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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经》指《仪礼》，后来又陆续出现了《周礼》和《礼记》，也被列为经典，合称“三礼”。其中包括政治制度、宗教仪式、社会生活、风俗习惯等方面的规范和理想，内容非常丰富；关于宴会、婚姻、丧葬的规矩和仪式讲得尤其详明，甚至显得有点繁琐。 儒家不提倡暴力，强调以“礼”来治国，治家。“礼”的根本精神也许可以说是感恩和安分：对于天地、君主、长辈和老师，都要懂得感恩（所以旧时代家家有“天地君亲师”的牌位）；做人要明确地认识自己的身份、地位和处境（“分”），绝对不能越位越轨，更不能犯上作乱——这样天下就太平，社会就和谐了。这样的思想有它的合理因素，有助于社会的稳定；当然礼教也会被统治者所利用，作为巩固其统治的手段，而他们自己却不讲什么感恩和安分。 《乐经》的失传是一个极大的遗憾。古代礼乐并称，儒家认为音乐的本质是和谐，具有提高人的素质、移易社会风俗的伟大作用。“《乐》以道和”（《庄子·天下》），这种美学思想在《礼记·乐记》里讲得很充分，对后代具有重大影响。 《易经》亦称《周易》，本来是一部占卜时备查的手册，带有上古的迷信色彩，但其中用一长横（——）和两短横（－－）两种符号来代表世界的基本构成元素，又将它们排列组合起来形成八卦，再将八卦重叠组合起来而成六十四卦，据以判断吉凶，预测未来，表明了古人已有发达的抽象思维能力，这是很了不起的。六十四卦的每一卦由六条符号组成。对全卦的解说称为卦辞，对其中各条符号（由下往上数）的解说称为爻辞，都相当具体，有可操作性。后来儒家对《易经》提出种种富有哲理性的解释，统称《易传》，“传”就是解释的意思。《易传》影响极大，其中有着丰富的辩证法和对于社会人生的深刻观察，理论色彩浓厚，意义已远不限于占卜了。《易传》的出现大大提高了《周易》的地位，到《汉书·艺文志》，《易》已高居群经之首，这样的排名后来再也没有变化过。 在儒家经典中，《易经》的阐释空间最大，所以后来的研究最繁荣，其中牵强附会的东西不免也最多，至今仍方兴未艾。 《春秋》是一部鲁国的编年史，以鲁国的十二公为纪年顺序，起于隐公元年（前722），终于哀公十四年（前481），记载这244年间的战争、盟会、篡弑、祭祀、灾异、礼俗等等。这部大事纪要据说为孔子所作，后来有三种解释性的著作，即《公羊传》《榖梁传》《左传》。 孔子对历史人物的态度含而不露，特别讲究措辞的委婉，有所谓“春秋笔法”。《左传》成公十四年引君子曰：“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汙（污），惩恶而劝善”，其中的褒贬并不明言，但从在用词上就可以看出。《春秋》的语言非常精练，讲究造句和修辞，对后代史学家、文学家影响很深。 春秋三传中《公羊传》《榖梁传》属于今文经学。《公羊传》出于孔子弟子子夏的学生齐人公羊高，《榖梁传》出于子夏的另一个学生鲁人榖梁赤。这两部书都是解释《春秋》之微言大义的，近于历史哲学和政治学。公羊学的影响尤为深远巨大。 《左传》则是所谓古文经，其流传有两个系统：一出于孔子旧居屋壁，用秦以前的字体写成；一由荀卿传授，又有楚国太傅铎椒摘抄它，赵国的宰相虞卿撮录它；到西汉，从张苍、贾谊一代一代往下传，以至于刘向、刘歆父子，一直在民间流传。《左传》的作者相传是左丘明，其人的详细情况现在不是很清楚。 《左传》不讲什么微言大义，专重史实。《春秋》仅为大事记，这里则有相当具体的叙述——两者的关系近于标题与正文；又有纠正《春秋》所叙之错误，并说明其原因的内容；对于《春秋》未记之事有时也加以叙述，形成所谓“无经之传”。总之《左传》乃是一部更为详备的春秋时代的编年史，同时也是一部文学名著，因为这里不取《春秋》那种简要记事而藏深意的办法，却记叙了许多戏剧性的情节和栩栩如生的人物。 左丘明还写过一部《国语》，乃是国别体的史料汇编，大抵是比较原始的史料，重在纪实，可以与《左传》互为补充，也被称为《春秋外传》。现在一般认为此书乃是先秦史家编撰各国史料而成。全书分8个部分：周语、齐语、晋语、郑语、楚语、吴语、越语，其中晋语占的比例最大。 《左传》《国语》和比较晚出的《战国策》乃是先秦历史散文中的三大名著，其中精彩的片段经常被选入语文教材。 《诗》《书》《易》、三礼、三传，加起来是九经；再加上《论语》《孟子》《孝经》和《尔雅》（一部讲文字训诂的专书），合称“十三经”，一共有六十几万字。自从宋朝绍熙年间确定了这一组合之后，再也没有变动过。最通行的读本是清儒阮元编校的《十三经注疏》，其嘉庆刻本后来有影印本。把这十三部经典弄清楚，那就是一位儒学专家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