走的是因“学著”而后为“官”，又因不愿与黑暗势力同流合污而“辞官”为“学”的人生道路。吕柟曾两度辞官还乡，杨爵一次辞官，一次被罢官，冯从吾曾三次辞官，一次被罢官。这种从因“学”而“官”到辞“官”为“学”的曲折道路，也是他们的崇高节操的突出表现。 明清之际的关学家们，在天崩地解、朝廷更迭的历史风浪中，也表现了可歌可泣的民族气节和坚贞卓绝的人格精神。 李因笃深感亡国之痛，矢志反清复明。被诏举为官时，力辞不赴，以死抗拒，后被迫受命不到一月，即以母老无依为由上书37次，终被获准回家养母。 李柏在改朝换代之后，隐居太白山中，躬耕田亩，攻读诗书，当朝廷由地方贡举他出仕时，断然拒绝。 与黄宗羲、孙奇逢并称“三大儒”的李顒（李二曲），在极端艰难的环境中自奋自立，“超然于高明广大之域”、“自拔于流俗之上”，安贪乐道，终生不仕，明亡之后，坚持强烈的民族气节不肯臣事清廷，与顾炎武交往论学，共图复明大计。康熙时，他被举荐为“博学鸿儒”，在官府的威逼利诱下，自称病笃，坚不就任，甚至以死相抗，绝食六日。此后，屏居土室，反锁家门，拒不外出。康熙至陕时又欲召见，他以病恳辞不赴。 关学学者这种坚贞气节和高尚人格，受到当时士人和后代史家的高度赞颂。例如赞吕柟为“真铁汉”、“真祭酒”、“当代师表”、“家之孝子，乡之善人，国之忠臣，而天下之先觉天民也”（《关学论》）；誉杨爵为“直节精忠，有光斯道”（同上）、“万古清香雪里梅”；称冯从吾为“关西夫子”、“直声震天下”；颂李二曲为“天之北斗，地之泰山”、“志操高洁”。清代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说：关学学者“多以气节著，风土之厚，而又加之学问者也”。诚哉斯言！ （六）“博取兼容”的治学态度  “秦甸山河半域中，精英孕育古今同。”（资料图 图源网络） 关学学者虽学有宗旨、业有专攻，但却在治学态度和方式上，遍览博采，不守门户，善于吸取各家之长，能够掌握多门知识。其一，是由于他们的代表人物大都走的是“坚苦力学，无师而成”的学术道路；其二，与他们“经世致用”的求实学风相关；其三，是因为关学在历史上没有如程、朱理学那样被作为统治思想受到封建王朝的大力扶植和着力推崇。张载作为理学奠基人之一，曾被统治者封为“眉伯”，从祀孔子庙庭，但他的学术思想特别是“以气为本”的本体论，并未受到封建统治者的赞赏。所以，从总体上看，关学是宋明时期的一个民间学术派别。 关学的博取兼容特征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积极主张多方面探求知识，努力开拓广阔的学术领域。不少学者如张载、李复、韩邦奇、李顒、李因笃，不但提倡“博学”、“取众”，而且本身就是天文学家、地理学家、数学家、医学家、律吕学家、文学家、诗人。他们善于学习和掌握当世自然知识和人文知识的最高成果，并将其渗透于哲学、经学之中，建立起知识广博的学术体系。张载明确提出“惟博学然后有可得”、“学愈博则义愈精微”、“见物多，穷理多，如此可尽物之性”，大力提倡“取益于众”。杨爵也指出博学才能精通。李因笃提倡博学强记，他本人深谙经学、精于音韵、善长律诗，颇通天文、历法、治河、漕运、盐政、钱法、史法诸术。李二曲主张广泛学习，认为“咸经济所关，宜一一潜心”，他的治学领域十分广博。 二是能兼容各派学说，吸取不同学派的学术思想，在学派分野中，往往保持一种中和性格。张载“少孤自立，无所不学”，苦心力索终于达到了“吾道自足，何事旁求”的程度，独创了别具特色的关学。张载之后，关学学者，一方面保持其崇儒、崇礼、求实的关学传统，另方面则出入于关学之外的其他学派。张载的亲炙弟子三吕和苏昞在张载去世后依附洛学，“及程门而进之”，使关学有了洛学“涵泳义理”的特点。但在学术主旨上仍“守横渠学甚固”（《河南程氏遗书》第十九），表现了兼容的态度。明代中叶，关学中兴，涌现出了一大批学人，其中高陵吕柟、三原马理、朝邑韩邦奇、富平杨爵、渭南薛敬之、长安冯从吾是其铮铮者。