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行事处世以“自然为法”是中国哲学的基本要求（资料图 图源网络） 行事处世上的自然主义。中国哲学中的“自然主义”也表现在行事处世上。行事处世以“自然为法”是中国哲学的基本要求。老子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五章）孔子说：“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泰伯）《易传》说：“是故天生神物，圣人则之；天地变化，圣人效之；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系辞上）具体而言，其一，治理国家应遵循“无为而治”的原则，不要“无中生有”，更不要“胡作非为”。老子说：“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五十七章）简言之，道家是“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其二，开展农事活动应遵循自然本有的运行规则，以“改造”自然、“征服”自然，所谓“使民以时。”（学而）而且，只有让老百姓“顺应时令”地实施农活，自然资源才能取之不尽、用之不绝。孟子说：“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林木不可胜用也。”（梁惠王上）中国哲学的这种主张，在《礼记》的《月令》篇中被发挥的淋漓尽致。其三，对待身边的“事象”应“顺其自然”，不要“无事生非”。孔子说：“成事不说，遂事不谏，既往不咎。”（八佾）就是说，做过了的事即便没有弄清楚也不再解释，完成了的事即便不完善也不再修补，已去的往事即便留有遗憾也不再追究。庄子认为，已有者就没有增加的必要，已为者也没有重复的必要。他说：“日月出矣，而爝火不息，其于光也，不亦难乎？时雨降矣，而犹浸灌，其于泽也，不亦劳乎？”（逍遥游）而最应有的态度是“顺其自然”，所谓“鹪鹩巢于深林，不过一枝；偃鼠饮河，不过满腹。”（逍遥游）其四，在知识态度上应该实事求是，不要“强物就我”。孔子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为政）《管子》提倡按照事物本貌认识事物，所谓“因也者，舍己而以物为法者也。感而后应，非所设也；缘理而动，非所取也。”（心术）邵雍对“以物观物”之法进行了肯定，认为是“性公而明”，他说：“以物观物，性也；以我观物，情也。性公而明；情则偏于暗。”（观物篇）可见，以“自然为法”展开人的认识活动，是中国传统哲学认识论的基本特点。概言之，中国哲学在治理国家、农业生产、物事处理、知识态度等方面所表现出来的智慧，都有鲜明的“自然主义”倾向。  “与天地参”的气象，是人生的一种超越（资料图 图源网络） 人生境界上的自然主义。中国哲学中的“自然主义”也表现在人生境界上。表现在人生境界上的“自然主义”，绝不说人生的目标就是衣食住行，而是指“与天地参”的气象，是人生的一种超越，这种超越是去物、去我、去私的，是对人与自然关系做了深切而健康的体悟之后确立起来的。孔子的人生境界通常被确定为道德境界，所谓“孔颜乐处”，所乐者“道”也、“仁”也，所谓“君子谋道不谋食”，所谓“杀身成仁”。然而，孟子及其后来的儒家对“仁”的阐述，让我们领悟到，“仁”的境界实际上是“人与万物为一体”的境界。孟子说：“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尽心上）万物即我，我即万物；悟此而诚，是为大乐；行此道而不息，“仁”即在身。所以，“仁”的境界就是“人与万物为一体”的境界。程颢对“仁”何以为“人与万物为一体”的境界做过解释。他说：“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莫非己也。认得为己，何所不至？若不有诸己，自不与己相干。如手足不仁，气已不贯，皆不属己。”（《二程遗书》卷二上）就是说，如果手足麻木，人就不能意识到手或足的存在，这就叫“不仁”；反之，人必然意识到手足的存在，并意识到手足与整个身体是一体的，这叫着“仁”。所以，“仁”便意味着“人与万物为一体。”“诚”是中国哲学中的另一重要范畴，也是中国哲学境界的表达方法之一。那么，“诚”所表达的是一种什么样的境界呢？《中庸》说：“唯天下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十九章）何为“诚”？《中庸》说：“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十七章）所谓“人之道”，即通过人为而“诚”，就是说，“诚之者”之“诚”是通过人的主观努力实现的。与此对应，“天之道”则是自然之道，就是说，“诚者”之“诚”是不需要通过人的主观努力即可实现的。用王夫之的话讲便是“天理之实然，无人为之伪也。”（诚明篇）所以，“诚”便是“真实无妄”，便是“尽其实”。《中庸》认为，将此“诚”修到极至，便可尽显其性；因人、物相通，故可进而尽显他人之性、尽显万物之性；而能尽显万物之性，便可欣赏、赞颂并引导万物化生繁育，从而达到“与天地万物融为一体”之气象。可见，“诚”即是“与天地参”境界。道家人生境界的“自然主义”特色尤为鲜明。名利是人人所渴求的，追求名利是人生内容的重要部分，但有些人为了名利而不择手段，甚至丢掉性命。老子认为，名利对人的身心是有害的，所谓“名与身孰亲？身与货孰多？得与亡孰病？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四十四章）因此不应执着名利，而应像自然那样学会放弃：“万物作而弗始，生而弗有，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二章）每个人都以“我”的形式存在，而且都十分在乎“我”，有些人会因此而陷入困境，所谓“吾之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二十五章）所以老子要求人们“无我”、“无身”，如此才能更好地保全“我”：“及吾无身，吾有何患？”（十三章）面对名利而“生而不有”、面对自我而“无身无我”，所呈现的就是一种“自然主义”的境界。庄子有所谓“坐忘”说：“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大宗师）“离形去知”而与“大通”（自然）同一，是谓“坐忘”，可见，“坐忘”本质上是与自然为一体的境界，也就是所谓“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齐物论）总之，在人生境界上表现为“自然主义”特征，不仅儒家哲学如此，道家哲学亦然。 按照胡适先生的看法，哲学包括“一，天地万物怎样来的（宇宙论）；二，知识思想的范围、作用和方法（名学及知识论）；三，人生在世应该如何行为（人生哲学）；四，怎样才可使人有知识、有思想、行善去恶（教育哲学）；五，社会国家应如何组织、如何管理（政治哲学）；六，人生究竟有何归宿（宗教哲学）”等六大门类，那么我们如上的讨论表明，“自然主义”的确渗透并影响着中国哲学的多个方面：世界观、思维方法、人生境界、行事处世、生死态度、治国方式等方面，因而我们基本上可以说，“自然主义”是中国哲学中的一种重要特质。 (责任编辑：admin) |