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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性之动、逆、养、长与性之化、积  荀子（资料图 图源网络） 从思孟性善的意义说，人的成贤成圣的过程是一个不断向自我本性回复、不断光显自己本性的过程，也就是说本性不可化，也不能化，性善而化，岂不恶乎？荀子的性是材性、质性，是应化、应塑、应造的，如果不化，岂不永恶？而《性情》之性恰恰是可化、可塑、可造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性情》与荀学更接近而与思孟学更疏远。它说： 凡性为主，物取之也。金石之有声，（弗扣不鸣，人之）虽有性心，弗取不出。 凡心有志也，无与不（可。人之不可）独行，犹口之不可独言也。牛生而长，雁生而伸，其性（使然，人）而学或使之也。 凡物无不异也，刚树之也，刚取之也；柔之约，柔取之也。四海之内，其性一也，其用心各异，教使然也。 凡性，或动之，或逆之，或交之，或厉之，或绌之，或养之，或长之。 凡动性者，物也；逆性者，悦也；交性者，故也；厉性者，义也；绌性者，势也；养性者，习也；长性者，道也。在《性情》的作者看来，人不同于动物，动物的本性就是它的本能，如“牛生而长”即牛生下来就能站立、成长，“雁生而伸（声）”即鸿雁生下来就能发出叫声，这是“性，使然也”，人性即人之所以为人之性或者说人之所以为人，需要后天的学习，需要一个社会化的过程人才能成为人，“人而学或使之也”。在孟子看来，人的仁、义、礼、智四端是生而有的，非外铄于我者，我们并不否认子思、孟子强调学习的重要性，强调教的重要性，但在人性的本源处，他们认为道德仁义不是通过教、学获取的，而是与生俱来的。“反求诸己”、“不失赤子之心”成为孟子的追求。荀子相反，他认为，人性是复杂的，人的许多本领乃至道德仁义都是后天获取的，所以他强调师法的重要性，强调教化的重要性。由此荀子非常强调学习在人格形成中的重要作用，故有《劝学》一篇传诵千古。“木受绳则直，金就砺则利”就是说人只有通过教化才能成为一个合格的人。“譬之越人安越，楚人安楚，君子安夏，是非知能材性然也，是注错习俗之节异也。”“尧禹者，非生而具者也。夫起于变故，成乎修为。”（《荀子·荣辱》）“教使之然也”这一命题近于荀学传统而远于孟学传统。 在《性情》作者看来，人之“性”不是生来如此，一成不变的，而是可动、可逆、可交、可厉、可绌、可养、可长的。动、逆、交、厉、绌、养、长等等是性的完成的方式或手段，至于用什么方式、手段完成人之所以为人之性，提出了物、悦、故、义、势、养、习、道等等，这些可视为人之所以为人之性之完成的工具。顺思孟传统，养性、长性等没有问题，因为思孟认为人之与生俱来的本性，是晶莹、清彻、透明的，是善的，吾人只能保之养之、长之成之，因而思孟传统不会认同对人性绌（屈缩）、逆（压抑）、交（通绞）（绞杀）、厉（磨砺）等等，而荀学系统则全部认同。荀学传统认为人性是复杂的，其中有材性、情性、欲性、知性、义性等等，对如此复杂的人性，荀子主张化、习、积、伪等多重手段整治之。对待人之“偏险而不正，悖乱而不治”的情性、欲性，荀子主张通过“矫饰”、“扰化”等手段，“然后出于辞让，合于文理，而归于治。”（《荀子·性恶》）但对于“义性”或“人道之辨”，荀子主张积之长之，“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荀子·王制》）“然则人之所以为人者，非特以二足而无毛也，以其有辨也。……夫禽兽有父子而无父子之亲，有牝牡而无男女之别，故人道莫不有辨。”（《荀子·非相》）“积善成德，而神明自德，圣心备焉。”（《荀子·劝学》）“圣人也者，人之所积也。”（《荀子·儒效》）这种积当然是积人之义性。故而绌之逆之、砺之交之等对治人性的手段不能为思孟所认同，但完全可以为荀子所认同，长之养之等对治性之手段为思孟学派所认同，同样也为荀学所认同，故而《性情》近于荀学传统而远于思孟传统。 《性情》的有些语言、思想完全为荀子所继承。正如有些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刚树之也，刚取之也；柔之约，柔取之”，荀子在《劝学》中转化为“强自取柱，柔自取束”。《性情》的“四海之内，其性一也，其用心各异，教使然也”，荀子在《劝学》中将之转化为“干、越、夷、貉之子，生而同声，长而异俗，教使之然也”。在《性情》中，“圣人比其类而论会之，观其先后顺逆之，体其义而节文之，理其情而出入之，然后复以教”，荀子将之转化为“故诵数以贯之，思索以通之，为其人以处之，除其害者以持养之。”《性情》中“凡声其出于情也信，然后其入拨人之心也够”，《荀子·乐记》：“其声乐之入人也深，其化人也速。故先王谨为之文。”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