他们多受其他学派特别是受朱熹、王阳明之学的影响，既守关学的学旨，又蕴涵各家之长。吕柟的“仁心说”、冯从吾的“善心说”，显然有着王学“良知说”的烙印，但他们又以关学来调停朱、王，溶解朱、王。明未清初的李二曲，在理学自我批判的时代思潮中，对关学作了总结，其总结方式是按照“躬行礼教为本”的关学宗旨和“崇实贵用”的关学学风，将程朱陆王“融诸一途”，提出了富有特色的“悔过自新说”和“明体适用说”。关学这种博取兼容的学术态度，虽然会使“学统”不纯、“学绪”不贯、“学路”曲折，但却体现了兼容并包，不守门户，勇于吸收，善于融合的可贵精神。 3 现代启示  “古来贤杰知多少，何代无人振素风。”（资料图 图源网络） 张载的气一元论本体论哲学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唯物主义哲学发展的重大成果，对后代产生了深远影响。明代的王廷相，推崇张载“太虚即气”的学说，认为“横渠此论，阐造化之秘，明人性之源，开示后学之功大矣”（《横渠理气辨》）。尤其是明清之际的唯物主义哲学家王夫之，极力推崇张载，一再宣称是张载气一元论的继承者。说自己平生的志向是“希张横渠之正学而力不能企”。十九世纪以来的国外学者。也对张载的气论高度赞扬。有的说它“是十一世纪关于感应原理的非常明确有力的叙述，”长期保持着“它的活力”（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有的称其足以同“现代哲学之父”笛卡尔的“以太”、“旋涡”说相匹敌（丁韪良《翰林集》）。无论其评价是否恰当，都显示了张载哲学的杰出成就和影响。清初王夫之说：“张子之学，上承孔孟之志，下救来兹之失，如皎日丽天，无幽不烛，圣人复起，未有能易焉者也”（《张子正蒙注序论》）。纵观中国哲学史，审视张载所处的座标位置及深远影响，可以说，王夫之的评价并非过誉溢美之词。 关学作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一个学术思想学派，不但在学术思想上为中华民族的理论思维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在哲学史、学术史上占有着重要的地位，而且在学术精神上形成了自己鲜明的特色。尽管它同其他地域文化一样有着自身历史和地域的局限，如保守、拘谨、竞争意识淡薄、创新力度不足，等等。但其中蕴含的重使命、崇道德、求实用、尚气节、贵兼容的优秀精神，对关中人有着重大的积极的影响。首先，它培育了关中以至陕西人浑厚、坚实、耿直、质朴的文化性格，其次，它培育了关中学者勤奋、求实、严谨、有责任心、有正义感的精神品格。 时至今日关学精神仍具有现实意义和宝贵价值。它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崇高使命意识和承担精神，它的“旋起新知”、“勇于造道”的独创精神，它的“民胞物与”、“大心体物”的道德理想和宏大胸襟，它的重视节操、刚正不阿的人格追求，它的“经世致用”、“开物成务”的求实精神，它的博取兼容、不守门户的学术态度等等，不但是优化陕西社科工作者的精神品格和治学作风的宝贵营养，更重要的是提升陕西人的综合素质和人文精神的宝贵资源。为了构建和谐陕西、推动陕西社会全面发展，我们应该继承关学的优秀精神传统，克服其局限与不足，在与时代精神结合中，对其改造更新，将它发扬光大。也一定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使关学的优秀精神重放光辉，再呈异彩，正如北宋邵雍和张载诗所云： “秦甸山河半域中，精英孕育古今同。 古来贤杰知多少，何代无人振素风。”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