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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天道如何落实为人道：“教，所以生德于中者也。” 作为物质世界形上之理的“行”是如何转化为人的内在之性（“德之行”）的呢？楚简提出了“教，所以生德于中者也”（《性自命出》）的命题，把教化看作是德“形于内”的重要路径。每个人一生下来，其心性大致相同，为什么后天会形成巨大的差异呢？就是因为“教”造成的，所以，《性自命出》说：“四海之内其性一也。其用心各异，教使然也。”教的内容不同，决定了后天人性的差异。楚简所说的“教”，不是“教以言”、“教以事”、“教以权谋”，而是“教以礼”、“教以乐”，教人就“道”，教人有“德”。 “德”所涵纳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礼乐，倡导礼乐是儒家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楚简讲“教之以德”，首先就是要把礼乐文化根植于人心。楚简《尊德义》云：“德者，且莫大乎礼乐焉。治乐和哀，民不可惑也，反之此，枉矣。”可以说，“德”之中最重要的内容就是礼乐了，治理“乐”，调和“哀”，民众就不会迷惑。反此而行，就会不正。此外，《尊德义》还说：“由礼知乐，由乐知哀。”《语丛三》说：“乐，服德者之所乐也。得者乐，失者哀。”《语丛一》说：“（性生仁，仁生忠，忠生信，信）生德，德生礼，礼生乐。”《五行》说：“乐则有德”，“不乐无德”。所有这些都说明了“德”与“礼乐”有着密切的关系，“礼乐”是把物质世界的外在之理（“行”）转化为人的内在之性（“德之行”）的重要路径。这一思想在《礼记·乐记》和《吕氏春秋·音初》中都有类似的表述。  倡导礼乐是儒家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资料图 图源网络） 楚简“教”以生德的路径，除了“礼”、“乐”外，还有“仁”和“信”。楚简《缁衣》说：“上好仁则下之为仁也争先。故长民者，彰志以昭百姓，则民致行已以悦上。《诗》云：‘有觉德行，四方顺之。’”君主好仁则天下归于仁。故楚简又引《诗经》云：“成王之孚，下土之式”，并引《尚书·吕刑》云：“一人有庆，万民赖之”，以说明君主之“仁”对于成德治国的重要性。《成之闻之》则阐释了“信”对成“德”的重要意义。其云：“行不信则命不从，信不著则言不乐。民不从上之命，不信其言，而能含德者，未之有也。”行不信民众就不会服从，言不信民众就不会喜欢。民不从其命，不信其行，怎么能成就涵纳大德呢？“是以上之恒务，在信于众。《诰命》曰：‘允师济德’（何）？此言也，言信于众之可以济德也。”济德，就是成就道德。取信于众才可以成德。可见，楚简把“信”看作是“生德于中”的一条重要途径。 值得注意的是，楚简在把礼、乐、仁、信看作成就“德”的重要路径的同时，对政、刑并没有采取排斥的态度，这一点与《论语·为政》所载孔子的思想略有不同。《为政》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孔子认为，如果用政法来诱导百姓、用刑法来整顿天下，百姓虽免于犯罪，却没有了廉耻之心；但如果用德来诱导他们，用礼来整顿天下，百姓不但有了廉耻之心，而且民心归附。很明显，孔子对德和礼是褒扬的，对政和刑则是贬抑的，但到了楚简这里就不同了。楚简《缁衣》云：“长民者教之以德，齐之以礼，则民有劝心。教之以政，齐之以刑，则民有免心。故慈以爱之，则民有亲；信以结之，则民不倍；共以位之，则民有逊心。”这段话可与今本《缁衣》相对照：“夫民教之以德，齐之以礼，则民有格心。教之以政，齐之以刑，则民有遯心。故君民者子以爱之，则民亲之；信以结之，则民不倍；恭以涖之，则民有孙心。”（朱彬，第803页）今本和楚简本均是先言教之以德、齐之以礼，又言教之以政、齐之以刑，认为德、礼和政、刑同样重要。楚简《语丛一》则把这一思想表述得更为明确：“其刑生德，德生礼，礼生乐，由乐知刑。”刑可以生德，德可以生礼，礼可以生乐，由乐则可以知刑。如此一来，德和刑的关系不仅不是截然对立的，而且是循环相生、辩证统一的。《说苑·政理》云：“治国有二机，刑德是也。”《礼记·曲礼上》云：“道德仁义，非礼不成。”《礼记·乐记》则云：“礼乐刑政，其极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礼乐刑政，四达而不悖，则王道备矣”。凡此等等，都是将“德”与“礼乐政刑”统一起来，其基本思想和楚简的思想恰相呼应。 因此，在楚简中，“礼”、“乐”、“仁”、“信”、“政”、“刑”等都以不同的方式和“德”发生关联，它们都是把作为物质世界形上之理的“行”转化为人的内在之性的“德之行”的基本路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